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滿洲貴族重新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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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社會的腐敗情形如實記述下來，傳之于世。
不過，我們中國有一部著名小說叫《紅樓夢》。
據可靠說法，書中内容是以純粹的事實為根據的——它的故事原型是一個名叫明珠的滿洲大貴族家族的興衰。
這種大家族生活型态的衰落，乃由和珅的垮台所緻。
和珅是乾隆朝權勢顯赫的政治家，以貪婪著稱。
後來被乾隆的繼位者嘉慶皇帝給殺掉了，但《紅樓夢》在寫作手法和風格上與《金瓶梅》不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小說。
它描寫了明朝末年的社會狀況，比左拉的任何一部小說都更有力度。
《紅樓夢》所描寫的是沒有高尚理想的社會生活；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除了吃、喝、穿戴、互相調情之外，沒有一點正經事情——所有這一切，都隻是略施淡墨，描個輪廓而已：那些違反了第七條戒律（指基督教中上帝予摩西“十誡”中的第七條，即“不可奸淫”）的無味細節，隻是一筆帶過，并未大加渲染。
不過，《紅樓夢》盡管算不上是寫實主義小說，但它所反映的滿洲貴族中上層人物堕落的程度已經很是驚人了。
從小說裡所描寫的一件小事便可見一斑。
書中的角色之一（焦大）在談及這個滿洲貴族大家族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整個王府内外，也隻有府前那兩隻石獅子是幹淨的了。
” 的确，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前，正如我在本文開頭所說過的，由于丢掉了尚武精神和高貴品質，丢失了高尚理想，結果，堕落了的滿洲貴族，無法給予國民所期望的高貴引導——正是這一切，造成了卑鄙無恥的浪費性消費，最終招緻了那場太平天國大叛亂的災難和激變。
如果說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前，中國的滿洲貴族實在犯下了大罪，那麼，他們在太平天國叛亂中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那些頭紮紅巾的狂熱的叛亂分子，突如其來、氣勢洶洶地殺入那些無憂無慮、盡情享福、腐化堕落、享有各種特權的滿洲顯貴駐防的城市。
正如那位希伯萊預言家所說的：“地獄已因此自動擴大，并張開了它那無邊無涯的大嘴，他們的盛名，他們的民衆，他們的榮耀，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落入那張巨嘴之中。
”事實上，太平天國叛亂剛剛爆發的，時候，駐防在不同城市的許多滿族顯貴，幾乎全部喪命：老人青年、男孩、婦女、女孩、嬰兒——統統被狂怒的太平軍趕盡殺絕。
所有滿人和站在滿人一邊的漢人，都被稱之為“妖”或“閻羅”，必須加以斬殺。
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統治權，也從滿洲貴族手中落入到中産階級儒生手裡。
由于喪失了在國家政治中的主動權，中國的滿洲貴族便無力發揮他們在社會組織或社會秩序中的應有作用——激勵和引導中國人民去過一種高尚的國民生活。
既然無力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麼他們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簡而言之，如不列颠貴族組成了英國上議院一樣，享有特權的中國滿洲貴族也構成了一個異乎尋常的中國“上議院”。
因此，除非從外部來人，或從他們内部出現強有力的成員，着手改造滿洲貴族，給其體内注入新的生命力，我們中國的“上議院”，猶如英國的上議院一樣，将不得不被廢除。
但緊接着，我們就會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我們按照中國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打算做的那樣，學英國的激進黨和社會主義者，把上議院解散——那麼我們就會喪失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國家便會失去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集結點與重振的依托。
眼下，馬修·阿諾德對他那個時代英國貴族的看法，用在中國的滿洲貴族身上也是合适的。
他說：“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還有人像我們上流社會一般英國人這樣，對于世界的現實變化如此的無知、遲鈍，糊裡糊塗。
他既無思想，也沒有我們中産階級的那種嚴肅認真态度。
正如我常說的，這種嚴肅認真态度，可能是本階級得以拯救的偉大力量。
唉，當聽到貴族階級中一個年輕富豪興緻勃發，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态度對财富和物質享受大唱贊歌時，我們勤勞的中産階級中人，即便庸俗透頂，以其良心所在，也會吓得倒退幾步。
” 說起我們的滿洲貴族缺乏智識，任何一個與北京漢人稱之的滿族大爺的人因公打過交道者，都能告訴你這麼一個頭戴藍頂子或紅頂子的白癡，他會毫無理由地與你辯論不休，糾纏沒完，“而根本不懂什麼叫交涉或辯論，一直到你覺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氣瘋，被迫犯下謀殺之罪，因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個面無血色、兩眼無神、絮絮叨叨的白癡給憋死”。
不過，目前在中國，滿洲貴族最大的缺點，還在于他們缺乏嚴肅認真的态度。
現任攝政王是個例外，在我看來，他倒是有點過于嚴肅認真的毛病。
我在北京見過的大多數滿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們不僅沒有意識到當今國事的嚴重，也沒有意識到在國家财産方面他們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險性。
正如拿破侖說起上個世紀的法國頑固派那樣，現在中國的滿洲貴族自太平天國叛亂以來，甚至于義和團災變之後，雖然吃盡了苦頭，卻絲毫也沒有接受教訓。
他們所剩下的惟一一樣東西就是驕傲——那種門第高貴、身無分文的蘇格蘭少女的驕傲。
當然，我以上所說也有許多例外。
