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近體文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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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形容造句不是一件容易事。
杜甫也說他自己作詩“語不驚人死不休”，足見要做出好的文章，第一步就得注意造句。
韓愈之所以被公認為古文運動的創始人，而且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說來，幾乎是空前絕後的成功者。
成功的原因首先是韓愈樹立發揚儒道，排斥佛老的旗幟，同時期年沒有一人象他那樣鮮明，也沒有一人敢于向佛老作這樣堅決的鬥争。
由于這種鬥争，雖然韓愈幾乎喪失生命，但他那種“雖滅死萬萬無恨”的倔強精神，促使古文運動開辟出廣闊的前途。
韓愈古文衆體兼備，下至造句也一字不苟，古文作為一種文體，從此到達完全成熟的境地。
《文心雕龍》說，文章凡有八體，八體屢遷，功以學成，這是非常确切的話。
韓愈古文，無體不備，就在于他能夠虛心學習，吸收古今人之所長。
他在《師說》篇裡說，“聖人無常師”，又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道必須學古聖賢人，文章則有師即可學，杜甫詩“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與韓愈《師說》意全合，杜甫詩“恐與齊梁作後塵”，但又“頗學陰何苦用心”，更不用說學“淩雲健筆意縱橫”的庾信了。
韓愈反佛老，詩中卻常用《莊子》語，足見他讀書并不排除屬于老氏的諸書。
韓杜在文學上取得偉大的成就，歸根說來，隻是能夠學無常師，有師即學。
古文運動中韓柳并稱，主将自然是韓愈，副将才是柳宗元。
柳宗元出身世家，少年時期即有高名，善于做近體文，這些都是取大官的條件。
他二十一歲進士及第，二十六歲中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
在仕途中，是最順利的進程，這使得他求進之心更加勃發不可抑止。
唐順宗在即位時，已患必死的病症，柳宗元等為王叔文所引用，參與國政。
王叔文政治上有些好主張，革去了唐德宗的許多弊政，決不能指為小人，但王叔文一派人在黨争中處于必敗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柳宗元既志在取高位，與勢必失敗的王叔文相結合。
《新唐書?柳宗元傳》說，“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立就，既廢，遂不振”。
柳宗元被貶後，失志憂愁，怨天尤人，希望有力者薦舉他再做朝官。
可是，據說朝官們都怕他再得勢，沒有人肯助他向皇帝說話，因此，他被貶前後十四年，死在柳州刺史任上。
他從朝廷權要貶為炎荒地方官，從熱衷祿位轉到悲觀絕望，這些痛苦的遭遇，使得柳宗元内心永遠存在着不可解脫的苦惱。
他本是近體文高手，在炎荒改作古文，用來發抒憂郁憤悶的心情，他所作古文最好的部分，首先是山水遊記。
柳文弱點在陰郁畏疑，讀之使人不歡。
遊山水記則是從愉快心情裡産生的，雖然也偶爾告哀，因為主要是寫山水，告哀氣氛不能掩蓋一笑的快樂。
本來哀怨的發洩，在有些文章裡，可以吸引廣大讀者的同情，例如屈原《離騷》。
柳宗元的哀怨，卻隻能引起讀者較小的同情。
韓柳是好友，又互相了解彼此的造詣，柳稱韓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所謂猖狂雲雲，就是韓愈興儒反佛，理直氣壯，表現陽剛爽朗，文章雄偉的氣象。
柳稱“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這句話把韓愈文章的主要淵源說清楚了。
韓稱柳宗元文“雄深雅健”。
以《天說》為代表的不少篇柳文，韓愈所評是确實的。
但柳宗元精神狀态很不健康，他在永州（湖南零陵縣）《與李建書》裡，寫出悲傷心情。
他說“仆悶即出遊，遊複多恐，涉野有蝮虺（音複毀fùhuǐ）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
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複不樂”。
這樣的悲觀心情，發為文章，給人以陰郁消極的感覺，是很自然的。
韓愈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殘年！”柳宗元不可能有這種胸懷。
韓柳不同，應該從二人學術宗尚來判斷，韓愈宗尚儒學，對佛老特别是對佛教攻擊最為堅決。
