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禅宗--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關燈
小
中
大
佛教是設計極巧的一套大騙術，東漢以前，中國從來不曾出現過這樣狡詐的大騙子，中國思想界無論在理論上經驗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對勢力。
自從佛教傳來以後，它的神不滅說、因果報應說、以及有關天上人間，唯我獨尊的無數神話，把人們催眠成昏迷狀态，理智喪盡，貪欲熾盛，厭棄現世，或者貪得無厭，一心求來世更大的福報。
上層僧徒過着安富尊榮的寄生動物生活，是剝削階級裡從外國搬來的一個新剝削階層。
唐德宗時楊炎奏稱，“凡富人多丁，率為官為僧”，官與僧同是富家子弟的兩條出路，這種僧自然是上層僧徒，有些可以得到大富大貴的地位。
孫樵《複佛寺奏》說，“若群髡（音坤kūn僧徒）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錦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凳，武皇帝（唐武宗）元年（八四一年），籍天下群堯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于群髡矣。
”會昌五年唐武宗滅佛，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本年全國戶口帳為四百九十五萬餘戶，按十戶養一僧計算，是全國受僧害的民戶在半數以上。
辛替否《谏（唐中宗）興佛寺奏》裡說，“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并非誇大之語。
佛教無疑是社會的大禍害。
自東晉到唐初撣宗南宗興起以前，中國沒有一個力量能夠戰勝佛教，反對佛教大抵有三個力量。
一是朝廷與佛教發生利害沖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廢除佛教。
二是道教與佛教争奪宗教上的地位。
三是儒家禮教排斥異端。
佛教增多一個僧徒，即朝廷損失一個丁男的賦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頭腦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總要感到佛教是侵奪人口的無底巨壑，還有一種威脅，即佛教從思想上俘虜中國人作佛奴：生活、禮儀、思想完全與天竺佛徒同化，甚至自稱為佛子釋種，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裝（僧兵），有自己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受國家律令的約束，一個寺院等于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佛國或佛刹（土）。
佛國愈多，對當時政治統一的威脅愈大。
朝廷廢除佛教，拆毀寺院，是有理由的，佛教徒進行各種方式的敵對活動，總是突破朝廷的一切措施，求得自己發達的機會，以所謂空寂無争為教義的佛教，反抗朝廷的鬥争是很堅決的，因為僧徒要保持寄生動物的生活，必然全力護衛自己的佛國。
佛道兩教，向來佛教居首位。
唐太宗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六三七年（貞觀十一年）下敕規定道先佛後，佛徒大不滿意，紛紛到阙下上表反對道士位在僧尼之上。
唐太宗使人宣旨說，法令久已施行，不伏者當受杖責。
老年僧徒怕受杖，相顧退避。
一個壯年僧徒聲言不伏此理，結果挨了一頓棒，習慣于寄生生活的僧徒，一頓棒就活不成，這個壯年僧徒病死了。
唐朝廷要尊祖，先道後佛，本無不可，佛徒法琳面對唐太宗說，陛下之李出鮮卑拓跋達阇，與隴西之李無關，勸唐大宗自認是陰山貴種的子孫，不要承認老聊的李姓，因老聃是牧母所生。
這是多麼卑劣的思想。
僧徒都無恥地自以為是釋迦貴種，不能展居道後，誓死要力争首位，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仆的心理，給奴仆吃一頓棒是應該的。
府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書主張減少寺塔，廢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條。
佛徒法琳作《破邪論》《辯正論》，狂罵傅奕，為佛教辯護，呶呶不休。
表現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奴仆而是盛氣淩人的豪奴惡仆，以法琳為代表的僧徒，中國人的氣味已經消失得不留絲毫了。
唐太宗對待這個豪奴惡仆很合理，敕法琳說，你著的《辯正論?信毀交報篇》裡說，有念觀音者，刀不能傷，現在給你七天去念觀音，到期試刀，看是否不傷。
