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禅宗--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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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窮人）乞人，一份供自由使用。
三階教反對淨土宗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張不念阿彌陀佛，隻念地藏菩薩。
又不許入寺，不許吃僧食，說一切佛像是泥龛，不須恭敬，一切衆生是真佛，所以要恭敬。
北方通行淨土宗，貴族官吏刻剝民财，盛造佛寺，上層偕徒享受極其優厚，三階教主張一切出家人，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俱不供養舍利，不禮塔廟，連一拜舍利塔廟也不許。
勞動群衆一方面不免受佛教誘騙，但主要的是仇恨佛教。
五一五年，北魏冀州沙門法慶聚衆起兵，專毀寺廟，斬僧尼，法慶利用民憤來發動戰事，足見佛教早為廣大民衆所唾棄。
三階教的一些主張，是想在民憤大爆發以前和以後，有所和緩和補救。
無盡藏積聚錢物，準備補修被拆毀的寺廟。
勞苦群衆是鏟除社會上一切穢惡的實在力量，三階教人說一切衆生是真佛身，合安在好妙處，自身（僧徒）既在好房舍，佛（衆生）在下惡處，豈成平等？這是三階教人說些空話來欺騙勞苦群衆。
淨土宗盛修佛像，三階教說是泥龛。
佛徒自稱應該享受，理由是佛猶如國王，僧猶如王子堪受國王的福蔭，堪受如來的蔭庇。
又佛猶如父母，念佛人猶如兒女合得父母飯食衣服床榻卧具，這無非是僧徒給自己作無恥的辯護。
三階教看出僧徒必有一天受到懲罰，為逃避懲罰，因此說不得坐僧床，不得吃僧食，借以自别于一般僧徒。
佛徒稱說現在住持好處所，來生得生好國土，得證菩提，所以僧應該住持寺，也應該入寺舍好處。
三階教說僧徒不該住寺，甚至不許入寺。
三階教說菩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這也是矯一般佛徒奔走權門借勢害民的弊病。
總之，三階教的教義，在佛教看來是反常，是異端。
這種異端能夠産生并盛行，說明有些佛徒自知惡貫滿盈，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隋文帝大興佛教，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專辦後事的教派，開皇二十年，下令禁止。
可是，佛徒不敢相信本教可以久存，還是尊信三階教，分本寺房屋，讓三階教徒居住。
唐高祖唐太宗都崇道抑佛，愚頑的智實受杖，法琳在獄中念觀音不靈，佛徒愈覺末日不遠。
一個佛徒說，自從周武滅法，佛菩薩都回到西方去了，就是說佛菩薩部騙不了人了。
迷信的人為了護法，盡量布施，無盡藏接受錢帛金玉，數量多到無法計算。
施舍人往往車載錢帛，交給無盡藏僧人，不告姓名而去，武則天興佛教，屢次禁止三階教，沒收無盡藏錢帛。
唐玄宗開元元年，下令滅三階教，所有錢帛分給京城諸寺。
開元十三年，令諸寺收回分給三階教的房屋，衆僧不得别住，《三階集錄》不得編入佛書目錄，如綱維（寺主等掌權人）放任三階教徒私自傳教誘人，發覺後勒令綱維還俗。
盡管唐玄宗再三嚴禁，三階教還是互相勾結，朋援繁多，在佛教極盛的唐朝，佛徒做賊心虛，總感覺末日的将到。
這種對佛教施加壓力的來源，可以說是漢族傳統文化通過儒家學派的複興，漸次奪回精神界被天竺文化占去的陣地。
佛教辦的另一件後事，是隋炀帝大業年間，僧徒靜琬在房山的石經山開始刻石闆經，藏石窟中，準備佛法完全消滅後，依靠這些石闆保存佛教，靜琬前後刻經三十年，石闆藏滿七窟。
他死後，他的弟子們相繼刻石。
遼、金、元、明各代，還有人當作修功德，繼續補刻。
窟中所藏和埋在地下的石闆共有八千塊以上。
