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詩、詞）
關燈
小
中
大
題詩雲，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複措辭矣。
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爾。
”劉禹錫自負《金陵五題》是絕唱，後世無人能繼作，就詩而論，确是無敵的佳篇，如《詠台城》雲“萬戶千門成野草，隻緣一曲《後庭花》”，比描寫景物的名句“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立意更為高遠，劉禹錫無愧為白居易的敵手。
不過，劉禹錫最精采的詩是他的樂府詩兩卷，他在貶地仿照屈原為沅湘民間改迎神詞作《九歌》的遺意，作《竹枝》、《楊柳枝》等詞若幹首，教巫祝歌唱，流傳民間。
《舊唐書?劉禹錫傳》說“武陵（湖南常德）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
《竹枝》《楊柳枝》以外，還有《浪淘沙詞》、《纥那曲詞》也是采用民歌形式的創作，《浪淘沙詞》是七言詩，《纥那曲詞》是五言詩，雖然與後起的詞句法有異，随着音樂的變化，很自然地會變成詞。
詩話家評劉禹錫文學上成就說，“大概夢得樂府小章優于大篇，詩優于他文”。
這個評語是恰當的。
白居易、元稹、劉禹錫三人詩大體上都屬于通俗類，因之廣泛地播揚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為民衆所享受，這應該說是元白等人的貢獻。
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裡說，“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于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
司文者考變種之由，往往歸咎于稹”。
通俗化的詩被新進小生轉展仿效，變成支離褊淺庸俗化的詩，陳言濫調，充滿詩苑，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
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風，需要強弓大戟般的硬體詩來抵消元白末流的軟體詩。
韓愈一派的詩人，很好地負起了挽救的責任。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首領，古文運動不僅是反對陳腐的今體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圖複興極衰的儒家學說，推翻聲勢極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韓愈古文富有戰鬥精神，不愧為“淩雲健筆意縱橫”的偉大文學家和思想家，宋人詩話說“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韓詩與古文一樣，象長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現筆力雄健才思富贍的極緻，李白杜甫的精華，被韓詩吸收并神而化之，獨成一大家，可以說杜文不很工，卻不可以說韓詩不工。
韓愈在《調張籍》詩裡指出自己學李杜的心得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
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鲸牙，舉瓢酌天漿。
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
“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兩句，說明韓詩與李杜詩精神融合成一體，經營不必太忙，卻自然合于李杜。
韓詩變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嚴，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調張籍》詩中斥責李杜優劣論（當以元稹為此論代表），說，“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不是學李杜同樣有得，對李杜同樣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韓愈是中唐創硬體詩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創通俗詩也是一大家。
韓派詩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張籍孟郊賈島樊宗師盧仝李翺李賀等人。
張籍于唐德宗時登進士第，深得韓愈重視，韓愈《醉贈張秘書詩》雲“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
《調張籍詩》雲“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颌颃”。
韓愈承認張籍學李杜，與自己有同樣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飛。
所謂學古淡，古是指張詩擅長樂府，多用古樂府為題，淡是指辭意通顯，不作雕飾，張籍與白居易元稹唱和，詩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說“軒鶴避雞群”。
如《野老歌》：“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
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這種意境，也是從學杜得來。
韓愈給張籍詩評價很高，《病中贈張十八》詩雲“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
張詩往往語已盡而意有餘，扛鼎的筆力當是指此。
韓愈重視的詩友，又有孟郊（字東野）。