法琳的而論都是用大量謠言謊話構成的虛頭把戲，最怕的是實驗，這一下真難倒了法琳，他在獄中迫切哀求佛菩薩顯靈保佑，當然哀求不出什麼來。
七日期滿，法琳苦思救命之計，忽然想得一計，當敕使來問刑期已到，你念觀音有靈否？法琳答，七日以來，我不念觀音，隻念陛下。
唐太宗使人問，诏書令你念觀音，為什麼不念，卻說隻念陛下。
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經典說，陛下就是觀音，所以隻念陛下。
法琳說了一大套谄谀奉迎的話，豪奴的驕氣黯然消失。
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遠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
佛奴仗佛勢，令他拿出佛的實據來，所有奴仆的虛驕氣，自然不打自消。
對付佛教以及對付一切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聽空言，要求實據。
凡是天竺傳來的宗派，都自以為聖法如此，絲毫不容變通，屬于本宗派的中國僧徒，也盲目順從，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大僧如玄類義淨等人，都不免有奴仆相，更不用說其他憎徒了。
陳隋間中國佛徒成立半自立的宗派：天台與華嚴兩宗，都标榜圓教，斥其他宗派為偏教。
這兩個所謂圓教，一方面企圖調和佛教各宗派，另方面也企圖與中國的反對派别謀調和，天台宗與道教接近，華嚴宗與儒學接近，兩個所謂圓教的産生，自然是道儒與佛教長期鬥争的結果。
天台宗有修習止觀坐禅除病法，與道教相似。
智觊《修習止觀坐禅法要雜說》：“臍下一寸名優陀那，此雲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
又說，“用六種氣治病者，即是觀能治病。
何等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噓；六呬。
頌曰：心配屬呵腎屬吹，脾呼肺剛聖皆知，肝藏熱來噓字至，三焦垂處但言嘻。
”又說“十二種息（呼吸）能治衆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滿息；四焦息：五增長息；六滅壞息；七暖息；八冷息，九沖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補息”。
守丹田屬于止，六氣十二息屬于觀，歸根不外止觀二法。
天台宗也談不死之藥，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雜錄》說，“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食可長生；大陰之精名曰鈎吻，入口則死。
金丹者圓法也，初發心時成佛大仙，準龍樹法飛金為丹，故曰金丹”。
道士煉丹，佛徒也談煉丹，佛徒坐禅調息，道士也談靜坐煉氣，在這些方面佛道圓通了。
儒家禮教向來是統治階級維持政權的基本工具，任何佞佛的帝王，禮法刑政總得依據儒家，凡明經進士兩科出身的官吏，多半算是儒家中人，他們謀富貴的主要途徑--仕途，不愁僧徒來奪取，因之儒佛間的沖突比佛道兩教間要和緩些。
不過，儒佛雙方在意識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對父母的關系有極大距離。
儒家認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始于事親，中幹事君，終于立身”（《孝經》）。
儒家談孝道，深入人心，誰敢倡異議，必然要受到譴責。
佛教卻别有說法，佛書說，“識體（靈魂）輪回，六趣（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間、天上）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一欲界--上為六欲天，中為人世，下為地獄。
二色界--在六欲天之上的天。
三無色界--在色界之上的天，守五戒的人轉主人間，行十善的人死後生天上為天人）孰辨怨親”。
又說，“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父子，怨（仇人）數為知識（朋友），知識數為怨。
是以沙門均庶類于天屬，等禽氣（一切動物）于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照這種怪說，禽獸蟲蟻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現在的父母，可能來世是自己的子孫，佛教的怪謬思想，儒家和受儒學影響的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佛徒自知弱點所在，不得不向儒家讓步。
強調《智度論》所說，淨飯王死，佛親自執繩床一腳，舁屍體到火葬場，表示一切衆生應該報生養之恩，法琳《辨正論》對道教怒目狂罵，對儒家也多有微辭，獨表揚釋迦舁父屍是孝子，說“孝敬表儀，茲亦備矣”，唯恐受不孝的責備。
