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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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皇帝
富範條奏十事本末
慶曆三年三月，上令内侍宣谕韓琦、範仲淹、龐籍等：『候邊事稍甯，當用卿等在兩地。
已诏中書劄記。
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
』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
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僞未可知。
願盡力塞下，不敢拟它人為代。
』 四月甲辰，以陝西四路馬軍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讨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谏議大夫韓琦、範仲淹并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戬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讨安撫等使，駐軍泾州。
琦、仲淹凡五言，不許，乃就道。
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伏聞近降勅命，韓琦、範仲淹并授樞密副使。
仰認聖意，隻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則太平不難緻矣。
』又曰：『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
一名召來使處于内，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
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
内外協濟，無善于此。
如聞韓琦、範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是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七月丁醜，以樞密副使、右谏議大夫範仲淹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谏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
先是，谏官歐陽修、餘靖、蔡襄鹹言：『參知政事王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範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
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
』舉正亦自求罷，遂罷為禮部侍郎、知許州，以仲淹代之。
仲淹曰：『執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弼直攜诰命納于帝前，亦不拜（弼辭樞密詳見《富弼》）。
甲申，以範仲淹為陝西安撫使。
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疊出行邊。
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師，第先移文陝西雲。
八月丁未，以樞密副使、右谏議大夫範仲淹複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谏議大夫富弼複為樞密副使。
癸醜，樞密副使、右谏議大夫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先是，範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逾月皆未行。
琦言于上曰：『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事可矣。
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盜邊。
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
中師宿舊大臣，無勞往也。
』乃诏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範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
數令條奏當世急務。
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
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上再賜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
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
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
』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于前。
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
官壅于下，民困于外。
外裔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
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
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幸，三曰精貢舉，四曰選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 仲淹正傳删取十事，太略。
又改《覃恩信》為第八，《重命令》為第九[1]，《減徭役》為第十。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行，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耳。
十事據仲淹正傳及政府奏議，其附傳并《實錄》皆無之。
《實錄》于十日丙子，載仲淹、弼答手诏條上七事，其四曰《擇官長》，即附見丙午。
又壬戌日載曆勘年限，蓋其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癸未，載試館職法；丁亥，載任子法。
二事皆其二曰《抑僥幸》也。
壬子載均公田，乃第五議。
又明年三月乙亥，載貢舉新制，實十事之三。
其八曰《減徭役》，見五月己醜。
餘六、七、九、十并未詳。
十月，谏官歐陽修言：『臣伏聞範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
臣聞自古帝王緻治，須待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
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
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
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其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
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皆已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
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诏，督責丁甯，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
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
天下之人延首拭目[2]，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3]，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系此一時。
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張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憂國同心，必不相忌。
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
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葉力。
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
伏望陛下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 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
慶曆四年四月，《朋黨論》（見《富範等以朋黨見讒》）。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已自陝西還，參知政事範仲淹并對于崇政殿，上四策（見《經略西夏》）。
是日，琦與仲淹指陳于上前，數刻乃罷。
六月，琦、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富範等以朋黨見讒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範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
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
苟明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複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範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谏官。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奸之不易。
奸，蓋斥夏竦也。
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
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
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
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财也。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僞也。
及其見利而争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僞也。
已诏中書劄記。
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
』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
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僞未可知。
願盡力塞下，不敢拟它人為代。
』 四月甲辰，以陝西四路馬軍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讨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谏議大夫韓琦、範仲淹并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戬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讨安撫等使，駐軍泾州。
琦、仲淹凡五言，不許，乃就道。
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伏聞近降勅命，韓琦、範仲淹并授樞密副使。
仰認聖意，隻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則太平不難緻矣。
』又曰：『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
一名召來使處于内，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
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
内外協濟，無善于此。
如聞韓琦、範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是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七月丁醜，以樞密副使、右谏議大夫範仲淹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谏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
先是，谏官歐陽修、餘靖、蔡襄鹹言：『參知政事王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範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
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
』舉正亦自求罷，遂罷為禮部侍郎、知許州，以仲淹代之。
仲淹曰：『執政可由谏官而得乎?』固辭不拜。
弼直攜诰命納于帝前，亦不拜（弼辭樞密詳見《富弼》）。
甲申，以範仲淹為陝西安撫使。
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疊出行邊。
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師，第先移文陝西雲。
八月丁未，以樞密副使、右谏議大夫範仲淹複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谏議大夫富弼複為樞密副使。
癸醜，樞密副使、右谏議大夫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先是，範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逾月皆未行。
琦言于上曰：『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事可矣。
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盜邊。
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
中師宿舊大臣，無勞往也。
』乃诏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
九月丁卯，上既擢任範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
數令條奏當世急務。
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
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
』上再賜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
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
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
』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于前。
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
官壅于下，民困于外。
外裔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
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
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幸，三曰精貢舉，四曰選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 仲淹正傳删取十事，太略。
又改《覃恩信》為第八，《重命令》為第九[1]，《減徭役》為第十。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行，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耳。
十事據仲淹正傳及政府奏議，其附傳并《實錄》皆無之。
《實錄》于十日丙子，載仲淹、弼答手诏條上七事，其四曰《擇官長》，即附見丙午。
又壬戌日載曆勘年限，蓋其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癸未，載試館職法；丁亥，載任子法。
二事皆其二曰《抑僥幸》也。
壬子載均公田，乃第五議。
又明年三月乙亥，載貢舉新制，實十事之三。
其八曰《減徭役》，見五月己醜。
餘六、七、九、十并未詳。
十月，谏官歐陽修言：『臣伏聞範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
臣聞自古帝王緻治，須待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
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
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
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其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
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皆已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
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诏，督責丁甯，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
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
天下之人延首拭目[2]，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3]，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系此一時。
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張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憂國同心，必不相忌。
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
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
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葉力。
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
伏望陛下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 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
慶曆四年四月，《朋黨論》（見《富範等以朋黨見讒》）。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已自陝西還，參知政事範仲淹并對于崇政殿，上四策（見《經略西夏》）。
是日，琦與仲淹指陳于上前，數刻乃罷。
六月，琦、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富範等以朋黨見讒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範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
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
苟明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複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範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谏官。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奸之不易。
奸，蓋斥夏竦也。
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
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
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
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财也。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僞也。
及其見利而争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
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