韓《薦士》詩贊揚孟郊的筆力說“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骜。
..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音傲ào）”。
《韓集》有韓孟聯句詩數篇，孟筆力足與韓為敵。
孟郊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便引為忘形之友。
張籍性詭激也得韓愈器重，大抵韓創硬體詩文，與庸俗文派作鬥争，需要一些異乎流俗的士人為友朋，這些人得到韓愈表揚，文名振起，形成韓氏一派的名士。
盂郊詩專寫窮苦，所謂“食荠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
他看自己是窮蹙到不容于天地之間的末路人，精神狀态極不健康。
這和韓愈的雄偉恢宏，恰恰相反，韓愈對他卻大加稱頌，《醉留東野》詩雲“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
吾與東野生并世，如何複蹑二子蹤”。
詩末又說“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
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别無由逢”。
韓孟二人文學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摯。
孟郊自稱作詩的苦處說，“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
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
”這樣苦吟出蹇濕窮僻的詩句，自然是使人愁慘不樂的呻吟聲，韓愈卻稱孟詩“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
說的恰恰與實際相反，是譏刺還是标榜，顯然是标榜。
同派李觀論孟詩“郊之五言詩，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謝靈運、謝惠連）”，也是說的與實際不合。
要和熟軟詩風作鬥争，這種僻澀體詩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韓派人給以過分的贊揚，不是全沒有理由。
司空圖說元白是力強氣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窮僻和豪估對抗，才顯得白辟一境。
另一個以窮寒僻澀為詩境的作者賈島，在韓門比張籍孟郊地位較次。
賈島原是僧人，名無本。
韓愈教他為文，使棄佛還俗。
他屢舉進士不第，當然更增加窮愁饑寒的苦處。
賈詩寫窮比孟郊更甚，孟郊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
還能種稻斫柴，維持生活。
賈島詩“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
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幹”。
僧徒過的是寄生蟲生活，賈島原是僧徒，還俗以後，依然仍是寄生蟲，市中有柴山，還可以說無錢買柴，井下有甘泉，懶得去汲水，甯願釜中常苦幹，這種懶人，渴死也不會得到别人的同情。
他吟得“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自注雲“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
二句無非是寫孤獨生活，無甚意義。
不過，刻苦鍛煉，三年才吟得這兩句，對輕率庸俗搖筆即來的元和體未流，有矯枉的作用。
韓愈派詩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師。
樊宗師作詩七百一十九篇，留傳隻有《蜀綿州越王樓》詩一首。
此詩有序一篇，造句怪異，不知其意何在。
如序首“綿之城，帝猲■（猲音歇xiē，■同揭）、掀明威..”等句，隻有“綿之城”三字尚成語，餘句全不可懂。
詩也同樣難解，如“危樓倚天門，如■星辰宮，穰薄龍虎怪，洄洄繞雷風”。
這種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詩，僅得留存一篇，足見無留存的價值。
韓愈為樊紹述作墓志銘，稱樊詩文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
銘文更大加贊揚，說“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
..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
樊文字極艱澀，韓稱為文從字順，未免太不合事實。
文章固然務去陳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絕對的詞必己出，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
樊宗師《绛守居園池記》有“瑤翻碧潋（音殓liǎn），嵬眼傾耳”等句，前人未曾說過這樣的怪話，樊宗帥說了能有什麼新進境！這是韓愈派中最低劣的一個作者，所作書（《魁紀公》、《樊子》、《春秋集傳》三種）、文二百九十一篇、雜文二百二十篇、賦十篇、詩七百一十九篇，寫作雖多，除《绛守居園池記》及《蜀綿州越王樓》詩各一篇偶得幸存，其餘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
李肇《國史補》說“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于韓愈，學澀于樊宗師”。
奇是務去陳言的結果，辭義全新，超越凡俗，所謂奇實際就是新。
韓愈詩文富于創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響特别深遠。
澀與奇正相反，澀是文不從字不順故意使人不懂的反常語言，作澀體文，似乎也在務去陳言，實際比陳言還不如，因為陳言不過是凡俗語，澀體則是反常語，語言違反常規，就不成其為語言，也就全部可以廢棄。
