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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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年，唐代宗大曆五年死。
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
王維：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學活動主要在唐肅宗唐代宗兩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後。
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詩人。
他自稱少年時“讀書破萬卷，下筆加有神”。
從杜杜甫書金華山詩石刻（拓本）甫詩中用事的精緻來看，熟讀萬卷書，确是事實，并非自誇。
杜甫同李白一樣，對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
他自比稷與契，希望因自己文學出衆，“立登要路津”。
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為富貴享受，而是要“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在李林甫、楊國忠擅權的年代裡，這樣設想是完全不合實際的。
他有不合實際的大抱負，不能實現這個抱負，自然對朝政心有不滿，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對朝廷還是絕對忠誠的，這是與李白王維根本不同處。
他也曾陷身賊中，但不曾為賊所污辱，《述懷詩》“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他逃出賊窟，經曆着很大的艱危，《北征》詩“況我堕胡塵，及歸盡華發”。
《述懷》詩“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
這種困苦狼狽的情況，李白王維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祿山。
杜甫對君忠誠，在家天下的封建國家裡，君是國的代表人，忠君實際就是愛國。
他又自比稷、契，有緻君堯舜上的大抱負，他的現實生活卻是流離失所，不僅做不到大官，連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
大抱負與窮困生活這個矛盾，是杜甫詩豐富内容的源泉，他的主導思想是儒家學說，也多少摻雜一些道教佛教（禅宗）思想，他師事董姓道士，稱為董先生董煉師，又詩雲“餘亦師粲可”。
慧可僧粲是禅宗兩個祖師名。
有些詩中表現消極的意境，如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怆，生前相遇且銜杯”。
這一類詩是受道教影響。
又雲“王侯與蝼蟻，同盡随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這一類詩是受禅宗的影響。
不過，比起李白王維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遠了。
道佛思想在杜詩中隻是偶見，遠不如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詩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骥子，有詩“骥子好男兒”）生日》，《又示宗武》兩篇中說得很清楚，可說是傳授詩決。
“熟精《文選》理”和“應須飽經術”兩句即杜家詩訣，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
足見他期望宗武繼承家學也作詩人。
初學的步驟是“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
作近體詩必須先知詩律，還必須用事準确，攤書滿床，事事核實，不單憑記憶，這也是詩訣，不過不象精《文選》、飽經術兩句屬于根本詩訣。
杜詩中又有偶論作詩法的句子，如“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都是說要用苦功鍛煉詩句，與韓愈論作文法“唯陳言之務去”，同一意思。
這裡所說驚人新句，絕不是造出奇怪語，而是體物深刻，見人之所不能見，說出來卻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迹。
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體會物情，細入毫厘，即屬于這一類。
李王杜三家詩中，多有此類佳句，盛唐詩人與晚唐詩人大有區别，句法就是标準之一。
杜甫作詩，不僅是取法于儒經，即《偶題篇》所謂“法自儒家有”；就是對齊梁詩人，也采取認真态度，學他們的長處，如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他學古人清詞麗句，不廢齊梁人，如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
又自稱“頗學陰（铿）何（遜）苦用心”。
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陰何在齊梁并不算上乘，杜甫雖然恐與齊梁作後塵，但并不抹煞它們的長處，他稱頌李白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铿”，杜甫對庾信陰何确實是看作師範，毫無輕視的意思。
他擇善而從，無所不學，所以成為兼備衆體，集古今詩人之大成的偉大詩人。
