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近體文與古文
關燈
小
中
大
經術不及杜韓二人。
不過，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絕于流俗，戛戛獨造，不蹈襲俗人一句一語，無愧為卓識獨立之士，元結應是唐朝古文運動有力的先行者。
獨孤及在唐代宗時仕宦漸通顯，散播古文影響，主要也在這個時候。
獨孤及在學術上并無獨特的主張，不象元結堅決反對貪虐政治，也不象韓愈一貫反對佛道二教，他做古文隻是為了做古文，做什麼題說什麼話，如作陳留郡《文宣王碑》，便述聖道揚儒風，似乎是個儒者。
作《鏡智禅師碑》，便演釋氏之奧，似乎是個佛教徒。
古文運動在唐朝是一種戰鬥性的運動，戰鬥目标是反虐政和反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禍國殃民，朝廷崇信佛教就是最大的虐政，流毒比任何虐政都不會差一些。
獨孤及學的是西漢散文，但思想上儒佛混同，意在調和，未能象西漢文士自成一家之言，因之，獨孤及古文的成就是中平無奇的。
雖然被稱為“有唐文宗”（梁肅《毗陵集後序》語），在古文運動中隻能居于元結的輔佐地位。
梁肅是崇儒也崇佛的古文作者，他思想偏重佛教，甘心為佛教充當吹鼓手，宣揚宗教毒害。
崔恭作《唐右補缺梁肅文集序》，說梁肅是天台大師元浩（一說湛然）之門弟子。
梁肅作《毗陵集後序》說“公（獨孤及）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
崔恭為梁肅文集作序，根本不認梁肅古文淵源出于獨孤及，卻強調梁肅為宣揚佛教作了最大的努力，所謂“公（梁肅）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于此..心在一乘，故叙釋氏最為精博”。
古文運動始終貫注着反虐政反佛教，也就是貫注着儒學的精神，它有進步意義也就在這一點上。
梁肅做古文主要是做對佛教有益的古文，成為崔恭所謂“釋氏之鼓吹，諸佛之影響”的那種佛教用具。
古文失去儒學精神，即失去鬥志，不可能再有發展。
誰能設想韓愈不堅決反佛，便能推進古文運動到最高峰呢！《舊唐書?韓愈傳》稱“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
劉昫是五代時人，并不熟悉古文流派，給梁肅估價過高了。
事實上韓愈大興古文運動以前，元結為首的古文運動已經顯示将有高潮來到。
當時推動這個運動最早的人是元德秀。
元德秀是元結的從兄，又是元結的師友，元結作《元魯山墓表》，指出元德秀反對俗的性格十分頑強，元結對他也十分尊信，顯然他給元結的影響是深廣的。
開元天寶間，以文學著名的蕭穎士，也與元德秀有師友關系。
蕭穎士不屈身于權相李林甫，不受永王李璘的誘惑，無愧為元德秀的友人。
他宗奉儒學，教授門弟子，聞名的有柳并等十數人，又以推引後進為己任，皇甫冉等數十人，都被稱獎成名士。
和他并列為友的名士，以李華為最，世号蕭李。
獨孤及作李華《中集序》說“公（李華）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
蕭李雖不及元結獨孤及一派作者為古文運動的正宗，但還不曾脫離儒家的軌轍。
沒有儒學反佛道為内容，單憑古文的形式，不能成為有力的運動。
《四庫提要》說“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室，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元結與獨孤及，始奮起湔（音煎jiān）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
其後韓愈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
《提要》對這些人的評價，是允當的。
蕭穎士的兒子蕭存，也能作古文，與韓會、梁肅等人為友。
韓會是韓愈的長兄，韓會死後，妻鄭氏撫養韓愈成人。
無疑，韓愈在文學上要受韓會的影響。
所謂“能為古文業其家”，即繼承韓會的家學。
韓愈幼年時期又直接為蕭存所賞識，當然是賞識韓愈的古文。
以上是保存在《新唐書?蕭穎士傳》中的一些材料，據以推知古文運動是從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開始，也就是從反對統治階級的腐朽開始（見元結《元魯山墓表》）。
元結繼起，反貪虐政治，愈益堅決，其餘如獨孤及蕭穎士李華雖然沒有元氏兄弟那樣旗幟鮮明，但都起着助長的作用。
韓愈就在這種淵源和環境下，舉起更鮮明的儒學旗幟，負起更艱巨的戰鬥責任，有了韓愈，古文運動才能在許多方面取得壓倒近體文，沉重打擊佛教勢力的巨大勝利。
唐德宗貞元八年，陸贽任主試官，梁肅、王礎助陸贽閱試卷，韓愈就在這一科進士及第。
韓愈在與祠部陸員外《薦士書》稱“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舊唐書》可能因梁薦韓，推想韓為梁的門人，其實，韓愈的古文與梁肅走着不同的道路。
