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新仕宦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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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搢紳無以為娛，于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
史玄記： 唐宋有官妓侑觞，本朝惟許歌童答應，名為小唱。
而京師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諺。
每一行酒止傳唱上盞及諸菜，小唱伎倆盡此焉。
小唱在蓮子衙衕，門與倡無異。
其侏好者或乃過于倡，有耽之者往往與托合歡之夢矣。
但非現任官吏即不受此禁例之束縛，勾欄盛況并不因之減色。
馴至士人以老稱妓，茅元儀曾憤慨地說： 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
老者吾輩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
17世紀初年，輕薄文人至以科舉名次來标榜妓女，稱為花榜，冰華梅史《燕都妓品序》： 燕趙佳人，顔美如玉，蓋自古豔之。
矧帝都建鼎，于今為盛。
而南人風緻，又複襲染薫陶，其豔宜驚天下無疑。
萬曆丁酉庚子間（1596&mdash1606）。
其妖冶已極。
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
同時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鄉花史有《廣陵士女殿最表》。
可見這風氣之普遍。
餘懷記南京教坊之盛，甚至說：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
崇祯中四方兵起，南京未遭兵燹，這一階級在國亡家破的前夕，依然征歌召妓： 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遊，靡不挾彈吹箫，經過趙李。
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绮芬芳，行酒糾觞，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堕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樂國也。
明代後期的色情小說，最著者如《金瓶梅》，就是代表這時代的作品。
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描寫的秦淮河教坊盛況，也是這時代的寫實之作。
和妓女、小唱并行&mdash&mdash或者可以說部分由妓女、小唱改業的有女戲和男戲。
女戲之盛行亦為隆萬以後之事，徐樹丕說： 十餘年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為之主，蓋以倡兼優，而搢紳為之主。
充類言之，不知當名以何等，不肖者習而不察，滔滔者皆是也。
以排演女戲著稱的藝術家有朱雲崃，以音樂著，張岱說他： 朱雲崃教女戲，非教戲也，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箫管鼓吹歌舞，借戲為之，其實不專為戲也。
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
劉晖吉以布景著： 若劉晖吉奇情幻想，欲補梨園從來之缺陷，如唐明皇遊月宮，葉法善作法，場上一時黑魅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
輕紗缦之内，燃寒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
朱楚生則以科白著：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
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焦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昆山老教師，細細摹拟，斷不能加其毫末也。
至男戲則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職業伶人，第二種是業餘消遣，第三種是貴家戲社。
職業伶人遊行城鄉，搭草台，臨時演唱，民間重迷信，酬神賽會，必招戲班演戲，是近代最重要的民間娛樂，湯來賀《梨園說》： 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為《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然繼作。
然聞萬曆中，家庭之中，猶相戒演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為鄙陋而羞見之也。
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
括其大意，則皆一女遊園，一生窺而悅之，遂約為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即成好合，皆徒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
近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
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hellip&hellip然鄉村信神，鹹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為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
故事的公式化，遊園、定情、及第、好合四個段落，以及第為必然的中心，正是反映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人的趣味。
浙江紹興一城就聚有這類伶人至數千人之多，劉宗周《與張太符太守書》： 梨園之為天下病，不能更仆數，雖三尺童子知之，而于吾越為獨甚。
鬥大一城，屯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養奸誨盜，且挾宦家之勢以陵齊民，官司不敢問。
伶人服飾至有值千金以上者。
甚至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吳中奇荒之後，仍大規模演戲，徐樹丕說： 辛巳奇荒之後&hellip&hellip而優人鮮衣美食，橫行裡中，人家做戲一本，費至十餘金，而諸優猶恨恨嫌少。
甚至有乘馬者，乘輿者，在戲房索人參湯者，種種惡狀。
然必有鄉紳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無事，便為厚幸矣。
業餘消遣的，東南到處多有，浙江各地稱為戲文子弟，陸容說：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甯波之慈溪，台之黃岩，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
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
其膺為婦人者名妝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态，往往逼真。
江西則有永豐腔，唐順之說： 永豐又素善為優，闾裡浸淫傳習，謂永豐腔。
使民淫于欲而匮于财。
貴家戲社則由巨家家優排演，供私人欣賞，角色俱經精選，陳懋仁說： 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蟬鬓傳粉，日以為常。
明末最著者為山陰張家和桐城阮家。
山陰張家從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起到張岱三世都以聲伎著名，張岱自述： 我家聲伎，前世無之。
自大父于萬曆年間，與範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此道，遂破天荒為之。