當時佛老盛行，韓愈《答張籍書》裡說“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公卿輔相算是下級信徒，上級信徒當然是帝王後妃大閹等人，人臣得罪了這種人，性命将難保全。
韓愈上《論佛骨表》，唐憲宗果然大怒，要殺死韓愈，幸得宰相崔群裴度的營救，才從寬竄貶到潮州。
這是為了反佛，甘冒生命危險的勇敢行為。
他有名的五原，雖然還不能象宋儒理學那樣成為系統的儒家學說，但已為宋儒開辟理學的初源。
因此，韓愈推動的古文運動，因主張文以載道而得到成功。
韓愈繼承了儒家正統學說，即孔孟學說，學孟子之學，思想上難免沾染唯心主義的色彩，不過，他對唯心主義更高度發展的佛學，視之如無物，各種禍福報應之類的騙術，全不置信，被愚人看作絕對神聖的佛骨，要求投諸水火，予以毀滅，這些卓荦的議論，不必因為他在哲學思想上是唯心主義而否認或減輕它的重要意義。
韓愈思想分成兩截，半截唯心，半截接近唯物。
柳宗元《天說篇》指出天地是無知之物，對人不能有賞功罰罪的作用，所以“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
柳宗元“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複為身謀”，結果是“風波一跌逝萬裡，壯心瓦解空缧囚”，從本身冤屈的遭遇中，體驗到天地無所知。
這種體驗，韓愈也是有的。
他在《孟東野失子詩》裡這樣說：“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
吾懸日與月，吾系星與辰，日月相噬齧（音逝聶shìniè），星辰踣而颠，吾不汝之罪，知非汝由因”。
“天地人由來不相關”，一篇《天說》，根本也隻是這一句話。
柳宗元在《天說》與《答劉禹錫天論》裡，分析入微，充分發揮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得到哲學史上頗高的地位。
可是，柳宗元是天台宗的佛教信徒，佞佛與韓愈的反佛，态度完全相反。
他深信禍福報應的謊話，以為“其（佛法）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
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中佛毒當然根深，這個佛毒并且流注到十歲死去的幼女和娘。
和娘得病，說道，佛是我的靠山，我願給他充當賤役，因而改名佛婢。
後來病勢加重，要求削發為尼，柳宗元給她改名為初心。
做婢做尼，都救不了一死，隻顯得父女迷信無知，《天說篇》裡唯物主義的氣味一點也不見了。
柳宗元思想也分成兩截，半截唯物，半截唯心。
佛書說的全是彌天大謊，據說，佛比任何天神地祗，地位都要高出無數倍，什麼大梵天王、帝釋之類不過是佛的侍從，四大天王不過是佛的奴仆，佛既有如此大威力，希望從佛那裡得到災去福至的報應，在窮而無告的柳宗元看來，這似乎是一種好的希望。
柳宗元文學上的才力并不比韓愈差，成就卻有高下之分，由于韓愈崇儒學反佛老，主張是明顯的，态度是堅定的，因之他的古文不隻是文體的改革，而是一種學術思想的鬥争，到了宋朝，群儒起而響應，其道大行，韓愈遂成為古文和理學的不桃之祖。
柳宗元崇尚佛教，又不敢公然反儒，在《送僧浩初序》一文中，顯出他左右支細，無法自立其說。
序文說“儒者韓退之責餘不斥浮圖”，接着為自己作辯解說，“浮圖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
浮圖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所謂與《易》《論語》合，大概是指《易經》多載神鬼怪語，《論語》多講孝道。
說到孝道，是儒刺佛耍害的利刃，佛徒往往被迫認輸，後來佛徒拿出所謂《盂蘭盆經》，舉目連救母為例，又有些僧徒舉出佛擡過父親淨飯王的棺材為例，證明佛教也講孝道，甚至說“佛身尊貴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順來”。
佛教極重出家，為的是要割斷世俗因緣，免得從因生果，再堕輪回，不得涅槃。
佛教必須破我執，把“我”看作十分不淨的可厭之物，第一種不淨是種子不淨，《智度論》說“是身種不淨，非由妙寶物，不從白淨生，但從穢道出”。
這和儒家“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恰恰相反，怎麼佛教也可以談孝呢！顯然佛教強調孝道，是對儒家表示屈服，以求生存，并非佛教本義如此。
柳宗元說“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地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