《舊唐書》所說不足為據。
從西晉夏侯湛開始作古文來反對骈體文，經過四百餘年的醞釀，到元結獨孤及，從細流變為巨流，到韓愈又從巨流變為長江大河。
蘇轼說“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顔書左史是否集大成，這裡且不說，杜詩韓文集大成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韓愈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所用方法和杜甫是一樣的，即學道、博學、練句（包括練字）三個步驟。
杜甫教人學詩“法自儒家有”，“應須飽經木”，韓愈教人學古文，首先要學古聖賢人之道。
這個道就是儒家的經術。
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文學自附于經術，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統的來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會的道德标準，劉勰作《文心雕龍》，以《原道篇》冠全書，杜韓論詩文，出發點與劉勰相同，杜韓在文學上獲得特殊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韓愈《答張籍書》說“仆自謂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
自信得到了聖人之道，才會有勇氣排斥佛老。
杜甫“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這種深切的愛民思想也是從儒術中得來。
當然，杜韓都是儒士，儒土愛民，最後歸宿仍在于忠君，即對封建統治階級所建立的政權效忠，它愛民是為了忠君，如果以為社韓愛民是以民愛民，那就成為儒民，不是儒士了，但儒民從來不曾有過。
韓愈學古文，最推崇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
司馬遷崇尚黃老，相如擅長辭賦，揚雄專事摹拟，至多是個假聖人，這三個西漢文人，都沒有什麼儒家聖人之道，可是韓愈推崇三人，特别推崇揚雄，說是孔子孟子的繼承人。
他這樣說，顯然是指古文的文統，而不是指儒學的道統。
學古文不能不求師于《史記》，學辭賦不能不求師于相如，誰也不可以舍棄兩司馬别求祖師。
揚雄主要著作有拟《論語》的《法言》和拟《周易》的《太玄》，韓愈實際推崇的是《法言》。
讀書必須先精熟一部或幾部重要的名著，作為博學群書的基礎。
韓愈“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千百家之編”，但首先精熟的書是西漢三大文士的著作，猶如杜甫教人學詩，先要“熟精《文選》理”。
大抵學詩賦骈文必須從《文選》入手，而學散文必須從《史記》入手。
韓愈特别擅長作碑志丈，就是得力于《史記》之證。
精熱了入手的基礎書，然後可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韓愈所說“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複乎句讀”，這和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同樣地是教人博學。
任何文學的構成，總不能離開造句與練字，《文心雕龍?章句篇》說“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
《練字篇》也說“心既托聲于言，言亦寄形于字”。
這些話都是很對的。
造句用字不适當，猶之形體不正常，決不能說還是美的。
韓愈古文，号稱起八代（自東漢至隋）之衰，也就是推翻東漢以下相沿成習之骈體文在文學上的統治地位，他完成這個艱巨事業的要訣之一是在于善于造句。
《答劉正夫書》說“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必尚其能者。
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
“能自樹立不因循”，這是取得成就的一般原則，運用在造句上，就是“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辭“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樊紹述墓志銘》）。
韓愈散文氣象清新，妙處就在于練字精當。
所謂“捶字堅而難移”，是韓愈散文的一個特點，這顯然得力于《法言》。
《法言》摹拟《論語》，摹拟古聖人語調，最使人厭惡發笑，但揚雄卻能化陳腐為新奇，韓愈學得這個造句法，所以詩文中有許多好句被後人沿用成為習慣語。
韓愈說造句要“文從字順各識職”，又說“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募”，每個字都安置得妥帖，不能不經過苦思，所謂“戛戛乎其難哉”，