有可餐班&hellip&hellip次則武陵班&hellip&hellip再次則梯仙班&hellip&hellip再次則吳郡班&hellip&hellip再次則蘇小小班&hellip&hellip再次則平苑茂子班。
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藝，亦愈出愈奇。
張岱自己也工于妙解音律，工于填詞度曲。
溪僮到其家，至謂之“過劍門”。
曲中經其一顧，聲價十倍。
阮大铖則是明末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名震一時，張岱說： 阮圓海家優美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
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筆筆勾勒，苦心畫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
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這一般鄉紳不但譜制劇曲，蓄優自娛，并能自己度曲，厭倒伶工。
沈德符記：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
吳中搢紳，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伎，即老優名倡俱遑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
我們假如把明代的劇作家的身份做一統計，将發現大部分是屬于本文所說的這一階級，主要的如朱權、丘濬、王世貞、汪道昆、梁辰魚、湯顯祖、陸采、張鳳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铖&hellip&hellip除開第一個是親王外，其他的全是進士，官階從内閣大學士到縣令。
假如再和元曲的作家相比，則将發現元曲的作者大多數是平民和吏胥，而明代傳奇的作者則大半是文人達官。
這一對比的事實，從平民的藝術轉變為貴族的藝術（文辭之細膩佳麗，故事題材之從日常生活轉變為科名團圓），也正是這整個時代的趨勢的說明。
仕宦階級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
缙紳士大夫至以賭博為風流，随便舉幾個例子，如祝允明： 長洲祝允明好酒色方博。
皇甫沖： 長洲皇甫沖博綜群籍，通挾丸擊球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鹹推服之。
何士璧： 福清何士璧跅跑放迹，使酒縱博。
韓上桂： 萬曆間，韓上桂為詩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号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最通行的賭博有兩種，一種是馬吊，始行于天啟中，顧亭林說： 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
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
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于無人不為此。
有如韋昭論所雲：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阙而不接。
其發展自南而北，申涵光說：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
至近日馬吊牌，始于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
問之，皆雲極有趣。
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财，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另一種是葉子戲，源于小說《水浒傳》，以政府所出緝捕水浒群盜賞格數目及所指名之人圖形博勝負，名為鬥葉子，成化英宗時即已盛行于東南，陸容記： 鬥葉子戲，吾昆城上至士夫，下至童豎皆能之。
予遊昆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
近得閱其形制，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
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六萬貫混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強，故葉子所鬥皆才力絕倫之人。
非也。
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
作此者蓋以賭博為群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世。
而人為利所迷，不自悟耳。
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雲。
到萬曆末年，成為民間最流行的賭博，進士甚至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
内容又小變，有“闖”，有“獻，有“大順”三牌，吳偉業說：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群盜姓名于牌而鬥之，至崇祯時大盛。
有曰闖，有曰獻，有曰大順。
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舉國上下，都淫于賭博，結果是如沈德符所說： 今天下賭博盛行。
其始失貨财，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
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
崇祯流寇四起，都自立名号，賭慣了葉子戲的就以葉子戲上最脍炙人口的綽号自名，闖、大順之外，如闖塌天、立地王、一堵牆、曹操、老回回之類，大體上都是從葉子戲上的綽号演變而來的。
除狎妓、捧戲子、賭博這一類事以外，自命風流或附庸風雅的，則進而搜集古董書畫，沾沾自喜，号為收藏家。
明代前期稱這一類人為“愛清”。
陸容說：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辄謂之愛清。
蓋其治此，大率欲招緻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
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
嘉靖以後，此風大盛，巧取豪奪，無所不至。
沈德符說：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
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
如吳中吳義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
延陵則稽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攜李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葉戶部輩不吝重赀收購，名播江南。
南都則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
若辇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相國父子（嚴嵩、世蕃），朱成公兄弟（希孝、希忠），并以将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于是嚴以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
張江陵（居正）當國亦有此嗜。
董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
嚴家籍沒後，抄沒清單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子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
