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新仕宦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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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體仁：
禦史毛九華劾體仁居家時，以抑買商人物，為商人所訴，賂崔呈秀以免。
弋陽官陂之碓磨： 正統八年十二月戊戌，吏部聽選官胡秉賢言：臣原籍江西弋陽縣，有官陂二所，民田三萬餘畝，借其灌溉。
近年被沿陂豪強之人，私創碓磨，走洩水利，稍有旱暵，民皆失望。
西湖菱芡之利：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勢力者可得之。
故杭人有俗謠雲：十裡湖光十裡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隻見湖光不見笆！ 順德之占沙搶割，陳邦彥《中興政要書·保民篇》第三《禁侵漁》： 臣鄉田多近海，或數十年辄有浮生。
勢豪之家，以承饷為名，而影占他人已成之稅田，認為己物，業戶畏之而不敢争，官司聞之而不能直，此所謂占沙也。
及至秋稼将登，豪家召募打手，駕使大船，列刃張旗，以争新占之業。
其後轉相摹仿，雖夙昔無因者，亦皆席卷而有之，耕者之少不敵搶者之多，或殺越折傷而不能問，此所謂搶割也。
斯二者小民積怨深怒，皆歸怒于鄉紳&hellip&hellip去冬寇犯彬、桂，民言至有願寇之來與鄉紳俱斃者。
“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
”這兩句話正可做明代農民對鄉紳的怨恨的注腳。
第九是淫虐殺人，無惡不作。
例如楊稷： 楊士奇子稷居鄉，嘗橫暴殺人，言官交劾。
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
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
梁次摅： 梁儲子次摅為錦衣百戶。
居家與富民楊端争民田，端殺田主，次摅遂滅端家二百餘人。
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
這兩個都是閣臣的兒子，在家當鄉紳，前一個到楊士奇死後才正法，後一個則僅發邊衛充軍了事。
又如衍聖公案： 成化丙戌（1466年）三月癸卯，衍聖公孔弘緒坐奸樂婦四十餘人，殺無辜四人，法當斬，以宣聖故，削爵為民，以弟洪泰代官。
同一年的張真人案： 四月戊午，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元吉坐僭用器物，擅易制書，強奪子女，先後殺平人四十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
法當淩遲處死，下獄禁锢。
尋杖一百戍鐵嶺，而子亥慶得襲。
元吉竟以母老放歸。
這一對又因為是孔子和張道陵的子孫，是幾千年來的老牌鄉紳，雖然是窮兇極惡的殺人犯，也竟可以逍遙法外，并且其地位還許其子弟承襲！又如程峋至公開和地方士民相殺，彭孫贻記： 永平薦紳程峋蓄蒼頭健兒數百，為害裡黨。
士民揭竿與角，相殺亡算。
甚至以理學自命的正人君子，也私法殺人： 羅倫裡居，立鄉約以整頓風俗，其法甚嚴，莫敢不遵，獨有強梁二人不服，且屢違教令，乃命其徒共執投水中。
此外如王應熊任首輔，其弟王應熙在鄉作惡的罪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
溫體仁、唐世濟的族人，甚至作盜，為盜奧主。
湯一泰倚從子湯賓尹之勢，強奪已字之女，逼之至死。
文學家茅坤的家人也倚仗主勢，橫行鄉裡。
陳于泰、陳于鼎的兄弟在鄉作惡，緻引起民變。
國法不論是非，但論社會階級，議親則裙帶，議貴則家族，有錢有勢有地位的都可無所不為，無惡不作，農民無所控訴，隻好造反： 白蓮賊徐鴻儒薄勝縣，民什九從亂。
知縣姬文允徒步叫号，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望賊辄走，存者才數十。
問何故從賊，曰：禍由董二。
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故從賊。
替鄉紳作惡的爪牙是豪奴悍仆。
奴仆的來源，一是價買，例如楊繼盛遺囑所說： 曲钺他若守分，到日後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
若是生事，心裡想回去，你就令你兩個丈人商議告着他&hellip&hellip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厮們照樣行，你就難管。
一是投靠，如顧公燮所記： 明季搢紳，豪奴悍仆，倚勢橫行，裡黨不能安居，而市井小民，計惟投身門下，得與此輩水乳交融，且可憑為城狐社鼠，由是一鄉一邑之地，挂名僮仆者十有二三。
尤其是一般小農，稍有田産，僅可生活，經不起苛稅和裡役的剝削，唯一的辦法是投靠鄉紳之門為奴，借以逃避對國家的負擔。
徐階是嘉靖朝的名相，家人多至數千，大半都是由投靠而來。
于慎行說： 華亭家人多至數千，有一籍記之，半系假借。
海（瑞）至相君第，請其籍削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
二者都立有身契，世世子孫不能改，奴倚主以避稅避役，橫行作惡；主則利用奴作爪牙，作敲詐的工具，如明後期婁東情形： 婁風俗極重主仆，男子入富家為奴，即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
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間有富厚者以多金之，即名贖而終不得與等肩，此制馭人奴之律令也。
然其人任事，得因緣上下，累累起家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饑寒，更借托聲勢，外人不得輕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極力衛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
如黃尊素所記宛劉氏事： 宛有劉氏者登戊戌第，其先世濟惡。
父以一日殺太平夫婦三人系獄，子登第得脫。
劉自戊午自上江道罷秩，即蓄仆從數百人，養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之美者，子女之少者皆鈎緻之，以罄其所有，或把其陰事，或因其怨家，名謂投獻。
以是膏腴厭豐國中，民間百舍中産無不失業。
訴于道府，置不為理。
和平民不同的是不許讀書應試和通婚。
謝肇淛說： 長樂（奴庶）之禁甚厲。
為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群擊之。
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
主奴的關系純由金錢造成，用法律保障。
一到社會局面改變的時候，秩序擾亂，法律無靈。
17世紀中葉，遂發生普遍的奴變。
六、生活與文化 這時代這一階級的生活，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可以用“驕奢淫逸”四字書之。
風行草偃，以這階級作重心的社會，也整個地被濡染在風氣中。