不過，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絕于流俗，戛戛獨造，不蹈襲俗人一句一語，無愧為卓識獨立之士，元結應是唐朝古文運動有力的先行者。
獨孤及在唐代宗時仕宦漸通顯，散播古文影響，主要也在這個時候。
獨孤及在學術上并無獨特的主張，不象元結堅決反對貪虐政治，也不象韓愈一貫反對佛道二教，他做古文隻是為了做古文，做什麼題說什麼話，如作陳留郡《文宣王碑》，便述聖道揚儒風，似乎是個儒者。
作《鏡智禅師碑》，便演釋氏之奧，似乎是個佛教徒。
古文運動在唐朝是一種戰鬥性的運動，戰鬥目标是反虐政和反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禍國殃民，朝廷崇信佛教就是最大的虐政，流毒比任何虐政都不會差一些。
獨孤及學的是西漢散文，但思想上儒佛混同，意在調和，未能象西漢文士自成一家之言，因之，獨孤及古文的成就是中平無奇的。
雖然被稱為“有唐文宗”（梁肅《毗陵集後序》語），在古文運動中隻能居于元結的輔佐地位。
梁肅是崇儒也崇佛的古文作者，他思想偏重佛教，甘心為佛教充當吹鼓手，宣揚宗教毒害。
崔恭作《唐右補缺梁肅文集序》，說梁肅是天台大師元浩（一說湛然）之門弟子。
梁肅作《毗陵集後序》說“公（獨孤及）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
崔恭為梁肅文集作序，根本不認梁肅古文淵源出于獨孤及，卻強調梁肅為宣揚佛教作了最大的努力，所謂“公（梁肅）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為文，志在于此..心在一乘，故叙釋氏最為精博”。
古文運動始終貫注着反虐政反佛教，也就是貫注着儒學的精神，它有進步意義也就在這一點上。
梁肅做古文主要是做對佛教有益的古文，成為崔恭所謂“釋氏之鼓吹，諸佛之影響”的那種佛教用具。
古文失去儒學精神，即失去鬥志，不可能再有發展。
誰能設想韓愈不堅決反佛，便能推進古文運動到最高峰呢！《舊唐書?韓愈傳》稱“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
劉昫是五代時人，并不熟悉古文流派，給梁肅估價過高了。
事實上韓愈大興古文運動以前，元結為首的古文運動已經顯示将有高潮來到。
當時推動這個運動最早的人是元德秀。
元德秀是元結的從兄，又是元結的師友，元結作《元魯山墓表》，指出元德秀反對俗的性格十分頑強，元結對他也十分尊信，顯然他給元結的影響是深廣的。
開元天寶間，以文學著名的蕭穎士，也與元德秀有師友關系。
蕭穎士不屈身于權相李林甫，不受永王李璘的誘惑，無愧為元德秀的友人。
他宗奉儒學，教授門弟子，聞名的有柳并等十數人，又以推引後進為己任，皇甫冉等數十人，都被稱獎成名士。
和他并列為友的名士，以李華為最，世号蕭李。
獨孤及作李華《中集序》說“公（李華）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
蕭李雖不及元結獨孤及一派作者為古文運動的正宗，但還不曾脫離儒家的軌轍。
沒有儒學反佛道為内容，單憑古文的形式，不能成為有力的運動。
《四庫提要》說“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室，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元結與獨孤及，始奮起湔（音煎jiān）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
其後韓愈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
《提要》對這些人的評價，是允當的。
蕭穎士的兒子蕭存，也能作古文，與韓會、梁肅等人為友。
韓會是韓愈的長兄，韓會死後，妻鄭氏撫養韓愈成人。
無疑，韓愈在文學上要受韓會的影響。
所謂“能為古文業其家”，即繼承韓會的家學。
韓愈幼年時期又直接為蕭存所賞識，當然是賞識韓愈的古文。
以上是保存在《新唐書?蕭穎士傳》中的一些材料，據以推知古文運動是從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開始，也就是從反對統治階級的腐朽開始（見元結《元魯山墓表》）。
元結繼起，反貪虐政治，愈益堅決，其餘如獨孤及蕭穎士李華雖然沒有元氏兄弟那樣旗幟鮮明，但都起着助長的作用。
韓愈就在這種淵源和環境下，舉起更鮮明的儒學旗幟，負起更艱巨的戰鬥責任，有了韓愈，古文運動才能在許多方面取得壓倒近體文，沉重打擊佛教勢力的巨大勝利。
唐德宗貞元八年，陸贽任主試官，梁肅、王礎助陸贽閱試卷，韓愈就在這一科進士及第。
韓愈在與祠部陸員外《薦士書》稱“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舊唐書》可能因梁薦韓，推想韓為梁的門人，其實，韓愈的古文與梁肅走着不同的道路。
《舊唐書》所說不足為據。
從西晉夏侯湛開始作古文來反對骈體文，經過四百餘年的醞釀，到元結獨孤及，從細流變為巨流，到韓愈又從巨流變為長江大河。
