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滿洲貴族重新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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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發布變法诏令之後，那個同天津彙豐銀行前任買辦吳調卿攪在一起的端方，被賞給三品内務府大臣的職位，并兼任農工商總局監督。
然而，不久以後，康有為垮台了，其黨徒被送上了斷頭台。
但端方倒一點也不狼狽，這位公子哥詭計多端、厚顔無恥——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利用約翰遜博士稱之為惡棍最後逃避所的“愛國主義”大做文章。
實際上，康有為剛一倒台，已故皇太後重掌政柄時，端方就以中文白話寫了一首愛國歌——肉麻地頌揚已故皇太後及其輝煌政績。
由此，他得以擺脫了與康黨及其雅各賓主義之幹系的嚴重後果。
但盡管如此，對于這個破了産的、以愛國主義作為最後逃避所的滿洲貴族來說，北京已是無法容身。
他打通關節，得以外放，成為陝西按察使，不久又升為陝西布政使。
拳民亂起時，他遷為代理陝西巡撫。
起初，謠言紛紛，傳說義和團已經得手，并消滅了海軍上将西摩爾率領的海軍增援部隊。
陝西的端方便興高采烈地給已故湖廣總督張之洞發來一封電報，勸他炸毀漢口和所有長江的通商口岸，以切斷來自上海外國人及其軍艦上的一切給養。
張之洞不得不回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告誡這位以愛國自居的年輕的滿人巡撫說，形勢嚴峻，萬萬不得有此種兒戲之舉，讓他最好還是維持好本省的秩序。
一向乖巧的端方幡然悔悟，他立即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不僅竭力保護陝西境内的傳教士，而且對他們極盡谄媚讨好之能事。
“從陝西巡撫遷為湖北巡撫後，端方感到愛國主義并非生财庚途”。
于是又抛棄愛國主義，選擇更好的賺錢之道——與外國人交朋友，特别是與那些有利可圖的重要人物拉關系。
不過，他有時候也與那些無業的、把對中國的友誼作為最後避難所的外國人交往。
這些外國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并欣賞這位滿洲破落貴族那種驕橫淩人和放肆的戲谑與嘲弄，因為他是個總督。
我順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滿洲高級官員中惟一一個言談舉止最無教養，令人讨厭的人。
已故的張之洞總督就極其憎惡此人。
記得在武昌的時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蕩蕩的步态，咬牙切齒地說：“這個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撫！”話扯遠了，然而，端方也常常發現自己吃了虧，他同後一種外國人交往經常是一無所獲，我說的後一種外國人，指的是那些無業的洋佬。
事實上，德賴登談論白金漢公爵的那些話，也同樣适用于端方及其外國朋友： 傻瓜騙他、他知情為時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卻騙走他的财産。
無論怎麼說，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并不傻的外國朋友——那些精明的美國人，則迎合他的癖好，諸如愛好搜集中國和埃及古董之類，甚至于用黃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勵他。
而當端方有話可以戲弄他們的時候，那些精明的美國朋友和其他洋朋友們，已經是大筆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經搞到了一筆中國的國家賠款。
我不必再談端方的官宦生涯了。
誰都知道，他通過炫耀與外國人的友誼，受命到歐美各國考察憲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
對于端方來說，無論是考察憲政，還是與洋人交好，都不是目的，而隻是投機的手段。
這時，他盯住的是兩江總督的職位。
果然，他考察歸來便如願如償。
當上兩江總督後，端方像羅斯伯裡勳爵一樣，又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意味着好大喜功、一事無成，如約瑟夫·色菲斯（JoephSurface）大談高尚優美的情操一樣，在私生活上卻揮金如土。
正是這種空洞的“帝國主義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别學校，專門教育那些出生在爪哇和其他荷屬殖民地的中國男孩。