元稹（音診zhěn）作《杜甫墓志銘》，評李杜優劣，說“餘觀其（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字）矣。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這裡指出杜的特長，是恰當的，由此抑李過甚，那就不當了。
大抵可以揚杜卻不可抑李，猶之可以揚李卻不可抑杜。
韓愈是反佛老的健者，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鸾，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煉金藥”（《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韓愈并不因反道教貶損李白詩應得的崇高地位，足見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搖的。
安史亂後，肅代兩代，唐朝國勢由極盛突然損壞，由上升急劇下降，以李白王維為首的盛唐詩人，幾乎全部停止了創作。
其中如“清詩句句盡堪傳”（杜甫詩）的隐居詩人孟浩然，早在開元末年死去。
其餘如寫邊塞情景的詩人岑參和高适，也很著名。
他們寫邊塞詩是在天寶年間，這時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輕啟邊釁，天寶時候對外戰争，一般是侵略性戰争，偉大的軍事家王忠嗣甯願失官不願服從朝廷亂命，可以想見戰争是什麼性質了。
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頌這些戰争，論者認為是愛國主義的詩人，對外侵略怎麼能說是愛國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時，高适還做過節度使。
他們的詩，都沒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亂後的社會情形，足見邊塞諸作，隻是迎合唐玄宗時發動戰争，開邊境立武功的風氣。
杜甫《兵車行》、《前後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等作，對朝廷貪邊功行暴政采取明顯的反對态度，岑、高詩自有擅長不可貶損之處，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較有見解。
岑、高以外，王昌齡也是著名詩人，他尤長七絕，内容多是征夫閨婦的鄉恩離愁，最宜于當時歌唱者的采用，詩篇與王維李白同樣傳播在樂人間，因之詩名甚盛。
天寶年間，形式上唐國勢還在上升，實際已是腐朽之極，瀕臨崩潰，一般詩人多歌誦升平，很少有人能預見危機。
元結不同衆人，在天寶六載，作二風詩（《治風詩》、《亂風詩》各五篇），《亂風詩》中有《至惑》一篇，序雲“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内，内外用亂，至于崩亡”。
《至惑篇》顯然是指斥唐玄宗。
元結又作《系樂府》十二首，其中如《貧婦詞》、《去鄉悲》、《農臣怨》等篇，也是代貧苦人發出愁怨的呼聲，特别是《闵荒詩》一首，以隋炀帝比唐玄宗，說“天國正兇忍，為我萬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場非常明确。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雖然也是強烈譴責腐朽政治，比起元結來，卻不如元結能直斥唐玄宗。
杜甫對君主不敢直斥，總是有意回護。
假如當時有許多象元結那樣鲠直的詩人，一緻為人民呼号，唐玄宗固然未必就此醒悟，但作為詩人，卻不可不表示應有的政治識見，在這一點上，元結應是天寶年間的第一人。
唐代宗時，元結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兩詩。
《舂陵行序》雲“道州（湖南道縣）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
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
嗚呼，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
吾将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
詩中有“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赢。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
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等句。
元結甯願免官，不肯逼迫窮民，這是當時最有心肝的好官。
《賊退示官吏》詩有“使臣将王命，豈不如賊焉”句，有些官實際上不如賊，至少與賊無大異，他被逼作賊，想棄官歸隐，歸隐是封建士大夫唯一可走的道路，因為他們不會站在農民起義一邊，又不甘心作比賊不如的官，最好的前途，自然是做個無官職的地主，享受閑居的樂趣。
要求他們有反抗朝廷的積極行動，那是不合實際的奢望。
杜甫讀到元結的兩篇詩，熱情稱頌，認為“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
杜甫對人民的同情心，與“緻君唐虞際”的忠君心相結合，正是儒家的傳統思想，元結在《筐中集序》裡，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的南朝風氣，他所作詩全是古風，事實上唐時律詩已經開出廣大的新境，遠非南朝所能比拟，唐詩人多能古近兩體并長，詩苑因而特别繁榮，元結不作近體詩，以為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不合風雅之道，想要“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
他這種矯時俗的議論，與韓愈相同，韓愈用來矯文弊，獲得成功，元結用來矯詩弊，卻不發生任何影響，因為他的主張太違反唐時詩的趨勢。