蘇轼說“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顔書左史是否集大成，這裡且不說，杜詩韓文集大成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韓愈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所用方法和杜甫是一樣的，即學道、博學、練句（包括練字）三個步驟。
杜甫教人學詩“法自儒家有”，“應須飽經木”，韓愈教人學古文，首先要學古聖賢人之道。
這個道就是儒家的經術。
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文學自附于經術，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統的來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會的道德标準，劉勰作《文心雕龍》，以《原道篇》冠全書，杜韓論詩文，出發點與劉勰相同，杜韓在文學上獲得特殊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韓愈《答張籍書》說“仆自謂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
自信得到了聖人之道，才會有勇氣排斥佛老。
杜甫“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這種深切的愛民思想也是從儒術中得來。
當然，杜韓都是儒士，儒土愛民，最後歸宿仍在于忠君，即對封建統治階級所建立的政權效忠，它愛民是為了忠君，如果以為社韓愛民是以民愛民，那就成為儒民，不是儒士了，但儒民從來不曾有過。
韓愈學古文，最推崇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
司馬遷崇尚黃老，相如擅長辭賦，揚雄專事摹拟，至多是個假聖人，這三個西漢文人，都沒有什麼儒家聖人之道，可是韓愈推崇三人，特别推崇揚雄，說是孔子孟子的繼承人。
他這樣說，顯然是指古文的文統，而不是指儒學的道統。
學古文不能不求師于《史記》，學辭賦不能不求師于相如，誰也不可以舍棄兩司馬别求祖師。
揚雄主要著作有拟《論語》的《法言》和拟《周易》的《太玄》，韓愈實際推崇的是《法言》。
讀書必須先精熟一部或幾部重要的名著，作為博學群書的基礎。
韓愈“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千百家之編”，但首先精熟的書是西漢三大文士的著作，猶如杜甫教人學詩，先要“熟精《文選》理”。
大抵學詩賦骈文必須從《文選》入手，而學散文必須從《史記》入手。
韓愈特别擅長作碑志丈，就是得力于《史記》之證。
精熱了入手的基礎書，然後可以“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韓愈所說“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複乎句讀”，這和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同樣地是教人博學。
任何文學的構成，總不能離開造句與練字，《文心雕龍?章句篇》說“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
《練字篇》也說“心既托聲于言，言亦寄形于字”。
這些話都是很對的。
造句用字不适當，猶之形體不正常，決不能說還是美的。
韓愈古文，号稱起八代（自東漢至隋）之衰，也就是推翻東漢以下相沿成習之骈體文在文學上的統治地位，他完成這個艱巨事業的要訣之一是在于善于造句。
《答劉正夫書》說“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必尚其能者。
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
“能自樹立不因循”，這是取得成就的一般原則，運用在造句上，就是“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辭“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樊紹述墓志銘》）。
韓愈散文氣象清新，妙處就在于練字精當。
所謂“捶字堅而難移”，是韓愈散文的一個特點，這顯然得力于《法言》。
《法言》摹拟《論語》，摹拟古聖人語調，最使人厭惡發笑，但揚雄卻能化陳腐為新奇，韓愈學得這個造句法，所以詩文中有許多好句被後人沿用成為習慣語。
韓愈說造句要“文從字順各識職”，又說“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募”，每個字都安置得妥帖，不能不經過苦思，所謂“戛戛乎其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