唐後期華嚴宗兼禅宗僧人宗密作《佛說孟蘭盆經疏》，序裡說“始于混饨，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
這些話雖出于佛徒之口，可以說與儒生無甚區别。
不過佛徒行孝的方法與儒不同。
宗密說，“應孝子之懇誠，救二親之苦厄，酬吳天恩德，其唯盂蘭盆之教焉。
”歸根還是荒唐的因果報應。
宗密作《華嚴原人論》，承認釋迦、孔、老都是至聖，與法琳說釋迦是大聖，孔、老是小聖，說法也不同。
佛徒不敢用天竺怪說反對孝道，儒生才有調和的借口。
柳宗元《送僧浚歸淮南序》說，“金仙氏（佛）之道蓋本于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
又《送如海弟子浩初序》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
又說“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
..退之（韓愈）所罪者其迹也。
曰髡而缁，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若是，雖吾亦不樂也”。
又《送文暢序》說“上人之往也，将統合儒釋”，又《送元暠序》說“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鹹言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
柳宗元主張調和儒釋，調和的根據是孝敬和與《易》、《論語》合。
與儒合的佛徒不是那些照天竺原樣搬來的各宗派而是中國化的佛教。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擊力很重，但接着便是佛教更大的發達。
王通得出這個經驗，在《中說》裡說，“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
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
真君（北魏太武帝）、建德（北周武帝）之事，适足椎波助瀾，縱風止燎耳”。
反佛以後，反而佛教大盛，這是什麼原因呢？首先因為佛教興盛的社會基礎，即階級壓迫并沒有什麼改變，而統治者之間又充滿着矛盾和鬥争。
隋文帝給智f诏書裡說，“往者周武毀棄佛法，朕曾發心立願，必許護持。
及受命于天，遂即興複”。
一個皇帝反佛，另一個謀篡奪的野心家，對佛許下彌天大願，求佛保佑。
又滅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為滅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長生藥，吃藥必死，野心家得以減少篡奪的阻力。
及篡奪成功，以為佛真有靈，不吝重價還願，反佛以後，佛教大興，原因在此。
擁護佛教的力量比反對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時代要消除這個蠹國殃民的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
北周武帝滅佛就是一個例證。
周武帝滅北齊，召集齊境大僧五百餘人到宮中，宣布廢佛教，令僧徒還俗，并允許僧衆辯論。
一個名叫慧遠的僧徒，與周武帝往返辯駁，最後理屈辭窮，拿出所謂阿鼻地獄這個法寶來恐吓論敵。
周武帝滅佛堅決，回答說，隻要百姓得樂，我也願意受地獄之苦。
僧徒的法寶失效，隻好俯首服從法令。
又一個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辯論，周武帝召到禦座前，令任道琳盡量提出興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據理駁回。
任道琳理屈，願同義學僧（有學問的僧人）十人人通道觀學道教。
佛教是統治者的一種工具，當統治者根據當時需要，覺得放棄這種工具更為有利時，便失去騙人的力量。
阿鼻地獄這個吓人法寶，有理智的人聽來無非是一種玩笑，根本不值一聽，在僧徒聽到法寶失效，卻似天崩地拆，真是一切皆空了，還有什麼别的可說。
佛教的道理與地獄都被周武帝駁倒，因此佛教徒都覺得佛經所說佛死後一千五百年佛法将滅的預言得到證明，末日已到，大部分僧徒遵令還俗，也有個别僧徒為佛教辦後事。
例如三階教的創立，及刻石闆經，都是佛教作滅亡的準備，原來早在北魂孝文帝時期，魏國政治已趨向衰朽，社會腐敗勢力（佛教是其中之一）愈益上升，最後招緻大亂以至亡國。
北齊政權主要依靠内徙鮮卑的支持，基礎薄弱，尤其需要佛教的助力。
北魏孝文帝以後，朝廷及鮮卑貴族，一向求助于佛教，任其無限制地發達起來。
北齊更大力推行佛教，僧徒增至二三百萬人，北齊因此亡國（當然還有其他亡國原因，崇佛卻是主要原因）。
智f給晉王楊廣書裡說，“從前北齊某帝，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願去。