由這種生活和風氣所産生的文化，當然也是多餘的，消費的，頹廢的。
驕奢淫逸的生活，在明代前期即已有人具體地指出，以當時的首都京師&mdash&mdash北京作代表，一事佛，二營喪，三服食，四倡優，五賭博： 正統十三年（1448年）八月己卯，巡按直隸監察禦史陳鑒言：今風俗澆浮，京師為甚。
冠攘竊發，畿甸為多。
此愚者以為迂緩不急之務，而知者所深慮也。
臣推其故有五：其一軍民之家，事佛過盛，供養布施，傾赀不吝。
其二營辦喪事，率至破家，唯誇觀視之美，實非送死之益。
其三服食靡麗，侈用傷财。
其四倡優為蠢，淫敗無極。
其五賭博破産，十凡八九。
凡此數者，前此未嘗不禁，但禁之不嚴，齊之無禮，日滋月熾，害治非細。
請下有司申明國初條例，參以前代禮制，務使其簡而易知，畏而不犯，則盜賊可以消弭，而風俗可以還淳。
禮部尚書胡等以為所言者已嘗屢有禁令，無庸别作施行。
事遂止。
五十年後，周玺上疏說出當時奢侈的生活： 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侈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
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绫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厮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憚。
雖朝廷禁止之诏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
又過五十年，嘉靖時（1522&mdash1566）錢薇則以為弘治間（1488&mdash1505）侈在勳戚，正德間（1506&mdash1521）奢乃在士大夫。
他說： 黨藍田昔遊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彬彬以禮自饬，諸勳戚乃有侈而泰者。
正德時奢乃在士大夫，石齊閣老與甯、堂輩序約兄弟，每飲，賞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
到世宗朝嚴氏父子當國，窮奢極欲的風氣，遂達頂點。
例如嚴家子孫的生活： 嚴嵩孫嚴紹庚、嚴鹄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
于是競相窮奢極欲。
嚴嵩門下鄒懋卿的生活： 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
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白金飾溺器。
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
朱國桢把這時代和永樂時代比較說： 永樂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蓋國初規制如此。
即大臣不敢過分，何況子弟？餘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驿舟極宏麗，氣勢烜赫，所司趨奉不暇，鄉裡親戚皆緣為市。
其風大約起于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萬曆初年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沿途地方官挖空心思趨奉： 一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虎，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
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
鬧闊的風氣，也影響到民間婚姻，索重聘，陪厚嫁，有類唐代的賣婚。
徐渭記浙東情形： 吾鄉（山陰）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
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于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
而有女者益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
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為常。
崇祯十二年（1639年）楊嗣昌上疏說： 海内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習奢侈，凡宮室車馬衣服器用之屬，無不崇飾華麗，邁越等倫。
即或清高自命，宦橐無多，亦稱貸母錢，締構園亭卉木，耽娛山水詩文，以是優遊卒歲為快。
其親串朋好，偶逢吉慶生辰，相率斂錢，造杯制帳，更疊酬贈，以為固然。
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
堵允錫上疏斥奢淫之習說： 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
膏梁文繡厭于口體，宮室妻妾昏于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産，聲伎優樂，日緣而盛。
夫搢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
于是有纨绔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
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垆頭，呼盧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身，此士人之蠹也。
于是又有遊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市井之徒，恣兇谲以行無賴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獲，生涯問諸傥來，非士非商，身業寄于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蠢也。
如是而風俗不緻頹壞，士民不緻饑寒，盜賊不緻風起者，未之有也。
大聲疾呼，無人理睬，流賊起而明遂亡。
從上文所引的從正統到崇祯的史料看，可見這是一個時代的風氣，也是造成這時代的這一階級的風氣。
這一階級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築在金錢上。
一生的前半期耗費在科舉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後，八股文固束之高閣，即切身的現實的如何做事，如何從政，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問題都一概不管。
卻用全副精神來講求物質的享受，一般地說，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隻刻意謀生活的舒适，納姬妾，營居室，築園亭，侈飲食，備仆役，再進而召伎女，養優伶，事博弈。