韋應物與元結同時，剛直的性格也相同，表現在詩風上卻有顯著的不同。
韋應物《示從于河南尉班》詩中有“立政思懸棒”句。
曹操任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懸門上，豪強犯禁，即用棒打殺。
韋應物要學曹操懸棒殺豪強，足見他原來是個剛強人，因受腐朽勢力的折磨，變剛強為柔和，寫出清閑恬淡的詩來。
韋應物曾任蘇州刺史，日常生活是焚香掃地而坐，隻和顧況、劉長卿、釋皎然等人唱酬為賓友。
他自稱做官也是坐禅，他也象陶潛那樣，有時候猛氣不能自抑，流露出對腐朽政治的憤怒，如雜體五首，都是有所指斥，尤其是《古宅集妖鳥》一首，痛責滿朝官僚貪鄙無能，《春羅雙鴛鴦》一首，寫剝削與被剝削兩個階級的苦樂絕對不平。
韋應物詩裡，偶然露出這樣的真情感，說明他并非心如死灰，因此，韋與陶可以相比拟，不過，閑靜的氣息，韋不如陶，陶生在晉朝，受玄風影響，陶詩成為玄風的最高表現，韋處在唐朝，沒有陶的時代精神，盡管風度學得相似，氣息終究不能相同，陶韋并稱，韋不及陶，盛唐諸詩人中，韋卻是唯一的閑淡詩人。
三中唐詩人 盛唐中唐交界處，不必機械地劃分，唐代宗大曆年間有不少著名詩人，其中盧綸、韓翃（音宏hóng）、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端、李益、司空曙等人，号稱大曆十才子。
他們多是天寶年間進士，正遇安史大亂，他們做的詩，沒有一人能象杜甫反映現實。
伸張正義，足見這些人不過是能作詩的普通文士，做詩不能表現時代的特點，隻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詩。
杜甫死後（大曆五年杜甫死），經過一個不長的時間，到了唐德宗時，杜詩的影響深入詩苑的各方面，幾個大派别都是從杜詩派生出來。
中唐詩苑盛況并不亞于盛唐，所差是在一些作者，雖然各有創造，自成大家，但未能超出杜甫已經開辟出來的境界。
從這一點說，中唐比盛唐不免落入第二流。
中唐詩人影響最大的無過于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和元稹都揚杜抑李，白居易與元稹論文書裡說，杜詩千餘首，盡工盡善，比李白更好，不過，杜詩如《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等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句，也隻占十中三四。
這說明白居易學杜甫，着重在學杖甫為勞苦民衆呼号的詩篇。
因此，他得出作詩歌的宗旨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他在唐憲宗初年，身任谏官，每日論事，有些不便明言直說的事，用詩歌表達自己的意見，希望皇帝聽了有所改悔。
這一類詩有些題為新樂府，通稱為諷偷詩，這是白詩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學杜相似的也是這一部分。
諷谕詩是白詩精華所在。
他說，我詩得人喜愛的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等篇，時人所重，卻是我之所輕，我的諷谕詩，意思激切，言辭質直，人們不喜愛，百千年後一定會有人喜愛。
白居易自稱“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谕詩，兼濟之志也”。
白居易志在救濟民衆，與社甫“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同一心情，杜甫詩寫當世時務，号稱詩史，白居易諷谕詩也寫時務，同樣是詩史，詩人對民衆沒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會冒險作詩史的。
白居易與詩友元稹的詩流傳極廣，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裡說，“長安少年都仿效我們兩人的詩體，自稱為元和體詩，二十年間，官署、寺觀、驿站牆壁之上無不題元白詩，王公、妾婦、牧童、走卒之口無不吟元白詩，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可能是印刷本）在市上販賣，或用來交換茶酒，處處都有。
我（元稹自稱）在乎水草市（浙江紹興縣山市）看到村校裡學童都學詩，問他們學的是什麼，齊聲答言，先生教我們學元白詩”。
白居易也說，“自長安到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題我詩句，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吟詠我的詩句。
時俗所重，正在雜律詩和《長恨歌》一類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的詩”。
白居易分自己的詩為四大類，即諷谕詩、閑适詩、感傷詩、雜律詩。
寫諷谕詩是志在兼濟，寫閑适詩是行在獨善，兼濟是為解救民衆疾苦，獨善是保身養性，不為世俗所累。
從唐文宗時開始，牛李黨争劇烈，白妻楊氏是牛黨重要人物楊穎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黨，李德裕執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讀白詩，怕讀了他的詩，改變對他的成見。
白居易作詩雲“相争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他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來對待朋黨之争，在當時士大夫中是最有識見的。
他得免朋黨的禍害，并非偶然。
白居易被迫放棄宦情，求名之心卻極濃。
他一生專心求永久的詩名，得風病後還伏枕作詩，不肯停止。
他生前寫定詩集五本，每本有詩文三千八百四十首。