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棄在山林”。
這是富貴人的說法，事實上貧賤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層僧徒的統治。
這種統治是來自天竺奴隸制的，非常慘酷。
隻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給予治療，卻給飲龍湯，促使速死，寺院的殘酷可見一斑。
三階教經書裡說，“我教法中，惡法漸興。
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破戒比丘，處處充滿，為利養故，不修道德，身被法服，經理俗務，市肆販賣，涉路往來，或複營農，貯積粜籴，或複商賈求利，或作種種工巧之業。
托附俗官，為動弦管，并共棋博，或行媒媾，令彼歡喜。
或假他勢力，侵削道俗，所得财物，分與俗官。
”這裡說的種種謀利之事，經營農工商各業，被剝削被奴役的對象，首先自然是寺院内下層的普通僧徒。
當時天竺奴隸制式樣的寺院剝削比鮮卑更兇殘，所以負炭兵甯願辛苦憔悴，不願出家作僧徒，什麼孤房獨宿，瞪視四壁，下層僧徒所受痛苦，何嘗隻是這些。
佛教内部極端腐朽，早已是打倒的對象，北魏流行的假經如《小法滅盡經》，《佛說法滅盡經》，《五濁惡世經》，都是宣布佛教罪惡，末日已到的流行書籍。
外部又有儒與道教的攻擊，周武帝滅佛收效極速，因為他代表着社會的反佛趨勢。
但是，周武帝死後佛教又大發達起來。
剝削階級需要宗教，佛教尤其适合剝削者的愛好，因此，滅佛以後必有各種護法者出現，讓佛教再興。
不消滅社會的剝削制度，佛教和其他宗教隻能暫時受挫，要它們根本消滅是不可能的。
三階教創始人名叫信行，在周武帝滅佛後，采取佛經中最野蠻最欺詐的部分，摘錄成一本書名叫《三階集錄》，書凡二十六卷，又采錄《三階佛法》四卷。
所謂三階，就是分人為賢、愚、中庸三等（階），用普通佛法教化他們。
這叫做“隻合行普，不合行别”（别是各宗派各有所尊奉），三階教徒以苦行忍辱為宗旨，每天隻吃一頓乞求來的飯，吃寺院的飯算是不合法。
在路上行走，見人不論男女一概禮拜，竭力提倡布施，《決罪福經》說，“大福皆用貨财，乃得成耳。
夫布施者，今現在世有十倍報，後世受時有億倍報，不可計數，我常但說萬倍報者，略少說耳。
恐人不信，少說。
”《示所犯者瑜伽法鏡經》說“成佛皆因曠劫行檀布施，濟救窮貧困厄衆生，十方諸佛亦從布施而得成佛”。
三階教徒以身作則，死後置屍體在屍陀林（棄屍體的荒林），供鳥獸食，叫做以身布施，求無上道。
愚人驚異，以為信行得了什麼道，相率信奉三階教。
隋初，仆射高颎邀請信行到京都，聚徒衆愈多，立五個寺來容納徒衆。
三階教創立無盡藏，積聚錢帛，分為三份，一份供天下修繕寺塔之用，一份施給天下一切老病貧窮悲
自從佛教傳來以後，它的神不滅說、因果報應說、以及有關天上人間，唯我獨尊的無數神話，把人們催眠成昏迷狀态，理智喪盡，貪欲熾盛，厭棄現世，或者貪得無厭，一心求來世更大的福報。
上層僧徒過着安富尊榮的寄生動物生活，是剝削階級裡從外國搬來的一個新剝削階層。
唐德宗時楊炎奏稱，“凡富人多丁，率為官為僧”，官與僧同是富家子弟的兩條出路，這種僧自然是上層僧徒，有些可以得到大富大貴的地位。
孫樵《複佛寺奏》說，“若群髡（音坤kūn僧徒）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錦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凳，武皇帝（唐武宗）元年（八四一年），籍天下群堯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于群髡矣。
”會昌五年唐武宗滅佛，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本年全國戶口帳為四百九十五萬餘戶，按十戶養一僧計算，是全國受僧害的民戶在半數以上。
辛替否《谏（唐中宗）興佛寺奏》裡說，“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并非誇大之語。
佛教無疑是社會的大禍害。
自東晉到唐初撣宗南宗興起以前，中國沒有一個力量能夠戰勝佛教，反對佛教大抵有三個力量。
一是朝廷與佛教發生利害沖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廢除佛教。
二是道教與佛教争奪宗教上的地位。
三是儒家禮教排斥異端。
佛教增多一個僧徒，即朝廷損失一個丁男的賦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頭腦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總要感到佛教是侵奪人口的無底巨壑，還有一種威脅，即佛教從思想上俘虜中國人作佛奴：生活、禮儀、思想完全與天竺佛徒同化，甚至自稱為佛子釋種，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裝（僧兵），有自己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受國家律令的約束，一個寺院等于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佛國或佛刹（土）。