雅緻一點或附庸風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
這一階級人的生活風趣影響是文學、美術、建築學、金石學、戲曲、版本學&hellip&hellip使之具有特殊的時代的面目。
八股家幸而遭遇機緣，得了科名時，第一步是先起一個别号，如什麼齋什麼甫庵之類，以便于官場和同一階級人的稱呼。
顧起元引王丹丘說，以為此風自嘉靖以後始盛。
他說： 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雖有号，然多呼字。
嘉靖年來，束發時即有号，末年奴仆輿隸俳優無不有之。
第二步是娶一個姨太太，沈德符說： 搢紳羁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婦女，以伴寂寥。
王崇簡也說： 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号娶妾。
故京師諺雲：改個号，娶個小。
第三步是建築适合身份的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
例如嚴嵩得罪籍沒時的家産清單，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零四間，在北京的共一千七百餘間。
陸炳用事時，營别宅至十餘所。
鄭芝龍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
顧起元說： 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
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本，皆樸素渾堅不淫。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
至于百姓有三間客斤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
園囿僭拟公侯。
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
仕宦階級經構園亭風氣之盛，大概也是嘉靖以後的事。
陶奭齡說： 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
然其間亦有人已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蓊蘙，内有清池數畝，修竹數千，洞房素闼，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觞詠，為己者也。
岩夫雕闌绮榭，傑觀危樓，修廊引帶其間，花徑彙緣而入，标奇踞勝，帶霓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适，此為人者也。
奭齡是萬曆時人。
可見在嘉隆以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仕宦階級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
園亭的締構，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門生故吏的報效，顧公燮說： 前明搢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
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營，非盡出己資也。
王世貞記南京名園，王公貴戚有太傅園，西園，魏公南園、西園，錦衣東園，萬竹園，西園，徐錦衣家園，金盤李園，徐九宅園，莫愁湖園，同春園，鳳台園，武定侯園；士人則有市隐園，武氏園，正貢士杞園，遯園，逸園，爾祝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蔔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許長卿新園，無射園，湯太守熙台園，陸文學園，方太學園，張保禦園，李民小園，武文學園，太複新園，華林園等園。
婁東（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嘗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弇州園，王士骐約園，琅玡離薋園，王敬美澹園等數十園。
北京則有米仲诏湛園，勺園，漫園，宣家園，清華園等名園。
全國名都大邑，都競相建築，園亭建築學由之盛極一代，西洋教士東來後，将東方建築意境帶回歐洲，大大地影響了十七八世紀時代的歐洲園亭建築。
園中多鑿水疊假山，郎瑛記： 近日富貴家之疊假山，是山之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氣，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樂也。
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為當時人造風景、園亭藝術專家，黃宗羲說： 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
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召之者無虛日。
對于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
正德時大臣宴會，賞赍庖役動至數百金。
萬曆時張居正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
陶奭齡說： 近來人食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
湯餌者簌，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
“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産。
”平居則“耽耽逐逐，日為以腹謀”。
張岱自述： 越中清饞，無過餘者。
喜啖方物。
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松。
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
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
江西則青根，豐城脯。
山西則天花菜。
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査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榄脯。
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
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
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栖蜜橘。
蕭山則楊梅，莼菜，鸠鳥，青鲫，方柿。
