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黃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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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一卷，《南雷文約》四卷，《南雷詩曆》三種（分三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匡廬行腳詩》一卷；《始學庵集》若幹卷*，《庚戌集》若幹卷*，《蜀山集》若幹卷*，《老柳集》（庚寅至乙未年詩集）一卷*，《杏殇集》（丙申年詩集）一卷*，《金罍集》（丁酉、戊戌年詩集）一卷*，《露車集》（壬寅年詩集）一卷*，《心斷集》（癸卯年詩集）一卷*，《吳艇集》（甲辰年詩集）一卷*②。
此外，尚有不少詩文散存于清人詩文集和《竹橋黃氏宗譜》等書，足見宗羲著述之豐了。
①自著詩文集種類雖多，但多為重複結集，其主要文集是《南雷文定》，詩集是《南雷詩曆》，但諸本卷數、篇目均有異同處，故仍分别列出。
②以上六種詩集雖未見傳本，但其主要的當已收入《南雷詩曆》，故前人多不著錄，目見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
第六節 晚年順清，壽逾八旬 黃宗羲在後半生雖然主要從事于著述，但并沒有完全脫離政治。
他同清廷的關系，由對抗、不合作到基本順從，這也影響了他的政治意識的變化。
從順治至康熙初年，他對清統治者懷着強烈的民族仇恨，不僅在行動上進行武裝反抗，而且在《留書》、《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中還進行激烈的批判。
但在康熙時代，清朝的政權日益鞏固，康熙帝玄烨對順治時期的暴力鎮壓政策作了較大的修改，特别是對漢族知識分子采取了籠絡為主的政策，這無疑對黃宗羲的言行起着一定的影響。
康熙十六年（1677），侍讀學土葉方藹賦五古長詩一首，交董允瑤帶給黃宗羲，詩中有“興朝亟求賢，側席心殷殷”，“勿著羊裘去，蒼茫煙水濱”①之句，意在規勸黃宗羲結束隐逸生活，出來為清廷效力。
黃宗羲即次其韻答詩一首，稱“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勿令吾鄉校，竊議東海濱&rsquo②，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
次年，清廷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儒科”，以延攬人才。
葉方藹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
黃宗羲的弟子陳錫嘏當時在北京任職，代為力辭。
黃宗羲聞知後即緻書陳錫嘏表示感謝，說他對葉氏舉薦之事，“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歎”，而“喜兄（指錫嘏）之知我也”。
又說如果讓他“待诏金馬”，無異于“斷送老頭皮也”①。
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葉方藹兩位内閣學士，征聘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萬言北上修史。
黃宗羲從“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觀點出發，支持萬斯同“以布衣參史事”，但他在賦詩送行時告誡他們“太平有策莫輕題”②，表明其不與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黃宗羲年已七十一歲，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舉薦黃宗羲參與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撫“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托病力辭。
但他這時對康熙帝恐怕不太反感了，在給清朝官員的信中寫道：“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
”③這較之《留書》中罵清統治者為“夷狄”、為“虜酋”，已經大不相同。
所以，他自己雖不應聘，卻派遣自己的兒子黃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館去修史了。
在保持“遺民氣節”問題上，進入晚年的黃宗羲，一方面極力稱贊“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④，表彰諸如汪沨、謝泰階等明遺民不仕清廷的氣節，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能閉眼不看現實而采取與世毫無幹涉的絕對隐居生活，所以，他所謂的遺民标準，是本身“止于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廢“當世之務”的“得中”之士⑤，他認為那些“種瓜賣蔔，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馔者，皆過而失中者也”⑥。
他在《餘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志銘》中，①《黃梨洲詩集》頁66，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南雷詩曆》卷4，《次葉葉讱庵太史韻》，載《黃梨洲詩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①《與陳介眉庶常書》，載《黃梨洲文集》頁464、465。
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南雷詩曆》卷2，《送萬季野、貞一北上》，載《黃梨洲詩集》頁70。
③《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黃梨洲文集》頁465。