這些書畫的内容和源流都具見于文嘉的《钤山堂書畫記》。
内中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一畫，據李東陽的《懷麓堂集》、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四藝蘅《留青日劄》和《钤山堂書畫記》、錢謙益《初學集》等書的記載，此圖的主人有宜興徐氏（溥）、西涯李氏（東陽）、陳湖陸氏、昆山顧氏（懋宏）、袁州嚴氏（嵩）、内府、嘉禾譚梁生等主人。
徐、李、嚴三家都是宰輔，陸、顧則為世族。
由此可見這時代這風氣之盛！可是從學術的立場看，這時代人對于古物的态度隻是一種玩意、珍寶，收藏的風氣雖盛，研究的成績像兩宋的《集古錄》《金石錄》《鐘鼎彜器款識》《東觀餘論》《隸釋》，講形制，講花紋，究文字，正史實的著作，卻一部也沒有。
金石學、考古學的成為專學，直需等到下一個對明學反動的清代，在學術史上虛過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
勉強地說，這時代人對金石學的貢獻，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給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礎。
另外一種興趣是刻書，由于上文所說“書帕”的需要，外任或岀使官進京時的人情或賄賂都以新刻書為貴，于是各地競相刻書，各官競相刻書，刻前人著作，刻經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叢書，刻類書。
書籍的數量的陡增和普遍，可說是這時代對于近代文化的一大貢獻。
我們試讀明初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這一段時期書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難得。
這種情形直到正德末年還是無大進步，顧亭林說： 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甯書坊乃有刻闆，其流布于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
到正德以後，随吏治風氣之日壞而刻書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壞，所刻書日益濫，内容蕪陋，災梨禍棗，嘉靖時唐順之至大聲疾呼抨擊此等陋習，他指出當代文集之多而濫說： 仆居閑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
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志。
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
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滅。
然其往者減矣，而在者尚滿屋也。
若皆存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
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竹木煤炭當盡減價矣。
可笑可笑！ 他又說： 居常以刻文字為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閑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
至于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
又說： 今世所謂文集者，遍滿世間，不為少矣。
其實一字無用。
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圖，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觀者，亦可謂木災而已。
可惜他身後仍然有閑人替他刻文集，刻雜著，做此業障！其實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濫而已，叢書、類書也一樣。
刻書到無新書可刻，而又非新書不夠炫耀，不夠送“禮”時，隻好偷工減料，雜抄、類書應市。
或者取巧，竊取已刻叢書，截足去腕，改頭換面，僞造作者和書名，作為一新叢書岀面。
欺世盜名，贻誤學者，明代後期刻書之草率，和類書、叢書之饾饤瓜剖，惡劣萬狀，原因就在于此。
再就現存的明人文集而論明代的文學，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說到底還是曾經鑽研經史，博讀子集，學有根底的。
自科舉興而開始有不讀書的風氣，士子除“四書”以外，不讀他書。
到中期王世貞、李攀龍反抗這潮流，提倡複古，不讀唐以後書，唐以前的書，《史》、《漢》、諸子還是非讀不可的。
到後期三袁（宗道、宏道、中道）、鐘惺、譚元春力反王李之說，遍主唐宋，文壇上有公安體、竟陵體之目，卻索性唐以前也不讀，唐以後亦不讀，空疏之上加上淺薄，矯揉造作，模仿晉人語調，造一二隽語，今人名之為小品文。
其弊正如禅宗不立文字，白癡村夫隻要會一兩句口頭禅，會喝會打，便可自命禅學，機鋒。
這是八股制度所産生的機鋒文學，也是亡國文學。
由于鄉裡的、同年的、同門的觀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黨立派，鄉誼重而國事輕，年誼重而是非亂。
談遷說：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
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
有昆山之黨，則顧天埈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
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
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甯國、太平人附之。
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标。
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
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
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
閩、楚、粵、蜀遠不具論。
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
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台省者。
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标，而江右亦東林也。
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東林也，福清葉白高、歸德侯執躬秉政，天下鹹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複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鹜，恐漢末标榜不是過也。
大緻地說，可以分為東林和非東林兩派： 萬曆三十八年&hellip&hellip先是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裡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
而祭酒湯賓尹、谕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幹預時政，謂之宣黨、昆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峻昆山人也。
禦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缙、鄭繼芳、劉光複、房壯麗，給事中王織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挑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非東林系統複雜，即東林亦以地分左右： 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鹹怒。