同樣是出于這種空洞、虛幻和無良心的帝國主義，端方在他所統轄的人民餓死或幾乎要餓死的時候，竟然設計建造了一個優美的公園，它的獸囿裡有兩頭小獅子——所有這些幾乎花了一百萬兩銀子！事實上，端方自打成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員，到如今當上大權在握、關系到數百萬人民生命财産的總督，他始終依然故我，從來忘不了也改不掉了那揮霍錢财的特有技能。
早年他破落敗家，今日則将其統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蘇、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氣大喪，瀕臨崩潰的邊緣。
上海的中國士大夫文人給他取了一個外号，稱之為“債帥”。
他們還把《上海周刊》送給我們上海的榮譽市民福開森博士的戲稱，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應變有方”。
不錯，已故的張之洞也濫用公款，但他本人的生活卻很清廉。
環視整個中國，沒有一個總督衙門像張之洞當總督時的武昌（湖廣）總督衙門那麼破爛，待遇那麼差。
在此，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所有這些在張之洞手下當差的人，都同我們的首領一樣清廉．我在武昌的老友和同僚梁敦彥，現在的外務部尚書，後來他被迫接待盛宣懷，即那個後來的督辦鐵路大臣，當那個李鴻章寡頭政治集團裡面最富有的成員的造訪，他不得不把一條家用的紅毯子扔過去，以蓋住客廳裡那個破爛坍塌的土炕——即中國人的沙發。
但是，滿人端方以及在他手下當差的人卻與此截然不同。
他們濫花公款，為的是所謂的“帝國主義”。
他們以為自己過奢華的生活是責無旁貸，以便激勵和帶動他人（pourencourqcerlesautres）。
出于一種帝國主義的夢想，端方盼望把中華民族搞得富裕繁榮起來，他認為最好的途徑，莫過于身先士卒，帶個好頭，無論想什麼辦法，先把自己變成豪華富翁再說。
實際上，已故的張之洞大人，正如我們已說明的，他揭橥一個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腳的理論，以為中國人就個人來說，必須嚴守儒家原則，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儒門君子，而中華民族——整個中國則必須抛棄儒家原則，去變成食肉野獸；而端方，及其像他一樣的中國人，則揭橥更為莫名其妙的理論：認為中華民族必須堅守儒家原則，同時民族中的個人則不妨抛棄這一原則，見機撈它一大把，以赢得那“不沾灰塵的手掌”——在喪失天良的生活中獲得成功。
一句話，在現時代，一個自稱帝國主義者的人，像英國的羅斯伯裡和中國的滿人端方，就如同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菲麗亞（Ophelia）所說的那個牧師一樣： 他指給别人一條險峻多刺的天堂之路， 自己卻像一個無所顧忌的放蕩人物。
踏上櫻草嬉戲的快樂小徑， 對自己給予他人的忠告滿不在乎。
下面，我們來做一個綜述。
端方是一個徹底喪失了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滿洲貴族。
兩年前，我在北京時，曾聽他的一個幕僚對已故張之洞說：如果政府舉行一場考試，設獎考一考中國的督撫之中誰沒有良心，那麼端方總督必得頭獎。
年老的張之洞極為痛楚地苦笑了一下，點頭表示同意。
實際上，近來，無良心的端方對于中國官場風氣的敗壞，比任何一個高級官員都嚴重——除了袁世凱之外。
說句公道話，端方比起袁世凱來，還是要強得多。
在血液裡，他畢竟有或者說曾經有過英雄主義和高貴昂格，而暴發戶袁世凱除了貪婪、伶俐和狡詐之外，實在一無所有。
他那種狡詐，卡萊爾稱之為“狐狸之智”，一種缺少優雅成分的智識，或者說是被欲念強化的常識。
就端方而言，他身上那種滿族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毀壞，使他感到痛苦，就像羅斯伯裡患下可怕的“失眠症”一樣。
相反，那些骨子裡卑鄙無恥的人，如袁世凱，他們那無良心的、乃至于荒淫無度的生活，隻能使他們變得越來越肥。
其實，端方這種人，在本質上還不算卑鄙無恥，隻是道德品質被其輕率任性和固執的自我放縱削弱和毀壞了。
——這種人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大的危害在于，他們身居高位以後，那些寄生蟲，國内的那些邪惡分子便蜂擁而至，聚集到他的周圍，像一塊臭肉上的螞蟻或杆菌，不僅損害這些虛弱者自身的身體，而且危及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道德命脈和物質命脈。
最近當端方離開南京北上時，一個中國學者兼詩人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一首諷刺詩，極為辛辣，其中有一句是：“狐鼠都來穴建康”（所有肮髒的動物，如狐狸、老鼠，都來這裡搭窩造巢）。