五本分藏五處：一本藏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藏蘇州南禅寺經藏内，一本藏東都聖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白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使各藏于家，子孫世守。
他迫切希望詩名永傳，五本分藏，用心是很苦的。
他作詩力求平易通俗，獨創一格，為前人所未有，目的也是在于廣播人口，借以流傳後世。
北宋人釋德洪作《冷齋夜話》，說白居易每作一詩成，讀給一個老妪聽，問她懂不懂。
她說，懂得，這首詩算是作成了。
如果答說不懂，就得另外做過。
這種說法并不符合事實。
北宋人張耒曾在洛陽一士人家，看到白詩草稿數紙，塗改重重，原作的文句幾乎全部改換。
白詩經過鍛煉而成，要煉成通俗的文句，也非苦吟不可。
通俗絲毫不等于草率輕易。
白詩流傳在當時已如此廣泛，原因就在白詩真正做到通俗，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
白居易最親密的詩友元稹，也擅長寫通俗詩，元詩與白詩同樣廣播人口，元詩又多采入樂歌。
元稹寄白居易詩有“體遣玲珑（歌妓名）唱我辭，我辭多是寄君詩”等句，足見元詩多可入樂。
他和白居易同時享盛名，詩歌傳入宮廷，宮中人都叫他元才子。
這是他後來投靠宦官，得做宰相的一個條件。
元白并稱，由于詩的成就，二人難分優劣，但二人在仕途中，元最後失足走了邪徑，白隐居退避，不參加黨争，二人人品優劣，也就決定了文學上的優劣。
白居易有兼濟思想，凡不利民衆和國家的朝政，敢于犯顔直谏，店憲宗有一次很不滿意，對宰相李绛說：“白居易這個小子，是我提拔他得名位，現在對我毫不禮貌，我實在不能忍耐”。
做官得直聲，名望自然清高，所作詩文也容易為人尊重。
元稹起初也敢谏诤，白居易很尊重他，贈詩說“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
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
..共保秋竹心，風霜侵不得。
始嫌梧桐樹，秋至先改色”。
不料這個比作秋竹竿的元稹，經過幾次貶官，完全改色變節，唐穆宗時，走宦官魏弘簡的門路，勾結魏弘簡共同破壞裴度讨代河北叛鎮的用兵計劃，為了謀做宰相，不顧一切，人品實屬卑劣。
他是學白居易正直卻經不得風霜的鄙夫。
他詩也學白居易。
白作《和答詩序》裡說：“五年（唐憲宗元和五年，八一○年）春，微之（元稹字）左轉為江陵士曹掾。
我命季弟去送行，且奉新詩一軸，凡二十章，率有比興，淫文豔韻無一字焉。
及微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為，章有旨，至于宮律體栽皆得作者風。
我和友人樊宗師等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
然竊恩之，豈我所奉的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對發憤而臻于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白居易這段話，正好說明元稹詩受白詩影響很大，元是學白居易詩格卻缺乏真實性情的佞人。
他分自己的詩為十類，有古諷、樂諷，拟白詩的諷谕詩；有古體、新題樂府，拟白詩的閑适詩；有律詩（七言五言兩體）、律諷，拟白詩的雜律詩；又有豔詩，專描寫美婦人，大概是拟白詩的感傷詩。
白居易有《長恨歌》，寫唐玄宗楊貴妃荒淫亂亡事，妓女能誦《長恨歌》，身價便增高，想見此歌極受重視，流傳甚廣。
元稹仿制《連昌宮詞》，也為時人傳誦，不過，詩中“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等句，正如杜牧《李勘墓志》所說淫言媟語，非莊士雅人所為，與《長恨歌》懲尤物、窒亂階的用意有别。
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呈元九李二十》詩有雲“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苦教短李伏歌行”。
元稹模仿白居易，當時已有定論。
元稹人品不如白居易，模仿雖到近似的境界，但元詩終究隻是才子詩。
元稹死後（八三二年，唐文宗大和六年死）白居易與劉禹錫為詩友，有《劉白唱和集》，白與劉書雲“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勁者非夢得（劉禹錫字）而誰？”劉禹錫參與王叔文集團，甚有權勢，唐憲宗登位，劉禹錫等被貶逐，不得為朝官。
唐文宗時，因重臣裴度的援引，劉禹錫又得為朝官，累升至檢校禮部尚書。
唐順宗身染重病，王叔文掌權，王叔文名位卑微，引用劉禹錫柳宗元等名士為助，劉柳等人與王叔文秉政半年，政令都是有益于朝廷有利于民衆，未可譏議。
可是，他們依靠的是死在旦暮的唐順宗。
滿朝政敵（主要是宦官）利用唐憲宗奪取帝位，是必不可免的。
王叔文集團被斥逐，也是必不可免的。
劉柳等人的失敗，劉禹錫詩“勉修貴及早，狃捷不知退”，确是實情。
被逐以後，憂愁憔悴，“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句見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正寫出這些逐臣的心情。
他們本想及早騰達，不料貶作邊遠地方官，井有诏：雖遇赦無得内移。
這樣，他們政治上失去前途，無可奈何，不得不逃入南宗禅求取絕望中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學上精心創作，借文名來補救政治失勢。
劉禹錫柳宗元都是這樣做的，白居易所謂吟詠情性，播揚名聲，文之神妙，莫先于詩，詩名盛大，可能改善政治遭遇。
劉禹錫在詩的方面特别取得卓越的成就。
白居易稱劉禹錫詩為神妙，《舊唐書?劉禹錫傳》特指《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待為佳作。
