第十六章顧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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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頁。
②《日知錄》卷13“廉恥”條。
③《日知錄》卷1“遊魂為變”條。
①《日知錄》卷1“形而下者謂之器”條。
②《日知錄》卷18“内典”條。
①《亭林文集》卷4《與人書二十五》，見《詩文集》第98頁。
流變，希望“聖人複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這同他著《日知錄》一樣，都是為了“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顧炎武“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于時事，慨然以複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
”這一方面說明顧炎武的思想沒有擺脫“法古用夏”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所談的“經世之務”是與清政權的統治相抵觸的，在“法古用夏”的形式下包含着積極進步的内容。
顧炎武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批判。
他說：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
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
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内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
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窮？國焉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很明顯，顧炎武所說“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其批判的鋒芒是指向君主專制的。
他所說君主專制是民生日貧、國家日亂的根源，與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指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樣表現了明清之際的有識之士通過總結治亂興亡的曆史教訓，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所覺醒。
顧炎武認為君主專制的弊病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了不得不進行改革的地步。
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即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權，把“辟官、莅政、理财、治軍”四權歸于郡縣。
顧炎武發揮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此作為批判君主專制的武器。
他說：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
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顧炎武認為，君與臣都是為民而立，他們取得俸祿都是因為有管理之責，行代耕之義，因此，君與臣“一也”。
在這裡，顧炎武突破了君尊臣卑、君貴民賤的傳統觀念，在民本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君臣平等的思想。
他還反對君主有“絕世之貴”，取“無事之食”，他認為君主的“自尊”和“自奉”是造成權力争奪、政治不穩定的原因。
顧炎武的這些思想見解與黃宗羲的很相似。
顧炎武把“國”和“天下”區分開來。
如有一段名言：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顯然，顧炎武所說的“國”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同它相對的則是包括天下人民利益在内的“公天下”。
顧炎武認為，②《亭林文集》卷4《與人書二十五》，見《詩文集》第98頁。
①《亭林文集》卷1《郡縣論一》，見《詩文集》第12頁。
②《日知錄》卷7“周室班爵祿”條。
①《日知錄》卷13“正始”條。
朝代的更替是君與臣統治階層的事，而道德的存亡關系到天下人民的利益，因此每個人都應負起責任。
他還說：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
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
蓋權衡于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
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②這段話與呂留良在《四書講義》中強調“華夷之防”大于“君臣之倫”，可以說是異口同聲。
把這段話同前面一段話相參照，可知顧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為重要，而對傳統儒家的“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做出了否定，對君主政權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懷疑，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滲透了民主的意識。
顧炎武抨擊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說它敗壞人才有甚于秦始皇焚書坑儒。
他還指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
當時的生員有五十多萬，由于這些生員戶的賦役和科舉考試的費用都轉移到人民頭上，所以“病民之尤者，生員也”。
他大聲疾呼：“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
”①他主張改革以八股文取士，讓讀書人把在八股文上所花的功夫“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他還主張廣開才路，用選舉之法，“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②。
這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思想。
顧炎武早年參加“複社”，受到過“裁量人物，訾議國政”的東林餘風的熏陶，因此他很重視“清議”的作用。
他認為，社會風俗的邪正關系到天下的治亂，而“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幹戈至矣”③。
他主張“存清議于州裡”，“進鄉評以扶國是”④。
他還針對孔子的“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提出反命題：“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⑤。
他的“清議”思想主要是指重視社會輿論的作用，而沒有提出建立議政機關的思想。
與他同時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即把學校作為議政的機關，這比顧炎武的思想要勝過一籌。
但是，顧炎武的“清議”思想與黃宗羲的思想一樣，盡管帶有曆史的局限，但都包含着民主議政的思想萌芽。
②《日知錄》卷7“
②《日知錄》卷13“廉恥”條。
③《日知錄》卷1“遊魂為變”條。
①《日知錄》卷1“形而下者謂之器”條。
②《日知錄》卷18“内典”條。
①《亭林文集》卷4《與人書二十五》，見《詩文集》第98頁。
流變，希望“聖人複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這同他著《日知錄》一樣，都是為了“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顧炎武“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于時事，慨然以複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
”這一方面說明顧炎武的思想沒有擺脫“法古用夏”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所談的“經世之務”是與清政權的統治相抵觸的，在“法古用夏”的形式下包含着積極進步的内容。
顧炎武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批判。
他說：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
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
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内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
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窮？國焉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很明顯，顧炎武所說“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其批判的鋒芒是指向君主專制的。
他所說君主專制是民生日貧、國家日亂的根源，與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指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樣表現了明清之際的有識之士通過總結治亂興亡的曆史教訓，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所覺醒。
顧炎武認為君主專制的弊病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了不得不進行改革的地步。
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即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權，把“辟官、莅政、理财、治軍”四權歸于郡縣。
顧炎武發揮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此作為批判君主專制的武器。
他說：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
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顧炎武認為，君與臣都是為民而立，他們取得俸祿都是因為有管理之責，行代耕之義，因此，君與臣“一也”。
在這裡，顧炎武突破了君尊臣卑、君貴民賤的傳統觀念，在民本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君臣平等的思想。
他還反對君主有“絕世之貴”，取“無事之食”，他認為君主的“自尊”和“自奉”是造成權力争奪、政治不穩定的原因。
顧炎武的這些思想見解與黃宗羲的很相似。
顧炎武把“國”和“天下”區分開來。
如有一段名言：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顯然，顧炎武所說的“國”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同它相對的則是包括天下人民利益在内的“公天下”。
顧炎武認為，②《亭林文集》卷4《與人書二十五》，見《詩文集》第98頁。
①《亭林文集》卷1《郡縣論一》，見《詩文集》第12頁。
②《日知錄》卷7“周室班爵祿”條。
①《日知錄》卷13“正始”條。
朝代的更替是君與臣統治階層的事，而道德的存亡關系到天下人民的利益，因此每個人都應負起責任。
他還說：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
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
蓋權衡于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
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②這段話與呂留良在《四書講義》中強調“華夷之防”大于“君臣之倫”，可以說是異口同聲。
把這段話同前面一段話相參照，可知顧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為重要，而對傳統儒家的“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做出了否定，對君主政權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懷疑，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滲透了民主的意識。
顧炎武抨擊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說它敗壞人才有甚于秦始皇焚書坑儒。
他還指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
當時的生員有五十多萬，由于這些生員戶的賦役和科舉考試的費用都轉移到人民頭上，所以“病民之尤者，生員也”。
他大聲疾呼：“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
”①他主張改革以八股文取士，讓讀書人把在八股文上所花的功夫“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他還主張廣開才路，用選舉之法，“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②。
這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思想。
顧炎武早年參加“複社”，受到過“裁量人物，訾議國政”的東林餘風的熏陶，因此他很重視“清議”的作用。
他認為，社會風俗的邪正關系到天下的治亂，而“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幹戈至矣”③。
他主張“存清議于州裡”，“進鄉評以扶國是”④。
他還針對孔子的“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提出反命題：“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⑤。
他的“清議”思想主要是指重視社會輿論的作用，而沒有提出建立議政機關的思想。
與他同時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即把學校作為議政的機關，這比顧炎武的思想要勝過一籌。
但是，顧炎武的“清議”思想與黃宗羲的思想一樣，盡管帶有曆史的局限，但都包含着民主議政的思想萌芽。
②《日知錄》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