隋文帝大興佛教以後，靜琬還不敢有佛教不滅的信心，加緊刻石以備法滅，可見鮮卑統治結束，外來宗教失去依恃，周武帝滅佛，聲稱“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對佛教無異宣布死刑。
法琳要唐太宗自認是鮮卑人，也是企圖胡人事胡神，而這一企圖恰恰犯了唐太宗的忌諱。
漢人建立的朝廷，必須承認儒學是正教，要維持封建統治，從經驗裡也證明儒比佛、道是較好的工具。
儒學有兩個要點，一是辨别華夷，二是強調忠孝。
這兩點，佛教在答辯上想說出理由是極困難的。
封建統治者在國為君，在家為父，臣子服從君父，是維持封建秩序的根本所在。
儒家學派堅執這兩點，所以任何佞佛的帝王，例如梁武帝，也不能徹底廢儒。
形式上儒的地位比佛道低，實際是相反，儒擁有較大的潛在力。
佛教各宗派，都偏奉一經以立法門，如天台宗奉《法華經》，華嚴宗奉《華嚴經》。
佛經出發點無非是苦空二字，所說不能不是一偏之見。
宗派的成立，表示執持偏見，頑固不化。
各宗派的大師，都想解釋所尊奉的經典，求其通達。
原來佛經以文辭瑣碎煩雜、義旨暗昧難明為其特征，中國僧徒繼承兩漢今文經學的章句之學。
解釋佛經，愈講愈難通，愈難通愈講，惡性循環，經疏愈積愈臃腫，學徒愈學愈迷惑。
義淨《南海寄歸年法傳》有一段話，說佛學流弊，他說，“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上流之伍，蒼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甯就。
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
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
..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為密語，而更作解嘲”。
義淨所說隋唐佛學，很象兩漢今文經學。
兩漢今文章句之學，流弊也是極其煩瑣，“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結果是“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盡管朝廷在上提倡，今文經學總不免趨于衰亡。
魏晉玄學興起，攻擊儒經，兩漢四百年作為利祿之途的大量章句，一字不留地消滅了。
任何一種學術，如果出現煩瑣的解釋，說明這種學術已無新的境界可辟，随之而來的隻能是衰落或滅亡。
隋唐佛徒作了大量煩瑣的義疏，表示佛學達到極盛的境界，同時也表示接近衰亡，代煩瑣學派而興起的總是簡易的學派，禅宗就是佛教裡比較簡易的學派。
特别是禅宗南宗，尤為簡易，離開文句，抛棄經典，也能一旦貫通，得大師稱号。
格守佛教煩苛的戒律，死抱白首甯就的義疏的僧徒，苦于前途渺茫，忽見禅宗南宗，正如魏晉某些士人放棄章句改談玄學一樣，從煩瑣的戒律和義疏中解脫出來，自覺境界一新，精神得到自由。
所以禅宗南宗一出，佛教各宗派為之風靡，許多僧徒願意接近南宗以求精神界的出路。
魏晉玄學談無，佛教大乘談空，無與空是可以合流的。
玄學是唯心主義哲學，佛教是發展得更高度的唯心主義哲學，當然又可以合流。
玄學家發揮莊周的消極厭世思想，與佛教苦空完全一緻。
魏晉玄學家以曠達放蕩純任自然為風尚，蔑視禮法，這和禅宗都是統治階級裡面的放蕩派。
玄學家是高級士族，社會地位穩固，敢于肆無忌憚。
禅宗僧徒沒有這樣的地位，必須依靠佛教的名義才能實行放蕩，所以，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晉玄學，釋迦其表，老、莊（主要是莊周的思想）其實。
禅宗思想，是魏晉玄學的再現，至少是受玄學的甚深影響。
玄學與禅宗在思想上都是反動的，但玄學沖擊儒家的奴仆禮法之士，禅宗沖擊天竺佛教奴仆各宗派的死守者，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又都起着一些積極的作用，值得贊揚。