《金陵五題引（序）》裡說，“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
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
王維：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學活動主要在唐肅宗唐代宗兩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後。
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詩人。
他自稱少年時“讀書破萬卷，下筆加有神”。
從杜杜甫書金華山詩石刻（拓本）甫詩中用事的精緻來看，熟讀萬卷書，确是事實，并非自誇。
杜甫同李白一樣，對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
他自比稷與契，希望因自己文學出衆，“立登要路津”。
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為富貴享受，而是要“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在李林甫、楊國忠擅權的年代裡，這樣設想是完全不合實際的。
他有不合實際的大抱負，不能實現這個抱負，自然對朝政心有不滿，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對朝廷還是絕對忠誠的，這是與李白王維根本不同處。
他也曾陷身賊中，但不曾為賊所污辱，《述懷詩》“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他逃出賊窟，經曆着很大的艱危，《北征》詩“況我堕胡塵，及歸盡華發”。
《述懷》詩“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
這種困苦狼狽的情況，李白王維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祿山。
杜甫對君忠誠，在家天下的封建國家裡，君是國的代表人，忠君實際就是愛國。
他又自比稷、契，有緻君堯舜上的大抱負，他的現實生活卻是流離失所，不僅做不到大官，連微小的谏官也因言事被斥革。
大抱負與窮困生活這個矛盾，是杜甫詩豐富内容的源泉，他的主導思想是儒家學說，也多少摻雜一些道教佛教（禅宗）思想，他師事董姓道士，稱為董先生董煉師，又詩雲“餘亦師粲可”。
慧可僧粲是禅宗兩個祖師名。
有些詩中表現消極的意境，如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怆，生前相遇且銜杯”。
這一類詩是受道教影響。
又雲“王侯與蝼蟻，同盡随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這一類詩是受禅宗的影響。
不過，比起李白王維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遠了。
道佛思想在杜詩中隻是偶見，遠不如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詩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骥子，有詩“骥子好男兒”）生日》，《又示宗武》兩篇中說得很清楚，可說是傳授詩決。
“熟精《文選》理”和“應須飽經術”兩句即杜家詩訣，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
足見他期望宗武繼承家學也作詩人。
初學的步驟是“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
作近體詩必須先知詩律，還必須用事準确，攤書滿床，事事核實，不單憑記憶，這也是詩訣，不過不象精《文選》、飽經術兩句屬于根本詩訣。
杜詩中又有偶論作詩法的句子，如“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都是說要用苦功鍛煉詩句，與韓愈論作文法“唯陳言之務去”，同一意思。
這裡所說驚人新句，絕不是造出奇怪語，而是體物深刻，見人之所不能見，說出來卻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迹。
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體會物情，細入毫厘，即屬于這一類。
李王杜三家詩中，多有此類佳句，盛唐詩人與晚唐詩人大有區别，句法就是标準之一。
杜甫作詩，不僅是取法于儒經，即《偶題篇》所謂“法自儒家有”；就是對齊梁詩人，也采取認真态度，學他們的長處，如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他學古人清詞麗句，不廢齊梁人，如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
又自稱“頗學陰（铿）何（遜）苦用心”。
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陰何在齊梁并不算上乘，杜甫雖然恐與齊梁作後塵，但并不抹煞它們的長處，他稱頌李白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铿”，杜甫對庾信陰何确實是看作師範，毫無輕視的意思。
他擇善而從，無所不學，所以成為兼備衆體，集古今詩人之大成的偉大詩人。
元稹（音診zhěn）作《杜甫墓志銘》，評李杜優劣，說“餘觀其（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杜甫字）矣。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這裡指出杜的特長，是恰當的，由此抑李過甚，那就不當了。
大抵可以揚杜卻不可抑李，猶之可以揚李卻不可抑杜。
