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顧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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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卓著、影響深遠的偉大學者。
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經學、史學、音韻學、地理學、文學等領域都有重要的建樹，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許多積極進步的主張。
他的學生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說：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
學者将以明體适用也。
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
..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
顧炎武一生治學的方向可以用“經世緻用”來概括。
基于這種思想，他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造成的惡果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他說：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
..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将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對王陽明的心學更是攻擊不遺餘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
其在今日，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顧炎武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于宋明理學特别是王陽明心學的流禍。
他以“撥亂世，反諸正”為己任，提倡窮六經之旨、急當世之務的實學，這在當時起到了轉變一代學風的作用。
他還曾說：“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禅學也”③。
顧炎武用“古之所謂理學”即經學同宋明理學相對立，并且提出讀經應自考文、知音開始。
這一觀點被清代許多學者所接受。
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說：“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是顧炎武和黃宗羲開啟了先河。
實際上，顧炎武所提倡的經學絕不僅僅是訓诂考證，而是同“當世之務”緊密聯系的。
潘耒序《日知錄》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清代諸儒受到清政權的文字獄威脅，退回到故紙堆中，專治訓诂考證，正如梁啟超所謂：“隻算學得半個亭林罷了”④。
顧炎武針對宋明理學的空疏學風和假道學先生們的寡廉鮮恥，明确地提出了“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兩大宗旨。
他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
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①《日知錄》卷7“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②《日知錄》卷18“朱子晚年定論”條。
③《亭林文集》卷3《與施愚山書》，見《詩文集》第58頁。
④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之不被其澤。
顧炎武把治學和培養道德情操聯系起來，治學和培養道德情操都是為了經世濟民。
宋明理學造成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流弊，道學先生們“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後來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無恥之徒。
顧炎武對這些深惡痛絕，他認為清談可以亡國，“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②。
他提出“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兩大宗旨，一方面是對宋明理學的針砭，另一方面寓有通過嚴格讀書人的操守而振奮國民精神的深意。
顧炎武一生躬行實踐了自己的主張，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給後人樹立了楷模。
顧炎武在宇宙觀上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
他在解釋《易傳》中的“遊魂為變”時，引用了張載和邵寶的話。
張載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
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邵寶說：“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
”顧炎武接受了這些觀點，提出“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為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③。
這就堅持了世界是物質的，精神是物質所産生的唯物主義哲學命題。
他在解釋《易傳》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時，也提出了“非器則道無所寓”①的正确觀點。
顧炎武一生注重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和考察，雖在哲學問題上沒有做過系統的論述，但對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還是有所繼承的。
顧炎武批判宋明理學“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學之說耳”。
②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
顧炎武治學有兩大特點，一是注重實地的考察，一是重視書本知識的積累。
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說：［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J?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
出必載書數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尋檢讨，曾無倦色。
有一疑義，反複參考，必歸于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
顧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裡路”。
他的《日知錄》、《營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等著作都是實地考察和書本知識相互參證，認真分析研究以後寫成的。
顧炎武把寫書比作“鑄錢”，他鄙棄抄襲古書，改鑄古人的舊錢，他認為正确的方法是自己去“采山之銅”。
顧炎武重視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風土俗的考核。
凡立一說，必廣求證據，反複辨析，常用歸納法得出正确的結論。
這對于清代樸學方法的形成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顧炎武曾說過：“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①“明道”與“救世”在他看來是相互聯系而不可分的兩個步驟。
顧炎武的學術領域非常廣博，他在經學、史學、地理、音韻、詞章和金石文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
這些成就不是與他的政治思想相脫離，也不是為他的政治思想作掩護，而是與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結合。
例如，他著《音學五書》，考證古今音韻的①《亭林文集》卷3《與友人論學書》，見《詩文集》
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經學、史學、音韻學、地理學、文學等領域都有重要的建樹，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許多積極進步的主張。
他的學生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說：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
學者将以明體适用也。
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
..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
顧炎武一生治學的方向可以用“經世緻用”來概括。
基于這種思想，他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造成的惡果進行了激烈的批判。
他說：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
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
..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将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對王陽明的心學更是攻擊不遺餘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
其在今日，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顧炎武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于宋明理學特别是王陽明心學的流禍。
他以“撥亂世，反諸正”為己任，提倡窮六經之旨、急當世之務的實學，這在當時起到了轉變一代學風的作用。
他還曾說：“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禅學也”③。
顧炎武用“古之所謂理學”即經學同宋明理學相對立，并且提出讀經應自考文、知音開始。
這一觀點被清代許多學者所接受。
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說：“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是顧炎武和黃宗羲開啟了先河。
實際上，顧炎武所提倡的經學絕不僅僅是訓诂考證，而是同“當世之務”緊密聯系的。
潘耒序《日知錄》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清代諸儒受到清政權的文字獄威脅，退回到故紙堆中，專治訓诂考證，正如梁啟超所謂：“隻算學得半個亭林罷了”④。
顧炎武針對宋明理學的空疏學風和假道學先生們的寡廉鮮恥，明确地提出了“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兩大宗旨。
他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
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①《日知錄》卷7“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②《日知錄》卷18“朱子晚年定論”條。
③《亭林文集》卷3《與施愚山書》，見《詩文集》第58頁。
④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之不被其澤。
顧炎武把治學和培養道德情操聯系起來，治學和培養道德情操都是為了經世濟民。
宋明理學造成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流弊，道學先生們“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後來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無恥之徒。
顧炎武對這些深惡痛絕，他認為清談可以亡國，“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②。
他提出“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兩大宗旨，一方面是對宋明理學的針砭，另一方面寓有通過嚴格讀書人的操守而振奮國民精神的深意。
顧炎武一生躬行實踐了自己的主張，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給後人樹立了楷模。
顧炎武在宇宙觀上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
他在解釋《易傳》中的“遊魂為變”時，引用了張載和邵寶的話。
張載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
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邵寶說：“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
”顧炎武接受了這些觀點，提出“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為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③。
這就堅持了世界是物質的，精神是物質所産生的唯物主義哲學命題。
他在解釋《易傳》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時，也提出了“非器則道無所寓”①的正确觀點。
顧炎武一生注重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和考察，雖在哲學問題上沒有做過系統的論述，但對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還是有所繼承的。
顧炎武批判宋明理學“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學之說耳”。
②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
顧炎武治學有兩大特點，一是注重實地的考察，一是重視書本知識的積累。
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說：［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J?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
出必載書數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尋檢讨，曾無倦色。
有一疑義，反複參考，必歸于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
顧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裡路”。
他的《日知錄》、《營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等著作都是實地考察和書本知識相互參證，認真分析研究以後寫成的。
顧炎武把寫書比作“鑄錢”，他鄙棄抄襲古書，改鑄古人的舊錢，他認為正确的方法是自己去“采山之銅”。
顧炎武重視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風土俗的考核。
凡立一說，必廣求證據，反複辨析，常用歸納法得出正确的結論。
這對于清代樸學方法的形成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顧炎武曾說過：“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①“明道”與“救世”在他看來是相互聯系而不可分的兩個步驟。
顧炎武的學術領域非常廣博，他在經學、史學、地理、音韻、詞章和金石文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
這些成就不是與他的政治思想相脫離，也不是為他的政治思想作掩護，而是與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結合。
例如，他著《音學五書》，考證古今音韻的①《亭林文集》卷3《與友人論學書》，見《詩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