佛教認為人在前生都是有大小不等的罪過，這實際是性惡論，和儒家正統派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性善論正相矛盾，禅宗南宗改為性善論，以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的基本問題上與儒家一緻了。
按照輪回說，佛教認為當前的禽獸蟲蟻，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當前的父母，後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孫，所以孝父母是無意義的事。
與儒家孝悌為人之本的倫理學說如水火之不能相容。
自從佛徒制造出不少講孝的佛經，強調孝是成佛的根本，而且實行三年之喪，在唐朝，儒佛對孝的分歧，至少形式上得到一緻。
禅宗南宗廢棄天竺傳來的戒律和經典，更增加了儒佛求得一緻的可能。
中國封建時代的士大夫，思想來源不外道儒兩家的學說，既然道家（不是道教）、儒家與佛教（主要是撣宗南宗）思想上基本取得一緻，那末，經過改造（宣傳孝道）的佛教特别是禅宗南宗成為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也就不容置疑了。
攻佛最堅決的韓愈，在潮州（廣東潮安縣）與大颠禅師往來，認為“頗聰明識道理”。
所謂道理，當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談儒道，自然是頗為聰明。
這些，正好說明禅宗南宗是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唐朝佛教中國化，即佛教玄學化，這是化的第一步。
禅宗僧徒所作語錄，除去佛徒必須的門面話，思想與儒學幾乎少有區别（特别是兩宋禅僧如此），佛教儒學化，是化的第二步。
禅宗興而其他各宗派都基本上消滅。
禅宗獲勝的原因，主要是自立宗旨，不依傍他人，放棄天竺佛教傳來的奴仆面目，裝上中國士大夫常見的普通相貌。
這樣，外來宗教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得到統治階級的容納，作為統治的輔助工具之一，與儒、道并存。
禅，梵語禅那，意為坐禅或靜慮。
僧徒一般都得坐禅，天台宗所倡的止觀，也就是禅的一種。
自從鸠摩羅什譯出《禅法要解》等書，禅學始成專業。
羅什弟子竺道生，用玄學解釋佛理，已含有唐朝禅宗思想的要旨。
佛教在南朝重義學（講義理），在北朝重禅學（坐禅），因之，禅宗得在北方建立起基礎來。
南天竺人菩提達磨，自稱是天竺禅宗的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時，從海道來到中國。
達磨不合南朝重義學的學風，轉到北方傳播他的禅學。
達磨的禅學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
所謂見性成佛，意思是覺悟到自心本來清淨，原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禅。
達磨教人首先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觀，要人心安靜象牆壁那樣堅定不移。
其次是發行，即一報冤行（逢苦不憂），二随緣行（得樂不喜），三無所求行（有求皆苦，無求即樂），四稱法行（法指空無之理，稱法而行，即無心而行）。
達磨說法雖說離言說相，離文字相，但仍以《楞伽經》為依據，所謂安心發行，都是逐步深入的修行法，所以達磨所傳的法，實際就是漸修法。
《楞伽師資記》說達磨所說有《達磨論》一卷，又有《釋楞伽經要義》一卷，亦名《達磨論》。
達磨和天竺其他僧徒一樣，跑到中國來，企圖成立他的楞伽宗。
他故意做出一套神秘的姿态，自稱他的禅學是教外别傳，從釋迪牟尼起，曆代師弟以心傳心，不立語言文字，到他已經二十八代了。