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
東林黨人多名儒學者，以講學相高，其意見往往可左右政治。
非東林則多不為物論所予，為東林所攻擊，窘而附于内廷的閹宦，由此又成為外廷的清流和内廷的閹人争奪政權的局面。
兩方互相排擠攻擊，争門戶，争封疆，争“三案”，争京察，不勝則糾紛錯雜，不可究诘，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隻圖顧全鄉誼年誼，置國家利害于不顧。
這一階級是這帝國政權的基礎，基礎崩潰，所建設的政權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輕一點的舉、貢、生員，貴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黨立派的刺激，則組織文社，自相标榜，以為名高。
顧公燮說： 文社始于天啟甲子（1624年）張天如等之應社&hellip&hellip推大訖于四海。
于是有廣應社、複社。
雲間有幾社，浙江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
又有曆亭席社，昆陽雲簪社。
而吳門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
山左有大社。
佥會于吳，統于複社。
其學風好糅雜莊老，混合儒釋，顧亭林說： 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老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儒為一，自謂千載絕學。
空談性命，不切實際。
有講求經世實用之學者則共目為迂，為疏，為腐，陶奭齡說： 士大夫膏肓之病，隻是一俗。
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之為迂為疏為俗。
于是一入仕途，即相師相仿，以求入于俗而後已。
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
以抨擊剿襲為能事，一書新出，即有一書譏評之，詩文則仿效時賢，亦步亦趨，了無生氣。
黃宗羲譏為學罵，他說： 昔之學者學道也，今之學者學罵也。
矜氣節者則罵為标榜，志經世家則罵為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禅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
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為勝。
這上下兩代人有四字寶訣，在登政府時應用，曰調停，曰作用，于慎行說：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
進退人才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
此非聖賢之教也。
夫賢則進，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為方，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
甚至以留心國事為多言多事： 編修倪元璐屢疏争時事。
同鄉前輩來宗道謂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
時謂宗道清客宰相雲。
又有三法，謝肇淛說： 今之仕者，為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裡闬則假道學以行其私。
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
我們可以學他的話說：明代之無學術事功，是由于這個特殊的社會重心，這個特殊的新仕宦階級所構成的社會風氣和制度。
由于這種風氣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學是讀書取科第，做官要貪污，居鄉為土豪。
學術不能療貧，事功不能緻富，則此時代之無學術事功，正是此時代之本色。
何怪之有！ 1943年1月10日于昆明瑞雲巷三号
史玄記： 唐宋有官妓侑觞，本朝惟許歌童答應，名為小唱。
而京師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諺。
每一行酒止傳唱上盞及諸菜，小唱伎倆盡此焉。
小唱在蓮子衙衕，門與倡無異。
其侏好者或乃過于倡，有耽之者往往與托合歡之夢矣。
但非現任官吏即不受此禁例之束縛，勾欄盛況并不因之減色。
馴至士人以老稱妓，茅元儀曾憤慨地說： 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
老者吾輩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
17世紀初年，輕薄文人至以科舉名次來标榜妓女，稱為花榜，冰華梅史《燕都妓品序》： 燕趙佳人，顔美如玉，蓋自古豔之。
矧帝都建鼎，于今為盛。
而南人風緻，又複襲染薫陶，其豔宜驚天下無疑。
萬曆丁酉庚子間（1596&mdash1606）。
其妖冶已極。
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
同時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鄉花史有《廣陵士女殿最表》。
可見這風氣之普遍。
餘懷記南京教坊之盛，甚至說：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
崇祯中四方兵起，南京未遭兵燹，這一階級在國亡家破的前夕，依然征歌召妓： 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遊，靡不挾彈吹箫，經過趙李。
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绮芬芳，行酒糾觞，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堕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樂國也。
明代後期的色情小說，最著者如《金瓶梅》，就是代表這時代的作品。
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描寫的秦淮河教坊盛況，也是這時代的寫實之作。
和妓女、小唱并行&mdash&mdash或者可以說部分由妓女、小唱改業的有女戲和男戲。
女戲之盛行亦為隆萬以後之事，徐樹丕說： 十餘年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為之主，蓋以倡兼優，而搢紳為之主。
充類言之，不知當名以何等，不肖者習而不察，滔滔者皆是也。
以排演女戲著稱的藝術家有朱雲崃，以音樂著，張岱說他： 朱雲崃教女戲，非教戲也，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箫管鼓吹歌舞，借戲為之，其實不專為戲也。
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
劉晖吉以布景著： 若劉晖吉奇情幻想，欲補梨園從來之缺陷，如唐明皇遊月宮，葉法善作法，場上一時黑魅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
輕紗缦之内，燃寒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
朱楚生則以科白著：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
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焦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昆山老教師，細細摹拟，斷不能加其毫末也。
至男戲則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職業伶人，第二種是業餘消遣，第三種是貴家戲社。
