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近體文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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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連救母變文》、《二十四孝押座文》、《孝子傳》。
佛徒宣揚孝道，大背佛教的教旨，對照天竺原來佛教，已是面目全非。
照天竺的說法，一個人隻要出家為僧，便自以為是三寶之一，是天、人師，隻能受别人（包括君主父母）的禮拜。
自東晉至唐，僧尼應否受父母禮拜，是個重大的争論，僧徒以釋子、佛子自命，尊貴無比，拒絕拜俗人，決不作任何讓步。
儒佛鬥争，儒常處劣勢，自禅宗南宗（漢化或玄學化的佛教）大興，天竺式的佛教，處境甚為狼狽，為求自保，不得不向儒家屈服，也講起孝道來。
儒家以無後為大不孝，而僧徒娶妻生于是犯大戒律。
儒家以事親為大事，要求子必養父母，而僧徒嚴禁從事農耕，以為殺害蟲蟻必入地獄受大苦。
這種人遊手好閑，不事生産，隻知道張口伸手消耗别人的生産品，這正是孟子所說“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的“一不孝也”。
所以佛徒談孝，僅僅是儒佛鬥争，佛轉劣勢的一種标幟，别無其他意義。
韓柳所處時勢，盡管形式上佛教勢力還是盛大，甚至出現了密宗“即身成佛”的方便修行法（但還比不上禅宗南宗的“即心是佛”，更為方便），這種出售成佛方便法的競賣，與僧徒談孝同是說明佛處于敗勢。
韓愈順着儒學方興的勝勢，柳宗元沿着佛教将敗的頹波。
文章高下決定于作者的思想和氣勢，韓愈崇儒學，勢順而氣壯，柳宗元信佛教，勢逆而氣衰。
韓柳古文成就的高下，取決于二人學術的不同，以古文技巧來說，韓文暢通，柳文精密，二人是難分高下的。
韓愈敢為人師，傳道授業，擴大古文運動。
他在《與孟尚書書》裡說得很清楚，為了排斥佛老，有意培養一批後繼的戰士。
他說“籍（張籍）提（皇甫提）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實際上韓愈古文的繼承人，不是籍提輩而是他的侄婿李翺。
李翺作《複性書》三篇，比韓愈《原性》似乎深入了一些。
韓愈拒絕讀佛經，不能吸取佛徒談性之所長來補助儒家心性之學說。
李翺曾向藥山惟俨禅師問道，這可能是佛徒造謠，但李翺談性，想要比韓愈再前進一步，向佛徒取材也是可能的。
大凡與敵對學派論戰，必須先熟習對方的學說要旨何在，才能對的放矢。
惟獨與佛教（其他宗教也一樣）論戰，不必多讀佛書，因為佛教要旨不外是免禍造滔，因果報應，輪回不死這一類扯謊，對着這些謊話進行猛攻，就是有力的論戰。
韓愈不讀佛書，攻佛很成功，但儒家想建立儒學的心性說，卻須向禅宗南宗借取材料。
禅宗南宗創始人慧能“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靜即天性，《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性善、人生而靜，二說都與儒學相合，儒吸取禅學，途徑是方便的。
這一門徑，為李翺所開出，又為宋儒所擴大，從此儒學（理學）大興而佛成為儒的附庸，佛徒談性不再敢違儒而自立怪說。
歐陽修不稱韓柳而稱韓李，從道統說來，并不是沒有理由。
韓柳以後，韓氏弟子李翺、皇甫提等都以古文名家。
柳宗元不敢公然為人師，又提不出自己所主張的道，經柳宗元指教的進士，雖然為數不少，卻不見有名的古文作者。
韓愈一派作者相繼而起，最著的有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等人。
杜牧在唐文宗時進士及第，是有很大才識的作者，他善于談政治和兵事，他的名篇《罪言》，可以比美西漢人賈山的《至言》。
但他更重要的文篇是《杭州新造南亭子記》，這是一篇揭露佛徒罪惡非常透徹的大著作，說服力比韓愈《論佛骨表》更強有力。
稍後有孫樵，在唐宣宗時進士及第。
孫樵叙述他的文統，說，“樵嘗得為文真訣于來無擇，來無擇得之于皇甫持正（湜），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
孫樵是韓愈的三傳弟子，反佛的旗幟還很明顯，他的成就也就在反對佛教上。