他帶了一件棉布袈裟來，說是曆代傳法的憑證。
這些都是無從查考的妄說，不少奴仆卻被他俘獲了。
其中有一個“博通群書，尤善老莊”，名叫慧可的僧徒，達磨認為堪充法嗣，要他表示為法舍身命的決心。
慧可自己斬斷一臂以表誠懇（一說被盜斬去一臂，這個盜可能是争奪法嗣的同學），達磨才把那件袈裟付給慧可。
如果真有這件事，可見禅宗開始時，也帶有天竺秘密傳授的邪氣。
到了第三傳僧粲（隋時人），作《信心銘》一篇，含有明顯的玄學思想，它的總結是“至道無難，唯嫌簡擇”，與莊子《齊物論》的說法相通。
禅學與玄學進一步地結合起來了。
第五傳弘忍，住黃梅縣（湖北黃梅縣）雙峰山，門徒多至千人以上。
據說，他的本領是“緘口于是非之場，融心于色空之境”，這和莊周思想更接近了。
弘忍門徒中，神秀早為上座并為教授師，一日，弘忍宣稱要選擇法嗣，令門人各書所見，寫成一個偈，讓弘忍挑選。
門人都推崇神秀，不敢作偈。
神秀夜間在壁上寫了一個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弘忍見偈，喚神秀來，說你作此偈，隻到門前，還未入門。
你回去思考，再作一個來，如入得門，我付法衣給你。
神秀回房苦思數日，作不得新偈。
一個舂米行者（未剃發，在寺服役的人）慧能，不識文字，請人代寫一個偈，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又作一偈說：“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台，明鏡本清靜，何處染塵埃”，從空無的觀點看來，慧能的空無觀比神秀較為徹底，因此，弘忍選定慧能為嗣法人，秘密給他講《金剛經》，教他帶着袈裟急速逃回新州（廣東新興縣）原籍。
一件袈裟從神秀手邊突然失去，當然不肯忍讓。
從此，禅宗分南北兩宗，慧能在嶺南傳頓教，被稱為南宗，神秀在北方傳漸教，被稱為北宗。
南北兩宗都自稱禅的正宗，因慧能傳得袈裟，徒衆又盛，門徒之一的神會，冒險到北方争奪正宗地位，最後南宗的正宗地位得到公認。
實際上漸教是禅宗的正宗，達磨以下五代，都不曾提頓悟得法之說，神秀所寫那個偈，弘忍本已承認它的嗣法資格，不料突然出現慧能兩偈，比神秀說得深切，弘忍臨時改選慧能為法嗣，授與傳法袈裟，并給他秘密講授《金剛般若經》。
禅宗頓教，慧能是創始人。
他的始祖實際是莊周，達磨不算是始祖。
達磨依據的是《楞伽經》，弘忍弟于玄赜撰《楞伽入法志》，玄赜弟子淨覺撰《楞伽師資記》，推南朝宋時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羅為第一代，達磨為第二代，弘忍門下神秀、玄赜、慧安三人為第七代，這七代人都奉《楞伽經》作立論的依據，以後排擠北宗出禅宗正統，純是宗派鬥争南宗獲勝的結果。
南宗所提倡的所謂頓悟，也無非是僧徒故作神奇，借以騙人的一種手法，其實慧能何曾有頓悟，他的父親盧行瑫，唐初被貶官，流竄到新州為百姓，生慧能後三年死去，母寡居，慧能稍長，賣柴養母。
不待言，這種窮苦絕望的生活，使他産生厭棄世間另求出路的想望。
他偶在市上聽店鋪裡有人誦《金剛般若經》，慧能問那裡學來此經。
誦經人答，弘忍禅師勸人讀此經，說即得見性成佛。
慧能認為找到出路，在當時普遍崇信佛教的環境裡，隻要留心，聽些佛教教義，是不難的。
唐高宗鹹亨年間，他聽女尼劉氏讀《涅槃經》，已能講解經義，後來又到樂昌縣，依附智遠禅師，談論禅理，智遠承認他理解非凡，勸到弘忍處求印證去。
慧能第一次答弘忍問，表示“唯求作佛”，足見他為作佛探索了好多年。
在弘忍處作舂米工役，王維《能禅師碑銘》說他聽弘忍講法，默然受教。
因為他不識文字，一般人卻總以為知識必須從文字書本中求得，感到慧能突然作偈，非頓悟不可，其實慧能早就對劉氏尼說過，“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
窮苦生活迫得他求作佛，經過多年聽受和思考，揣摩一切皆空的所謂佛意。
如果他作偈叫做頓悟的話，那也隻能說由漸悟積而成頓，并非無端忽然能作偈。