韓愈是反佛老的健者，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鸾，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煉金藥”（《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韓愈并不因反道教貶損李白詩應得的崇高地位，足見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搖的。
安史亂後，肅代兩代，唐朝國勢由極盛突然損壞，由上升急劇下降，以李白王維為首的盛唐詩人，幾乎全部停止了創作。
其中如“清詩句句盡堪傳”（杜甫詩）的隐居詩人孟浩然，早在開元末年死去。
其餘如寫邊塞情景的詩人岑參和高适，也很著名。
他們寫邊塞詩是在天寶年間，這時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輕啟邊釁，天寶時候對外戰争，一般是侵略性戰争，偉大的軍事家王忠嗣甯願失官不願服從朝廷亂命，可以想見戰争是什麼性質了。
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頌這些戰争，論者認為是愛國主義的詩人，對外侵略怎麼能說是愛國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時，高适還做過節度使。
他們的詩，都沒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亂後的社會情形，足見邊塞諸作，隻是迎合唐玄宗時發動戰争，開邊境立武功的風氣。
杜甫《兵車行》、《前後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等作，對朝廷貪邊功行暴政采取明顯的反對态度，岑、高詩自有擅長不可貶損之處，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較有見解。
岑、高以外，王昌齡也是著名詩人，他尤長七絕，内容多是征夫閨婦的鄉恩離愁，最宜于當時歌唱者的采用，詩篇與王維李白同樣傳播在樂人間，因之詩名甚盛。
天寶年間，形式上唐國勢還在上升，實際已是腐朽之極，瀕臨崩潰，一般詩人多歌誦升平，很少有人能預見危機。
元結不同衆人，在天寶六載，作二風詩（《治風詩》、《亂風詩》各五篇），《亂風詩》中有《至惑》一篇，序雲“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内，内外用亂，至于崩亡”。
《至惑篇》顯然是指斥唐玄宗。
元結又作《系樂府》十二首，其中如《貧婦詞》、《去鄉悲》、《農臣怨》等篇，也是代貧苦人發出愁怨的呼聲，特别是《闵荒詩》一首，以隋炀帝比唐玄宗，說“天國正兇忍，為我萬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場非常明确。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雖然也是強烈譴責腐朽政治，比起元結來，卻不如元結能直斥唐玄宗。
杜甫對君主不敢直斥，總是有意回護。
假如當時有許多象元結那樣鲠直的詩人，一緻為人民呼号，唐玄宗固然未必就此醒悟，但作為詩人，卻不可不表示應有的政治識見，在這一點上，元結應是天寶年間的第一人。
唐代宗時，元結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兩詩。
《舂陵行序》雲“道州（湖南道縣）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
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
嗚呼，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
吾将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
詩中有“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赢。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
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等句。
元結甯願免官，不肯逼迫窮民，這是當時最有心肝的好官。
《賊退示官吏》詩有“使臣将王命，豈不如賊焉”句，有些官實際上不如賊，至少與賊無大異，他被逼作賊，想棄官歸隐，歸隐是封建士大夫唯一可走的道路，因為他們不會站在農民起義一邊，又不甘心作比賊不如的官，最好的前途，自然是做個無官職的地主，享受閑居的樂趣。
要求他們有反抗朝廷的積極行動，那是不合實際的奢望。
杜甫讀到元結的兩篇詩，熱情稱頌，認為“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
杜甫對人民的同情心，與“緻君唐虞際”的忠君心相結合，正是儒家的傳統思想，元結在《筐中集序》裡，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的南朝風氣，他所作詩全是古風，事實上唐時律詩已經開出廣大的新境，遠非南朝所能比拟，唐詩人多能古近兩體并長，詩苑因而特别繁榮，元結不作近體詩，以為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不合風雅之道，想要“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
他這種矯時俗的議論，與韓愈相同，韓愈用來矯文弊，獲得成功，元結用來矯詩弊，卻不發生任何影響，因為他的主張太違反唐時詩的趨勢。
韋應物與元結同時，剛直的性格也相同，表現在詩風上卻有顯著的不同。
韋應物《示從于河南尉班》詩中有“立政思懸棒”句。
曹操任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懸門上，豪強犯禁，即用棒打殺。