職業伶人遊行城鄉，搭草台，臨時演唱，民間重迷信，酬神賽會，必招戲班演戲，是近代最重要的民間娛樂，湯來賀《梨園說》： 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為《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然繼作。
然聞萬曆中，家庭之中，猶相戒演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為鄙陋而羞見之也。
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
括其大意，則皆一女遊園，一生窺而悅之，遂約為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即成好合，皆徒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
近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
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hellip&hellip然鄉村信神，鹹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為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
故事的公式化，遊園、定情、及第、好合四個段落，以及第為必然的中心，正是反映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人的趣味。
浙江紹興一城就聚有這類伶人至數千人之多，劉宗周《與張太符太守書》： 梨園之為天下病，不能更仆數，雖三尺童子知之，而于吾越為獨甚。
鬥大一城，屯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養奸誨盜，且挾宦家之勢以陵齊民，官司不敢問。
伶人服飾至有值千金以上者。
甚至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吳中奇荒之後，仍大規模演戲，徐樹丕說： 辛巳奇荒之後&hellip&hellip而優人鮮衣美食，橫行裡中，人家做戲一本，費至十餘金，而諸優猶恨恨嫌少。
甚至有乘馬者，乘輿者，在戲房索人參湯者，種種惡狀。
然必有鄉紳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無事，便為厚幸矣。
業餘消遣的，東南到處多有，浙江各地稱為戲文子弟，陸容說：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甯波之慈溪，台之黃岩，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
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
其膺為婦人者名妝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态，往往逼真。
江西則有永豐腔，唐順之說： 永豐又素善為優，闾裡浸淫傳習，謂永豐腔。
使民淫于欲而匮于财。
貴家戲社則由巨家家優排演，供私人欣賞，角色俱經精選，陳懋仁說： 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蟬鬓傳粉，日以為常。
明末最著者為山陰張家和桐城阮家。
山陰張家從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起到張岱三世都以聲伎著名，張岱自述： 我家聲伎，前世無之。
自大父于萬曆年間，與範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此道，遂破天荒為之。
有可餐班&hellip&hellip次則武陵班&hellip&hellip再次則梯仙班&hellip&hellip再次則吳郡班&hellip&hellip再次則蘇小小班&hellip&hellip再次則平苑茂子班。
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藝，亦愈出愈奇。
張岱自己也工于妙解音律，工于填詞度曲。
溪僮到其家，至謂之“過劍門”。
曲中經其一顧，聲價十倍。
阮大铖則是明末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名震一時，張岱說： 阮圓海家優美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
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筆筆勾勒，苦心畫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
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這一般鄉紳不但譜制劇曲，蓄優自娛，并能自己度曲，厭倒伶工。
沈德符記：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
吳中搢紳，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伎，即老優名倡俱遑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
我們假如把明代的劇作家的身份做一統計，将發現大部分是屬于本文所說的這一階級，主要的如朱權、丘濬、王世貞、汪道昆、梁辰魚、湯顯祖、陸采、張鳳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铖&hellip&hellip除開第一個是親王外，其他的全是進士，官階從内閣大學士到縣令。
假如再和元曲的作家相比，則将發現元曲的作者大多數是平民和吏胥，而明代傳奇的作者則大半是文人達官。
這一對比的事實，從平民的藝術轉變為貴族的藝術（文辭之細膩佳麗，故事題材之從日常生活轉變為科名團圓），也正是這整個時代的趨勢的說明。
仕宦階級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
缙紳士大夫至以賭博為風流，随便舉幾個例子，如祝允明： 長洲祝允明好酒色方博。
皇甫沖： 長洲皇甫沖博綜群籍，通挾丸擊球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鹹推服之。
何士璧： 福清何士璧跅跑放迹，使酒縱博。
韓上桂： 萬曆間，韓上桂為詩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号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最通行的賭博有兩種，一種是馬吊，始行于天啟中，顧亭林說： 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
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
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于無人不為此。
有如韋昭論所雲：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阙而不接。
其發展自南而北，申涵光說：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
至近日馬吊牌，始于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
問之，皆雲極有趣。
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财，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另一種是葉子戲，源于小說《水浒傳》，以政府所出緝捕水浒群盜賞格數目及所指名之人圖形博勝負，名為鬥葉子，成化英宗時即已盛行于東南，陸容記： 鬥葉子戲，吾昆城上至士夫，下至童豎皆能之。
予遊昆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
近得閱其形制，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
