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4卷 卷五十四 水心學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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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造勢為傾，蕝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
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
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軋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為奇書者。
羲、黃為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
禹、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顓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
豈誇禰而忘祖哉！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
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陶，而羲、黃、後、牧之倫不與焉。
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既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
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為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
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
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為者，荀卿也。
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官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
漢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
夫四民交緻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
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為抑﹖ 周人崇尚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緻，則是不復論天德也。
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傅合于《易》。
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
自司馬遷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
《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為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
羲、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為一書。
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歷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歷數。
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
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
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
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歷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
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兇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
《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
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兇禍福，要當反之于身。
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
劉向為《五行傳》，歸于劘切當世。
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
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為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
禹以六府、三事為九功，戒之董之。
六府即五行，三事則庶政群事也。
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
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
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為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
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為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
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已事往證，分剔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可為痛哭。
漢武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彊開之。
所禁者為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為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為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豢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為先，鐘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為先，躬行之實廢矣。
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幹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為庶人行，誠後世通患。
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
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
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
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
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為經也。
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為文也。
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為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為吏，趙廣漢尤為民所稱。
彊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
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為。
王嘉有雲：「慎己之所獨向，察眾人之所共疑。
」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
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眾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
」「《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
」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尚然。
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
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誚杜安「幹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
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
西漢末，節士始漸知之。
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
崔實《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為後世顏子。
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
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
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
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
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
唐、虞、三代之為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
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為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
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閒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幹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為之。
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
群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騃，視為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
故予以為，群萃州處，非管仲語。
若人主不自為學，徒設學以教之，欣厭不同，忿心欻起，小則為然明之毀，大則為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
」「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
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
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
」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
」所謂不以格物者也。
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
」「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群不逞。
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亨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
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
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
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
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蠲以薦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
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釆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畫至夜」。
微行懿筐之閒，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為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
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
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兇由人」。
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尚有聞也。
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為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為，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
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
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
然陶以為，「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為也。
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
」既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
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況于君。
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
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
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錯，尚循古義也。
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我相應以分外朝之勢。
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為，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為矣。
其後尚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
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尚書所奏，尋改中書。
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為禁密。
則尚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
其後又有內尚書，由外達尚，轉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雲冢宰即宰相，或雲公、孤兼行，非也。
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
然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
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
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暠言：「經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
」此語當記。
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
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
蓋其為國，尚皆有本末，更僕疊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
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
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麤久，此後無有知者。
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
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緻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敘祓除事，約固非知經。
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為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為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
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
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為經耳。
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閒于夷夏。
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為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
後世以性命之學為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閒，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為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
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
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乘異，不自知其可笑。
《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
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
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
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于此」。
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
非師無心，非心無師。
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
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
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
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
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為存，敗可為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閒，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
蓋人力之所能為，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隻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
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
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
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
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彊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侯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即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
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
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
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
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
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
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為日所臨，則奄而不明。
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
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
有氣而無德，將為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
寶誌、陶弘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
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禦世，彼惡得而讖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
隋本于齊。
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
」信矣。
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
則叔向所雲「不為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
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
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纖，而妄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為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為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
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為言，而以立言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為言矣。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為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緻亡滅，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
英華即枝葉也。
使其是，則溯枝葉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
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
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隻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範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
夫濟世撥亂，必不志于利。
今朝為匹夫，暮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範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
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
群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
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
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
湯、武不忍
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
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軋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為奇書者。
羲、黃為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
禹、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顓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
豈誇禰而忘祖哉！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
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陶，而羲、黃、後、牧之倫不與焉。
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既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
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為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
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
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為者，荀卿也。
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官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
漢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
夫四民交緻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
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
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為抑﹖ 周人崇尚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緻，則是不復論天德也。
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傅合于《易》。
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
自司馬遷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
《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為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
羲、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為一書。
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歷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歷數。
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
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
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
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歷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
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兇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
《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
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兇禍福，要當反之于身。
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
劉向為《五行傳》，歸于劘切當世。
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
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為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
禹以六府、三事為九功，戒之董之。
六府即五行，三事則庶政群事也。
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
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
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為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
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為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
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已事往證，分剔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可為痛哭。
漢武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彊開之。
所禁者為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為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為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豢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為先，鐘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為先，躬行之實廢矣。
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幹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為庶人行，誠後世通患。
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
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
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
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
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為經也。
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為文也。
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為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為吏，趙廣漢尤為民所稱。
彊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
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為。
王嘉有雲：「慎己之所獨向，察眾人之所共疑。
」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
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眾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
」「《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
」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尚然。
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
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誚杜安「幹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
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
西漢末，節士始漸知之。
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
崔實《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為後世顏子。
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
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為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
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
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
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
唐、虞、三代之為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
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為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
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閒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幹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為之。
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
群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騃，視為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
故予以為，群萃州處，非管仲語。
若人主不自為學，徒設學以教之，欣厭不同，忿心欻起，小則為然明之毀，大則為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
」「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
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
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
」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
」所謂不以格物者也。
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
」「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群不逞。
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亨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
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
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
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
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蠲以薦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
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釆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畫至夜」。
微行懿筐之閒，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為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
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
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兇由人」。
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尚有聞也。
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為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為，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
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
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
然陶以為，「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為也。
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
」既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
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況于君。
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
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
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錯，尚循古義也。
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我相應以分外朝之勢。
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為，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為矣。
其後尚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
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尚書所奏，尋改中書。
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為禁密。
則尚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
其後又有內尚書，由外達尚，轉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雲冢宰即宰相，或雲公、孤兼行，非也。
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
然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
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
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暠言：「經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
」此語當記。
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
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
蓋其為國，尚皆有本末，更僕疊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
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
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麤久，此後無有知者。
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
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緻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敘祓除事，約固非知經。
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為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為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
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
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為經耳。
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閒于夷夏。
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為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
後世以性命之學為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閒，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為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
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
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乘異，不自知其可笑。
《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
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
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
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真師正在于此」。
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
非師無心，非心無師。
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
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
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
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
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為存，敗可為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閒，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
蓋人力之所能為，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隻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
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
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
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
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彊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侯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即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
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
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
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
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
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
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為日所臨，則奄而不明。
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
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
有氣而無德，將為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
寶誌、陶弘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
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禦世，彼惡得而讖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
隋本于齊。
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
」信矣。
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
則叔向所雲「不為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
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
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纖，而妄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為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為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
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為言，而以立言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為言矣。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為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緻亡滅，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
英華即枝葉也。
使其是，則溯枝葉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
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
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隻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範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
夫濟世撥亂，必不志于利。
今朝為匹夫，暮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範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
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
群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
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
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
湯、武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