簡而言之，像中國的端方和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這種人，其最大危害在于，當他們成為首相或總督時，正如德賴登對白金漢公爵的描寫那樣： 揮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無事不賞，隻有棄他一事除外。
孔子說：“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這就是孔子對于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和中國的滿人端方這種人、這種自稱為帝國主義者的現代型新人所作的描繪。
在本文的開篇，我曾對滿洲貴族及其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說過許多贊賞和表揚的話，人們可能會因此認為我著此文乃是利害攸關，偏愛使然。
其實，我贊賞和要表揚的，乃是中國滿洲貴族至今依然的那種良好的質地和高貴的氣質。
不過，我必須指出，中國滿洲貴族目前的實際狀況，确實離值得贊揚還差得很遠。
跟英國貴族一樣，滿洲貴族最初是個軍事部族。
明朝末年，中國複興時代偉大的愛國皇帝——我指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後人經過苦戰，終于将蒙古遊牧民族趕出中國，恢複了尚武精神和高貴品質，即古代中國的豪俠之風——後來，大約三百年前，中國的統治階級又一次退化了，喪失了其高貴品質，無法保衛中國文明。
當時，未退化的中國人，隻有生活在白雪覆蓋的深山中的那些女真部族——他們最初僅有二十八甲——因此，他們不得不進入中國本土，來指導和協助中國統治階級，照管好中國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物質福利，并保衛中國文明。
簡而言之，中國現有的滿洲貴族，最初是一個軍事部族，後來成為了整個國家的核心和潛移默化的内在力量，它激勵、改善并形成了中國的新統治階級。
然而，跟英國的不列颠貴族一樣，中國的滿洲貴族打敗了漢人，赢得并重建了中華大帝國。
此後，他們逐漸地不把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帝國視作人民托付給他們照管的神聖之物了，而隻把它看作祖宗的遺産或既得利益，認為有特權享用，而沒有任何責任。
因此一味地花天酒地、以為可推動勞工階級的利益促進商業繁榮。
有個真實的故事，講一個無知無識、頗有來頭的滿族高級官員，太平天國暴亂前受任為兩廣總督。
這位出身名門的滿洲貴族，把全部時間都用來搜集和玩賞玻璃器皿和鼻煙壺上，當有人規勸他要他好好盡，一個總督責任的時候，他說：“我的責任！笑話！哎，難道你不知道我們滿人受聖上的鴻恩被派來當總督，不是來辦什麼事，而是來享福的？”可惜，我們中國沒有像法國格拉蒙特公爵的回憶錄和英國最近出版的卡狄根夫人回憶錄這樣的書，将太平天國前中國上
然而，不久以後，康有為垮台了，其黨徒被送上了斷頭台。
但端方倒一點也不狼狽，這位公子哥詭計多端、厚顔無恥——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利用約翰遜博士稱之為惡棍最後逃避所的“愛國主義”大做文章。
實際上，康有為剛一倒台，已故皇太後重掌政柄時，端方就以中文白話寫了一首愛國歌——肉麻地頌揚已故皇太後及其輝煌政績。
由此，他得以擺脫了與康黨及其雅各賓主義之幹系的嚴重後果。
但盡管如此，對于這個破了産的、以愛國主義作為最後逃避所的滿洲貴族來說，北京已是無法容身。
他打通關節，得以外放，成為陝西按察使，不久又升為陝西布政使。
拳民亂起時，他遷為代理陝西巡撫。
起初，謠言紛紛，傳說義和團已經得手，并消滅了海軍上将西摩爾率領的海軍增援部隊。
陝西的端方便興高采烈地給已故湖廣總督張之洞發來一封電報，勸他炸毀漢口和所有長江的通商口岸，以切斷來自上海外國人及其軍艦上的一切給養。
張之洞不得不回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告誡這位以愛國自居的年輕的滿人巡撫說，形勢嚴峻，萬萬不得有此種兒戲之舉，讓他最好還是維持好本省的秩序。
一向乖巧的端方幡然悔悟，他立即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不僅竭力保護陝西境内的傳教士，而且對他們極盡谄媚讨好之能事。
“從陝西巡撫遷為湖北巡撫後，端方感到愛國主義并非生财庚途”。
于是又抛棄愛國主義，選擇更好的賺錢之道——與外國人交朋友，特别是與那些有利可圖的重要人物拉關系。
不過，他有時候也與那些無業的、把對中國的友誼作為最後避難所的外國人交往。
這些外國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并欣賞這位滿洲破落貴族那種驕橫淩人和放肆的戲谑與嘲弄，因為他是個總督。
我順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滿洲高級官員中惟一一個言談舉止最無教養，令人讨厭的人。
已故的張之洞總督就極其憎惡此人。