佛國愈多，對當時政治統一的威脅愈大。
朝廷廢除佛教，拆毀寺院，是有理由的，佛教徒進行各種方式的敵對活動，總是突破朝廷的一切措施，求得自己發達的機會，以所謂空寂無争為教義的佛教，反抗朝廷的鬥争是很堅決的，因為僧徒要保持寄生動物的生活，必然全力護衛自己的佛國。
佛道兩教，向來佛教居首位。
唐太宗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六三七年（貞觀十一年）下敕規定道先佛後，佛徒大不滿意，紛紛到阙下上表反對道士位在僧尼之上。
唐太宗使人宣旨說，法令久已施行，不伏者當受杖責。
老年僧徒怕受杖，相顧退避。
一個壯年僧徒聲言不伏此理，結果挨了一頓棒，習慣于寄生生活的僧徒，一頓棒就活不成，這個壯年僧徒病死了。
唐朝廷要尊祖，先道後佛，本無不可，佛徒法琳面對唐太宗說，陛下之李出鮮卑拓跋達阇，與隴西之李無關，勸唐大宗自認是陰山貴種的子孫，不要承認老聊的李姓，因老聃是牧母所生。
這是多麼卑劣的思想。
僧徒都無恥地自以為是釋迦貴種，不能展居道後，誓死要力争首位，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仆的心理，給奴仆吃一頓棒是應該的。
府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書主張減少寺塔，廢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條。
佛徒法琳作《破邪論》《辯正論》，狂罵傅奕，為佛教辯護，呶呶不休。
表現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奴仆而是盛氣淩人的豪奴惡仆，以法琳為代表的僧徒，中國人的氣味已經消失得不留絲毫了。
唐太宗對待這個豪奴惡仆很合理，敕法琳說，你著的《辯正論?信毀交報篇》裡說，有念觀音者，刀不能傷，現在給你七天去念觀音，到期試刀，看是否不傷。
法琳的而論都是用大量謠言謊話構成的虛頭把戲，最怕的是實驗，這一下真難倒了法琳，他在獄中迫切哀求佛菩薩顯靈保佑，當然哀求不出什麼來。
七日期滿，法琳苦思救命之計，忽然想得一計，當敕使來問刑期已到，你念觀音有靈否？法琳答，七日以來，我不念觀音，隻念陛下。
唐太宗使人問，诏書令你念觀音，為什麼不念，卻說隻念陛下。
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經典說，陛下就是觀音，所以隻念陛下。
法琳說了一大套谄谀奉迎的話，豪奴的驕氣黯然消失。
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遠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
佛奴仗佛勢，令他拿出佛的實據來，所有奴仆的虛驕氣，自然不打自消。
對付佛教以及對付一切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聽空言，要求實據。
凡是天竺傳來的宗派，都自以為聖法如此，絲毫不容變通，屬于本宗派的中國僧徒，也盲目順從，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仆，大僧如玄類義淨等人，都不免有奴仆相，更不用說其他憎徒了。
陳隋間中國佛徒成立半自立的宗派：天台與華嚴兩宗，都标榜圓教，斥其他宗派為偏教。
這兩個所謂圓教，一方面企圖調和佛教各宗派，另方面也企圖與中國的反對派别謀調和，天台宗與道教接近，華嚴宗與儒學接近，兩個所謂圓教的産生，自然是道儒與佛教長期鬥争的結果。
天台宗有修習止觀坐禅除病法，與道教相似。
智觊《修習止觀坐禅法要雜說》：“臍下一寸名優陀那，此雲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
又說，“用六種氣治病者，即是觀能治病。
何等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噓；六呬。
頌曰：心配屬呵腎屬吹，脾呼肺剛聖皆知，肝藏熱來噓字至，三焦垂處但言嘻。
”又說“十二種息（呼吸）能治衆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滿息；四焦息：五增長息；六滅壞息；七暖息；八冷息，九沖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補息”。
守丹田屬于止，六氣十二息屬于觀，歸根不外止觀二法。
天台宗也談不死之藥，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雜錄》說，“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食可長生；大陰之精名曰鈎吻，入口則死。