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
嵊則蕨粉，細榧，龍遊糖。
臨海則枕頭瓜。
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
浦江則火肉。
東陽則南棗。
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蛭，白蛤，江魚，鲥魚，裡河鰦。
遠則歲緻之，近則月緻之，日緻之。
“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饪。
庖廚之精，遂甲江左。
”争奇鬥巧，普通的作法不足以标新立異，于是别出蹊徑，慘殺物命： 京師&hellip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
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hellip&hellip巨珰富戚，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為意。
在這風氣之下，專講飲食烹調的食譜茶譜酒譜便成為這階級的流行著作，飲食口腹之學也成為專門之學了。
同樣衣服也由布而?絹，由淺色而淡紅。
隆萬時範濂說： 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殷舊服，翻改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
春元必穿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鬃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
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
巾帽則變易更多，花樣翻新，不可究诘。
範濂又記： 餘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搢紳戴忠靖巾。
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複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午（1546年）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對。
而少年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貫發。
綜巾始于丁卯（1567年）以後，其制漸高，今又漸易。
盈紗巾為松江上産，志所載者，今又有馬尾羅巾、高淳羅巾，而馬尾羅者與綜巾似已亂真矣。
童生用方包巾，自陳繼儒出，用兩飄帶束頂，邊亦去之，用吳門直羅頭法，而狷兒更覺雅俏。
瓦楞綜帽在嘉靖初年唯生員始帶，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
皆尚羅帽、纻絲帽。
故人稱絲羅必曰帽緞&hellip&hellip萬曆以來，不論貧富皆用綜，價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又有朗素密結等名。
此外又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等名色。
婦女服飾，正德時多用璎珞： 正德元年（1506年）婦女多用珠結蓋頭，謂之璎珞。
嘉靖以後則愈趨繁雜，範濂說： 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圓褊，頂用寶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鬓，後用滿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環，年少者用頭箍，綴以圓花方塊。
身穿裙襖，襖用大袖圓領，裙有銷金拖。
自後翻出挑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圓，并去前飾，皆尚雅裝，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發鬓髻，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對，前用金鉸絲燈籠簪，兩邊用西番蓮稍簪插兩三對，發眼中用犀玉大簪橫貫一二枝，後用點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鬓邊，花插兩鬓邊，又謂之飄枝花。
耳用珠嵌金玉丁香。
衣用三領窄袖，長三尺餘，如男人穿褶，僅露裙二三寸。
梅條裙拖，膝褲拖初尚刻絲，又尚本色，尚畫，尚插繡，尚堆紗，近又尚大紅綠繡，如藕蓮裙之類，而披風便服并其梅條去之矣。
髻則愈後愈高，董含說： 餘為諸生時，見婦人梳髻高三寸許，号為新樣。
年來漸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潤，謂之壯丹頭，皆用假發襯墊，其垂至不可舉首。
又仕官家或辮發螺髻珠寶錯落，烏靴秃秃，貂皮抹額，閨閣風流，不堪過目，而彼自以為逢時之制也。
生活上的窮奢極欲，再進一步便是狎妓。
唐宋以來的官妓，到明初仍沿其制，劉玉記： （南京）江東門外，洪武間建輕煙、淡粉、梅妍、翠柳四樓，令官妓居之，以接四方貴客大賈，及士大夫休沐時往遊焉。
後士大夫多耽酒悅色廢事，漸加制限。
胡納亦記： 台、溫二郡，經方氏籍據之後，全乖人道。
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疲于供應。
熊君鼎為浙佥事，下永嘉令籍倡家數千，悉械送之京。
至宣德三年（1428年）左都禦史劉觀挾妓宴飲被斥，《明史》記： 時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
觀私納賄賂，諸禦史亦貪縱無忌。
次年複有蕭翔等挾妓廢事案： 七月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行在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日惟挾妓酣飲恣樂。
命悉下之獄。
上謂尚書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
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亵狎。
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趁人邀請，辄以妓自随，此輩仿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
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偏谕之。
一月後政府遂申令禁約，現任官不許狎妓： 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禮部尚書胡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
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辄命妓歌唱，沈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壞禮俗。
