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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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反正有薛好樓在，決不緻有誤也。
唯命人别鈔兩章主浙文字，刊于館刊，稿本則重新包好送還。
可見其對薛先生之贊賞也。
惜其時寓于大坪，交通阻梗，無緣得以識荊耳。
卷二有《山居雜興》六首。
其一雲：“少小城居壯服官，那知稼穑事艱難。
于今菽麥差能辨，俯仰平生愧素餐。
”此為師之自我忏悔也，比韋蘇州之“身多疾病歸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又進一層意矣。
其三雲：“興來偶傍小溪行，照見須眉突自驚。
無怪兒童尊敬我，相逢争喚老先生。
”此詩頗有天趣。
按“老先生”原有出處，源起于明代京師，系對極尊者之敬稱也。
王鳳洲《觚不觚錄》、王漁洋《香祖筆記》皆嘗道及。
後乃專用于年高學博者。
來館稍久，始知對師之稱謂，除同鄉人稱之為“餘（音依）先生”外，年稍輕于我者皆以老先生稱之，不僅兒童，即少年猶如是也。
而此“老”字，以鄉音讀之，則讀如“牢”。
在館中，寫函或文，則稱“越公館座”，平常見面，除鄉人仍稱“餘先生”外，悉稱館長，我雖蒙允為弟子，而除寫詩文外，亦稱“餘先生”也。
其友朋間，則大都以“越老”稱之，能呼其乳名為“越越”者，唯内子之外婆一人耳。
讀“相逢争喚老先生”句，回思曩日兒童、少年之争喚，以示親切，猶曆曆如在目前也。
卷二《歲暮雪中感懷六首》之二雲：“将以詩為遣，無如詩思昏。
牢愁消複起，欲語吐還吞。
拟古疑成句，翻新病俚言。
不如姑舍是，對雪且開樽。
”頸聯兩句，道出成吟之甘苦宜忌。
近人詩，或鄙俚不文，如唱《蓮花落》。
甚且無《蓮花落》之流暢活潑也。
或堆金積玉，或詞潔神清，讀詩不多者始尊為上品，而稍有涉獵者乃望而生厭，蓋皆非自家面目，全是似曾相識者也。
再不然，則全憑數典徵書，務求僻奧；或又索隐行怪，以示出群，而其實皆是趨難逃易，遁而文其詩才之困窘也。
乙酉年九月初夜，館中同仁皆已入睡，忽聞叩門聲甚急，衆俱披衣而起，初甚驚恐，不知何事，緣逃戰禍久，聞聲而悸，巳屬慣事。
及開大門，始知黃季寬主席特派專人來通知館長，告以日本已無條件投降。
衆皆狂喜，盡不再眠，師興尤濃，即時賦詩二律。
第一首題曰：《寓雲和大坪，聞日本投降口占，用杜老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韻》。
詩曰：“夜半俄聞敵已降，起來颠倒著衣裳，驚疑醒作還家夢，失措歡如中疾狂。
何意忽能逢此日，從茲不必滞他鄉。
八年鋒镝餘生在，莫向崦嵫歎夕陽。
”第二首題曰：《前詩既成，意有未達，再賦一首》。
詩曰：“不圖竟見九州同，翻覺無顔論戰功。
賦廢《江南》哀且止，捷傳薊北喜旋終。
雙丸原于匡天下，一合諸侯晏海東。
決戰如斯真意外，深慚獻語未能工。
”師持以問我曰：如何？衍文對曰：第一首詩，脫口而出，一氣直下，意切情真，妙有天籁，竟不似用前人之韻者。
第二苜除首聯可取外，其他皆可斟酌：撼聯取之太易，末聯太直，過于近文。
尤可議者為頸聯，“一合諸侯”，比拟未當；“雙丸原子”，用此新詞，嵌入舊體，融化未曾，遂令人有格格不入之感。
昔張文襄痛恨用新名詞入文，側聞龍陽才子亦嘗因此受責，文襄固過于守舊，但如梁任公文之一掃桐城避忌，洽合無間，亦未嘗不可。
倘以詩論，法又稍殊，不得沿用任公文例，移橘以入淮也。
是以近世若幹詩家，皆好播弄新詞以示維新氣象者，終乃受人奚落失笑，反不若同光諸老謹嚴整飾之為得也。
袁簡齋《續詩品》有雲：“古香時豔，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争毫厘。
”不悟斯旨，不知化合而唯湊合，終難成器矣。
師問：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又對曰：衍文但知其理也，變化以示範則未能也。
公此詩“原子”二字，猶穿長袍馬挂而系以西服領帶；反之，若穿西裝革履而冠以瓜皮小帽，亦不相配也。
倘能設法借代之，間用曲喻以明之，即無礙矣。
師曰：我知之矣。
如國畫山水，有人物在，必策杖扶筇，倘有汽車洋裝，亦不調和也。
又對曰：驗之他日，名山勝水間，必将有新物出現，如洋樓汽車之類，作畫者豈能視而不見乎，要當在如何融入而統一之。
或是時尚未可得，而他日必有傑出之士能開風氣之先。
即詩文亦莫不如是。
管窺所及，人皆反對拟古，而揚子雲之模拟，乃其間架軀殼耳，固自有得耳。
明七子之文，誠模拟而成赝鼎，詩則有得有失，未可盡非。
近世王湘绮，頗自翊其詩，而實少真意，然文之模拟而化，則妙極古今，即以太炎先生之睥睨一世，猶降心以譽之，則他可知矣。
然論事論文，絕不可一例而取，一類而推。
湘绮文極妙，而任公尤難得；重任公，卻不得雲桐城不足道，《選》學不可為。
各有得失，理宜持平，倘黨同伐異，是素非丹，則亦一曲之士耳。
師頗韪之，曰：“子詩文未是，識見實高，望能努力不懈，以繼劉彥和、章實齋而起也。
”衍文謝銘之不敢忘，複又補充曰：文之變為易，詩之變為難，緣詩乃藝之最精者。