佛教徒專愛造謠騙人，哄然相傳，似乎真有所謂見性成佛的頓門，慧能一派徒衆也伊然以頓門自負，這就使得人人可以自稱為佛，天竺各宗派所虛構的高不可攀的佛，變成舉目可見的平常人，這對破壞佛教起着重大的作用。
南宗的信仰
三階教反對淨土宗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張不念阿彌陀佛，隻念地藏菩薩。
又不許入寺，不許吃僧食，說一切佛像是泥龛，不須恭敬，一切衆生是真佛，所以要恭敬。
北方通行淨土宗，貴族官吏刻剝民财，盛造佛寺，上層偕徒享受極其優厚，三階教主張一切出家人，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俱不供養舍利，不禮塔廟，連一拜舍利塔廟也不許。
勞動群衆一方面不免受佛教誘騙，但主要的是仇恨佛教。
五一五年，北魏冀州沙門法慶聚衆起兵，專毀寺廟，斬僧尼，法慶利用民憤來發動戰事，足見佛教早為廣大民衆所唾棄。
三階教的一些主張，是想在民憤大爆發以前和以後，有所和緩和補救。
無盡藏積聚錢物，準備補修被拆毀的寺廟。
勞苦群衆是鏟除社會上一切穢惡的實在力量，三階教人說一切衆生是真佛身，合安在好妙處，自身（僧徒）既在好房舍，佛（衆生）在下惡處，豈成平等？這是三階教人說些空話來欺騙勞苦群衆。
淨土宗盛修佛像，三階教說是泥龛。
佛徒自稱應該享受，理由是佛猶如國王，僧猶如王子堪受國王的福蔭，堪受如來的蔭庇。
又佛猶如父母，念佛人猶如兒女合得父母飯食衣服床榻卧具，這無非是僧徒給自己作無恥的辯護。
三階教看出僧徒必有一天受到懲罰，為逃避懲罰，因此說不得坐僧床，不得吃僧食，借以自别于一般僧徒。
佛徒稱說現在住持好處所，來生得生好國土，得證菩提，所以僧應該住持寺，也應該入寺舍好處。
三階教說僧徒不該住寺，甚至不許入寺。
三階教說菩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這也是矯一般佛徒奔走權門借勢害民的弊病。
總之，三階教的教義，在佛教看來是反常，是異端。
這種異端能夠産生并盛行，說明有些佛徒自知惡貫滿盈，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隋文帝大興佛教，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專辦後事的教派，開皇二十年，下令禁止。
可是，佛徒不敢相信本教可以久存，還是尊信三階教，分本寺房屋，讓三階教徒居住。
唐高祖唐太宗都崇道抑佛，愚頑的智實受杖，法琳在獄中念觀音不靈，佛徒愈覺末日不遠。
一個佛徒說，自從周武滅法，佛菩薩都回到西方去了，就是說佛菩薩部騙不了人了。
迷信的人為了護法，盡量布施，無盡藏接受錢帛金玉，數量多到無法計算。
施舍人往往車載錢帛，交給無盡藏僧人，不告姓名而去，武則天興佛教，屢次禁止三階教，沒收無盡藏錢帛。
唐玄宗開元元年，下令滅三階教，所有錢帛分給京城諸寺。
開元十三年，令諸寺收回分給三階教的房屋，衆僧不得别住，《三階集錄》不得編入佛書目錄，如綱維（寺主等掌權人）放任三階教徒私自傳教誘人，發覺後勒令綱維還俗。
盡管唐玄宗再三嚴禁，三階教還是互相勾結，朋援繁多，在佛教極盛的唐朝，佛徒做賊心虛，總感覺末日的将到。
這種對佛教施加壓力的來源，可以說是漢族傳統文化通過儒家學派的複興，漸次奪回精神界被天竺文化占去的陣地。
佛教辦的另一件後事，是隋炀帝大業年間，僧徒靜琬在房山的石經山開始刻石闆經，藏石窟中，準備佛法完全消滅後，依靠這些石闆保存佛教，靜琬前後刻經三十年，石闆藏滿七窟。
他死後，他的弟子們相繼刻石。
遼、金、元、明各代，還有人當作修功德，繼續補刻。
窟中所藏和埋在地下的石闆共有八千塊以上。
隋文帝大興佛教以後，靜琬還不敢有佛教不滅的信心，加緊刻石以備法滅，可見鮮卑統治結束，外來宗教失去依恃，周武帝滅佛，聲稱“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對佛教無異宣布死刑。
法琳要唐太宗自認是鮮卑人，也是企圖胡人事胡神，而這一企圖恰恰犯了唐太宗的忌諱。