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罰之。
替代官妓的是變形男娼的小唱，沈德符說： 京師
弋陽官陂之碓磨： 正統八年十二月戊戌，吏部聽選官胡秉賢言：臣原籍江西弋陽縣，有官陂二所，民田三萬餘畝，借其灌溉。
近年被沿陂豪強之人，私創碓磨，走洩水利，稍有旱暵，民皆失望。
西湖菱芡之利：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勢力者可得之。
故杭人有俗謠雲：十裡湖光十裡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隻見湖光不見笆！ 順德之占沙搶割，陳邦彥《中興政要書·保民篇》第三《禁侵漁》： 臣鄉田多近海，或數十年辄有浮生。
勢豪之家，以承饷為名，而影占他人已成之稅田，認為己物，業戶畏之而不敢争，官司聞之而不能直，此所謂占沙也。
及至秋稼将登，豪家召募打手，駕使大船，列刃張旗，以争新占之業。
其後轉相摹仿，雖夙昔無因者，亦皆席卷而有之，耕者之少不敵搶者之多，或殺越折傷而不能問，此所謂搶割也。
斯二者小民積怨深怒，皆歸怒于鄉紳&hellip&hellip去冬寇犯彬、桂，民言至有願寇之來與鄉紳俱斃者。
“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
”這兩句話正可做明代農民對鄉紳的怨恨的注腳。
第九是淫虐殺人，無惡不作。
例如楊稷： 楊士奇子稷居鄉，嘗橫暴殺人，言官交劾。
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
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
梁次摅： 梁儲子次摅為錦衣百戶。
居家與富民楊端争民田，端殺田主，次摅遂滅端家二百餘人。
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
這兩個都是閣臣的兒子，在家當鄉紳，前一個到楊士奇死後才正法，後一個則僅發邊衛充軍了事。
又如衍聖公案： 成化丙戌（1466年）三月癸卯，衍聖公孔弘緒坐奸樂婦四十餘人，殺無辜四人，法當斬，以宣聖故，削爵為民，以弟洪泰代官。
同一年的張真人案： 四月戊午，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元吉坐僭用器物，擅易制書，強奪子女，先後殺平人四十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
法當淩遲處死，下獄禁锢。
尋杖一百戍鐵嶺，而子亥慶得襲。
元吉竟以母老放歸。
這一對又因為是孔子和張道陵的子孫，是幾千年來的老牌鄉紳，雖然是窮兇極惡的殺人犯，也竟可以逍遙法外，并且其地位還許其子弟承襲！又如程峋至公開和地方士民相殺，彭孫贻記： 永平薦紳程峋蓄蒼頭健兒數百，為害裡黨。
士民揭竿與角，相殺亡算。
甚至以理學自命的正人君子，也私法殺人： 羅倫裡居，立鄉約以整頓風俗，其法甚嚴，莫敢不遵，獨有強梁二人不服，且屢違教令，乃命其徒共執投水中。
此外如王應熊任首輔，其弟王應熙在鄉作惡的罪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
溫體仁、唐世濟的族人，甚至作盜，為盜奧主。
湯一泰倚從子湯賓尹之勢，強奪已字之女，逼之至死。
文學家茅坤的家人也倚仗主勢，橫行鄉裡。
陳于泰、陳于鼎的兄弟在鄉作惡，緻引起民變。
國法不論是非，但論社會階級，議親則裙帶，議貴則家族，有錢有勢有地位的都可無所不為，無惡不作，農民無所控訴，隻好造反： 白蓮賊徐鴻儒薄勝縣，民什九從亂。
知縣姬文允徒步叫号，驅吏卒登陴不滿三百，望賊辄走，存者才數十。
問何故從賊，曰：禍由董二。
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故從賊。
替鄉紳作惡的爪牙是豪奴悍仆。
奴仆的來源，一是價買，例如楊繼盛遺囑所說： 曲钺他若守分，到日後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
若是生事，心裡想回去，你就令你兩個丈人商議告着他&hellip&hellip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厮們照樣行，你就難管。
一是投靠，如顧公燮所記： 明季搢紳，豪奴悍仆，倚勢橫行，裡黨不能安居，而市井小民，計惟投身門下，得與此輩水乳交融，且可憑為城狐社鼠，由是一鄉一邑之地，挂名僮仆者十有二三。
尤其是一般小農，稍有田産，僅可生活，經不起苛稅和裡役的剝削，唯一的辦法是投靠鄉紳之門為奴，借以逃避對國家的負擔。
徐階是嘉靖朝的名相，家人多至數千，大半都是由投靠而來。
于慎行說： 華亭家人多至數千，有一籍記之，半系假借。
海（瑞）至相君第，請其籍削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
二者都立有身契，世世子孫不能改，奴倚主以避稅避役，橫行作惡；主則利用奴作爪牙，作敲詐的工具，如明後期婁東情形： 婁風俗極重主仆，男子入富家為奴，即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
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間有富厚者以多金之，即名贖而終不得與等肩，此制馭人奴之律令也。
然其人任事，得因緣上下，累累起家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饑寒，更借托聲勢，外人不得輕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極力衛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
如黃尊素所記宛劉氏事： 宛有劉氏者登戊戌第，其先世濟惡。
父以一日殺太平夫婦三人系獄，子登第得脫。
劉自戊午自上江道罷秩，即蓄仆從數百人，養陸博酒徒數十輩，田宅之美者，子女之少者皆鈎緻之，以罄其所有，或把其陰事，或因其怨家，名謂投獻。
以是膏腴厭豐國中，民間百舍中産無不失業。
訴于道府，置不為理。
和平民不同的是不許讀書應試和通婚。
謝肇淛說： 長樂（奴庶）之禁甚厲。
為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試，違者必群擊之。
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
主奴的關系純由金錢造成，用法律保障。
一到社會局面改變的時候，秩序擾亂，法律無靈。
17世紀中葉，遂發生普遍的奴變。
六、生活與文化 這時代這一階級的生活，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可以用“驕奢淫逸”四字書之。
風行草偃，以這階級作重心的社會，也整個地被濡染在風氣中。
由這種生活和風氣所産生的文化，當然也是多餘的，消費的，頹廢的。
驕奢淫逸的生活，在明代前期即已有人具體地指出，以當時的首都京師&mdash&mdash北京作代表，一事佛，二營喪，三服食，四倡優，五賭博： 正統十三年（1448年）八月己卯，巡按直隸監察禦史陳鑒言：今風俗澆浮，京師為甚。
冠攘竊發，畿甸為多。
此愚者以為迂緩不急之務，而知者所深慮也。
臣推其故有五：其一軍民之家，事佛過盛，供養布施，傾赀不吝。
