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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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權固當務之急矣！
前幾天，讀到胡繩先生的《梁啟超及其保皇黨思想》（《讀書與岀版》第三卷第三期）。
他指出梁啟超是主張“興紳權”的人，以興紳權為興民權的前提： 受“甲午之戰”失敗的刺激，又受“維新運動”宣傳的影響，湖南省出現了一批新的紳士，他們企圖以一省為單位實行一些新政，達到省自治的目的，以便在全國危亡時，一省還可自保。
這樣的想法在當時各省的紳士門閥中都有，不過在湖南，因地方長官同情卵翼這些想法，所以特别發達。
梁啟超入湘後，除辦時務學堂外，又和當地紳士合組南學會。
康有為這時仍全神貫注于向皇帝上書，而梁啟超則展開了在湖南紳士中的工作。
他甚至鼓吹“民權”，但他說的卻是：“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
”又說：“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
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欲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
”（《上陳寶箴書》）&mdash&mdash由此可見，他的想法是在官僚的支持下建立地方紳士的權力，這就是他的“民權”思想。
這一段話不但清理出五十年前梁啟超的紳權論，也指出五十年前一般紳士對救亡維新的看法。
其要在“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開紳智）；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
結論是學會為興民權之起點的起點，而辦這些事，欲假手于官力者不知凡幾也。
梁啟超先生本人是當時的紳士，他看紳權和民權是兩件事，紳權和官權則是一件事，無論就曆史的或現實的意義說，都是正确的。
五十年前的保皇黨，五十年後的自由主義者，何其相似到這步田地？曆史是不會重演的，紳權也無從興起，即使有更多的“援”，更多的“貨”，也還是不相幹！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官僚、士大夫、紳士，是異名同體的政治動物，士大夫是綜合名詞，包括官僚、紳士兩專名。
官僚、紳士必然是士大夫，士大夫可以指官僚說，也可以指紳士說。
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時候的稱呼，而紳士則是官僚離職、退休、居鄉（當然居城也可以），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稱呼。
例如梁啟超以舉人身份，在辦學堂，辦報，辦學會，非官非民，可以作官，或将要作官。
而且，已經脫離了平民身份，經常和官府來往，可以和官府合作。
紳士的身份是可變的，有尚未作官的紳士，有作過多年官的紳士，也有作過了官的紳士，免職退休，不甘寂寞，再去作官的。
作過大官的是大紳士，作過小官的是小紳士，小官可以爬到大官，小紳士也有希望升成大紳士，自己即使官運不亨，還可指望下一代。
不但官官相護，官紳也相護，不隻因為是自己人，還有更複雜的體己利害關系。
譬如紳士的父兄親黨在朝當權，即使不是權臣而是禦史之類有彈劾權的官吏。
更糟的是居鄉的宰相公子公孫，甚至老太爺、老嶽丈，一紙八行，可以摘掉地方官的印把子，這類人不一定作過官，甚至不一定中過舉，一樣是大紳士。
至于秀才、舉人、進士之類，眼前雖未作官，可是前程遠大，十年八年内難保不作巡方禦史，以至頂頭上司，地方官是決不敢怠慢的。
《儒林外史》上範進中舉後的情形，便是絕好的例子。
以此，與其說，紳士和地方官合作，不如說地方官得和紳士合作。
在通常的情形下，地方官到任以後的第一件事，是拜訪紳士，聯歡紳士，要求地方紳士的支持。
曆史上有許多例子指出，地方官巴結不好紳士，往往被紳士們合夥告掉，或者經由同鄉京官用彈劾的方式把他罷免或調職。
官僚是和紳士共治地方的。
紳權由官權的合作而相得益彰。
貪污是官僚的第一德性，官僚要如願的發揚這德性，其起點為與紳士分潤，地方自治事業如善堂、積谷、修路、造橋、興
他指出梁啟超是主張“興紳權”的人，以興紳權為興民權的前提： 受“甲午之戰”失敗的刺激，又受“維新運動”宣傳的影響，湖南省出現了一批新的紳士，他們企圖以一省為單位實行一些新政，達到省自治的目的，以便在全國危亡時，一省還可自保。
這樣的想法在當時各省的紳士門閥中都有，不過在湖南，因地方長官同情卵翼這些想法，所以特别發達。
梁啟超入湘後，除辦時務學堂外，又和當地紳士合組南學會。
康有為這時仍全神貫注于向皇帝上書，而梁啟超則展開了在湖南紳士中的工作。
他甚至鼓吹“民權”，但他說的卻是：“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
”又說：“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
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欲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
”（《上陳寶箴書》）&mdash&mdash由此可見，他的想法是在官僚的支持下建立地方紳士的權力，這就是他的“民權”思想。
這一段話不但清理出五十年前梁啟超的紳權論，也指出五十年前一般紳士對救亡維新的看法。
其要在“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開紳智）；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
結論是學會為興民權之起點的起點，而辦這些事，欲假手于官力者不知凡幾也。
梁啟超先生本人是當時的紳士，他看紳權和民權是兩件事，紳權和官權則是一件事，無論就曆史的或現實的意義說，都是正确的。
五十年前的保皇黨，五十年後的自由主義者，何其相似到這步田地？曆史是不會重演的，紳權也無從興起，即使有更多的“援”，更多的“貨”，也還是不相幹！ “為與士大夫治天下” 官僚、士大夫、紳士，是異名同體的政治動物，士大夫是綜合名詞，包括官僚、紳士兩專名。
官僚、紳士必然是士大夫，士大夫可以指官僚說，也可以指紳士說。
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時候的稱呼，而紳士則是官僚離職、退休、居鄉（當然居城也可以），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稱呼。
例如梁啟超以舉人身份，在辦學堂，辦報，辦學會，非官非民，可以作官，或将要作官。
而且，已經脫離了平民身份，經常和官府來往，可以和官府合作。
紳士的身份是可變的，有尚未作官的紳士，有作過多年官的紳士，也有作過了官的紳士，免職退休，不甘寂寞，再去作官的。
作過大官的是大紳士，作過小官的是小紳士，小官可以爬到大官，小紳士也有希望升成大紳士，自己即使官運不亨，還可指望下一代。
不但官官相護，官紳也相護，不隻因為是自己人，還有更複雜的體己利害關系。
譬如紳士的父兄親黨在朝當權，即使不是權臣而是禦史之類有彈劾權的官吏。
更糟的是居鄉的宰相公子公孫，甚至老太爺、老嶽丈，一紙八行，可以摘掉地方官的印把子，這類人不一定作過官，甚至不一定中過舉，一樣是大紳士。
至于秀才、舉人、進士之類，眼前雖未作官，可是前程遠大，十年八年内難保不作巡方禦史，以至頂頭上司，地方官是決不敢怠慢的。
《儒林外史》上範進中舉後的情形，便是絕好的例子。
以此，與其說，紳士和地方官合作，不如說地方官得和紳士合作。
在通常的情形下，地方官到任以後的第一件事，是拜訪紳士，聯歡紳士，要求地方紳士的支持。
曆史上有許多例子指出，地方官巴結不好紳士，往往被紳士們合夥告掉，或者經由同鄉京官用彈劾的方式把他罷免或調職。
官僚是和紳士共治地方的。
紳權由官權的合作而相得益彰。
貪污是官僚的第一德性，官僚要如願的發揚這德性，其起點為與紳士分潤，地方自治事業如善堂、積谷、修路、造橋、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