今日新詩發展多途，而與舊體幾不容若水火，倘為合而為新體，似尚有待，非一蹴而就；即以新詞入舊體諸端，參合新意而為之，欲貼妥乎允，猶當有待也。
後師即采納鄙意，改成定稿雲：“不圖竟見九州同，翻覺無顔論戰功。
世局迷離等兒戲，人間機智代天工。
三秋凱唱還江左，一夜降膑出海東。
決勝如斯誰料得，深慚歌頌不由衷。
”則勝于初稿多多矣。
抗戰勝利後，各機構争先遷杭，館較滞後。
适逢重九，越園師興緻極佳，遂邀同仁去後山登高，采野花而回，當即吟成七絕一首，以示我等。
衍文曰：登高之什，作者多矣，設無新意新聲，不作可也。
師曰：吾詩所雲：口口口口口口口，相将采得野花歸，非今日之實事實情乎？有何不妥不好！乃對曰：此雖實事實情，然人人能道，非在人意中而人所不能道者。
公論詩不亦尚性靈乎？公此詩性尚有之，靈則尚未也。
袁簡齋《續詩品》曰：“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又曰：“入人意中，出人頭地。
”公詩尚居于屋中，稍入人意，而猶未來自天外，出人頭地也。
時窺師似有不悅之意，後終乃将此詩删去，不留《寒柯堂集》中。
旋複員到杭，中途在故裡稍留，家父前去拜谒，師乃當衆頗誇餘之識見，以為多出其上，而再三欲吾父勉之，但又雲詩文可不作，欲緻力已無及，徒勞亦浪擲光陰雲雲。
謹按劉彥和《文心體性》有雲：“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
器成彩定，難可翻移。
”師之所言，非此之微旨欤。
越園師曰：爾好袁簡齋，亦知有張船山其人其詩乎，詩類調同，而高出其上。
衍文對曰：稍知其人，但詩則讀之甚少。
師遂以《船山詩草》交我閱讀。
覺其古體多叫嚣，未免矜才而頹放，七律則嚴密工整，婉曲通靈，洵可傳世。
唯論其聲望氣勢之恢宏，猶未克與簡齋相颉頑也。
複又得孫原湘子（潇）《天真閣外集》，繼得觀《天真閣全集》，乃知其詩文兩途，竟是全才；文則骈散俱佳，詩則各體盡美。
倘以詩風相近論：簡齋、船山、子潇，實可稱為三大家，世間以簡齋、清容、瓯北稱乾隆三大家者，徒以年輩同時耳，袁、趙兩家，猶有可牽合處，清容則全然不類矣。
又法時帆以子潇與舒位（鐵雲）、王昙（仲瞿）合稱三君，亦屬一時興起而拈連者，乃後之論者，包括《清史稿》在内，亦竟合觀而談矣。
實則鐵雲、仲瞿，誼屬戚友，詩風互為影響，固可相提并論，子潇雖多與倡和，詩實别出一格，與兩家極不相侔也。
簡齋、船山與子潇，論詩志趣皆投合，亦可與瓯北相參證。
簡齋卒後，謗者四起，瓯北亦改其常态而譏之。
船山于其詩集補遺卷五有《袁簡齋大令卒于随園》詩雲：“谪仙非谪乃其遊，汗漫才名散不收。
身後譏彈騰衆口，生來福慧自千秋。
眼空天海詩為戲，夢繞煙花死未休。
一代傳人傳已定，莫憑遺行苦吹求。
”子潇《天真閣集》卷二十八有《偶閱張船山、彭甘亭兩家集，船山字字性靈，而不耐颠樸；甘亭高華典實，而未脫斧鑿痕，兩君皆予友也，非敢為琅琊之毀，千秋公論，固如斯爾》之一長題詩雲：“張侯俊逸脫縧鷹，彭老蕭閑退院僧。
風月湖山同跌宕，文章意氣各飛騰。
芙蓉出水清如許，果實懸秋落未曾。
安得九原齊喚起，一尊共剪陸祠燈。
（甫裡先生祠，船山寓居，當偕甘亭遊宴處）。
”船山論簡齋，最是持平；子潇論兩家，亦盡中的。
子潇集卷二十三有題《近人文字，初見殊可喜，既锓版，覺迥遜矣，豈所見随時異欤，抑吹求之過欤》之詩雲：“楓落吳江思出群，如何既見不如聞。
千秋更孰私于我，一字安能放過君。
論定文章懸日月，知交聲譽等煙雲。
饒卿絕世豐神好，畫裹看來遜幾分。
”詩不耐看，實無韻或韻不足之故也。
論性靈之靈，非徒巧慧是尚，情韻甯可忽諸，故袁簡齋之《續詩品》，乃有《結響》一則，是其說之能圓融廣大，面面俱到，無懈可擊也。
故吾嘗以簡齋之以性靈說詩，最為超極，他人無能過之。
以上數端，惜皆無緣呈政于師矣。
顧袁簡齋因過重自我抒發，遂以為唯詩乃可論性靈，而“若時文與戲曲，則皆以描模┶吻為工”；盡以優孟衣冠視之，适與焦循（理堂）之以兩者相通、各俱靈妙适得其反。
然論戲曲性靈之神妙，似當以某某之贊評李漁（笠翁）為得髓。
茲節錄其要雲：“笠翁運筆靈活，科白诙諧，逸趣橫生，老妪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繪人欲繪而繪不工之态狀。
且結想搞詞，段段出人意表，又語語仍在人意中；陳者出之而新，腐者經之而豔，平者遇之而險，闆者觸之而活。
不獨此也：結構離奇，變化令人莫測；事之真者能變之使僞，僞者又能反之使即真；情之信者能聳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帖服而歸于信。
以劇情詞曲而論，笠翁洵為摹寫入情，為吾國傳奇中别開生面者，固不必以文章嚴格繩墨之也。
”以上皆摘自裘毓《清代轶聞》卷八《詞曲李笠翁十種曲》條。
裘氏此書，原抄自各家記載，而又不著其作者姓氏及出處。
嘗遍檢各書，皆未查出，此心缺然。
所論雖僅談笠翁，實可為戲曲中之性靈表現立一準則，且可補簡齋立說之偏狹，充類以擴而大之也。
惜到杭後，難得再有談藝之日，無緣再申吾說于階前矣。
墨庵師曰：我為《海甯王國維傳》，刊于館刊，後有洪煥椿按語，謂王氏著作，我所舉尚有遺漏，并重為立目雲雲。
彼以我為不知耶？為史傳體例，于傳當其要，非撰王先生著作年表也。
彼欲補吾阙漏，适足形其無知。
衍文對曰：洪先生為館中最年輕之分纂，館長任之為館刊主編，渠乃總纂孫延钊（孟晉）先生之甥，編纂劉耀東（祝群）先生之婿也。