韋應物要學曹操懸棒殺豪強，足見他原來是個剛強人，因受腐朽勢力的折磨，變剛強為柔和，寫出清閑恬淡的詩來。
韋應物曾任蘇州刺史，日常生活是焚香掃地而坐，隻和顧況、劉長卿、釋皎然等人唱酬為賓友。
他自稱做官也是坐禅，他也象陶潛那樣，有時候猛氣不能自抑，流露出對腐朽政治的憤怒，如雜體五首，都是有所指斥，尤其是《古宅集妖鳥》一首，痛責滿朝官僚貪鄙無能，《春羅雙鴛鴦》一首，寫剝削與被剝削兩個階級的苦樂絕對不平。
韋應物詩裡，偶然露出這樣的真情感，說明他并非心如死灰，因此，韋與陶可以相比拟，不過，閑靜的氣息，韋不如陶，陶生在晉朝，受玄風影響，陶詩成為玄風的最高表現，韋處在唐朝，沒有陶的時代精神，盡管風度學得相似，氣息終究不能相同，陶韋并稱，韋不及陶，盛唐諸詩人中，韋卻是唯一的閑淡詩人。
三中唐詩人 盛唐中唐交界處，不必機械地劃分，唐代宗大曆年間有不少著名詩人，其中盧綸、韓翃（音宏hóng）、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端、李益、司空曙等人，号稱大曆十才子。
他們多是天寶年間進士，正遇安史大亂，他們做的詩，沒有一人能象杜甫反映現實。
伸張正義，足見這些人不過是能作詩的普通文士，做詩不能表現時代的特點，隻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詩。
杜甫死後（大曆五年杜甫死），經過一個不長的時間，到了唐德宗時，杜詩的影響深入詩苑的各方面，幾個大派别都是從杜詩派生出來。
中唐詩苑盛況并不亞于盛唐，所差是在一些作者，雖然各有創造，自成大家，但未能超出杜甫已經開辟出來的境界。
從這一點說，中唐比盛唐不免落入第二流。
中唐詩人影響最大的無過于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和元稹都揚杜抑李，白居易與元稹論文書裡說，杜詩千餘首，盡工盡善，比李白更好，不過，杜詩如《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等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句，也隻占十中三四。
這說明白居易學杜甫，着重在學杖甫為勞苦民衆呼号的詩篇。
因此，他得出作詩歌的宗旨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他在唐憲宗初年，身任谏官，每日論事，有些不便明言直說的事，用詩歌表達自己的意見，希望皇帝聽了有所改悔。
這一類詩有些題為新樂府，通稱為諷偷詩，這是白詩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學杜相似的也是這一部分。
諷谕詩是白詩精華所在。
他說，我詩得人喜愛的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等篇，時人所重，卻是我之所輕，我的諷谕詩，意思激切，言辭質直，人們不喜愛，百千年後一定會有人喜愛。
白居易自稱“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谕詩，兼濟之志也”。
白居易志在救濟民衆，與社甫“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同一心情，杜甫詩寫當世時務，号稱詩史，白居易諷谕詩也寫時務，同樣是詩史，詩人對民衆沒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會冒險作詩史的。
白居易與詩友元稹的詩流傳極廣，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裡說，“長安少年都仿效我們兩人的詩體，自稱為元和體詩，二十年間，官署、寺觀、驿站牆壁之上無不題元白詩，王公、妾婦、牧童、走卒之口無不吟元白詩，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可能是印刷本）在市上販賣，或用來交換茶酒，處處都有。
我（元稹自稱）在乎水草市（浙江紹興縣山市）看到村校裡學童都學詩，問他們學的是什麼，齊聲答言，先生教我們學元白詩”。
白居易也說，“自長安到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題我詩句，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吟詠我的詩句。
時俗所重，正在雜律詩和《長恨歌》一類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的詩”。
白居易分自己的詩為四大類，即諷谕詩、閑适詩、感傷詩、雜律詩。
寫諷谕詩是志在兼濟，寫閑适詩是行在獨善，兼濟是為解救民衆疾苦，獨善是保身養性，不為世俗所累。
從唐文宗時開始，牛李黨争劇烈，白妻楊氏是牛黨重要人物楊穎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黨，李德裕執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讀白詩，怕讀了他的詩，改變對他的成見。
白居易作詩雲“相争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他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來對待朋黨之争，在當時士大夫中是最有識見的。
他得免朋黨的禍害，并非偶然。
白居易被迫放棄宦情，求名之心卻極濃。
他一生專心求永久的詩名，得風病後還伏枕作詩，不肯停止。
他生前寫定詩集五本，每本有詩文三千八百四十首。
五本分藏五處：一本藏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藏蘇州南禅寺經藏内，一本藏東都聖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白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使各藏于家，子孫世守。