學奇難，學澀容易，鄙陋之士避難就易，奉樊為大師，相沿二百餘年，到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甚至通篇讀不成句。
古文家歐陽修力主革積弊，一○五七年，歐陽修被任為知貢舉，凡試卷帶有澀體，一概黜退，樊宗師的流毒到此才算結束。
韓愈派詩人，自孟郊張籍以次，都各有成就，他們的共同點是戛戛獨造，異乎流俗。
樊宗師以文不從字不順為特長，與元白詩末流的庸俗濫熟，形相異而實相同，在韓愈派中是最下的一個作者，下列二人也是韓愈派中重要作者。
盧全，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陽城中，作詩豪放怪奇，甚為韓愈所推崇。
韓作《寄盧金詩》一首，說他“事業不可量”，“忠學生天性”。
又說“先生固是餘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
這些，都是韓愈不肯輕易譽人的話，盧仝被韓愈重視可以想見。
他的代表作《月蝕詩》，是一篇感情強烈鋒芒犀利的譏刺詩，确實使韓愈傾倒了。
韓作《效玉川子月蝕詩》，全用盧仝原文，隻是删改若幹字句，便成法度森嚴的韓愈詩。
盧上不滿當時的政治狀況，有憤世嫉俗的心情。
韓愈對盧生極重視，可是盧仝在《苦雪寄退之詩》中叙述自己窮苦以後，說“唯有河南韓縣令，時時醉飽過貧家”。
說韓醉飽過貧家，意思是自己與韓愈窮苦富樂相差懸殊。
《聽蕭君姬人彈琴》詩，說“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陽增内燃。
孔子責怪顔回瑟，野夫何事蕭君筵。
拂衣屢命請中廢，月照書窗歸獨眠”。
也是強調賓主苦樂的距離。
《走筆謝孟谏議寄新茶》詩：“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
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
便為谏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從一人的窮苦想到億萬蒼生的辛苦，韓愈所謂“忠孝生天性”，當是指詩中這一類的思想。
在唐詩人中盧仝算是有見解的詩人，不過，他憎惡富貴人，同時又交接富貴人，他跑到老官僚宰相王涯家作客，恰巧遇到八三五年的甘露之禍，被宦官捕獲殺死。
韓愈寄盧仝詩所謂“先生結發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
“勸參留守谒大尹，言語讒及辄掩耳”等語，至少在他的晚年，已經不是閉門不出，勸谒大官便掩耳的處士了。
所謂“結發憎俗徒”，大概以憎俗徒來表示清高，借以增加本人的身價。
韓愈詩派為反對熟軟，力求去陳言立新意，諸人都專從一個方面尋找題材，如盂郊賈島專寫窮寒，盧仝專寫怪奇，李賀專寫陰暗鬼趣，諸人窮搜苦索，各自成家。
李賀比諸人更為奇特，他幼年就有文名，韓愈皇甫提（音食shí）親去面試，李賀當場賦詩一篇，題為《高軒過》。
二人大驚，為之揄揚，李賀名大著。
他的才名應進士科得第是輕而易舉的。
小說家說元稹阻止他去應試，說他的父親名晉肅，應該避家諱不去應試。
唐士人承六朝土族遺俗，極重家諱；如白居易祖父名锽（音皇huáng），與宏字同音，白居易不應宏辭科，改應書判拔革科。
盡管韓愈作《諱辯》，李賀還是不敢應進士科考試。
李賀擅長樂府，作歌詩數十篇，樂工無不諷誦，朝廷給他一個叫做太常寺協律郎的小官職。
他活到二十七歲（八一七年，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便死去。
他負才不遇，非常輕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極少，時人也合力排擠他，他愈被抑壓，思想愈孤僻，詩意也愈深刻，特别是說到荒墓野鬼這一類極端消極的事物上，詩句也就極端精采。
李賀詩中用事豐富，是讀了很多書的人，這和元白體末流詩人，不必讀書也能編造詩句，大不相同。
他每天騎驢出門遊覽，小奴背一個錦囊跟着他走，大概愈是荒墳舊墓，蕭瑟凄涼的地方，他愈愛去遊覽，墓上的頹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
如《秋來篇》“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他詩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遊荒墓時自然要想起這些事物。
李賀想象力不亞于李白，不過李白滿腦子神仙，神仙是最快樂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詩充滿着飄飄淩雲氣的快樂情緒，李賀卻相反，《馬》詩第二十三首說“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
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這一類反對求仙的詩，在李賀詩集中并不少見，他既不信天地間有神仙，承認死的不可避免。
他在死的方面運用想象力，猶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樣獲得成功，不過長生與死亡意趣大不同，二人的意境也就大異了。
李賀詩“飛香走紅滿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雲”、“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佳句，至少不比李白的佳句差。
朱熹評李賀詩說“賀詩巧”，巧字用得非常惬當。
李賀佳句大抵從實地觀察中得來，又加以鍛煉工夫，得句往往奇巧。
好似高手攝影師選擇最适當的地點，攝取全部勝地的精華。
如《南山田中行》詩“荒畦九月稻見牙，蟄螢低飛隴徑斜。
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
寫荒野景物，曆曆如在眼前，足見他确有實際經曆，并非全憑臆想。
他不象一般人那樣先有題目，然後作詩，并且拘泥于篇章格律。
他是在實地觀察中遇有好題材即寫成幾句，回家後才湊足成篇。
因之一篇中常有警策句。
他的母親說他總有一天要嘔出心來，就是指他苦心鍛煉這些警策句。