他的《與李谏議行方書》及《複佛寺奏》，指出“生民之大蠹無過于群髡”（僧尼），但唐宣宗興佛的決心決不可動搖。
唐宣宗為諸王時，被唐文宗唐武宗猜忌，備受壓迫，他在危境中求救援，自然是向着那個被稱為法力無邊的佛求救。
因為佛被佛經說成是一個最大的貪污犯，世俗人犯任何大罪，遭任何困難，隻要許下最大的願心，提供大量的供養（賄賂），一切災禍困難都可以免除，而且還可以得大福。
唐武宗廢佛，正是唐宣宗向佛獻媚求福的機會，後來果然做了皇帝，趕快恢複佛寺，再度僧尼，算是酬謝佛恩，盡管孫樵說理十分明白，唐宣宗中佛毒昏迷，不可能從昏迷中醒悟過來。
皮日休在唐懿宗時登進士第，他的文集裡有《請孟子為學科文》及《請韓文公配飨書》兩篇，凡是反佛的人，總多少有些憂國愛民的思想，皮日休在農民起義的大潮流中，放棄統治階級的偏見，參加起義，是孟韓學派可能有的結果。
陸龜蒙與皮日休同時，二人作詩唱和，是意氣相投的好友。
陸龜蒙隐居不仕，專事著作，撰《耒耜經》一卷，記犁的形制特詳，士人肯留心農具，是不可多得的有心人。
他寫散文多是小品，《唐文粹》選有《蠹化》、《蟹志》兩篇，寓譏刺之意，頗近乎柳宗元的小品文。
古文運動到唐末，還有皮日休、陸龜蒙二人，也可以說繼嗣有人了。
古文運動向兩個目标發展着。
第一個是攻擊近體文，奪取近體文的陣地。
朝廷頒下的制诏，臣下奏迸的表狀，照例都用近體文，經過古文運動，朝廷制诏仍頑固地保存舊形制，表狀被韓柳攻破了。
表狀用東漢式的骈體代替唐朝通行的四六文。
柳表狀文中還偶有一二聯四六句，韓文中則極少見，韓古文提煉得比柳文更純些。
至于論說碑志記序等文體，韓全用古文，排斥近體文不讓國一點蹤影。
柳有時仍用近體文，不象韓那樣嚴格。
韓柳在攻擊近體文上都立有大功，而韓的功績尤大。
第二個是賦古文以儒學的内容，攻擊佛老，奪取精神界的陣地。
為實現這一目标，韓愈表現了巨大的戰鬥勇氣，佛教也确實從此趨于衰落。
古文與儒學結合，儒學與佛老鬥争，因而有廣闊的前途，古文作為載道之器，依附儒學，同樣得到廣闊的前途。
韓愈和他同派的古文作者，順着這個趨勢，也就在文化史上得到卓越的地位。
柳宗元想在儒佛之間做個調和派，沒有順着這個趨勢。
以文相比，固然與韓愈功力相敵，難分高下，但以道相比，成就上不能不處于較韓為次的位置。
韓柳二人推動古文運動達最高峰，猶之李杜二人推動唐詩達最高峰，唐朝文化史内容至為豐富，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卻無過于韓柳李杜四人的文學活動，古文運動在語言上是要使用較近口頭語言（當然，距離口頭語言還是很遠）來代替骈四俪六廢話成堆的近體文，這是進步的。
在思想上是依據漢民族傳統的封建學說--儒學來排斥天竺傳來滿口撒謊、怪僻險賊、以地獄受苦相威脅、以享受極樂相誘惑的佛教，李節《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師太原取經詩序》裡明白指出“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奮而思鬥，智者将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農民）将紛紛而群起矣”。
佛教因果報應之說是農民起義的思想障礙，儒者攻佛，雖然決不是贊成農民起義，但客觀上起着破除佛教思想障礙的作用，也就應該承認攻佛的必要性。
生在隋唐時則，坐視佛教廣泛流毒，無動于衷的人，非貪人敗類，即毫無心肝，形同木石。
古文運動具備反佛的性格，就是挺身而出，為民除害的性格，所以值得珍視。
古文運動的巨大作用，上文已經說了，這裡還得說明古文運動還促進了傳奇小說與俗講變文的新發展。
唐德宗唐憲宗統治時期，即韓愈及柳宗元倡導古文時期，傳奇小說随着古文的盛行，也在文苑中開辟自己的途徑。
韓愈作《毛穎傳》，完全出于虛構，文士為之震驚。
張籍在韓門被當作傳道的學徒，張籍《與韓愈書》，責備韓愈的行為不合聖人之道。
所謂不合就是指韓愈喜作駁雜無實之文，又喜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财。
駁雜無實之文即《毛穎傳》一類的小說文。
韓愈提倡聖人之道，他的門徒如張籍等人便沾染迂腐氣，有似宋儒程朱派道學家。
其實韓愈行聖人之道，在于他敢冒死罪，依儒學攻擊佛老，攻擊不合所謂聖道的異端邪說，就是合乎聖人之道，至于博塞，隻要不是專為競财，也并不害道。