漢人建立的朝廷，必須承認儒學是正教，要維持封建統治，從經驗裡也證明儒比佛、道是較好的工具。
儒學有兩個要點，一是辨别華夷，二是強調忠孝。
這兩點，佛教在答辯上想說出理由是極困難的。
封建統治者在國為君，在家為父，臣子服從君父，是維持封建秩序的根本所在。
儒家學派堅執這兩點，所以任何佞佛的帝王，例如梁武帝，也不能徹底廢儒。
形式上儒的地位比佛道低，實際是相反，儒擁有較大的潛在力。
佛教各宗派，都偏奉一經以立法門，如天台宗奉《法華經》，華嚴宗奉《華嚴經》。
佛經出發點無非是苦空二字，所說不能不是一偏之見。
宗派的成立，表示執持偏見，頑固不化。
各宗派的大師，都想解釋所尊奉的經典，求其通達。
原來佛經以文辭瑣碎煩雜、義旨暗昧難明為其特征，中國僧徒繼承兩漢今文經學的章句之學。
解釋佛經，愈講愈難通，愈難通愈講，惡性循環，經疏愈積愈臃腫，學徒愈學愈迷惑。
義淨《南海寄歸年法傳》有一段話，說佛學流弊，他說，“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上流之伍，蒼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甯就。
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
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
..又凡是制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為密語，而更作解嘲”。
義淨所說隋唐佛學，很象兩漢今文經學。
兩漢今文章句之學，流弊也是極其煩瑣，“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結果是“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盡管朝廷在上提倡，今文經學總不免趨于衰亡。
魏晉玄學興起，攻擊儒經，兩漢四百年作為利祿之途的大量章句，一字不留地消滅了。
任何一種學術，如果出現煩瑣的解釋，說明這種學術已無新的境界可辟，随之而來的隻能是衰落或滅亡。
隋唐佛徒作了大量煩瑣的義疏，表示佛學達到極盛的境界，同時也表示接近衰亡，代煩瑣學派而興起的總是簡易的學派，禅宗就是佛教裡比較簡易的學派。
特别是禅宗南宗，尤為簡易，離開文句，抛棄經典，也能一旦貫通，得大師稱号。
格守佛教煩苛的戒律，死抱白首甯就的義疏的僧徒，苦于前途渺茫，忽見禅宗南宗，正如魏晉某些士人放棄章句改談玄學一樣，從煩瑣的戒律和義疏中解脫出來，自覺境界一新，精神得到自由。
所以禅宗南宗一出，佛教各宗派為之風靡，許多僧徒願意接近南宗以求精神界的出路。
魏晉玄學談無，佛教大乘談空，無與空是可以合流的。
玄學是唯心主義哲學，佛教是發展得更高度的唯心主義哲學，當然又可以合流。
玄學家發揮莊周的消極厭世思想，與佛教苦空完全一緻。
魏晉玄學家以曠達放蕩純任自然為風尚，蔑視禮法，這和禅宗都是統治階級裡面的放蕩派。
玄學家是高級士族，社會地位穩固，敢于肆無忌憚。
禅宗僧徒沒有這樣的地位，必須依靠佛教的名義才能實行放蕩，所以，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晉玄學，釋迦其表，老、莊（主要是莊周的思想）其實。
禅宗思想，是魏晉玄學的再現，至少是受玄學的甚深影響。
玄學與禅宗在思想上都是反動的，但玄學沖擊儒家的奴仆禮法之士，禅宗沖擊天竺佛教奴仆各宗派的死守者，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又都起着一些積極的作用，值得贊揚。
佛教認為人在前生都是有大小不等的罪過，這實際是性惡論，和儒家正統派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性善論正相矛盾，禅宗南宗改為性善論，以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的基本問題上與儒家一緻了。