韓愈一派詩人都主張苦吟以去陳言，成績最高的要推李賀，别人不能造新言來代替陳言，甚至用澀體言語來代陳言，李賀所作不僅言語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
他敢于指斥唐憲宗求神仙，對惡政有一些不滿的表示，如《猛虎行》：“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又如《感諷》詩說“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糾紫須，懷中一方闆，闆上數行書。
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
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
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
縣官踏餐（飽食）去，簿吏複登堂”。
本詩刺催科的急暴，蠶事剛起，縣官就親自來催租，飽餐一頓黃粱飯去了，接着簿吏又登堂來催，自然也得飽餐一頓飯才肯走。
他比盂郊賈島等人，多少有些政治見解。
也多少有些獨立精神。
《緻酒行》說“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
少年心事當拿雲，誰念幽寒坐嗚岖”，幽寒當是指孟賈一類人的寒苦詩，他自己有拿雲的高遠志向，不屑為坐而嗚呃的幽寒人，但又深惡元白末流所作熟爛詩。
小說家說元稹求見李賀，被李賀拒絕，未必實有其事，大概李賀堅決排斥元白末流的熟爛詩，見于言行，小說家因而訛傳為拒見元稹本人。
對孟賈和元白末流一概反對，最符合韓愈務去陳言的宗旨，韓愈一派，詩當推李賀為傳衣人，猶之古文當推李翺為傳衣人。
中唐時期可與元白、韓愈并列的大詩人還有柳宗元。
柳宗元詩既不象韓愈詩那樣豪放縱橫，也不象元白詩那樣平易通俗，他雖與韓愈同為古文運動的創導人，但受《文選》影響（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記，顯然從郦道元《水經注》寫景文化出。
他的詩含有選體氣味，謝靈運、陶潛是他學詩的範本，當然不是模拟陶謝的形迹，而是變化為柳宗元的山水田園詩。
朱熹說柳子厚“詩學陶者便似陶”。
又說，“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
蘇轼稱“柳于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
這些評價大緻是平允的。
不過，柳宗元學陶的真正恬談處卻還有一些距離，陶潛絕意仕進，極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熱衷仕進，檄被壓抑，怨憤之情觸處流露，盡管柳詩學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氣韻上，柳總稍遜陶一步。
柳詩之與陶詩，相當于山水記之與《水經注》寫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處，而後起的模拟者總不免比創始者要稍遜一籌。
四晚唐詩人和詞人 一般總以為詩至晚唐，已入衰境，詩苑中隻剩下一些殘花敗葉，不再有中唐時期那種勝景。
其實晚唐時期幾個主要詩人，非但不比中唐主要詩人差，而且成就還高出中唐詩人。
首先是晚唐詩人脫離五言七言詩的舊形式，開辟出詩的新體長短句（詞）的廣闊境界。
其次是起源于六朝，完成于唐朝，作為唐詩特長的律詩，至晚店達到最精美的程度。
當然，唐詩經中唐人窮搜苦索，連窮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盡辟，似乎山窮水盡無路可走了。
晚唐詩人開辟豔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确是說男女相悅之情，一部分則是模仿楚辭，托言夫人香草借以寫君臣朋友問的恩怨離合。
所以對晚唐詩，不能看作全是房中之言，也不能看作全是模仿楚、騷。
大抵唐文宗時，牛李朋黨互相陷害，黨争開始激化，以後愈演愈烈，界限非常分明，準要是牽連入黨局，誰就被擯出仕途，在政敵當權的時候，休想仕進。
宦官，勢力自唐憲宗以來，比任何勢力都強大，有些士大夫投靠宦官取得富貴，有些人不肯對宦宮屈身，滿懷憂憤，又不敢公開議論，招緻禍害，士大夫在朋黨宦官雙重壓力下，避免吐露平直的語言，有意說得恍惚迷離，或彼或此，忽斷忽續，埋沒意緒，不使敵人發現蹤迹，用心是很苦的。
盾朝風教廢弛，習俗淫靡，晚唐淫風愈盛，詩人沾染陋俗，并不諱言情欲，不過，多用曲折隐約的語言來談情，往往與寄興于美人香草的文意（“為芳草以怨王孫，借夫人以喻君子”）混淆難分。
例如唐末韓偓作香奁（音簾liǎn）詩，似乎專言豔情，卑卑不足道。
其實韓偓不可告人的苦心，自己說得很清楚，他說“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須”。
又說“緝綴小詩鈔卷裡，尋思閑事到心頭；自吟自泣無人會，腸斷蓬山第一流”。
晚唐詩人作豔體詩，應該先考察他們的遭遇和行事，韓偓反對朱全忠篡奪唐朝，在當時朝臣中還算是較有氣節的人，他的豔體詩裡面有“自吟自泣無人會”的哀傷詩，《禮記?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晚唐豔體詩正是這種亡國之音。
從詩的标準來衡量，卻依然有很多大詩人和大量好詩，其中以李商隐為最大的詩人。
李商隐生于八一三年（唐憲宗元和八年），幼年就能做占文，不喜做今體文（四六）。
這在當時要算是有識之士。
因為所有诏令章奏書判等凡屬于公文性質的文字，都必須用四六文，善于做四六文，是仕進順利必要條件之一，如果被皇帝賞識，任為知制诰、中書舍人等要職，就有可能再上升為宰相。
因之不做今體文而做古文，本身就有守正不屈于習俗的意義。
李商隐十六歲，著《聖論》、《才論》兩篇古文，很有聲望。
第二年（八二九年，唐文宗大和三年）唐憲宗時曾任宰相的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愛李商隐少年俊才，特加優待，令在門下，與兒子令狐絢等同學。
令狐楚親自指點做章奏的訣竅，李商隐博學多聞，學成後技藝超過令狐楚。
謝意詩“自蒙半夜傳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俨然以為得章奏秘傳，不難作到宰相。