韓愈《答張籍書》裡自辯說“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
韓愈不必好酒色，好聲色卻是事實。
《聽穎師彈琴》詩，可知他深知琴趣。
張籍《哭退
佛徒宣揚孝道，大背佛教的教旨，對照天竺原來佛教，已是面目全非。
照天竺的說法，一個人隻要出家為僧，便自以為是三寶之一，是天、人師，隻能受别人（包括君主父母）的禮拜。
自東晉至唐，僧尼應否受父母禮拜，是個重大的争論，僧徒以釋子、佛子自命，尊貴無比，拒絕拜俗人，決不作任何讓步。
儒佛鬥争，儒常處劣勢，自禅宗南宗（漢化或玄學化的佛教）大興，天竺式的佛教，處境甚為狼狽，為求自保，不得不向儒家屈服，也講起孝道來。
儒家以無後為大不孝，而僧徒娶妻生于是犯大戒律。
儒家以事親為大事，要求子必養父母，而僧徒嚴禁從事農耕，以為殺害蟲蟻必入地獄受大苦。
這種人遊手好閑，不事生産，隻知道張口伸手消耗别人的生産品，這正是孟子所說“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的“一不孝也”。
所以佛徒談孝，僅僅是儒佛鬥争，佛轉劣勢的一種标幟，别無其他意義。
韓柳所處時勢，盡管形式上佛教勢力還是盛大，甚至出現了密宗“即身成佛”的方便修行法（但還比不上禅宗南宗的“即心是佛”，更為方便），這種出售成佛方便法的競賣，與僧徒談孝同是說明佛處于敗勢。
韓愈順着儒學方興的勝勢，柳宗元沿着佛教将敗的頹波。
文章高下決定于作者的思想和氣勢，韓愈崇儒學，勢順而氣壯，柳宗元信佛教，勢逆而氣衰。
韓柳古文成就的高下，取決于二人學術的不同，以古文技巧來說，韓文暢通，柳文精密，二人是難分高下的。
韓愈敢為人師，傳道授業，擴大古文運動。
他在《與孟尚書書》裡說得很清楚，為了排斥佛老，有意培養一批後繼的戰士。
他說“籍（張籍）提（皇甫提）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實際上韓愈古文的繼承人，不是籍提輩而是他的侄婿李翺。
李翺作《複性書》三篇，比韓愈《原性》似乎深入了一些。
韓愈拒絕讀佛經，不能吸取佛徒談性之所長來補助儒家心性之學說。
李翺曾向藥山惟俨禅師問道，這可能是佛徒造謠，但李翺談性，想要比韓愈再前進一步，向佛徒取材也是可能的。
大凡與敵對學派論戰，必須先熟習對方的學說要旨何在，才能對的放矢。
惟獨與佛教（其他宗教也一樣）論戰，不必多讀佛書，因為佛教要旨不外是免禍造滔，因果報應，輪回不死這一類扯謊，對着這些謊話進行猛攻，就是有力的論戰。
韓愈不讀佛書，攻佛很成功，但儒家想建立儒學的心性說，卻須向禅宗南宗借取材料。
禅宗南宗創始人慧能“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靜即天性，《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性善、人生而靜，二說都與儒學相合，儒吸取禅學，途徑是方便的。
這一門徑，為李翺所開出，又為宋儒所擴大，從此儒學（理學）大興而佛成為儒的附庸，佛徒談性不再敢違儒而自立怪說。
歐陽修不稱韓柳而稱韓李，從道統說來，并不是沒有理由。
韓柳以後，韓氏弟子李翺、皇甫提等都以古文名家。
柳宗元不敢公然為人師，又提不出自己所主張的道，經柳宗元指教的進士，雖然為數不少，卻不見有名的古文作者。
韓愈一派作者相繼而起，最著的有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等人。
杜牧在唐文宗時進士及第，是有很大才識的作者，他善于談政治和兵事，他的名篇《罪言》，可以比美西漢人賈山的《至言》。
但他更重要的文篇是《杭州新造南亭子記》，這是一篇揭露佛徒罪惡非常透徹的大著作，說服力比韓愈《論佛骨表》更強有力。
稍後有孫樵，在唐宣宗時進士及第。
孫樵叙述他的文統，說，“樵嘗得為文真訣于來無擇，來無擇得之于皇甫持正（湜），皇甫持正得之于韓吏部退之”。
孫樵是韓愈的三傳弟子，反佛的旗幟還很明顯，他的成就也就在反對佛教上。
他的《與李谏議行方書》及《複佛寺奏》，指出“生民之大蠹無過于群髡”（僧尼），但唐宣宗興佛的決心決不可動搖。
唐宣宗為諸王時，被唐文宗唐武宗猜忌，備受壓迫，他在危境中求救援，自然是向着那個被稱為法力無邊的佛求救。
因為佛被佛經說成是一個最大的貪污犯，世俗人犯任何大罪，遭任何困難，隻要許下最大的願心，提供大量的供養（賄賂），一切災禍困難都可以免除，而且還可以得大福。