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六萬貫混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強，故葉子所鬥皆才力絕倫之人。
非也。
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
作此者蓋以賭博為群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世。
而人為利所迷，不自悟耳。
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雲。
到萬曆末年，成為民間最流行的賭博，進士甚至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
内容又小變，有“闖”，有“獻，有“大順”三牌，吳偉業說：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群盜姓名于牌而鬥之，至崇祯時大盛。
有曰闖，有曰獻，有曰大順。
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舉國上下，都淫于賭博，結果是如沈德符所說： 今天下賭博盛行。
其始失貨财，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
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
崇祯流寇四起，都自立名号，賭慣了葉子戲的就以葉子戲上最脍炙人口的綽号自名，闖、大順之外，如闖塌天、立地王、一堵牆、曹操、老回回之類，大體上都是從葉子戲上的綽号演變而來的。
除狎妓、捧戲子、賭博這一類事以外，自命風流或附庸風雅的，則進而搜集古董書畫，沾沾自喜，号為收藏家。
明代前期稱這一類人為“愛清”。
陸容說：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辄謂之愛清。
蓋其治此，大率欲招緻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
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于所好者不悟也。
嘉靖以後，此風大盛，巧取豪奪，無所不至。
沈德符說：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
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
如吳中吳義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
延陵則稽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攜李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葉戶部輩不吝重赀收購，名播江南。
南都則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
若辇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相國父子（嚴嵩、世蕃），朱成公兄弟（希孝、希忠），并以将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于是嚴以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
張江陵（居正）當國亦有此嗜。
董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
嚴家籍沒後，抄沒清單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子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
這些書畫的内容和源流都具見于文嘉的《钤山堂書畫記》。
内中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一畫，據李東陽的《懷麓堂集》、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四藝蘅《留青日劄》和《钤山堂書畫記》、錢謙益《初學集》等書的記載，此圖的主人有宜興徐氏（溥）、西涯李氏（東陽）、陳湖陸氏、昆山顧氏（懋宏）、袁州嚴氏（嵩）、内府、嘉禾譚梁生等主人。
徐、李、嚴三家都是宰輔，陸、顧則為世族。
由此可見這時代這風氣之盛！可是從學術的立場看，這時代人對于古物的态度隻是一種玩意、珍寶，收藏的風氣雖盛，研究的成績像兩宋的《集古錄》《金石錄》《鐘鼎彜器款識》《東觀餘論》《隸釋》，講形制，講花紋，究文字，正史實的著作，卻一部也沒有。
金石學、考古學的成為專學，直需等到下一個對明學反動的清代，在學術史上虛過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
勉強地說，這時代人對金石學的貢獻，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給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礎。
另外一種興趣是刻書，由于上文所說“書帕”的需要，外任或岀使官進京時的人情或賄賂都以新刻書為貴，于是各地競相刻書，各官競相刻書，刻前人著作，刻經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叢書，刻類書。
書籍的數量的陡增和普遍，可說是這時代對于近代文化的一大貢獻。
我們試讀明初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這一段時期書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難得。
這種情形直到正德末年還是無大進步，顧亭林說： 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甯書坊乃有刻闆，其流布于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
到正德以後，随吏治風氣之日壞而刻書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壞，所刻書日益濫，内容蕪陋，災梨禍棗，嘉靖時唐順之至大聲疾呼抨擊此等陋習，他指出當代文集之多而濫說： 仆居閑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
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志。
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
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滅。
然其往者減矣，而在者尚滿屋也。
若皆存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
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竹木煤炭當盡減價矣。
可笑可笑！ 他又說： 居常以刻文字為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閑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
至于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
又說： 今世所謂文集者，遍滿世間，不為少矣。
其實一字無用。
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圖，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觀者，亦可謂木災而已。
可惜他身後仍然有閑人替他刻文集，刻雜著，做此業障！其實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濫而已，叢書、類書也一樣。
刻書到無新書可刻，而又非新書不夠炫耀，不夠送“禮”時，隻好偷工減料，雜抄、類書應市。
或者取巧，竊取已刻叢書，截足去腕，改頭換面，僞造作者和書名，作為一新叢書岀面。
欺世盜名，贻誤學者，明代後期刻書之草率，和類書、叢書之饾饤瓜剖，惡劣萬狀，原因就在于此。