其二營辦喪事，率至破家，唯誇觀視之美，實非送死之益。
其三服食靡麗，侈用傷财。
其四倡優為蠢，淫敗無極。
其五賭博破産，十凡八九。
凡此數者，前此未嘗不禁，但禁之不嚴，齊之無禮，日滋月熾，害治非細。
請下有司申明國初條例，參以前代禮制，務使其簡而易知，畏而不犯，則盜賊可以消弭，而風俗可以還淳。
禮部尚書胡等以為所言者已嘗屢有禁令，無庸别作施行。
事遂止。
五十年後，周玺上疏說出當時奢侈的生活： 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侈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
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绫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厮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憚。
雖朝廷禁止之诏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
又過五十年，嘉靖時（1522&mdash1566）錢薇則以為弘治間（1488&mdash1505）侈在勳戚，正德間（1506&mdash1521）奢乃在士大夫。
他說： 黨藍田昔遊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彬彬以禮自饬，諸勳戚乃有侈而泰者。
正德時奢乃在士大夫，石齊閣老與甯、堂輩序約兄弟，每飲，賞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
到世宗朝嚴氏父子當國，窮奢極欲的風氣，遂達頂點。
例如嚴家子孫的生活： 嚴嵩孫嚴紹庚、嚴鹄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
于是競相窮奢極欲。
嚴嵩門下鄒懋卿的生活： 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
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白金飾溺器。
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
朱國桢把這時代和永樂時代比較說： 永樂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蓋國初規制如此。
即大臣不敢過分，何況子弟？餘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驿舟極宏麗，氣勢烜赫，所司趨奉不暇，鄉裡親戚皆緣為市。
其風大約起于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萬曆初年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沿途地方官挖空心思趨奉： 一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虎，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
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
鬧闊的風氣，也影響到民間婚姻，索重聘，陪厚嫁，有類唐代的賣婚。
徐渭記浙東情形： 吾鄉（山陰）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
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于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
而有女者益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
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為常。
崇祯十二年（1639年）楊嗣昌上疏說： 海内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習奢侈，凡宮室車馬衣服器用之屬，無不崇飾華麗，邁越等倫。
即或清高自命，宦橐無多，亦稱貸母錢，締構園亭卉木，耽娛山水詩文，以是優遊卒歲為快。
其親串朋好，偶逢吉慶生辰，相率斂錢，造杯制帳，更疊酬贈，以為固然。
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
堵允錫上疏斥奢淫之習說： 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
膏梁文繡厭于口體，宮室妻妾昏于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産，聲伎優樂，日緣而盛。
夫搢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
于是有纨绔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
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垆頭，呼盧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身，此士人之蠹也。
于是又有遊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市井之徒，恣兇谲以行無賴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獲，生涯問諸傥來，非士非商，身業寄于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人之蠢也。
如是而風俗不緻頹壞，士民不緻饑寒，盜賊不緻風起者，未之有也。
大聲疾呼，無人理睬，流賊起而明遂亡。
從上文所引的從正統到崇祯的史料看，可見這是一個時代的風氣，也是造成這時代的這一階級的風氣。
這一階級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築在金錢上。
一生的前半期耗費在科舉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後，八股文固束之高閣，即切身的現實的如何做事，如何從政，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問題都一概不管。
卻用全副精神來講求物質的享受，一般地說，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隻刻意謀生活的舒适，納姬妾，營居室，築園亭，侈飲食，備仆役，再進而召伎女，養優伶，事博弈。
雅緻一點或附庸風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
這一階級人的生活風趣影響是文學、美術、建築學、金石學、戲曲、版本學&hellip&hellip使之具有特殊的時代的面目。
八股家幸而遭遇機緣，得了科名時，第一步是先起一個别号，如什麼齋什麼甫庵之類，以便于官場和同一階級人的稱呼。