④《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⑤《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⑥《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為自己的處世态度辯護說：“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幹涉，有幹涉則有往來。
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
”①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導下，黃宗羲不僅和許多“勝國遺民”交往密切，而且和清廷不少重要官員時相過從，或書信往來，或登門拜訪。
例如，他同“昆山三徐”（内閣學士、刑部尚書徐乾學；文華殿大學士，明史總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義）關系十分密切，徐乾學、徐元文一再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與黃宗羲互緻書信，詩歌唱和，徐秉義曾至餘姚拜訪黃宗羲。
黃宗羲也曾幾次至昆山拜訪徐氏兄弟，還請徐乾學為其父黃尊素祠撰寫碑銘。
徐元文病逝，黃宗羲寫下了《哭相國徐立齋先生》的五古長詩，表示痛悼之意②。
康熙二十六年，黃宗羲在寫給徐乾學的一封信中，突出地反映了他晚年對清朝統治者态度的變化。
他寫道：去歲得侍函文，不異布衣胥肉之歡。
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當其盛也。
今聖主特召，入參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
五百年名世，于今見之。
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非尋常之宣麻不關世運也。
③又說：方今殺運既退，薄海内懷音草狀；皇人仁風笃烈，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學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講堂之上，此時之最難得者也。
④在此信中，黃宗羲改變了他曾告誡萬斯同“太平有策莫輕題”的态度，而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為主”的治安策，并寄希望于徐乾學式的“真儒實學，居上而激揚之”①。
除與徐氏兄弟交往頻繁之外，黃宗羲與朝中和地方一些有影響的官員如張玉書、湯斌、葉方藹、許三禮、朱彜尊等都有交往，與先仕明、後仕清的錢謙益關系也很密切。
他在晚年為人撰寫的碑銘傳狀和緻友人書中贊譽康熙帝為“聖天子”，稱清朝為“國朝”、清軍為“王師”，并從使用幹支紀年到采用順治、康熙等年号，甚至希望“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②。
這些事實，如完全站在明遺民的立場上看，确可謂梨洲“晚節有虧”。
但從中國曆史的發展來看，何嘗不可以稱道梨洲的現實主義态度呢！因為當其晚年，複明已絕對無望，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又确實值得稱道。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視學浙江，倡議在黃宗羲故居黃竹浦重建忠端公（黃尊素）祠，宗羲寫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次年，王掞又捐俸彙刻劉宗周文集，宗羲與同門友董玚、姜希轍一起編輯了《劉子全書》，并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黃宗羲将舊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
這年，他自築生圹于龍虎山黃尊素墓側，并有《築墓雜言》詩。
康熙二十九年，黃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蘇州等地尋訪舊迹，拜訪朋友。
次年，應新安縣令靳治荊之邀遊覽黃山，為汪栗亭《黃山續志》作序。
①《黃梨洲文集》頁128。
②詩載康熙四十二年黃炳編刊之《黃氏續錄》卷4，又見民國十五年刻《竹橋黃氏宗譜》卷13。
③《與徐乾學書》，見上海圖書館藏《明黃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迹》。
①《與徐乾學書》，見上海圖書館藏《明黃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迹》。
②《董在中墓志銘》，載《黃梨洲文集》頁238；參閱同書《太垣靳公傳》、《姜定庵小傳》、《周節婦傳》、《陳夔獻墓志銘》、《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等文。
康熙三十一年，黃宗羲病勢沉重，聞知賈潤刊刻其《明儒學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黃百家手錄。
次年，《明文海》編成，宗羲又選其精萃編為《明文授讀》。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公元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
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問》，囑家人喪事從簡：死後次日，“用棕棚擡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遺體“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用”①。
這表現了一個無神論者移風易俗的勇氣。
黃宗羲在臨終前四天給孫女婿萬承勳的信中寫道：總之，年紀到此可死；自反平生雖無善狀，亦無惡狀，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無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