金丹者圓法也，初發心時成佛大仙，準龍樹法飛金為丹，故曰金丹”。
道士煉丹，佛徒也談煉丹，佛徒坐禅調息，道士也談靜坐煉氣，在這些方面佛道圓通了。
儒家禮教向來是統治階級維持政權的基本工具，任何佞佛的帝王，禮法刑政總得依據儒家，凡明經進士兩科出身的官吏，多半算是儒家中人，他們謀富貴的主要途徑--仕途，不愁僧徒來奪取，因之儒佛間的沖突比佛道兩教間要和緩些。
不過，儒佛雙方在意識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對父母的關系有極大距離。
儒家認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始于事親，中幹事君，終于立身”（《孝經》）。
儒家談孝道，深入人心，誰敢倡異議，必然要受到譴責。
佛教卻别有說法，佛書說，“識體（靈魂）輪回，六趣（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間、天上）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一欲界--上為六欲天，中為人世，下為地獄。
二色界--在六欲天之上的天。
三無色界--在色界之上的天，守五戒的人轉主人間，行十善的人死後生天上為天人）孰辨怨親”。
又說，“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父子，怨（仇人）數為知識（朋友），知識數為怨。
是以沙門均庶類于天屬，等禽氣（一切動物）于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照這種怪說，禽獸蟲蟻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現在的父母，可能來世是自己的子孫，佛教的怪謬思想，儒家和受儒學影響的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佛徒自知弱點所在，不得不向儒家讓步。
強調《智度論》所說，淨飯王死，佛親自執繩床一腳，舁屍體到火葬場，表示一切衆生應該報生養之恩，法琳《辨正論》對道教怒目狂罵，對儒家也多有微辭，獨表揚釋迦舁父屍是孝子，說“孝敬表儀，茲亦備矣”，唯恐受不孝的責備。
唐後期華嚴宗兼禅宗僧人宗密作《佛說孟蘭盆經疏》，序裡說“始于混饨，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
這些話雖出于佛徒之口，可以說與儒生無甚區别。
不過佛徒行孝的方法與儒不同。
宗密說，“應孝子之懇誠，救二親之苦厄，酬吳天恩德，其唯盂蘭盆之教焉。
”歸根還是荒唐的因果報應。
宗密作《華嚴原人論》，承認釋迦、孔、老都是至聖，與法琳說釋迦是大聖，孔、老是小聖，說法也不同。
佛徒不敢用天竺怪說反對孝道，儒生才有調和的借口。
柳宗元《送僧浚歸淮南序》說，“金仙氏（佛）之道蓋本于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
又《送如海弟子浩初序》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
又說“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
..退之（韓愈）所罪者其迹也。
曰髡而缁，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若是，雖吾亦不樂也”。
又《送文暢序》說“上人之往也，将統合儒釋”，又《送元暠序》說“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鹹言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
柳宗元主張調和儒釋，調和的根據是孝敬和與《易》、《論語》合。
與儒合的佛徒不是那些照天竺原樣搬來的各宗派而是中國化的佛教。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擊力很重，但接着便是佛教更大的發達。
王通得出這個經驗，在《中說》裡說，“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
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
真君（北魏太武帝）、建德（北周武帝）之事，适足椎波助瀾，縱風止燎耳”。
反佛以後，反而佛教大盛，這是什麼原因呢？首先因為佛教興盛的社會基礎，即階級壓迫并沒有什麼改變，而統治者之間又充滿着矛盾和鬥争。
隋文帝給智f诏書裡說，“往者周武毀棄佛法，朕曾發心立願，必許護持。
及受命于天，遂即興複”。
一個皇帝反佛，另一個謀篡奪的野心家，對佛許下彌天大願，求佛保佑。
又滅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為滅佛多信道，信道必吃長生藥，吃藥必死，野心家得以減少篡奪的阻力。