孫先生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多年，洪先生随之任主任，多見秘籍，且筆又勤快，亦難得也。
師曰：彼等皆與我同鄉，我焉得不知！徒鈔萬卷，倘無識，不得雲胸羅萬卷也。
又曰：太炎先生為孫诒讓先生志墓，内雲：“有子延钊，能讀父書”，蓋譏不其能光大父業也。
衍文對曰：世之大學人能幹父之蠱者，千古以來，甯有幾人？能世其業者，除儀徵劉氏外，未嘗再見，而今亦絕矣。
有家傳而不墜其緒者，唯岐黃之秘方耳。
定公當年，已有“回首外家書帙散，大儒門祚古難跻”之歎，是則“能讀父書”者，已屬難得，況仲容先生學有多方，業皆深造，能讀其書者，又甯有幾人？而孟晉先生能之，恐非譏讪而乃褒獎之語也。
但師仍微搖其首而不言。
旋又持包好裱就章太炎先生之贈聯見示。
衍文曰：太炎先生學自宏偉，書法實非所長。
師曰：書卷氣自足，亦不易及也。
随後又問：見及仲穿先生乎？衍文曰：以小子之年歲，安得仰見先生之尊容？師曰：無礙也，得見孟晉即可矣。
父子二人，不唯面目，即音容笑貌皆同。
然仲容先生學富才健，雖不常作詩，而有作皆嚴謹潔氵煉，孟晉則不能作詩，文亦碎雜無度，與洪煥椿俱以鈔胥為能，不得入于著作之林也。
衍文曰：嘗記梁任公言，鈔書亦可為學，并舉《南北史合鈔》為例。
倘鈔而善者，庸又何傷！師曰：“未可同日而語也。
”然我等見師所撰藝文目錄提要，進展極速，而大都鈔撮各書序言而成，似于各書未曾寓目者。
當時即有同仁見而生疑，謂提要豈能如此作乎？顧《四庫提要》中，随手翻檢而論者亦多有之；為文學史或為書評者，亦往往浮光掠影，見風即雨，以緻笑話百出。
倘信而從之，真所謂謬種流傳，害人不淺者。
以是衍文絕不敢作文學史，蓋無精力盡讀各書，成篇難免拾人牙慧，甚或為人所誤也。
以談及王靜安《傳》始，衍文乃舉《人間詞話》中語為問曰：靜安先生有言：“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錄之事，隻‘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
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
白吳優劣，即于此見。
”論詩豈可如是一途而取乎？靜安先生有《頤和園詞》，佳作也，豈不隸事乎？設無小序或加小注，後人讀之能明之乎，墨庵師曰：《長恨歌》系以散文筆法為之，梅村歌行，若《圓圓曲》，則以近體詩法寫七言古者。
詩體為易，散體為難，故《長恨歌》更可貴。
衍文曰：古體之演進為近體，乃詩史上一大進展也。
後之為詩者，惟五古尚守舊保存用散體筆法，七古則非用近體律調，不足以超越時空，變化流轉。
即以《圓圓曲》論，铿锵聲調，誦之足以蕩氣回腸，勝于《長恨歌》之時有啞語耳。
且以《長恨歌》用語而言，亦多疵類。
如：“雲鬓花顔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金步搖”三字為拼湊用韻而成句，與下句顯然不相承接，若雲系省略“戴上”或“卸下”所緻，實亦無此種句式也。
又如：“花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單用“花钿”，喻意已明，何須羅列紛陳，若欲更求有代表性者，則香襪、錦袍，又何擴而不道，再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前兩句雙起，而單接秋草、落葉，一則骈姆枝指，二則照應未周也。
然《圓圓曲》亦非全無敗句者：如：“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恸痛六軍俱缟素，沖冠一怒為紅顔。
‘紅顔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谯。
’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首二句跳躍過甚，若非對仗，不可跨度如是之大也。
幸得後兩句為救，得以支撐相濟。
倘理曲為順解之，當是：“鼎湖當日棄人間”，“六軍”俱“恸哭”而“缟素”矣，然六軍僅“恸哭”、“缟素”而已，而未嘗“怒”也。
其“怒”非替君王複仇，乃為“紅顔”被奪，始全軍出動，而“破敵收京下玉關”矣。
又“紅顔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谯”兩句，乃用吳三桂口氣插入以語，詩中常有身份轉換、或分或合、或兩者綜合以道者，由于此處标出不甚明顯，故傅東華先生解為故為吳三桂開脫，未免牽強難通；近又有人以連下兩句即共四句全系吳三桂口吻之言，則察之未審也。
又“遍索綠珠圍内第，強呼绛樹出雕闌”二句，為合掌之病，雖非七律，亦當避其重複也。
設在唐前，或尚可 許，後此詩律日嚴，豈得寬容乎！墨庵師然之。
永康應思遠先生與杭州童遜園（沁園）教授相偕來訪，謂初于報端屢見大名，而不甚在意，繼見貴館館刊《蔣宰棠先生紀念特輯》，乃知先生為有學之士，願以文字締交，而不意先生竟年少如是也。
餘遜謝。
此後常分頭來談。
應先生好談玄，亦談詩。
後稍熟，酒後大言曰：中國可悲也。
中青年中，惟知有胡适、魯迅耳。
中年人或知康南海、梁任公，或敬章太炎、劉師培，而青年人已不能讀其書矣。
