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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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
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
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纣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纣以亡國。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
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纣；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亂亡其國。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聰明之聖主，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于是為黨論者惡修，擅語其情狀，至使内侍藍元振上疏言：『範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
斥去未幾，複還京師。
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
以國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
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
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上終不之信也。
此一節恐在修進論前，更詳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歐陽修往河東議廢麟州利害及晉州錢礬事。
六月壬子[4]，參知政事範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
始，範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
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
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
中外思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緻太平。
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
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
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
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為弼撰廢立诏。
飛語上聞。
帝雖不信，而仲淹、弼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适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正傳謂仲淹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
此當時之論，小人謗仲淹及弼，故雲爾。
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
今略加删潤，庶不失事實。
正傳但雲：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漫聞于上，會塞下有警，仲淹因與弼請行邊，于是以仲淹宣撫陝西、河東。
今據弼自叙雲爾。
西界會兵讨呆兒族，亦據弼奏議。
國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
蘇轍《龍州别志》雲：範文正公笃于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
早歲排呂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矯勵過真，公亦不喜也。
自睦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
後以參知政事宣撫陝西。
申公既老居鄭，相遇于途，文正身曆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于是申公欣然相與語終日。
申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
』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
』文公為之愕然。
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
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
予見張公言，乃信之。
按：轍所言未必盡可據，如言『經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
』仲淹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讒謗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
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緣夷簡之言仲淹乃覺也。
魏泰《東軒雜記》亦雲，今并不取。
是月辛醜，右正言、知制诰歐陽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
八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其實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讒謗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
富弼等出使，讒謗益甚，人 多指目介。
介入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诏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
君明臣良，垂榮亡極，何其德之盛也。
朕昃食厲志，庶幾治古。
而承平之敝[5]，澆競相蒙，人務交遊，家為激讦，更相附離，以沽聲譽。
至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
又按察将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
至于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诋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讪上為能，以行怪為美。
自今委中書、禦史采察以聞。
』範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诏不許。
介去太學，《實錄》不記其時，今據尹洙與田況書，雲蔡、石相次補外，因附見十月未，更考也。
慶曆五年正月乙酉，右谏議大夫、參知政事範仲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谏議大夫富弼為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郓州。
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
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
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绌賢臣。
不若且賜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
』上從之。
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還，将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
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傾朝共畏，與仲淹同。
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诏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才見朝廷别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
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绌，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
』明逸疏奏，即降诏罷仲淹、弼。
明逸疏據《墨史》本傳。
仲淹遽上謝表據《記聞》。
然司馬光蓋得之龐籍，恐未可信，更須考詳。
仲淹謝受邠州表，诏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
表章再露，願陳寇敵之機。
疑仲淹再表必是請對，故得象之讒得行也。
王拱辰等劾蘇舜欽 慶曆四年十一月甲子，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并除名勒停；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讨王洙落侍講、檢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
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
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
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纣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纣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纣以亡國。
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
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纣；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亂亡其國。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聰明之聖主，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于是為黨論者惡修，擅語其情狀，至使内侍藍元振上疏言：『範仲淹、歐陽修、尹洙、餘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
斥去未幾，複還京師。
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
以國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
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
使此五六十人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恨報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上終不之信也。
此一節恐在修進論前，更詳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歐陽修往河東議廢麟州利害及晉州錢礬事。
六月壬子[4]，參知政事範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
始，範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
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
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
中外思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緻太平。
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
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
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
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為弼撰廢立诏。
飛語上聞。
帝雖不信，而仲淹、弼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适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正傳謂仲淹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
此當時之論，小人謗仲淹及弼，故雲爾。
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
今略加删潤，庶不失事實。
正傳但雲：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漫聞于上，會塞下有警，仲淹因與弼請行邊，于是以仲淹宣撫陝西、河東。
今據弼自叙雲爾。
西界會兵讨呆兒族，亦據弼奏議。
國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
蘇轍《龍州别志》雲：範文正公笃于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
早歲排呂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矯勵過真，公亦不喜也。
自睦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
後以參知政事宣撫陝西。
申公既老居鄭，相遇于途，文正身曆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于是申公欣然相與語終日。
申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
』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
』文公為之愕然。
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
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
予見張公言，乃信之。
按：轍所言未必盡可據，如言『經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
』仲淹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讒謗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
其出使，故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緣夷簡之言仲淹乃覺也。
魏泰《東軒雜記》亦雲，今并不取。
是月辛醜，右正言、知制诰歐陽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
八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其實弼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讒謗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
富弼等出使，讒謗益甚，人 多指目介。
介入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诏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
君明臣良，垂榮亡極，何其德之盛也。
朕昃食厲志，庶幾治古。
而承平之敝[5]，澆競相蒙，人務交遊，家為激讦，更相附離，以沽聲譽。
至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
又按察将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
至于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诋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讪上為能，以行怪為美。
自今委中書、禦史采察以聞。
』範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诏不許。
介去太學，《實錄》不記其時，今據尹洙與田況書，雲蔡、石相次補外，因附見十月未，更考也。
慶曆五年正月乙酉，右谏議大夫、參知政事範仲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谏議大夫富弼為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郓州。
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
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
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绌賢臣。
不若且賜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
』上從之。
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還，将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
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傾朝共畏，與仲淹同。
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诏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才見朝廷别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
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绌，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
』明逸疏奏，即降诏罷仲淹、弼。
明逸疏據《墨史》本傳。
仲淹遽上謝表據《記聞》。
然司馬光蓋得之龐籍，恐未可信，更須考詳。
仲淹謝受邠州表，诏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
表章再露，願陳寇敵之機。
疑仲淹再表必是請對，故得象之讒得行也。
王拱辰等劾蘇舜欽 慶曆四年十一月甲子，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并除名勒停；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讨王洙落侍講、檢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