此後常居令狐楚幕中，專掌章奏。
八三六年，借令狐絢
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爾。
”劉禹錫自負《金陵五題》是絕唱，後世無人能繼作，就詩而論，确是無敵的佳篇，如《詠台城》雲“萬戶千門成野草，隻緣一曲《後庭花》”，比描寫景物的名句“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立意更為高遠，劉禹錫無愧為白居易的敵手。
不過，劉禹錫最精采的詩是他的樂府詩兩卷，他在貶地仿照屈原為沅湘民間改迎神詞作《九歌》的遺意，作《竹枝》、《楊柳枝》等詞若幹首，教巫祝歌唱，流傳民間。
《舊唐書?劉禹錫傳》說“武陵（湖南常德）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
《竹枝》《楊柳枝》以外，還有《浪淘沙詞》、《纥那曲詞》也是采用民歌形式的創作，《浪淘沙詞》是七言詩，《纥那曲詞》是五言詩，雖然與後起的詞句法有異，随着音樂的變化，很自然地會變成詞。
詩話家評劉禹錫文學上成就說，“大概夢得樂府小章優于大篇，詩優于他文”。
這個評語是恰當的。
白居易、元稹、劉禹錫三人詩大體上都屬于通俗類，因之廣泛地播揚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為民衆所享受，這應該說是元白等人的貢獻。
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裡說，“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于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
司文者考變種之由，往往歸咎于稹”。
通俗化的詩被新進小生轉展仿效，變成支離褊淺庸俗化的詩，陳言濫調，充滿詩苑，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
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風，需要強弓大戟般的硬體詩來抵消元白末流的軟體詩。
韓愈一派的詩人，很好地負起了挽救的責任。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首領，古文運動不僅是反對陳腐的今體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圖複興極衰的儒家學說，推翻聲勢極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韓愈古文富有戰鬥精神，不愧為“淩雲健筆意縱橫”的偉大文學家和思想家，宋人詩話說“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韓詩與古文一樣，象長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現筆力雄健才思富贍的極緻，李白杜甫的精華，被韓詩吸收并神而化之，獨成一大家，可以說杜文不很工，卻不可以說韓詩不工。
韓愈在《調張籍》詩裡指出自己學李杜的心得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
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鲸牙，舉瓢酌天漿。
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
“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兩句，說明韓詩與李杜詩精神融合成一體，經營不必太忙，卻自然合于李杜。
韓詩變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嚴，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調張籍》詩中斥責李杜優劣論（當以元稹為此論代表），說，“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不是學李杜同樣有得，對李杜同樣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韓愈是中唐創硬體詩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創通俗詩也是一大家。
韓派詩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張籍孟郊賈島樊宗師盧仝李翺李賀等人。
張籍于唐德宗時登進士第，深得韓愈重視，韓愈《醉贈張秘書詩》雲“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
《調張籍詩》雲“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颌颃”。
韓愈承認張籍學李杜，與自己有同樣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飛。
所謂學古淡，古是指張詩擅長樂府，多用古樂府為題，淡是指辭意通顯，不作雕飾，張籍與白居易元稹唱和，詩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說“軒鶴避雞群”。
如《野老歌》：“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
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這種意境，也是從學杜得來。
韓愈給張籍詩評價很高，《病中贈張十八》詩雲“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
張詩往往語已盡而意有餘，扛鼎的筆力當是指此。
韓愈重視的詩友，又有孟郊（字東野）。
韓《薦士》詩贊揚孟郊的筆力說“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骜。