他迫切希望詩名永傳，五本分藏，用心是很苦的。
他作詩力求平易通俗，獨創一格，為前人所未有，目的也是在于廣播人口，借以流傳後世。
北宋人釋德洪作《冷齋夜話》，說白居易每作一詩成，讀給一個老妪聽，問她懂不懂。
她說，懂得，這首詩算是作成了。
如果答說不懂，就得另外做過。
這種說法并不符合事實。
北宋人張耒曾在洛陽一士人家，看到白詩草稿數紙，塗改重重，原作的文句幾乎全部改換。
白詩經過鍛煉而成，要煉成通俗的文句，也非苦吟不可。
通俗絲毫不等于草率輕易。
白詩流傳在當時已如此廣泛，原因就在白詩真正做到通俗，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
白居易最親密的詩友元稹，也擅長寫通俗詩，元詩與白詩同樣廣播人口，元詩又多采入樂歌。
元稹寄白居易詩有“體遣玲珑（歌妓名）唱我辭，我辭多是寄君詩”等句，足見元詩多可入樂。
他和白居易同時享盛名，詩歌傳入宮廷，宮中人都叫他元才子。
這是他後來投靠宦官，得做宰相的一個條件。
元白并稱，由于詩的成就，二人難分優劣，但二人在仕途中，元最後失足走了邪徑，白隐居退避，不參加黨争，二人人品優劣，也就決定了文學上的優劣。
白居易有兼濟思想，凡不利民衆和國家的朝政，敢于犯顔直谏，店憲宗有一次很不滿意，對宰相李绛說：“白居易這個小子，是我提拔他得名位，現在對我毫不禮貌，我實在不能忍耐”。
做官得直聲，名望自然清高，所作詩文也容易為人尊重。
元稹起初也敢谏诤，白居易很尊重他，贈詩說“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
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
..共保秋竹心，風霜侵不得。
始嫌梧桐樹，秋至先改色”。
不料這個比作秋竹竿的元稹，經過幾次貶官，完全改色變節，唐穆宗時，走宦官魏弘簡的門路，勾結魏弘簡共同破壞裴度讨代河北叛鎮的用兵計劃，為了謀做宰相，不顧一切，人品實屬卑劣。
他是學白居易正直卻經不得風霜的鄙夫。
他詩也學白居易。
白作《和答詩序》裡說：“五年（唐憲宗元和五年，八一○年）春，微之（元稹字）左轉為江陵士曹掾。
我命季弟去送行，且奉新詩一軸，凡二十章，率有比興，淫文豔韻無一字焉。
及微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為，章有旨，至于宮律體栽皆得作者風。
我和友人樊宗師等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
然竊恩之，豈我所奉的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将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對發憤而臻于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白居易這段話，正好說明元稹詩受白詩影響很大，元是學白居易詩格卻缺乏真實性情的佞人。
他分自己的詩為十類，有古諷、樂諷，拟白詩的諷谕詩；有古體、新題樂府，拟白詩的閑适詩；有律詩（七言五言兩體）、律諷，拟白詩的雜律詩；又有豔詩，專描寫美婦人，大概是拟白詩的感傷詩。
白居易有《長恨歌》，寫唐玄宗楊貴妃荒淫亂亡事，妓女能誦《長恨歌》，身價便增高，想見此歌極受重視，流傳甚廣。
元稹仿制《連昌宮詞》，也為時人傳誦，不過，詩中“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等句，正如杜牧《李勘墓志》所說淫言媟語，非莊士雅人所為，與《長恨歌》懲尤物、窒亂階的用意有别。
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呈元九李二十》詩有雲“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苦教短李伏歌行”。
元稹模仿白居易，當時已有定論。
元稹人品不如白居易，模仿雖到近似的境界，但元詩終究隻是才子詩。
元稹死後（八三二年，唐文宗大和六年死）白居易與劉禹錫為詩友，有《劉白唱和集》，白與劉書雲“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勁者非夢得（劉禹錫字）而誰？”劉禹錫參與王叔文集團，甚有權勢，唐憲宗登位，劉禹錫等被貶逐，不得為朝官。
唐文宗時，因重臣裴度的援引，劉禹錫又得為朝官，累升至檢校禮部尚書。
唐順宗身染重病，王叔文掌權，王叔文名位卑微，引用劉禹錫柳宗元等名士為助，劉柳等人與王叔文秉政半年，政令都是有益于朝廷有利于民衆，未可譏議。
可是，他們依靠的是死在旦暮的唐順宗。
滿朝政敵（主要是宦官）利用唐憲宗奪取帝位，是必不可免的。
王叔文集團被斥逐，也是必不可免的。
劉柳等人的失敗，劉禹錫詩“勉修貴及早，狃捷不知退”，确是實情。
被逐以後，憂愁憔悴，“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句見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正寫出這些逐臣的心情。
他們本想及早騰達，不料貶作邊遠地方官，井有诏：雖遇赦無得内移。
這樣，他們政治上失去前途，無可奈何，不得不逃入南宗禅求取絕望中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學上精心創作，借文名來補救政治失勢。
劉禹錫柳宗元都是這樣做的，白居易所謂吟詠情性，播揚名聲，文之神妙，莫先于詩，詩名盛大，可能改善政治遭遇。
劉禹錫在詩的方面特别取得卓越的成就。
白居易稱劉禹錫詩為神妙，《舊唐書?劉禹錫傳》特指《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待為佳作。
《金陵五題引（序）》裡說，“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