餘驚愕曰：胡适、魯迅，有何不好？胡适論學，雖可議處頗多，而開創風氣，一新面目，鄙意以其影響，尚較康、梁、章、劉為廣為深。
魯迅先生之思想文章，尤吾所頂禮。
應先生曰：先生竟亦如是乎？餘曰：吾論學論文，原無宗派成見，或擇善而從，或各存其異，決不入主出奴，是丹非素。
應先生曰：子誤會我意矣，吾非謂諸公皆非是，而以其皆不足也。
蓋為學也，尊之于朝廷魏阙之上，必裹足而不前，其學即中止而衰沒矣；而受壓制禁絕之學，遂不得不遁入草莽江湖，雖有時曆盡艱辛，而輾轉傳授，反而更具生機也。
吾所提及諸公，皆彼此各有龃龉者也，初亦俱在草芥江湖，為輿論所不取，而今俱成顯學，雖有緒餘，已罕有拓展，将盛極而衰矣。
餘曰：太炎先生有《與王鶴卿書》，與尊意頗為近似，可以相參。
書略雲：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盡善，自上建之則日衰。
凡朝廷所開置，足以幹祿，學之則皮傅而止。
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育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
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于家、元間，小學經訓防于清世。
此皆轶出科舉，能自名家，甯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廷所建益甚，故其自為益進也。
今學校，朝廷所設利祿之途，使人苟偷，何學術之望？且主幹學校者，既在官吏，關節盈箧，膏粱之家，終在上第，蜜人或不得望其門。
此為使學術日衰，乃不逮科舉時也。
異昔淩曙賣香，汪绂陶瓦，戴震稗販，汪中傭書，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
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然。
自今以往，上品無寒門，斯風則堕地矣。
方更增悲，無為幸也雲雲。
雖無先生偏激，竊謂今日之為學，倘猶為大學講義或教科書所拘，則與科舉時代為高頭講章所縛，将何以異？故真正之學問，大學講堂不能輕獲，博士碩土不足盡憑也。
應先生曰：太炎所言，乃學之在己耳；而我之所說，蓋另有所指，旨在絕學當繼墜發揚耳。
餘叩之曰：何謂也？應先生曰：我等數人，少年時曾遇蜀之奇才蕭遠，精研《易》理、《陰符》、唐詩、宋詞。
其《易》學遠較杭辛齋為高明，《陰符學》尤詭恢莫測，吾資貿魯鈍，前兩者不能學，而僅傳其唐詩宋詞之皮毛耳。
吾名思遠，乃離蕭師後所改，用以不忘淵源所自之恩耳。
餘頗疑而詢之曰：《易》理多門，流派各異，殊不易言。
《陰符》乃僞書也，豈尚有“學”可傳欤？定公作詩好說《陰符》，如：“我有《陰符》三百字”、“我佩《陰符》亦可陳”、“披衣起注《陰符經》”等，皆是詩人狡猾之虛言，不得從實處以求之也。
前幾年見日本所出《陰符學》一書，謂系從支那傳出，署鬼谷子著，為前法務官、《易》學專攻文學士前島熊吉所譯解。
餘不解日語，而略一翻檢，竟是專談人之指紋者。
而我國未嘗見也。
蕭先生所傳，毋乃是乎？應先生曰：非也，吾雖未得其傳，而卻知其不如是之卑末也。
詩吾嘗得鈔數量頗多之表解，望枉駕來舍，一觀究竟如何？餘随口允之，而心實存疑：夫詩與詞，乃藝術也。
雖有法而實無定法，雲無定法而卻有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焉得以刻闆之公式表解明之，豈不變活為死乎？因特試探之曰：先生以其學與上述數先比較如何？其詩學、詞學，與古之何家最為相近？與近今之陳石遺、朱古微相較又當如何？應先生曰：不能比也，諸家皆是人學，而蕭先生乃天學也，舉世寡雙者，焉得以常情庸理測之哉！竊念倘如先生言，疑惑殊甚。
觀夫草莽江湖之傑，有獨得之秘者，如嚴君平之占蔔，韓伯休之賣藥，甘鳳池之擊技，較諸公為精進者，亦嘗屢見之，不以為奇也。
隐而終顯其文事武功者，如太公塑、諸葛武侯、王景略諸公，史已罕見，今則時移世換，焉得而再！至若隐而不顯、沒世不稱，受王仲任推為希有之鴻儒者，為會稽之周長生，仲任稱“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欤？”仲任是亦重揚子雲、桓君山，而據此語意衡之，是周長生遠超揚、桓二家之上也。
（詳見《論街》之《超奇》、《自紀》等篇）。
又陳子莊則以“博雅宏通之彥，餘六十年來，僅見三人”，即合縣陳恭甫太史壽祺、金溪戴簡恪公敦元、會稽屠筱園先生湘之。
（詳見《庸閑齋筆記》卷二《難博學》條）。
恭甫學人，海内共仰，固不待言；金溪學富，或為官聲所淹，是又當别論。
湘之則為子莊最為傾倒者，尤驚歎其為袁簡齋先生所注骈體，而後世無聞，他著亦未嘗得見。
而我所甚不解者，子莊筆記之付剞劂，系曲園先生所勸而促成，序即曲園所作。
時在同治十三年，曲園年已五十有四，其代表作《諸子評議》、《群經評議》等業已風行二十餘年，學界恒以大師推之。
而子莊何竟視而不見、略而不道何欤？豈别有識見，不肯随聲附和欤？今應先生所尊之蕭先生，豈亦同周長生、層湘之同為不幸之人欤？然有時偶訪鄉鎮間衆所推服為飽學多才或高風亮節之耆宿，稍一叩談，亦不過三家村中學究，或則如《儒林外史》中權勿用之流，甚且不及，可為浩歎，而又不知蕭先生究系何等人也。