..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音傲ào）”。
《韓集》有韓孟聯句詩數篇，孟筆力足與韓為敵。
孟郊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便引為忘形之友。
張籍性詭激也得韓愈器重，大抵韓創硬體詩文，與庸俗文派作鬥争，需要一些異乎流俗的士人為友朋，這些人得到韓愈表揚，文名振起，形成韓氏一派的名士。
盂郊詩專寫窮苦，所謂“食荠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
他看自己是窮蹙到不容于天地之間的末路人，精神狀态極不健康。
這和韓愈的雄偉恢宏，恰恰相反，韓愈對他卻大加稱頌，《醉留東野》詩雲“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
吾與東野生并世，如何複蹑二子蹤”。
詩末又說“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
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别無由逢”。
韓孟二人文學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摯。
孟郊自稱作詩的苦處說，“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
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
”這樣苦吟出蹇濕窮僻的詩句，自然是使人愁慘不樂的呻吟聲，韓愈卻稱孟詩“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
說的恰恰與實際相反，是譏刺還是标榜，顯然是标榜。
同派李觀論孟詩“郊之五言詩，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謝靈運、謝惠連）”，也是說的與實際不合。
要和熟軟詩風作鬥争，這種僻澀體詩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韓派人給以過分的贊揚，不是全沒有理由。
司空圖說元白是力強氣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窮僻和豪估對抗，才顯得白辟一境。
另一個以窮寒僻澀為詩境的作者賈島，在韓門比張籍孟郊地位較次。
賈島原是僧人，名無本。
韓愈教他為文，使棄佛還俗。
他屢舉進士不第，當然更增加窮愁饑寒的苦處。
賈詩寫窮比孟郊更甚，孟郊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
還能種稻斫柴，維持生活。
賈島詩“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
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幹”。
僧徒過的是寄生蟲生活，賈島原是僧徒，還俗以後，依然仍是寄生蟲，市中有柴山，還可以說無錢買柴，井下有甘泉，懶得去汲水，甯願釜中常苦幹，這種懶人，渴死也不會得到别人的同情。
他吟得“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自注雲“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
二句無非是寫孤獨生活，無甚意義。
不過，刻苦鍛煉，三年才吟得這兩句，對輕率庸俗搖筆即來的元和體未流，有矯枉的作用。
韓愈派詩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師。
樊宗師作詩七百一十九篇，留傳隻有《蜀綿州越王樓》詩一首。
此詩有序一篇，造句怪異，不知其意何在。
如序首“綿之城，帝猲■（猲音歇xiē，■同揭）、掀明威..”等句，隻有“綿之城”三字尚成語，餘句全不可懂。
詩也同樣難解，如“危樓倚天門，如■星辰宮，穰薄龍虎怪，洄洄繞雷風”。
這種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詩，僅得留存一篇，足見無留存的價值。
韓愈為樊紹述作墓志銘，稱樊詩文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
銘文更大加贊揚，說“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
..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
樊文字極艱澀，韓稱為文從字順，未免太不合事實。
文章固然務去陳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絕對的詞必己出，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
樊宗師《绛守居園池記》有“瑤翻碧潋（音殓liǎn），嵬眼傾耳”等句，前人未曾說過這樣的怪話，樊宗帥說了能有什麼新進境！這是韓愈派中最低劣的一個作者，所作書（《魁紀公》、《樊子》、《春秋集傳》三種）、文二百九十一篇、雜文二百二十篇、賦十篇、詩七百一十九篇，寫作雖多，除《绛守居園池記》及《蜀綿州越王樓》詩各一篇偶得幸存，其餘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
李肇《國史補》說“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于韓愈，學澀于樊宗師”。
奇是務去陳言的結果，辭義全新，超越凡俗，所謂奇實際就是新。
韓愈詩文富于創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響特别深遠。
澀與奇正相反，澀是文不從字不順故意使人不懂的反常語言，作澀體文，似乎也在務去陳言，實際比陳言還不如，因為陳言不過是凡俗語，澀體則是反常語，語言違反常規，就不成其為語言，也就全部可以廢棄。
學奇難，學澀容易，鄙陋之士避難就易，奉樊為大師，相沿二百餘年，到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甚至通篇讀不成句。