所謂《大報恩》十篇，無非是《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之類，用以迎合懦家，也用以抵禦攻擊的應急工具。
《敦煌變文》殘卷中有《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杜甫也說他自己作詩“語不驚人死不休”，足見要做出好的文章，第一步就得注意造句。
韓愈之所以被公認為古文運動的創始人，而且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說來，幾乎是空前絕後的成功者。
成功的原因首先是韓愈樹立發揚儒道，排斥佛老的旗幟，同時期年沒有一人象他那樣鮮明，也沒有一人敢于向佛老作這樣堅決的鬥争。
由于這種鬥争，雖然韓愈幾乎喪失生命，但他那種“雖滅死萬萬無恨”的倔強精神，促使古文運動開辟出廣闊的前途。
韓愈古文衆體兼備，下至造句也一字不苟，古文作為一種文體，從此到達完全成熟的境地。
《文心雕龍》說，文章凡有八體，八體屢遷，功以學成，這是非常确切的話。
韓愈古文，無體不備，就在于他能夠虛心學習，吸收古今人之所長。
他在《師說》篇裡說，“聖人無常師”，又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道必須學古聖賢人，文章則有師即可學，杜甫詩“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與韓愈《師說》意全合，杜甫詩“恐與齊梁作後塵”，但又“頗學陰何苦用心”，更不用說學“淩雲健筆意縱橫”的庾信了。
韓愈反佛老，詩中卻常用《莊子》語，足見他讀書并不排除屬于老氏的諸書。
韓杜在文學上取得偉大的成就，歸根說來，隻是能夠學無常師，有師即學。
古文運動中韓柳并稱，主将自然是韓愈，副将才是柳宗元。
柳宗元出身世家，少年時期即有高名，善于做近體文，這些都是取大官的條件。
他二十一歲進士及第，二十六歲中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
在仕途中，是最順利的進程，這使得他求進之心更加勃發不可抑止。
唐順宗在即位時，已患必死的病症，柳宗元等為王叔文所引用，參與國政。
王叔文政治上有些好主張，革去了唐德宗的許多弊政，決不能指為小人，但王叔文一派人在黨争中處于必敗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
柳宗元既志在取高位，與勢必失敗的王叔文相結合。
《新唐書?柳宗元傳》說，“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立就，既廢，遂不振”。
柳宗元被貶後，失志憂愁，怨天尤人，希望有力者薦舉他再做朝官。
可是，據說朝官們都怕他再得勢，沒有人肯助他向皇帝說話，因此，他被貶前後十四年，死在柳州刺史任上。
他從朝廷權要貶為炎荒地方官，從熱衷祿位轉到悲觀絕望，這些痛苦的遭遇，使得柳宗元内心永遠存在着不可解脫的苦惱。
他本是近體文高手，在炎荒改作古文，用來發抒憂郁憤悶的心情，他所作古文最好的部分，首先是山水遊記。
柳文弱點在陰郁畏疑，讀之使人不歡。
遊山水記則是從愉快心情裡産生的，雖然也偶爾告哀，因為主要是寫山水，告哀氣氛不能掩蓋一笑的快樂。
本來哀怨的發洩，在有些文章裡，可以吸引廣大讀者的同情，例如屈原《離騷》。
柳宗元的哀怨，卻隻能引起讀者較小的同情。
韓柳是好友，又互相了解彼此的造詣，柳稱韓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所謂猖狂雲雲，就是韓愈興儒反佛，理直氣壯，表現陽剛爽朗，文章雄偉的氣象。
柳稱“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這句話把韓愈文章的主要淵源說清楚了。
韓稱柳宗元文“雄深雅健”。
以《天說》為代表的不少篇柳文，韓愈所評是确實的。
但柳宗元精神狀态很不健康，他在永州（湖南零陵縣）《與李建書》裡，寫出悲傷心情。
他說“仆悶即出遊，遊複多恐，涉野有蝮虺（音複毀fùhuǐ）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
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複不樂”。
這樣的悲觀心情，發為文章，給人以陰郁消極的感覺，是很自然的。
韓愈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殘年！”柳宗元不可能有這種胸懷。
韓柳不同，應該從二人學術宗尚來判斷，韓愈宗尚儒學，對佛老特别是對佛教攻擊最為堅決。
當時佛老盛行，韓愈《答張籍書》裡說“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公卿輔相算是下級信徒，上級信徒當然是帝王後妃大閹等人，人臣得罪了這種人，性命将難保全。