及篡奪成功，以為佛真有靈，不吝重價還願，反佛以後，佛教大興，原因在此。
擁護佛教的力量比反對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時代要消除這個蠹國殃民的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
北周武帝滅佛就是一個例證。
周武帝滅北齊，召集齊境大僧五百餘人到宮中，宣布廢佛教，令僧徒還俗，并允許僧衆辯論。
一個名叫慧遠的僧徒，與周武帝往返辯駁，最後理屈辭窮，拿出所謂阿鼻地獄這個法寶來恐吓論敵。
周武帝滅佛堅決，回答說，隻要百姓得樂，我也願意受地獄之苦。
僧徒的法寶失效，隻好俯首服從法令。
又一個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辯論，周武帝召到禦座前，令任道琳盡量提出興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據理駁回。
任道琳理屈，願同義學僧（有學問的僧人）十人人通道觀學道教。
佛教是統治者的一種工具，當統治者根據當時需要，覺得放棄這種工具更為有利時，便失去騙人的力量。
阿鼻地獄這個吓人法寶，有理智的人聽來無非是一種玩笑，根本不值一聽，在僧徒聽到法寶失效，卻似天崩地拆，真是一切皆空了，還有什麼别的可說。
佛教的道理與地獄都被周武帝駁倒，因此佛教徒都覺得佛經所說佛死後一千五百年佛法将滅的預言得到證明，末日已到，大部分僧徒遵令還俗，也有個别僧徒為佛教辦後事。
例如三階教的創立，及刻石闆經，都是佛教作滅亡的準備，原來早在北魂孝文帝時期，魏國政治已趨向衰朽，社會腐敗勢力（佛教是其中之一）愈益上升，最後招緻大亂以至亡國。
北齊政權主要依靠内徙鮮卑的支持，基礎薄弱，尤其需要佛教的助力。
北魏孝文帝以後，朝廷及鮮卑貴族，一向求助于佛教，任其無限制地發達起來。
北齊更大力推行佛教，僧徒增至二三百萬人，北齊因此亡國（當然還有其他亡國原因，崇佛卻是主要原因）。
智f給晉王楊廣書裡說，“從前北齊某帝，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願去。
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棄在山林”。
這是富貴人的說法，事實上貧賤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層僧徒的統治。
這種統治是來自天竺奴隸制的，非常慘酷。
隻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給予治療，卻給飲龍湯，促使速死，寺院的殘酷可見一斑。
三階教經書裡說，“我教法中，惡法漸興。
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破戒比丘，處處充滿，為利養故，不修道德，身被法服，經理俗務，市肆販賣，涉路往來，或複營農，貯積粜籴，或複商賈求利，或作種種工巧之業。
托附俗官，為動弦管，并共棋博，或行媒媾，令彼歡喜。
或假他勢力，侵削道俗，所得财物，分與俗官。
”這裡說的種種謀利之事，經營農工商各業，被剝削被奴役的對象，首先自然是寺院内下層的普通僧徒。
當時天竺奴隸制式樣的寺院剝削比鮮卑更兇殘，所以負炭兵甯願辛苦憔悴，不願出家作僧徒，什麼孤房獨宿，瞪視四壁，下層僧徒所受痛苦，何嘗隻是這些。
佛教内部極端腐朽，早已是打倒的對象，北魏流行的假經如《小法滅盡經》，《佛說法滅盡經》，《五濁惡世經》，都是宣布佛教罪惡，末日已到的流行書籍。
外部又有儒與道教的攻擊，周武帝滅佛收效極速，因為他代表着社會的反佛趨勢。
但是，周武帝死後佛教又大發達起來。
剝削階級需要宗教，佛教尤其适合剝削者的愛好，因此，滅佛以後必有各種護法者出現，讓佛教再興。
不消滅社會的剝削制度，佛教和其他宗教隻能暫時受挫，要它們根本消滅是不可能的。
三階教創始人名叫信行，在周武帝滅佛後，采取佛經中最野蠻最欺詐的部分，摘錄成一本書名叫《三階集錄》，書凡二十六卷，又采錄《三階佛法》四卷。
所謂三階，就是分人為賢、愚、中庸三等（階），用普通佛法教化他們。
這叫做“隻合行普，不合行别”（别是各宗派各有所尊奉），三階教徒以苦行忍辱為宗旨，每天隻吃一頓乞求來的飯，吃寺院的飯算是不合法。
在路上行走，見人不論男女一概禮拜，竭力提倡布施，《決罪福經》說，“大福皆用貨财，乃得成耳。
夫布施者，今現在世有十倍報，後世受時有億倍報，不可計數，我常但說萬倍報者，略少說耳。
恐人不信，少說。
”《示所犯者瑜伽法鏡經》說“成佛皆因曠劫行檀布施，濟救窮貧困厄衆生，十方諸佛亦從布施而得成佛”。
三階教徒以身作則，死後置屍體在屍陀林（棄屍體的荒林），供鳥獸食，叫做以身布施，求無上道。
愚人驚異，以為信行得了什麼道，相率信奉三階教。
隋初，仆射高颎邀請信行到京都，聚徒衆愈多，立五個寺來容納徒衆。
三階教創立無盡藏，積聚錢帛，分為三份，一份供天下修繕寺塔之用，一份施給天下一切老病貧窮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