顧起元引王丹丘說，以為此風自嘉靖以後始盛。
他說： 正德中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雖有号，然多呼字。
嘉靖年來，束發時即有号，末年奴仆輿隸俳優無不有之。
第二步是娶一個姨太太，沈德符說： 搢紳羁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婦女，以伴寂寥。
王崇簡也說： 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号娶妾。
故京師諺雲：改個号，娶個小。
第三步是建築适合身份的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
例如嚴嵩得罪籍沒時的家産清單，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零四間，在北京的共一千七百餘間。
陸炳用事時，營别宅至十餘所。
鄭芝龍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
顧起元說： 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
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本，皆樸素渾堅不淫。
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
至于百姓有三間客斤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
園囿僭拟公侯。
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
仕宦階級經構園亭風氣之盛，大概也是嘉靖以後的事。
陶奭齡說： 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
然其間亦有人已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蓊蘙，内有清池數畝，修竹數千，洞房素闼，具體而微，北牖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觞詠，為己者也。
岩夫雕闌绮榭，傑觀危樓，修廊引帶其間，花徑彙緣而入，标奇踞勝，帶霓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适，此為人者也。
奭齡是萬曆時人。
可見在嘉隆以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仕宦階級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
園亭的締構，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于門生故吏的報效，顧公燮說： 前明搢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
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營，非盡出己資也。
王世貞記南京名園，王公貴戚有太傅園，西園，魏公南園、西園，錦衣東園，萬竹園，西園，徐錦衣家園，金盤李園，徐九宅園，莫愁湖園，同春園，鳳台園，武定侯園；士人則有市隐園，武氏園，正貢士杞園，遯園，逸園，爾祝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蔔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許長卿新園，無射園，湯太守熙台園，陸文學園，方太學園，張保禦園，李民小園，武文學園，太複新園，華林園等園。
婁東（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嘗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弇州園，王士骐約園，琅玡離薋園，王敬美澹園等數十園。
北京則有米仲诏湛園，勺園，漫園，宣家園，清華園等名園。
全國名都大邑，都競相建築，園亭建築學由之盛極一代，西洋教士東來後，将東方建築意境帶回歐洲，大大地影響了十七八世紀時代的歐洲園亭建築。
園中多鑿水疊假山，郎瑛記： 近日富貴家之疊假山，是山之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氣，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樂也。
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為當時人造風景、園亭藝術專家，黃宗羲說： 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
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召之者無虛日。
對于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
正德時大臣宴會，賞赍庖役動至數百金。
萬曆時張居正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
陶奭齡說： 近來人食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
湯餌者簌，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
“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産。
”平居則“耽耽逐逐，日為以腹謀”。
張岱自述： 越中清饞，無過餘者。
喜啖方物。
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松。
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
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
江西則青根，豐城脯。
山西則天花菜。
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査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榄脯。
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
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
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栖蜜橘。
蕭山則楊梅，莼菜，鸠鳥，青鲫，方柿。
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
嵊則蕨粉，細榧，龍遊糖。
臨海則枕頭瓜。
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
浦江則火肉。
東陽則南棗。
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蛭，白蛤，江魚，鲥魚，裡河鰦。