迨至假日，應邀而往，見談宋詞者兩厚冊，蠅頭小字，密密麻麻，不及細看。
唯命人别鈔兩章主浙文字，刊于館刊，稿本則重新包好送還。
可見其對薛先生之贊賞也。
惜其時寓于大坪，交通阻梗，無緣得以識荊耳。
卷二有《山居雜興》六首。
其一雲：“少小城居壯服官，那知稼穑事艱難。
于今菽麥差能辨，俯仰平生愧素餐。
”此為師之自我忏悔也，比韋蘇州之“身多疾病歸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又進一層意矣。
其三雲：“興來偶傍小溪行，照見須眉突自驚。
無怪兒童尊敬我，相逢争喚老先生。
”此詩頗有天趣。
按“老先生”原有出處，源起于明代京師，系對極尊者之敬稱也。
王鳳洲《觚不觚錄》、王漁洋《香祖筆記》皆嘗道及。
後乃專用于年高學博者。
來館稍久，始知對師之稱謂，除同鄉人稱之為“餘（音依）先生”外，年稍輕于我者皆以老先生稱之，不僅兒童，即少年猶如是也。
而此“老”字，以鄉音讀之，則讀如“牢”。
在館中，寫函或文，則稱“越公館座”，平常見面，除鄉人仍稱“餘先生”外，悉稱館長，我雖蒙允為弟子，而除寫詩文外，亦稱“餘先生”也。
其友朋間，則大都以“越老”稱之，能呼其乳名為“越越”者，唯内子之外婆一人耳。
讀“相逢争喚老先生”句，回思曩日兒童、少年之争喚，以示親切，猶曆曆如在目前也。
卷二《歲暮雪中感懷六首》之二雲：“将以詩為遣，無如詩思昏。
牢愁消複起，欲語吐還吞。
拟古疑成句，翻新病俚言。
不如姑舍是，對雪且開樽。
”頸聯兩句，道出成吟之甘苦宜忌。
近人詩，或鄙俚不文，如唱《蓮花落》。
甚且無《蓮花落》之流暢活潑也。
或堆金積玉，或詞潔神清，讀詩不多者始尊為上品，而稍有涉獵者乃望而生厭，蓋皆非自家面目，全是似曾相識者也。
再不然，則全憑數典徵書，務求僻奧；或又索隐行怪，以示出群，而其實皆是趨難逃易，遁而文其詩才之困窘也。
乙酉年九月初夜，館中同仁皆已入睡，忽聞叩門聲甚急，衆俱披衣而起，初甚驚恐，不知何事，緣逃戰禍久，聞聲而悸，巳屬慣事。
及開大門，始知黃季寬主席特派專人來通知館長，告以日本已無條件投降。
衆皆狂喜，盡不再眠，師興尤濃，即時賦詩二律。
第一首題曰：《寓雲和大坪，聞日本投降口占，用杜老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韻》。
詩曰：“夜半俄聞敵已降，起來颠倒著衣裳，驚疑醒作還家夢，失措歡如中疾狂。
何意忽能逢此日，從茲不必滞他鄉。
八年鋒镝餘生在，莫向崦嵫歎夕陽。
”第二首題曰：《前詩既成，意有未達，再賦一首》。
詩曰：“不圖竟見九州同，翻覺無顔論戰功。
賦廢《江南》哀且止，捷傳薊北喜旋終。
雙丸原于匡天下，一合諸侯晏海東。
決戰如斯真意外，深慚獻語未能工。
”師持以問我曰：如何？衍文對曰：第一首詩，脫口而出，一氣直下，意切情真，妙有天籁，竟不似用前人之韻者。
第二苜除首聯可取外，其他皆可斟酌：撼聯取之太易，末聯太直，過于近文。
尤可議者為頸聯，“一合諸侯”，比拟未當；“雙丸原子”，用此新詞，嵌入舊體，融化未曾，遂令人有格格不入之感。
昔張文襄痛恨用新名詞入文，側聞龍陽才子亦嘗因此受責，文襄固過于守舊，但如梁任公文之一掃桐城避忌，洽合無間，亦未嘗不可。
倘以詩論，法又稍殊，不得沿用任公文例，移橘以入淮也。
是以近世若幹詩家，皆好播弄新詞以示維新氣象者，終乃受人奚落失笑，反不若同光諸老謹嚴整飾之為得也。
袁簡齋《續詩品》有雲：“古香時豔，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争毫厘。
”不悟斯旨，不知化合而唯湊合，終難成器矣。
師問：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又對曰：衍文但知其理也，變化以示範則未能也。
公此詩“原子”二字，猶穿長袍馬挂而系以西服領帶；反之，若穿西裝革履而冠以瓜皮小帽，亦不相配也。
倘能設法借代之，間用曲喻以明之，即無礙矣。
師曰：我知之矣。
如國畫山水，有人物在，必策杖扶筇，倘有汽車洋裝，亦不調和也。
又對曰：驗之他日，名山勝水間，必将有新物出現，如洋樓汽車之類，作畫者豈能視而不見乎，要當在如何融入而統一之。
或是時尚未可得，而他日必有傑出之士能開風氣之先。
即詩文亦莫不如是。
管窺所及，人皆反對拟古，而揚子雲之模拟，乃其間架軀殼耳，固自有得耳。
明七子之文，誠模拟而成赝鼎，詩則有得有失，未可盡非。
近世王湘绮，頗自翊其詩，而實少真意，然文之模拟而化，則妙極古今，即以太炎先生之睥睨一世，猶降心以譽之，則他可知矣。
然論事論文，絕不可一例而取，一類而推。
湘绮文極妙，而任公尤難得；重任公，卻不得雲桐城不足道，《選》學不可為。
各有得失，理宜持平，倘黨同伐異，是素非丹，則亦一曲之士耳。
師頗韪之，曰：“子詩文未是，識見實高，望能努力不懈，以繼劉彥和、章實齋而起也。
”衍文謝銘之不敢忘，複又補充曰：文之變為易，詩之變為難，緣詩乃藝之最精者。
今日新詩發展多途，而與舊體幾不容若水火，倘為合而為新體，似尚有待，非一蹴而就；即以新詞入舊體諸端，參合新意而為之，欲貼妥乎允，猶當有待也。
後師即采納鄙意，改成定稿雲：“不圖竟見九州同，翻覺無顔論戰功。
世局迷離等兒戲，人間機智代天工。
三秋凱唱還江左，一夜降膑出海東。