記得在武昌的時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蕩蕩的步态，咬牙切齒地說：“這個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撫！”話扯遠了，然而，端方也常常發現自己吃了虧，他同後一種外國人交往經常是一無所獲，我說的後一種外國人，指的是那些無業的洋佬。
事實上，德賴登談論白金漢公爵的那些話，也同樣适用于端方及其外國朋友： 傻瓜騙他、他知情為時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卻騙走他的财産。
無論怎麼說，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并不傻的外國朋友——那些精明的美國人，則迎合他的癖好，諸如愛好搜集中國和埃及古董之類，甚至于用黃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勵他。
而當端方有話可以戲弄他們的時候，那些精明的美國朋友和其他洋朋友們，已經是大筆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經搞到了一筆中國的國家賠款。
我不必再談端方的官宦生涯了。
誰都知道，他通過炫耀與外國人的友誼，受命到歐美各國考察憲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
對于端方來說，無論是考察憲政，還是與洋人交好，都不是目的，而隻是投機的手段。
這時，他盯住的是兩江總督的職位。
果然，他考察歸來便如願如償。
當上兩江總督後，端方像羅斯伯裡勳爵一樣，又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意味着好大喜功、一事無成，如約瑟夫·色菲斯（JoephSurface）大談高尚優美的情操一樣，在私生活上卻揮金如土。
正是這種空洞的“帝國主義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别學校，專門教育那些出生在爪哇和其他荷屬殖民地的中國男孩。
同樣是出于這種空洞、虛幻和無良心的帝國主義，端方在他所統轄的人民餓死或幾乎要餓死的時候，竟然設計建造了一個優美的公園，它的獸囿裡有兩頭小獅子——所有這些幾乎花了一百萬兩銀子！事實上，端方自打成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員，到如今當上大權在握、關系到數百萬人民生命财産的總督，他始終依然故我，從來忘不了也改不掉了那揮霍錢财的特有技能。
早年他破落敗家，今日則将其統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蘇、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氣大喪，瀕臨崩潰的邊緣。
上海的中國士大夫文人給他取了一個外号，稱之為“債帥”。
他們還把《上海周刊》送給我們上海的榮譽市民福開森博士的戲稱，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應變有方”。
不錯，已故的張之洞也濫用公款，但他本人的生活卻很清廉。
環視整個中國，沒有一個總督衙門像張之洞當總督時的武昌（湖廣）總督衙門那麼破爛，待遇那麼差。
在此，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所有這些在張之洞手下當差的人，都同我們的首領一樣清廉．我在武昌的老友和同僚梁敦彥，現在的外務部尚書，後來他被迫接待盛宣懷，即那個後來的督辦鐵路大臣，當那個李鴻章寡頭政治集團裡面最富有的成員的造訪，他不得不把一條家用的紅毯子扔過去，以蓋住客廳裡那個破爛坍塌的土炕——即中國人的沙發。
但是，滿人端方以及在他手下當差的人卻與此截然不同。
他們濫花公款，為的是所謂的“帝國主義”。
他們以為自己過奢華的生活是責無旁貸，以便激勵和帶動他人（pourencourqcerlesautres）。
出于一種帝國主義的夢想，端方盼望把中華民族搞得富裕繁榮起來，他認為最好的途徑，莫過于身先士卒，帶個好頭，無論想什麼辦法，先把自己變成豪華富翁再說。
實際上，已故的張之洞大人，正如我們已說明的，他揭橥一個莫名其妙的站不住腳的理論，以為中國人就個人來說，必須嚴守儒家原則，努力去做一名真正的儒門君子，而中華民族——整個中國則必須抛棄儒家原則，去變成食肉野獸；而端方，及其像他一樣的中國人，則揭橥更為莫名其妙的理論：認為中華民族必須堅守儒家原則，同時民族中的個人則不妨抛棄這一原則，見機撈它一大把，以赢得那“不沾灰塵的手掌”——在喪失天良的生活中獲得成功。
一句話，在現時代，一個自稱帝國主義者的人，像英國的羅斯伯裡和中國的滿人端方，就如同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菲麗亞（Ophelia）所說的那個牧師一樣： 他指給别人一條險峻多刺的天堂之路， 自己卻像一個無所顧忌的放蕩人物。
踏上櫻草嬉戲的快樂小徑， 對自己給予他人的忠告滿不在乎。