遠則歲緻之，近則月緻之，日緻之。
“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饪。
庖廚之精，遂甲江左。
”争奇鬥巧，普通的作法不足以标新立異，于是别出蹊徑，慘殺物命： 京師&hellip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
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hellip&hellip巨珰富戚，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為意。
在這風氣之下，專講飲食烹調的食譜茶譜酒譜便成為這階級的流行著作，飲食口腹之學也成為專門之學了。
同樣衣服也由布而?絹，由淺色而淡紅。
隆萬時範濂說： 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殷舊服，翻改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
春元必穿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鬃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
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
巾帽則變易更多，花樣翻新，不可究诘。
範濂又記： 餘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梁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搢紳戴忠靖巾。
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複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午（1546年）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對。
而少年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貫發。
綜巾始于丁卯（1567年）以後，其制漸高，今又漸易。
盈紗巾為松江上産，志所載者，今又有馬尾羅巾、高淳羅巾，而馬尾羅者與綜巾似已亂真矣。
童生用方包巾，自陳繼儒出，用兩飄帶束頂，邊亦去之，用吳門直羅頭法，而狷兒更覺雅俏。
瓦楞綜帽在嘉靖初年唯生員始帶，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
皆尚羅帽、纻絲帽。
故人稱絲羅必曰帽緞&hellip&hellip萬曆以來，不論貧富皆用綜，價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又有朗素密結等名。
此外又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等名色。
婦女服飾，正德時多用璎珞： 正德元年（1506年）婦女多用珠結蓋頭，謂之璎珞。
嘉靖以後則愈趨繁雜，範濂說： 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圓褊，頂用寶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鬓，後用滿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環，年少者用頭箍，綴以圓花方塊。
身穿裙襖，襖用大袖圓領，裙有銷金拖。
自後翻出挑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圓，并去前飾，皆尚雅裝，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發鬓髻，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對，前用金鉸絲燈籠簪，兩邊用西番蓮稍簪插兩三對，發眼中用犀玉大簪橫貫一二枝，後用點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鬓邊，花插兩鬓邊，又謂之飄枝花。
耳用珠嵌金玉丁香。
衣用三領窄袖，長三尺餘，如男人穿褶，僅露裙二三寸。
梅條裙拖，膝褲拖初尚刻絲，又尚本色，尚畫，尚插繡，尚堆紗，近又尚大紅綠繡，如藕蓮裙之類，而披風便服并其梅條去之矣。
髻則愈後愈高，董含說： 餘為諸生時，見婦人梳髻高三寸許，号為新樣。
年來漸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潤，謂之壯丹頭，皆用假發襯墊，其垂至不可舉首。
又仕官家或辮發螺髻珠寶錯落，烏靴秃秃，貂皮抹額，閨閣風流，不堪過目，而彼自以為逢時之制也。
生活上的窮奢極欲，再進一步便是狎妓。
唐宋以來的官妓，到明初仍沿其制，劉玉記： （南京）江東門外，洪武間建輕煙、淡粉、梅妍、翠柳四樓，令官妓居之，以接四方貴客大賈，及士大夫休沐時往遊焉。
後士大夫多耽酒悅色廢事，漸加制限。
胡納亦記： 台、溫二郡，經方氏籍據之後，全乖人道。
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疲于供應。
熊君鼎為浙佥事，下永嘉令籍倡家數千，悉械送之京。
至宣德三年（1428年）左都禦史劉觀挾妓宴飲被斥，《明史》記： 時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
觀私納賄賂，諸禦史亦貪縱無忌。
次年複有蕭翔等挾妓廢事案： 七月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行在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日惟挾妓酣飲恣樂。
命悉下之獄。
上謂尚書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
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亵狎。
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趁人邀請，辄以妓自随，此輩仿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
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偏谕之。
一月後政府遂申令禁約，現任官不許狎妓： 八月丙申，上谕行在禮部尚書胡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
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辄命妓歌唱，沈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壞禮俗。
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罰之。
替代官妓的是變形男娼的小唱，沈德符說： 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