決勝如斯誰料得，深慚歌頌不由衷。
”則勝于初稿多多矣。
抗戰勝利後，各機構争先遷杭，館較滞後。
适逢重九，越園師興緻極佳，遂邀同仁去後山登高，采野花而回，當即吟成七絕一首，以示我等。
衍文曰：登高之什，作者多矣，設無新意新聲，不作可也。
師曰：吾詩所雲：口口口口口口口，相将采得野花歸，非今日之實事實情乎？有何不妥不好！乃對曰：此雖實事實情，然人人能道，非在人意中而人所不能道者。
公論詩不亦尚性靈乎？公此詩性尚有之，靈則尚未也。
袁簡齋《續詩品》曰：“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又曰：“入人意中，出人頭地。
”公詩尚居于屋中，稍入人意，而猶未來自天外，出人頭地也。
時窺師似有不悅之意，後終乃将此詩删去，不留《寒柯堂集》中。
旋複員到杭，中途在故裡稍留，家父前去拜谒，師乃當衆頗誇餘之識見，以為多出其上，而再三欲吾父勉之，但又雲詩文可不作，欲緻力已無及，徒勞亦浪擲光陰雲雲。
謹按劉彥和《文心體性》有雲：“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
器成彩定，難可翻移。
”師之所言，非此之微旨欤。
越園師曰：爾好袁簡齋，亦知有張船山其人其詩乎，詩類調同，而高出其上。
衍文對曰：稍知其人，但詩則讀之甚少。
師遂以《船山詩草》交我閱讀。
覺其古體多叫嚣，未免矜才而頹放，七律則嚴密工整，婉曲通靈，洵可傳世。
唯論其聲望氣勢之恢宏，猶未克與簡齋相颉頑也。
複又得孫原湘子（潇）《天真閣外集》，繼得觀《天真閣全集》，乃知其詩文兩途，竟是全才；文則骈散俱佳，詩則各體盡美。
倘以詩風相近論：簡齋、船山、子潇，實可稱為三大家，世間以簡齋、清容、瓯北稱乾隆三大家者，徒以年輩同時耳，袁、趙兩家，猶有可牽合處，清容則全然不類矣。
又法時帆以子潇與舒位（鐵雲）、王昙（仲瞿）合稱三君，亦屬一時興起而拈連者，乃後之論者，包括《清史稿》在内，亦竟合觀而談矣。
實則鐵雲、仲瞿，誼屬戚友，詩風互為影響，固可相提并論，子潇雖多與倡和，詩實别出一格，與兩家極不相侔也。
簡齋、船山與子潇，論詩志趣皆投合，亦可與瓯北相參證。
簡齋卒後，謗者四起，瓯北亦改其常态而譏之。
船山于其詩集補遺卷五有《袁簡齋大令卒于随園》詩雲：“谪仙非谪乃其遊，汗漫才名散不收。
身後譏彈騰衆口，生來福慧自千秋。
眼空天海詩為戲，夢繞煙花死未休。
一代傳人傳已定，莫憑遺行苦吹求。
”子潇《天真閣集》卷二十八有《偶閱張船山、彭甘亭兩家集，船山字字性靈，而不耐颠樸；甘亭高華典實，而未脫斧鑿痕，兩君皆予友也，非敢為琅琊之毀，千秋公論，固如斯爾》之一長題詩雲：“張侯俊逸脫縧鷹，彭老蕭閑退院僧。
風月湖山同跌宕，文章意氣各飛騰。
芙蓉出水清如許，果實懸秋落未曾。
安得九原齊喚起，一尊共剪陸祠燈。
（甫裡先生祠，船山寓居，當偕甘亭遊宴處）。
”船山論簡齋，最是持平；子潇論兩家，亦盡中的。
子潇集卷二十三有題《近人文字，初見殊可喜，既锓版，覺迥遜矣，豈所見随時異欤，抑吹求之過欤》之詩雲：“楓落吳江思出群，如何既見不如聞。
千秋更孰私于我，一字安能放過君。
論定文章懸日月，知交聲譽等煙雲。
饒卿絕世豐神好，畫裹看來遜幾分。
”詩不耐看，實無韻或韻不足之故也。
論性靈之靈，非徒巧慧是尚，情韻甯可忽諸，故袁簡齋之《續詩品》，乃有《結響》一則，是其說之能圓融廣大，面面俱到，無懈可擊也。
故吾嘗以簡齋之以性靈說詩，最為超極，他人無能過之。
以上數端，惜皆無緣呈政于師矣。
顧袁簡齋因過重自我抒發，遂以為唯詩乃可論性靈，而“若時文與戲曲，則皆以描模┶吻為工”；盡以優孟衣冠視之，适與焦循（理堂）之以兩者相通、各俱靈妙适得其反。
然論戲曲性靈之神妙，似當以某某之贊評李漁（笠翁）為得髓。
茲節錄其要雲：“笠翁運筆靈活，科白诙諧，逸趣橫生，老妪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繪人欲繪而繪不工之态狀。
且結想搞詞，段段出人意表，又語語仍在人意中；陳者出之而新，腐者經之而豔，平者遇之而險，闆者觸之而活。
不獨此也：結構離奇，變化令人莫測；事之真者能變之使僞，僞者又能反之使即真；情之信者能聳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帖服而歸于信。
以劇情詞曲而論，笠翁洵為摹寫入情，為吾國傳奇中别開生面者，固不必以文章嚴格繩墨之也。
”以上皆摘自裘毓《清代轶聞》卷八《詞曲李笠翁十種曲》條。
裘氏此書，原抄自各家記載，而又不著其作者姓氏及出處。
嘗遍檢各書，皆未查出，此心缺然。
所論雖僅談笠翁，實可為戲曲中之性靈表現立一準則，且可補簡齋立說之偏狹，充類以擴而大之也。
惜到杭後，難得再有談藝之日，無緣再申吾說于階前矣。
墨庵師曰：我為《海甯王國維傳》，刊于館刊，後有洪煥椿按語，謂王氏著作，我所舉尚有遺漏，并重為立目雲雲。
彼以我為不知耶？為史傳體例，于傳當其要，非撰王先生著作年表也。
彼欲補吾阙漏，适足形其無知。
衍文對曰：洪先生為館中最年輕之分纂，館長任之為館刊主編，渠乃總纂孫延钊（孟晉）先生之甥，編纂劉耀東（祝群）先生之婿也。
孫先生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多年，洪先生随之任主任，多見秘籍，且筆又勤快，亦難得也。