再就現存的明人文集而論明代的文學，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說到底還是曾經鑽研經史，博讀子集，學有根底的。
自科舉興而開始有不讀書的風氣，士子除“四書”以外，不讀他書。
到中期王世貞、李攀龍反抗這潮流，提倡複古，不讀唐以後書，唐以前的書，《史》、《漢》、諸子還是非讀不可的。
到後期三袁（宗道、宏道、中道）、鐘惺、譚元春力反王李之說，遍主唐宋，文壇上有公安體、竟陵體之目，卻索性唐以前也不讀，唐以後亦不讀，空疏之上加上淺薄，矯揉造作，模仿晉人語調，造一二隽語，今人名之為小品文。
其弊正如禅宗不立文字，白癡村夫隻要會一兩句口頭禅，會喝會打，便可自命禅學，機鋒。
這是八股制度所産生的機鋒文學，也是亡國文學。
由于鄉裡的、同年的、同門的觀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黨立派，鄉誼重而國事輕，年誼重而是非亂。
談遷說：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
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
有昆山之黨，則顧天埈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
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
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甯國、太平人附之。
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标。
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
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
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
閩、楚、粵、蜀遠不具論。
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
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台省者。
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标，而江右亦東林也。
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東林也，福清葉白高、歸德侯執躬秉政，天下鹹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複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鹜，恐漢末标榜不是過也。
大緻地說，可以分為東林和非東林兩派： 萬曆三十八年&hellip&hellip先是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裡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
而祭酒湯賓尹、谕德顧天竣各收召朋徒，幹預時政，謂之宣黨、昆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峻昆山人也。
禦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缙、鄭繼芳、劉光複、房壯麗，給事中王織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挑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非東林系統複雜，即東林亦以地分左右： 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鹹怒。
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
東林黨人多名儒學者，以講學相高，其意見往往可左右政治。
非東林則多不為物論所予，為東林所攻擊，窘而附于内廷的閹宦，由此又成為外廷的清流和内廷的閹人争奪政權的局面。
兩方互相排擠攻擊，争門戶，争封疆，争“三案”，争京察，不勝則糾紛錯雜，不可究诘，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隻圖顧全鄉誼年誼，置國家利害于不顧。
這一階級是這帝國政權的基礎，基礎崩潰，所建設的政權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輕一點的舉、貢、生員，貴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黨立派的刺激，則組織文社，自相标榜，以為名高。
顧公燮說： 文社始于天啟甲子（1624年）張天如等之應社&hellip&hellip推大訖于四海。
于是有廣應社、複社。
雲間有幾社，浙江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
又有曆亭席社，昆陽雲簪社。
而吳門别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
山左有大社。
佥會于吳，統于複社。
其學風好糅雜莊老，混合儒釋，顧亭林說： 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老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儒為一，自謂千載絕學。
空談性命，不切實際。
有講求經世實用之學者則共目為迂，為疏，為腐，陶奭齡說： 士大夫膏肓之病，隻是一俗。
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之為迂為疏為俗。
于是一入仕途，即相師相仿，以求入于俗而後已。
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
以抨擊剿襲為能事，一書新出，即有一書譏評之，詩文則仿效時賢，亦步亦趨，了無生氣。
黃宗羲譏為學罵，他說： 昔之學者學道也，今之學者學罵也。
矜氣節者則罵為标榜，志經世家則罵為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禅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于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
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為勝。
這上下兩代人有四字寶訣，在登政府時應用，曰調停，曰作用，于慎行說：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
進退人才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
此非聖賢之教也。
夫賢則進，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為方，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
甚至以留心國事為多言多事： 編修倪元璐屢疏争時事。
同鄉前輩來宗道謂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
時謂宗道清客宰相雲。
又有三法，謝肇淛說： 今之仕者，為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裡闬則假道學以行其私。
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
我們可以學他的話說：明代之無學術事功，是由于這個特殊的社會重心，這個特殊的新仕宦階級所構成的社會風氣和制度。
由于這種風氣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學是讀書取科第，做官要貪污，居鄉為土豪。
學術不能療貧，事功不能緻富，則此時代之無學術事功，正是此時代之本色。
何怪之有！ 1943年1月10日于昆明瑞雲巷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