如此四可死，死真無苦矣！這也可說是他自己的“蓋棺定論”了。
從黃宗羲一生業績看，他作為一個思想家、著作家的曆史地位，确實是“不下古之名家”的！ ①轉引自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
②轉引自萬承勳《冰雪集》刻本《哭黃梨洲先生》詩注。
萬承勳，浙江鄞縣人，字開遠，号西郭，清初史學家萬言之子，為梨洲門人之一，但聲名不著。
此外，尚有不少詩文散存于清人詩文集和《竹橋黃氏宗譜》等書，足見宗羲著述之豐了。
①自著詩文集種類雖多，但多為重複結集，其主要文集是《南雷文定》，詩集是《南雷詩曆》，但諸本卷數、篇目均有異同處，故仍分别列出。
②以上六種詩集雖未見傳本，但其主要的當已收入《南雷詩曆》，故前人多不著錄，目見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
第六節 晚年順清，壽逾八旬 黃宗羲在後半生雖然主要從事于著述，但并沒有完全脫離政治。
他同清廷的關系，由對抗、不合作到基本順從，這也影響了他的政治意識的變化。
從順治至康熙初年，他對清統治者懷着強烈的民族仇恨，不僅在行動上進行武裝反抗，而且在《留書》、《明夷待訪錄》等著作中還進行激烈的批判。
但在康熙時代，清朝的政權日益鞏固，康熙帝玄烨對順治時期的暴力鎮壓政策作了較大的修改，特别是對漢族知識分子采取了籠絡為主的政策，這無疑對黃宗羲的言行起着一定的影響。
康熙十六年（1677），侍讀學土葉方藹賦五古長詩一首，交董允瑤帶給黃宗羲，詩中有“興朝亟求賢，側席心殷殷”，“勿著羊裘去，蒼茫煙水濱”①之句，意在規勸黃宗羲結束隐逸生活，出來為清廷效力。
黃宗羲即次其韻答詩一首，稱“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勿令吾鄉校，竊議東海濱&rsquo②，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
次年，清廷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儒科”，以延攬人才。
葉方藹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
黃宗羲的弟子陳錫嘏當時在北京任職，代為力辭。
黃宗羲聞知後即緻書陳錫嘏表示感謝，說他對葉氏舉薦之事，“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歎”，而“喜兄（指錫嘏）之知我也”。
又說如果讓他“待诏金馬”，無異于“斷送老頭皮也”①。
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葉方藹兩位内閣學士，征聘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萬言北上修史。
黃宗羲從“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觀點出發，支持萬斯同“以布衣參史事”，但他在賦詩送行時告誡他們“太平有策莫輕題”②，表明其不與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黃宗羲年已七十一歲，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舉薦黃宗羲參與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撫“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托病力辭。
但他這時對康熙帝恐怕不太反感了，在給清朝官員的信中寫道：“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
”③這較之《留書》中罵清統治者為“夷狄”、為“虜酋”，已經大不相同。
所以，他自己雖不應聘，卻派遣自己的兒子黃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館去修史了。
在保持“遺民氣節”問題上，進入晚年的黃宗羲，一方面極力稱贊“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④，表彰諸如汪沨、謝泰階等明遺民不仕清廷的氣節，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能閉眼不看現實而采取與世毫無幹涉的絕對隐居生活，所以，他所謂的遺民标準，是本身“止于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廢“當世之務”的“得中”之士⑤，他認為那些“種瓜賣蔔，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馔者，皆過而失中者也”⑥。
他在《餘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志銘》中，①《黃梨洲詩集》頁66，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南雷詩曆》卷4，《次葉葉讱庵太史韻》，載《黃梨洲詩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①《與陳介眉庶常書》，載《黃梨洲文集》頁464、465。
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南雷詩曆》卷2，《送萬季野、貞一北上》，載《黃梨洲詩集》頁70。
③《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黃梨洲文集》頁465。
④《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⑤《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⑥《謝時符先生墓志銘》，《黃梨洲文集》頁213。
為自己的處世态度辯護說：“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幹涉，有幹涉則有往來。