師曰：彼等皆與我同鄉，我焉得不知！徒鈔萬卷，倘無識，不得雲胸羅萬卷也。
又曰：太炎先生為孫诒讓先生志墓，内雲：“有子延钊，能讀父書”，蓋譏不其能光大父業也。
衍文對曰：世之大學人能幹父之蠱者，千古以來，甯有幾人？能世其業者，除儀徵劉氏外，未嘗再見，而今亦絕矣。
有家傳而不墜其緒者，唯岐黃之秘方耳。
定公當年，已有“回首外家書帙散，大儒門祚古難跻”之歎，是則“能讀父書”者，已屬難得，況仲容先生學有多方，業皆深造，能讀其書者，又甯有幾人？而孟晉先生能之，恐非譏讪而乃褒獎之語也。
但師仍微搖其首而不言。
旋又持包好裱就章太炎先生之贈聯見示。
衍文曰：太炎先生學自宏偉，書法實非所長。
師曰：書卷氣自足，亦不易及也。
随後又問：見及仲穿先生乎？衍文曰：以小子之年歲，安得仰見先生之尊容？師曰：無礙也，得見孟晉即可矣。
父子二人，不唯面目，即音容笑貌皆同。
然仲容先生學富才健，雖不常作詩，而有作皆嚴謹潔氵煉，孟晉則不能作詩，文亦碎雜無度，與洪煥椿俱以鈔胥為能，不得入于著作之林也。
衍文曰：嘗記梁任公言，鈔書亦可為學，并舉《南北史合鈔》為例。
倘鈔而善者，庸又何傷！師曰：“未可同日而語也。
”然我等見師所撰藝文目錄提要，進展極速，而大都鈔撮各書序言而成，似于各書未曾寓目者。
當時即有同仁見而生疑，謂提要豈能如此作乎？顧《四庫提要》中，随手翻檢而論者亦多有之；為文學史或為書評者，亦往往浮光掠影，見風即雨，以緻笑話百出。
倘信而從之，真所謂謬種流傳，害人不淺者。
以是衍文絕不敢作文學史，蓋無精力盡讀各書，成篇難免拾人牙慧，甚或為人所誤也。
以談及王靜安《傳》始，衍文乃舉《人間詞話》中語為問曰：靜安先生有言：“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錄之事，隻‘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
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
白吳優劣，即于此見。
”論詩豈可如是一途而取乎？靜安先生有《頤和園詞》，佳作也，豈不隸事乎？設無小序或加小注，後人讀之能明之乎，墨庵師曰：《長恨歌》系以散文筆法為之，梅村歌行，若《圓圓曲》，則以近體詩法寫七言古者。
詩體為易，散體為難，故《長恨歌》更可貴。
衍文曰：古體之演進為近體，乃詩史上一大進展也。
後之為詩者，惟五古尚守舊保存用散體筆法，七古則非用近體律調，不足以超越時空，變化流轉。
即以《圓圓曲》論，铿锵聲調，誦之足以蕩氣回腸，勝于《長恨歌》之時有啞語耳。
且以《長恨歌》用語而言，亦多疵類。
如：“雲鬓花顔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金步搖”三字為拼湊用韻而成句，與下句顯然不相承接，若雲系省略“戴上”或“卸下”所緻，實亦無此種句式也。
又如：“花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單用“花钿”，喻意已明，何須羅列紛陳，若欲更求有代表性者，則香襪、錦袍，又何擴而不道，再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前兩句雙起，而單接秋草、落葉，一則骈姆枝指，二則照應未周也。
然《圓圓曲》亦非全無敗句者：如：“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恸痛六軍俱缟素，沖冠一怒為紅顔。
‘紅顔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谯。
’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首二句跳躍過甚，若非對仗，不可跨度如是之大也。
幸得後兩句為救，得以支撐相濟。
倘理曲為順解之，當是：“鼎湖當日棄人間”，“六軍”俱“恸哭”而“缟素”矣，然六軍僅“恸哭”、“缟素”而已，而未嘗“怒”也。
其“怒”非替君王複仇，乃為“紅顔”被奪，始全軍出動，而“破敵收京下玉關”矣。
又“紅顔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谯”兩句，乃用吳三桂口氣插入以語，詩中常有身份轉換、或分或合、或兩者綜合以道者，由于此處标出不甚明顯，故傅東華先生解為故為吳三桂開脫，未免牽強難通；近又有人以連下兩句即共四句全系吳三桂口吻之言，則察之未審也。
又“遍索綠珠圍内第，強呼绛樹出雕闌”二句，為合掌之病，雖非七律，亦當避其重複也。
設在唐前，或尚可 許，後此詩律日嚴，豈得寬容乎！墨庵師然之。
永康應思遠先生與杭州童遜園（沁園）教授相偕來訪，謂初于報端屢見大名，而不甚在意，繼見貴館館刊《蔣宰棠先生紀念特輯》，乃知先生為有學之士，願以文字締交，而不意先生竟年少如是也。
餘遜謝。
此後常分頭來談。
應先生好談玄，亦談詩。
後稍熟，酒後大言曰：中國可悲也。
中青年中，惟知有胡适、魯迅耳。
中年人或知康南海、梁任公，或敬章太炎、劉師培，而青年人已不能讀其書矣。
餘驚愕曰：胡适、魯迅，有何不好？胡适論學，雖可議處頗多，而開創風氣，一新面目，鄙意以其影響，尚較康、梁、章、劉為廣為深。
魯迅先生之思想文章，尤吾所頂禮。
應先生曰：先生竟亦如是乎？餘曰：吾論學論文，原無宗派成見，或擇善而從，或各存其異，決不入主出奴，是丹非素。