古文家歐陽修力主革積弊，一○五七年，歐陽修被任為知貢舉，凡試卷帶有澀體，一概黜退，樊宗師的流毒到此才算結束。
韓愈派詩人，自孟郊張籍以次，都各有成就，他們的共同點是戛戛獨造，異乎流俗。
樊宗師以文不從字不順為特長，與元白詩末流的庸俗濫熟，形相異而實相同，在韓愈派中是最下的一個作者，下列二人也是韓愈派中重要作者。
盧全，自号玉川子，隐居洛陽城中，作詩豪放怪奇，甚為韓愈所推崇。
韓作《寄盧金詩》一首，說他“事業不可量”，“忠學生天性”。
又說“先生固是餘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
這些，都是韓愈不肯輕易譽人的話，盧仝被韓愈重視可以想見。
他的代表作《月蝕詩》，是一篇感情強烈鋒芒犀利的譏刺詩，确實使韓愈傾倒了。
韓作《效玉川子月蝕詩》，全用盧仝原文，隻是删改若幹字句，便成法度森嚴的韓愈詩。
盧上不滿當時的政治狀況，有憤世嫉俗的心情。
韓愈對盧生極重視，可是盧仝在《苦雪寄退之詩》中叙述自己窮苦以後，說“唯有河南韓縣令，時時醉飽過貧家”。
說韓醉飽過貧家，意思是自己與韓愈窮苦富樂相差懸殊。
《聽蕭君姬人彈琴》詩，說“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陽增内燃。
孔子責怪顔回瑟，野夫何事蕭君筵。
拂衣屢命請中廢，月照書窗歸獨眠”。
也是強調賓主苦樂的距離。
《走筆謝孟谏議寄新茶》詩：“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
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
便為谏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從一人的窮苦想到億萬蒼生的辛苦，韓愈所謂“忠孝生天性”，當是指詩中這一類的思想。
在唐詩人中盧仝算是有見解的詩人，不過，他憎惡富貴人，同時又交接富貴人，他跑到老官僚宰相王涯家作客，恰巧遇到八三五年的甘露之禍，被宦官捕獲殺死。
韓愈寄盧仝詩所謂“先生結發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
“勸參留守谒大尹，言語讒及辄掩耳”等語，至少在他的晚年，已經不是閉門不出，勸谒大官便掩耳的處士了。
所謂“結發憎俗徒”，大概以憎俗徒來表示清高，借以增加本人的身價。
韓愈詩派為反對熟軟，力求去陳言立新意，諸人都專從一個方面尋找題材，如盂郊賈島專寫窮寒，盧仝專寫怪奇，李賀專寫陰暗鬼趣，諸人窮搜苦索，各自成家。
李賀比諸人更為奇特，他幼年就有文名，韓愈皇甫提（音食shí）親去面試，李賀當場賦詩一篇，題為《高軒過》。
二人大驚，為之揄揚，李賀名大著。
他的才名應進士科得第是輕而易舉的。
小說家說元稹阻止他去應試，說他的父親名晉肅，應該避家諱不去應試。
唐士人承六朝土族遺俗，極重家諱；如白居易祖父名锽（音皇huáng），與宏字同音，白居易不應宏辭科，改應書判拔革科。
盡管韓愈作《諱辯》，李賀還是不敢應進士科考試。
李賀擅長樂府，作歌詩數十篇，樂工無不諷誦，朝廷給他一個叫做太常寺協律郎的小官職。
他活到二十七歲（八一七年，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便死去。
他負才不遇，非常輕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極少，時人也合力排擠他，他愈被抑壓，思想愈孤僻，詩意也愈深刻，特别是說到荒墓野鬼這一類極端消極的事物上，詩句也就極端精采。
李賀詩中用事豐富，是讀了很多書的人，這和元白體末流詩人，不必讀書也能編造詩句，大不相同。
他每天騎驢出門遊覽，小奴背一個錦囊跟着他走，大概愈是荒墳舊墓，蕭瑟凄涼的地方，他愈愛去遊覽，墓上的頹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
如《秋來篇》“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他詩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遊荒墓時自然要想起這些事物。
李賀想象力不亞于李白，不過李白滿腦子神仙，神仙是最快樂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詩充滿着飄飄淩雲氣的快樂情緒，李賀卻相反，《馬》詩第二十三首說“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
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
這一類反對求仙的詩，在李賀詩集中并不少見，他既不信天地間有神仙，承認死的不可避免。
他在死的方面運用想象力，猶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樣獲得成功，不過長生與死亡意趣大不同，二人的意境也就大異了。
李賀詩“飛香走紅滿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雲”、“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佳句，至少不比李白的佳句差。
朱熹評李賀詩說“賀詩巧”，巧字用得非常惬當。
李賀佳句大抵從實地觀察中得來，又加以鍛煉工夫，得句往往奇巧。
好似高手攝影師選擇最适當的地點，攝取全部勝地的精華。
如《南山田中行》詩“荒畦九月稻見牙，蟄螢低飛隴徑斜。
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
寫荒野景物，曆曆如在眼前，足見他确有實際經曆，并非全憑臆想。
他不象一般人那樣先有題目，然後作詩，并且拘泥于篇章格律。
他是在實地觀察中遇有好題材即寫成幾句，回家後才湊足成篇。
因之一篇中常有警策句。
他的母親說他總有一天要嘔出心來，就是指他苦心鍛煉這些警策句。
韓愈一派詩人都主張苦吟以去陳言，成績最高的要推李賀，别人不能造新言來代替陳言，甚至用澀體言語來代陳言，李賀所作不僅言語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于流俗。