唐武宗廢佛，正是唐宣宗向佛獻媚求福的機會，後來果然做了皇帝，趕快恢複佛寺，再度僧尼，算是酬謝佛恩，盡管孫樵說理十分明白，唐宣宗中佛毒昏迷，不可能從昏迷中醒悟過來。
皮日休在唐懿宗時登進士第，他的文集裡有《請孟子為學科文》及《請韓文公配飨書》兩篇，凡是反佛的人，總多少有些憂國愛民的思想，皮日休在農民起義的大潮流中，放棄統治階級的偏見，參加起義，是孟韓學派可能有的結果。
陸龜蒙與皮日休同時，二人作詩唱和，是意氣相投的好友。
陸龜蒙隐居不仕，專事著作，撰《耒耜經》一卷，記犁的形制特詳，士人肯留心農具，是不可多得的有心人。
他寫散文多是小品，《唐文粹》選有《蠹化》、《蟹志》兩篇，寓譏刺之意，頗近乎柳宗元的小品文。
古文運動到唐末，還有皮日休、陸龜蒙二人，也可以說繼嗣有人了。
古文運動向兩個目标發展着。
第一個是攻擊近體文，奪取近體文的陣地。
朝廷頒下的制诏，臣下奏迸的表狀，照例都用近體文，經過古文運動，朝廷制诏仍頑固地保存舊形制，表狀被韓柳攻破了。
表狀用東漢式的骈體代替唐朝通行的四六文。
柳表狀文中還偶有一二聯四六句，韓文中則極少見，韓古文提煉得比柳文更純些。
至于論說碑志記序等文體，韓全用古文，排斥近體文不讓國一點蹤影。
柳有時仍用近體文，不象韓那樣嚴格。
韓柳在攻擊近體文上都立有大功，而韓的功績尤大。
第二個是賦古文以儒學的内容，攻擊佛老，奪取精神界的陣地。
為實現這一目标，韓愈表現了巨大的戰鬥勇氣，佛教也确實從此趨于衰落。
古文與儒學結合，儒學與佛老鬥争，因而有廣闊的前途，古文作為載道之器，依附儒學，同樣得到廣闊的前途。
韓愈和他同派的古文作者，順着這個趨勢，也就在文化史上得到卓越的地位。
柳宗元想在儒佛之間做個調和派，沒有順着這個趨勢。
以文相比，固然與韓愈功力相敵，難分高下，但以道相比，成就上不能不處于較韓為次的位置。
韓柳二人推動古文運動達最高峰，猶之李杜二人推動唐詩達最高峰，唐朝文化史内容至為豐富，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卻無過于韓柳李杜四人的文學活動，古文運動在語言上是要使用較近口頭語言（當然，距離口頭語言還是很遠）來代替骈四俪六廢話成堆的近體文，這是進步的。
在思想上是依據漢民族傳統的封建學說--儒學來排斥天竺傳來滿口撒謊、怪僻險賊、以地獄受苦相威脅、以享受極樂相誘惑的佛教，李節《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師太原取經詩序》裡明白指出“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奮而思鬥，智者将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農民）将紛紛而群起矣”。
佛教因果報應之說是農民起義的思想障礙，儒者攻佛，雖然決不是贊成農民起義，但客觀上起着破除佛教思想障礙的作用，也就應該承認攻佛的必要性。
生在隋唐時則，坐視佛教廣泛流毒，無動于衷的人，非貪人敗類，即毫無心肝，形同木石。
古文運動具備反佛的性格，就是挺身而出，為民除害的性格，所以值得珍視。
古文運動的巨大作用，上文已經說了，這裡還得說明古文運動還促進了傳奇小說與俗講變文的新發展。
唐德宗唐憲宗統治時期，即韓愈及柳宗元倡導古文時期，傳奇小說随着古文的盛行，也在文苑中開辟自己的途徑。
韓愈作《毛穎傳》，完全出于虛構，文士為之震驚。
張籍在韓門被當作傳道的學徒，張籍《與韓愈書》，責備韓愈的行為不合聖人之道。
所謂不合就是指韓愈喜作駁雜無實之文，又喜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财。
駁雜無實之文即《毛穎傳》一類的小說文。
韓愈提倡聖人之道，他的門徒如張籍等人便沾染迂腐氣，有似宋儒程朱派道學家。
其實韓愈行聖人之道，在于他敢冒死罪，依儒學攻擊佛老，攻擊不合所謂聖道的異端邪說，就是合乎聖人之道，至于博塞，隻要不是專為競财，也并不害道。
韓愈《答張籍書》裡自辯說“吾子又譏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
韓愈不必好酒色，好聲色卻是事實。
《聽穎師彈琴》詩，可知他深知琴趣。
張籍《哭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