應先生曰：子誤會我意矣，吾非謂諸公皆非是，而以其皆不足也。
蓋為學也，尊之于朝廷魏阙之上，必裹足而不前，其學即中止而衰沒矣；而受壓制禁絕之學，遂不得不遁入草莽江湖，雖有時曆盡艱辛，而輾轉傳授，反而更具生機也。
吾所提及諸公，皆彼此各有龃龉者也，初亦俱在草芥江湖，為輿論所不取，而今俱成顯學，雖有緒餘，已罕有拓展，将盛極而衰矣。
餘曰：太炎先生有《與王鶴卿書》，與尊意頗為近似，可以相參。
書略雲：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盡善，自上建之則日衰。
凡朝廷所開置，足以幹祿，學之則皮傅而止。
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育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
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于家、元間，小學經訓防于清世。
此皆轶出科舉，能自名家，甯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廷所建益甚，故其自為益進也。
今學校，朝廷所設利祿之途，使人苟偷，何學術之望？且主幹學校者，既在官吏，關節盈箧，膏粱之家，終在上第，蜜人或不得望其門。
此為使學術日衰，乃不逮科舉時也。
異昔淩曙賣香，汪绂陶瓦，戴震稗販，汪中傭書，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
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然。
自今以往，上品無寒門，斯風則堕地矣。
方更增悲，無為幸也雲雲。
雖無先生偏激，竊謂今日之為學，倘猶為大學講義或教科書所拘，則與科舉時代為高頭講章所縛，将何以異？故真正之學問，大學講堂不能輕獲，博士碩土不足盡憑也。
應先生曰：太炎所言，乃學之在己耳；而我之所說，蓋另有所指，旨在絕學當繼墜發揚耳。
餘叩之曰：何謂也？應先生曰：我等數人，少年時曾遇蜀之奇才蕭遠，精研《易》理、《陰符》、唐詩、宋詞。
其《易》學遠較杭辛齋為高明，《陰符學》尤詭恢莫測，吾資貿魯鈍，前兩者不能學，而僅傳其唐詩宋詞之皮毛耳。
吾名思遠，乃離蕭師後所改，用以不忘淵源所自之恩耳。
餘頗疑而詢之曰：《易》理多門，流派各異，殊不易言。
《陰符》乃僞書也，豈尚有“學”可傳欤？定公作詩好說《陰符》，如：“我有《陰符》三百字”、“我佩《陰符》亦可陳”、“披衣起注《陰符經》”等，皆是詩人狡猾之虛言，不得從實處以求之也。
前幾年見日本所出《陰符學》一書，謂系從支那傳出，署鬼谷子著，為前法務官、《易》學專攻文學士前島熊吉所譯解。
餘不解日語，而略一翻檢，竟是專談人之指紋者。
而我國未嘗見也。
蕭先生所傳，毋乃是乎？應先生曰：非也，吾雖未得其傳，而卻知其不如是之卑末也。
詩吾嘗得鈔數量頗多之表解，望枉駕來舍，一觀究竟如何？餘随口允之，而心實存疑：夫詩與詞，乃藝術也。
雖有法而實無定法，雲無定法而卻有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焉得以刻闆之公式表解明之，豈不變活為死乎？因特試探之曰：先生以其學與上述數先比較如何？其詩學、詞學，與古之何家最為相近？與近今之陳石遺、朱古微相較又當如何？應先生曰：不能比也，諸家皆是人學，而蕭先生乃天學也，舉世寡雙者，焉得以常情庸理測之哉！竊念倘如先生言，疑惑殊甚。
觀夫草莽江湖之傑，有獨得之秘者，如嚴君平之占蔔，韓伯休之賣藥，甘鳳池之擊技，較諸公為精進者，亦嘗屢見之，不以為奇也。
隐而終顯其文事武功者，如太公塑、諸葛武侯、王景略諸公，史已罕見，今則時移世換，焉得而再！至若隐而不顯、沒世不稱，受王仲任推為希有之鴻儒者，為會稽之周長生，仲任稱“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欤？”仲任是亦重揚子雲、桓君山，而據此語意衡之，是周長生遠超揚、桓二家之上也。
（詳見《論街》之《超奇》、《自紀》等篇）。
又陳子莊則以“博雅宏通之彥，餘六十年來，僅見三人”，即合縣陳恭甫太史壽祺、金溪戴簡恪公敦元、會稽屠筱園先生湘之。
（詳見《庸閑齋筆記》卷二《難博學》條）。
恭甫學人，海内共仰，固不待言；金溪學富，或為官聲所淹，是又當别論。
湘之則為子莊最為傾倒者，尤驚歎其為袁簡齋先生所注骈體，而後世無聞，他著亦未嘗得見。
而我所甚不解者，子莊筆記之付剞劂，系曲園先生所勸而促成，序即曲園所作。
時在同治十三年，曲園年已五十有四，其代表作《諸子評議》、《群經評議》等業已風行二十餘年，學界恒以大師推之。
而子莊何竟視而不見、略而不道何欤？豈别有識見，不肯随聲附和欤？今應先生所尊之蕭先生，豈亦同周長生、層湘之同為不幸之人欤？然有時偶訪鄉鎮間衆所推服為飽學多才或高風亮節之耆宿，稍一叩談，亦不過三家村中學究，或則如《儒林外史》中權勿用之流，甚且不及，可為浩歎，而又不知蕭先生究系何等人也。
迨至假日，應邀而往，見談宋詞者兩厚冊，蠅頭小字，密密麻麻，不及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