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
”①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導下，黃宗羲不僅和許多“勝國遺民”交往密切，而且和清廷不少重要官員時相過從，或書信往來，或登門拜訪。
例如，他同“昆山三徐”（内閣學士、刑部尚書徐乾學；文華殿大學士，明史總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義）關系十分密切，徐乾學、徐元文一再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與黃宗羲互緻書信，詩歌唱和，徐秉義曾至餘姚拜訪黃宗羲。
黃宗羲也曾幾次至昆山拜訪徐氏兄弟，還請徐乾學為其父黃尊素祠撰寫碑銘。
徐元文病逝，黃宗羲寫下了《哭相國徐立齋先生》的五古長詩，表示痛悼之意②。
康熙二十六年，黃宗羲在寫給徐乾學的一封信中，突出地反映了他晚年對清朝統治者态度的變化。
他寫道：去歲得侍函文，不異布衣胥肉之歡。
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當其盛也。
今聖主特召，入參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
五百年名世，于今見之。
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非尋常之宣麻不關世運也。
③又說：方今殺運既退，薄海内懷音草狀；皇人仁風笃烈，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學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講堂之上，此時之最難得者也。
④在此信中，黃宗羲改變了他曾告誡萬斯同“太平有策莫輕題”的态度，而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為主”的治安策，并寄希望于徐乾學式的“真儒實學，居上而激揚之”①。
除與徐氏兄弟交往頻繁之外，黃宗羲與朝中和地方一些有影響的官員如張玉書、湯斌、葉方藹、許三禮、朱彜尊等都有交往，與先仕明、後仕清的錢謙益關系也很密切。
他在晚年為人撰寫的碑銘傳狀和緻友人書中贊譽康熙帝為“聖天子”，稱清朝為“國朝”、清軍為“王師”，并從使用幹支紀年到采用順治、康熙等年号，甚至希望“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②。
這些事實，如完全站在明遺民的立場上看，确可謂梨洲“晚節有虧”。
但從中國曆史的發展來看，何嘗不可以稱道梨洲的現實主義态度呢！因為當其晚年，複明已絕對無望，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又确實值得稱道。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視學浙江，倡議在黃宗羲故居黃竹浦重建忠端公（黃尊素）祠，宗羲寫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次年，王掞又捐俸彙刻劉宗周文集，宗羲與同門友董玚、姜希轍一起編輯了《劉子全書》，并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黃宗羲将舊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
這年，他自築生圹于龍虎山黃尊素墓側，并有《築墓雜言》詩。
康熙二十九年，黃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蘇州等地尋訪舊迹，拜訪朋友。
次年，應新安縣令靳治荊之邀遊覽黃山，為汪栗亭《黃山續志》作序。
①《黃梨洲文集》頁128。
②詩載康熙四十二年黃炳編刊之《黃氏續錄》卷4，又見民國十五年刻《竹橋黃氏宗譜》卷13。
③《與徐乾學書》，見上海圖書館藏《明黃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迹》。
①《與徐乾學書》，見上海圖書館藏《明黃宗羲〈南雷雜著稿〉真迹》。
②《董在中墓志銘》，載《黃梨洲文集》頁238；參閱同書《太垣靳公傳》、《姜定庵小傳》、《周節婦傳》、《陳夔獻墓志銘》、《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等文。
康熙三十一年，黃宗羲病勢沉重，聞知賈潤刊刻其《明儒學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黃百家手錄。
次年，《明文海》編成，宗羲又選其精萃編為《明文授讀》。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公元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
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問》，囑家人喪事從簡：死後次日，“用棕棚擡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遺體“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用”①。
這表現了一個無神論者移風易俗的勇氣。
黃宗羲在臨終前四天給孫女婿萬承勳的信中寫道：總之，年紀到此可死；自反平生雖無善狀，亦無惡狀，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無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
如此四可死，死真無苦矣！這也可說是他自己的“蓋棺定論”了。
從黃宗羲一生業績看，他作為一個思想家、著作家的曆史地位，确實是“不下古之名家”的！ ①轉引自黃炳垕：《黃梨洲先生年譜》卷下。
②轉引自萬承勳《冰雪集》刻本《哭黃梨洲先生》詩注。
萬承勳，浙江鄞縣人，字開遠，号西郭，清初史學家萬言之子，為梨洲門人之一，但聲名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