他敢于指斥唐憲宗求神仙，對惡政有一些不滿的表示，如《猛虎行》：“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又如《感諷》詩說“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糾紫須，懷中一方闆，闆上數行書。
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
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
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
縣官踏餐（飽食）去，簿吏複登堂”。
本詩刺催科的急暴，蠶事剛起，縣官就親自來催租，飽餐一頓黃粱飯去了，接着簿吏又登堂來催，自然也得飽餐一頓飯才肯走。
他比盂郊賈島等人，多少有些政治見解。
也多少有些獨立精神。
《緻酒行》說“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
少年心事當拿雲，誰念幽寒坐嗚岖”，幽寒當是指孟賈一類人的寒苦詩，他自己有拿雲的高遠志向，不屑為坐而嗚呃的幽寒人，但又深惡元白末流所作熟爛詩。
小說家說元稹求見李賀，被李賀拒絕，未必實有其事，大概李賀堅決排斥元白末流的熟爛詩，見于言行，小說家因而訛傳為拒見元稹本人。
對孟賈和元白末流一概反對，最符合韓愈務去陳言的宗旨，韓愈一派，詩當推李賀為傳衣人，猶之古文當推李翺為傳衣人。
中唐時期可與元白、韓愈并列的大詩人還有柳宗元。
柳宗元詩既不象韓愈詩那樣豪放縱橫，也不象元白詩那樣平易通俗，他雖與韓愈同為古文運動的創導人，但受《文選》影響（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骈句，特别是最著名的山川記，顯然從郦道元《水經注》寫景文化出。
他的詩含有選體氣味，謝靈運、陶潛是他學詩的範本，當然不是模拟陶謝的形迹，而是變化為柳宗元的山水田園詩。
朱熹說柳子厚“詩學陶者便似陶”。
又說，“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
蘇轼稱“柳于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
這些評價大緻是平允的。
不過，柳宗元學陶的真正恬談處卻還有一些距離，陶潛絕意仕進，極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熱衷仕進，檄被壓抑，怨憤之情觸處流露，盡管柳詩學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氣韻上，柳總稍遜陶一步。
柳詩之與陶詩，相當于山水記之與《水經注》寫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處，而後起的模拟者總不免比創始者要稍遜一籌。
四晚唐詩人和詞人 一般總以為詩至晚唐，已入衰境，詩苑中隻剩下一些殘花敗葉，不再有中唐時期那種勝景。
其實晚唐時期幾個主要詩人，非但不比中唐主要詩人差，而且成就還高出中唐詩人。
首先是晚唐詩人脫離五言七言詩的舊形式，開辟出詩的新體長短句（詞）的廣闊境界。
其次是起源于六朝，完成于唐朝，作為唐詩特長的律詩，至晚店達到最精美的程度。
當然，唐詩經中唐人窮搜苦索，連窮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盡辟，似乎山窮水盡無路可走了。
晚唐詩人開辟豔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确是說男女相悅之情，一部分則是模仿楚辭，托言夫人香草借以寫君臣朋友問的恩怨離合。
所以對晚唐詩，不能看作全是房中之言，也不能看作全是模仿楚、騷。
大抵唐文宗時，牛李朋黨互相陷害，黨争開始激化，以後愈演愈烈，界限非常分明，準要是牽連入黨局，誰就被擯出仕途，在政敵當權的時候，休想仕進。
宦官，勢力自唐憲宗以來，比任何勢力都強大，有些士大夫投靠宦官取得富貴，有些人不肯對宦宮屈身，滿懷憂憤，又不敢公開議論，招緻禍害，士大夫在朋黨宦官雙重壓力下，避免吐露平直的語言，有意說得恍惚迷離，或彼或此，忽斷忽續，埋沒意緒，不使敵人發現蹤迹，用心是很苦的。
盾朝風教廢弛，習俗淫靡，晚唐淫風愈盛，詩人沾染陋俗，并不諱言情欲，不過，多用曲折隐約的語言來談情，往往與寄興于美人香草的文意（“為芳草以怨王孫，借夫人以喻君子”）混淆難分。
例如唐末韓偓作香奁（音簾liǎn）詩，似乎專言豔情，卑卑不足道。
其實韓偓不可告人的苦心，自己說得很清楚，他說“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須”。
又說“緝綴小詩鈔卷裡，尋思閑事到心頭；自吟自泣無人會，腸斷蓬山第一流”。
晚唐詩人作豔體詩，應該先考察他們的遭遇和行事，韓偓反對朱全忠篡奪唐朝，在當時朝臣中還算是較有氣節的人，他的豔體詩裡面有“自吟自泣無人會”的哀傷詩，《禮記?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晚唐豔體詩正是這種亡國之音。
從詩的标準來衡量，卻依然有很多大詩人和大量好詩，其中以李商隐為最大的詩人。
李商隐生于八一三年（唐憲宗元和八年），幼年就能做占文，不喜做今體文（四六）。
這在當時要算是有識之士。
因為所有诏令章奏書判等凡屬于公文性質的文字，都必須用四六文，善于做四六文，是仕進順利必要條件之一，如果被皇帝賞識，任為知制诰、中書舍人等要職，就有可能再上升為宰相。
因之不做今體文而做古文，本身就有守正不屈于習俗的意義。
李商隐十六歲，著《聖論》、《才論》兩篇古文，很有聲望。
第二年（八二九年，唐文宗大和三年）唐憲宗時曾任宰相的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愛李商隐少年俊才，特加優待，令在門下，與兒子令狐絢等同學。
令狐楚親自指點做章奏的訣竅，李商隐博學多聞，學成後技藝超過令狐楚。
謝意詩“自蒙半夜傳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俨然以為得章奏秘傳，不難作到宰相。
此後常居令狐楚幕中，專掌章奏。
八三六年，借令狐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