韓愈上《論佛骨表》，唐憲宗果然大怒，要殺死韓愈，幸得宰相崔群裴度的營救，才從寬竄貶到潮州。
這是為了反佛，甘冒生命危險的勇敢行為。
他有名的五原，雖然還不能象宋儒理學那樣成為系統的儒家學說，但已為宋儒開辟理學的初源。
因此，韓愈推動的古文運動，因主張文以載道而得到成功。
韓愈繼承了儒家正統學說，即孔孟學說，學孟子之學，思想上難免沾染唯心主義的色彩，不過，他對唯心主義更高度發展的佛學，視之如無物，各種禍福報應之類的騙術，全不置信，被愚人看作絕對神聖的佛骨，要求投諸水火，予以毀滅，這些卓荦的議論，不必因為他在哲學思想上是唯心主義而否認或減輕它的重要意義。
韓愈思想分成兩截，半截唯心，半截接近唯物。
柳宗元《天說篇》指出天地是無知之物，對人不能有賞功罰罪的作用，所以“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
柳宗元“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複為身謀”，結果是“風波一跌逝萬裡，壯心瓦解空缧囚”，從本身冤屈的遭遇中，體驗到天地無所知。
這種體驗，韓愈也是有的。
他在《孟東野失子詩》裡這樣說：“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
吾懸日與月，吾系星與辰，日月相噬齧（音逝聶shìniè），星辰踣而颠，吾不汝之罪，知非汝由因”。
“天地人由來不相關”，一篇《天說》，根本也隻是這一句話。
柳宗元在《天說》與《答劉禹錫天論》裡，分析入微，充分發揮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得到哲學史上頗高的地位。
可是，柳宗元是天台宗的佛教信徒，佞佛與韓愈的反佛，态度完全相反。
他深信禍福報應的謊話，以為“其（佛法）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
他“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中佛毒當然根深，這個佛毒并且流注到十歲死去的幼女和娘。
和娘得病，說道，佛是我的靠山，我願給他充當賤役，因而改名佛婢。
後來病勢加重，要求削發為尼，柳宗元給她改名為初心。
做婢做尼，都救不了一死，隻顯得父女迷信無知，《天說篇》裡唯物主義的氣味一點也不見了。
柳宗元思想也分成兩截，半截唯物，半截唯心。
佛書說的全是彌天大謊，據說，佛比任何天神地祗，地位都要高出無數倍，什麼大梵天王、帝釋之類不過是佛的侍從，四大天王不過是佛的奴仆，佛既有如此大威力，希望從佛那裡得到災去福至的報應，在窮而無告的柳宗元看來，這似乎是一種好的希望。
柳宗元文學上的才力并不比韓愈差，成就卻有高下之分，由于韓愈崇儒學反佛老，主張是明顯的，态度是堅定的，因之他的古文不隻是文體的改革，而是一種學術思想的鬥争，到了宋朝，群儒起而響應，其道大行，韓愈遂成為古文和理學的不桃之祖。
柳宗元崇尚佛教，又不敢公然反儒，在《送僧浩初序》一文中，顯出他左右支細，無法自立其說。
序文說“儒者韓退之責餘不斥浮圖”，接着為自己作辯解說，“浮圖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
浮圖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所謂與《易》《論語》合，大概是指《易經》多載神鬼怪語，《論語》多講孝道。
說到孝道，是儒刺佛耍害的利刃，佛徒往往被迫認輸，後來佛徒拿出所謂《盂蘭盆經》，舉目連救母為例，又有些僧徒舉出佛擡過父親淨飯王的棺材為例，證明佛教也講孝道，甚至說“佛身尊貴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順來”。
佛教極重出家，為的是要割斷世俗因緣，免得從因生果，再堕輪回，不得涅槃。
佛教必須破我執，把“我”看作十分不淨的可厭之物，第一種不淨是種子不淨，《智度論》說“是身種不淨，非由妙寶物，不從白淨生，但從穢道出”。
這和儒家“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恰恰相反，怎麼佛教也可以談孝呢！顯然佛教強調孝道，是對儒家表示屈服，以求生存，并非佛教本義如此。
柳宗元說“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地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
所謂《大報恩》十篇，無非是《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之類，用以迎合懦家，也用以抵禦攻擊的應急工具。
《敦煌變文》殘卷中有《父母恩重經講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