下面，我們來做一個綜述。
端方是一個徹底喪失了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滿洲貴族。
兩年前，我在北京時，曾聽他的一個幕僚對已故張之洞說：如果政府舉行一場考試，設獎考一考中國的督撫之中誰沒有良心，那麼端方總督必得頭獎。
年老的張之洞極為痛楚地苦笑了一下，點頭表示同意。
實際上，近來，無良心的端方對于中國官場風氣的敗壞，比任何一個高級官員都嚴重——除了袁世凱之外。
說句公道話，端方比起袁世凱來，還是要強得多。
在血液裡，他畢竟有或者說曾經有過英雄主義和高貴昂格，而暴發戶袁世凱除了貪婪、伶俐和狡詐之外，實在一無所有。
他那種狡詐，卡萊爾稱之為“狐狸之智”，一種缺少優雅成分的智識，或者說是被欲念強化的常識。
就端方而言，他身上那種滿族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毀壞，使他感到痛苦，就像羅斯伯裡患下可怕的“失眠症”一樣。
相反，那些骨子裡卑鄙無恥的人，如袁世凱，他們那無良心的、乃至于荒淫無度的生活，隻能使他們變得越來越肥。
其實，端方這種人，在本質上還不算卑鄙無恥，隻是道德品質被其輕率任性和固執的自我放縱削弱和毀壞了。
——這種人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大的危害在于，他們身居高位以後，那些寄生蟲，國内的那些邪惡分子便蜂擁而至，聚集到他的周圍，像一塊臭肉上的螞蟻或杆菌，不僅損害這些虛弱者自身的身體，而且危及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道德命脈和物質命脈。
最近當端方離開南京北上時，一個中國學者兼詩人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一首諷刺詩，極為辛辣，其中有一句是：“狐鼠都來穴建康”（所有肮髒的動物，如狐狸、老鼠，都來這裡搭窩造巢）。
簡而言之，像中國的端方和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這種人，其最大危害在于，當他們成為首相或總督時，正如德賴登對白金漢公爵的描寫那樣： 揮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無事不賞，隻有棄他一事除外。
孔子說：“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這就是孔子對于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和中國的滿人端方這種人、這種自稱為帝國主義者的現代型新人所作的描繪。
在本文的開篇，我曾對滿洲貴族及其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說過許多贊賞和表揚的話，人們可能會因此認為我著此文乃是利害攸關，偏愛使然。
其實，我贊賞和要表揚的，乃是中國滿洲貴族至今依然的那種良好的質地和高貴的氣質。
不過，我必須指出，中國滿洲貴族目前的實際狀況，确實離值得贊揚還差得很遠。
跟英國貴族一樣，滿洲貴族最初是個軍事部族。
明朝末年，中國複興時代偉大的愛國皇帝——我指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他的後人經過苦戰，終于将蒙古遊牧民族趕出中國，恢複了尚武精神和高貴品質，即古代中國的豪俠之風——後來，大約三百年前，中國的統治階級又一次退化了，喪失了其高貴品質，無法保衛中國文明。
當時，未退化的中國人，隻有生活在白雪覆蓋的深山中的那些女真部族——他們最初僅有二十八甲——因此，他們不得不進入中國本土，來指導和協助中國統治階級，照管好中國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物質福利，并保衛中國文明。
簡而言之，中國現有的滿洲貴族，最初是一個軍事部族，後來成為了整個國家的核心和潛移默化的内在力量，它激勵、改善并形成了中國的新統治階級。
然而，跟英國的不列颠貴族一樣，中國的滿洲貴族打敗了漢人，赢得并重建了中華大帝國。
此後，他們逐漸地不把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帝國視作人民托付給他們照管的神聖之物了，而隻把它看作祖宗的遺産或既得利益，認為有特權享用，而沒有任何責任。
因此一味地花天酒地、以為可推動勞工階級的利益促進商業繁榮。
有個真實的故事，講一個無知無識、頗有來頭的滿族高級官員，太平天國暴亂前受任為兩廣總督。
這位出身名門的滿洲貴族，把全部時間都用來搜集和玩賞玻璃器皿和鼻煙壺上，當有人規勸他要他好好盡，一個總督責任的時候，他說：“我的責任！笑話！哎，難道你不知道我們滿人受聖上的鴻恩被派來當總督，不是來辦什麼事，而是來享福的？”可惜，我們中國沒有像法國格拉蒙特公爵的回憶錄和英國最近出版的卡狄根夫人回憶錄這樣的書，将太平天國前中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