按照輪回說，佛教認為當前的禽獸蟲蟻，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當前的父母，後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孫，所以孝父母是無意義的事。
與儒家孝悌為人之本的倫理學說如水火之不能相容。
自從佛徒制造出不少講孝的佛經，強調孝是成佛的根本，而且實行三年之喪，在唐朝，儒佛對孝的分歧，至少形式上得到一緻。
禅宗南宗廢棄天竺傳來的戒律和經典，更增加了儒佛求得一緻的可能。
中國封建時代的士大夫，思想來源不外道儒兩家的學說，既然道家（不是道教）、儒家與佛教（主要是撣宗南宗）思想上基本取得一緻，那末，經過改造（宣傳孝道）的佛教特别是禅宗南宗成為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也就不容置疑了。
攻佛最堅決的韓愈，在潮州（廣東潮安縣）與大颠禅師往來，認為“頗聰明識道理”。
所謂道理，當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談儒道，自然是頗為聰明。
這些，正好說明禅宗南宗是适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唐朝佛教中國化，即佛教玄學化，這是化的第一步。
禅宗僧徒所作語錄，除去佛徒必須的門面話，思想與儒學幾乎少有區别（特别是兩宋禅僧如此），佛教儒學化，是化的第二步。
禅宗興而其他各宗派都基本上消滅。
禅宗獲勝的原因，主要是自立宗旨，不依傍他人，放棄天竺佛教傳來的奴仆面目，裝上中國士大夫常見的普通相貌。
這樣，外來宗教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得到統治階級的容納，作為統治的輔助工具之一，與儒、道并存。
禅，梵語禅那，意為坐禅或靜慮。
僧徒一般都得坐禅，天台宗所倡的止觀，也就是禅的一種。
自從鸠摩羅什譯出《禅法要解》等書，禅學始成專業。
羅什弟子竺道生，用玄學解釋佛理，已含有唐朝禅宗思想的要旨。
佛教在南朝重義學（講義理），在北朝重禅學（坐禅），因之，禅宗得在北方建立起基礎來。
南天竺人菩提達磨，自稱是天竺禅宗的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時，從海道來到中國。
達磨不合南朝重義學的學風，轉到北方傳播他的禅學。
達磨的禅學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
所謂見性成佛，意思是覺悟到自心本來清淨，原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禅。
達磨教人首先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觀，要人心安靜象牆壁那樣堅定不移。
其次是發行，即一報冤行（逢苦不憂），二随緣行（得樂不喜），三無所求行（有求皆苦，無求即樂），四稱法行（法指空無之理，稱法而行，即無心而行）。
達磨說法雖說離言說相，離文字相，但仍以《楞伽經》為依據，所謂安心發行，都是逐步深入的修行法，所以達磨所傳的法，實際就是漸修法。
《楞伽師資記》說達磨所說有《達磨論》一卷，又有《釋楞伽經要義》一卷，亦名《達磨論》。
達磨和天竺其他僧徒一樣，跑到中國來，企圖成立他的楞伽宗。
他故意做出一套神秘的姿态，自稱他的禅學是教外别傳，從釋迪牟尼起，曆代師弟以心傳心，不立語言文字，到他已經二十八代了。
他帶了一件棉布袈裟來，說是曆代傳法的憑證。
這些都是無從查考的妄說，不少奴仆卻被他俘獲了。
其中有一個“博通群書，尤善老莊”，名叫慧可的僧徒，達磨認為堪充法嗣，要他表示為法舍身命的決心。
慧可自己斬斷一臂以表誠懇（一說被盜斬去一臂，這個盜可能是争奪法嗣的同學），達磨才把那件袈裟付給慧可。
如果真有這件事，可見禅宗開始時，也帶有天竺秘密傳授的邪氣。
到了第三傳僧粲（隋時人），作《信心銘》一篇，含有明顯的玄學思想，它的總結是“至道無難，唯嫌簡擇”，與莊子《齊物論》的說法相通。
禅學與玄學進一步地結合起來了。
第五傳弘忍，住黃梅縣（湖北黃梅縣）雙峰山，門徒多至千人以上。
據說，他的本領是“緘口于是非之場，融心于色空之境”，這和莊周思想更接近了。
弘忍門徒中，神秀早為上座并為教授師，一日，弘忍宣稱要選擇法嗣，令門人各書所見，寫成一個偈，讓弘忍挑選。
門人都推崇神秀，不敢作偈。
神秀夜間在壁上寫了一個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弘忍見偈，喚神秀來，說你作此偈，隻到門前，還未入門。
你回去思考，再作一個來，如入得門，我付法衣給你。
神秀回房苦思數日，作不得新偈。
一個舂米行者（未剃發，在寺服役的人）慧能，不識文字，請人代寫一個偈，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又作一偈說：“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台，明鏡本清靜，何處染塵埃”，從空無的觀點看來，慧能的空無觀比神秀較為徹底，因此，弘忍選定慧能為嗣法人，秘密給他講《金剛經》，教他帶着袈裟急速逃回新州（廣東新興縣）原籍。
一件袈裟從神秀手邊突然失去，當然不肯忍讓。
從此，禅宗分南北兩宗，慧能在嶺南傳頓教，被稱為南宗，神秀在北方傳漸教，被稱為北宗。
南北兩宗都自稱禅的正宗，因慧能傳得袈裟，徒衆又盛，門徒之一的神會，冒險到北方争奪正宗地位，最後南宗的正宗地位得到公認。
實際上漸教是禅宗的正宗，達磨以下五代，都不曾提頓悟得法之說，神秀所寫那個偈，弘忍本已承認它的嗣法資格，不料突然出現慧能兩偈，比神秀說得深切，弘忍臨時改選慧能為法嗣，授與傳法袈裟，并給他秘密講授《金剛般若經》。
禅宗頓教，慧能是創始人。
他的始祖實際是莊周，達磨不算是始祖。
達磨依據的是《楞伽經》，弘忍弟于玄赜撰《楞伽入法志》，玄赜弟子淨覺撰《楞伽師資記》，推南朝宋時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羅為第一代，達磨為第二代，弘忍門下神秀、玄赜、慧安三人為第七代，這七代人都奉《楞伽經》作立論的依據，以後排擠北宗出禅宗正統，純是宗派鬥争南宗獲勝的結果。
南宗所提倡的所謂頓悟，也無非是僧徒故作神奇，借以騙人的一種手法，其實慧能何曾有頓悟，他的父親盧行瑫，唐初被貶官，流竄到新州為百姓，生慧能後三年死去，母寡居，慧能稍長，賣柴養母。
不待言，這種窮苦絕望的生活，使他産生厭棄世間另求出路的想望。
他偶在市上聽店鋪裡有人誦《金剛般若經》，慧能問那裡學來此經。
誦經人答，弘忍禅師勸人讀此經，說即得見性成佛。
慧能認為找到出路，在當時普遍崇信佛教的環境裡，隻要留心，聽些佛教教義，是不難的。
唐高宗鹹亨年間，他聽女尼劉氏讀《涅槃經》，已能講解經義，後來又到樂昌縣，依附智遠禅師，談論禅理，智遠承認他理解非凡，勸到弘忍處求印證去。
慧能第一次答弘忍問，表示“唯求作佛”，足見他為作佛探索了好多年。
在弘忍處作舂米工役，王維《能禅師碑銘》說他聽弘忍講法，默然受教。
因為他不識文字，一般人卻總以為知識必須從文字書本中求得，感到慧能突然作偈，非頓悟不可，其實慧能早就對劉氏尼說過，“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
窮苦生活迫得他求作佛，經過多年聽受和思考，揣摩一切皆空的所謂佛意。
如果他作偈叫做頓悟的話，那也隻能說由漸悟積而成頓，并非無端忽然能作偈。
佛教徒專愛造謠騙人，哄然相傳，似乎真有所謂見性成佛的頓門，慧能一派徒衆也伊然以頓門自負，這就使得人人可以自稱為佛，天竺各宗派所虛構的高不可攀的佛，變成舉目可見的平常人，這對破壞佛教起着重大的作用。
南宗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