目前的滿洲貴族中，像鐵良等人，便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中國的滿洲貴族最傑出的道德品質，那種或許可以拯救自身的偉大力量——是他們的純樸和耿直（gui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滿人雖然有許多缺點，但仍然是一個不狡詐的民族，一個具有偉大的質樸心靈的民族，其結果是生活簡樸，清風可操。
現任外務部侍郎聯芳曾留學法國，在李鴻章手下供職多年。
他本有機會像李鴻章手下的“暴發戶”們那樣大撈一把——然而現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國留過洋的人當中最貧寒最清廉的一個了。
還有一個錫良，即現在的東三省總督。
他是從小知縣做起，最後升任大總督的。
其生活也很清寒，是個廉潔的人。
說實話，要是不怕把這篇文章寫得太長，我本可以再舉出官場内外我所認識的許多滿人貴族的名字，他們心地質樸，舉止優雅，并有法國人所謂“發自内心的得體的禮貌”（1apoutesseducoeur）。
他們都是真正的君予一旦知道怎麼辦，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盡職盡責，一旦聽到召喚便不惜為了君國的榮譽獻出生命。
在此，我還想再提一下滿洲婦女，特别是較為貧寒的滿洲家庭裡的那些婦女，她們靠朝廷補貼的微薄俸銀為生，自己過着克己、半饑半飽的生活，像奴隸一樣做苦工，努力成為一個賢淑之婦，去盡自己對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責任。
總而言之，公平合理地觀察中國目前的種種混亂和頹敗狀況，我必須指出，那種最好的材料，憑借它可以産生出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種真正的新中國的最好材料——将仍然要在中國的滿洲貴族中去找。
的确，正如馬修·阿諾德所說的，處在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擴展新時代，所有習慣于墨守陳規，對事物的變遷流轉、對一切人類制度不可避免的暫時性缺乏認識的貴族，都是最容易陷入不知所措、無可奈何的困境之中的，實際上，在“開放”的新時代，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
不幸得很，中國的滿洲貴族，跟所有的貴族一樣厭惡智識修養，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
話又說回來，雖說滿洲貴族沒有思想和不懂得思想，他們卻有其某種可貴的東西，如沒有這種東西不僅一種新的好的事物秩序，甚至舊秩序，舊秩序中的最佳之物，中國文明中的精華也勢必遭到破壞和毀滅。
一言以蔽之，滿洲貴族有“氣節”。
這種道德品質在中國的任何階級中，至少在我們庸俗的中産階級儒生中是不易找到的。
中國的儒生，我們庸俗的中産階級，在此我可以指出，除了少數幾個人例外，如現任兩江總督，福州海戰中的主角張佩倫的侄兒，他雖然還年輕，難以成為牛津運動的實際成員，卻是一個受到過牛津運動精神熏陶的人——目前中國儒生的庸俗與醜惡的特征，從上海的中文報紙上随處可見，順便補充一句，他們在張園的“各種表演”就更為庸俗不堪了。
這些儒生已經是徹底喪失了道德，除了虛榮和狂妄之外，毫無品行可言。
而中國的民衆，即辛勤工作的階層，的确，他們的道德至今也沒有受到太大損害。
但中國的民衆沒有政權，慶幸的是他們目前還沒有掌權，因為在中國，民衆的真實偉大的道德力量盡管強大，卻是一種粗陋、殘暴的力量，它沒有滿洲貴族道德力量的高尚與優雅。
因此，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于維護它的“否決”權，正如在太平天國叛亂和義和團暴亂中一樣——那種否決權隻能成為一種可怕的破壞力量。
簡而言之，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個新中國賴以建立的惟一基礎和基石，是滿洲貴族。
但正如我所說過的，滿洲貴族，這個中國的“上議院”必須革新。
不僅中國，還有英格蘭，目前亟需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貴族。
中國的滿洲貴族，正如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時代的英國貴族一樣，我以為直到今天，他們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
不過，滿洲貴族缺乏一個領袖——一個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來領導他們。
我們的滿洲貴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鐵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現任攝政王——正如我在後文要說明的，他是一個和鐵良一樣純潔而高尚、并且受到過牛津運動精神熏陶的人。
所有這些人，隻能夠維護——且他們正盡最大的努力在維護——舊的秩序，使中國文明的精華免于破壞和毀滅。
至于“開放”的積極工作——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創建一個新中國——滿洲貴族，正如我所說過的，還缺乏一個領袖——一個有思想且能夠理解思想的人去領導他們。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貴族找到了他們的領袖，即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此人的優勢在于，他既不屬于庸俗的中産階級，也不屬于野蠻的貴族階級。
因此，滿洲貴族将可能從一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中找到他們的領袖，一方面，他沒有受到過分的教育，沒有中國儒生那種自大和不切實際的迂腐；另一方面，他又沒有滿洲貴族的傲慢和階級偏見。
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對古老的中國文明中的道德價值和美的觀念有真正認識，又具備說明和理解現代歐洲文明中擴展和進步思想能力的人。
如果滿洲貴族有了這樣的領袖，外國人又能接受忠告，把一些真正有智識修養、除了懂外交和寫新聞專電技術之類文明之物，還懂得文明問題的人派到中國來做外交官，如果這些外交官對于我所描述的那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不僅不加幹涉，給予放手處理一切權力，甚且以他們的德望來支持他——那麼，中國真正的改革，那為了新中國的改革才有希望。
這個新中國，不單屬于中國人，也屬于文明和全人類。
世紀的秩序将重新誕生！
不過，我們中國有一部著名小說叫《紅樓夢》。
據可靠說法，書中内容是以純粹的事實為根據的——它的故事原型是一個名叫明珠的滿洲大貴族家族的興衰。
這種大家族生活型态的衰落，乃由和珅的垮台所緻。
和珅是乾隆朝權勢顯赫的政治家，以貪婪著稱。
後來被乾隆的繼位者嘉慶皇帝給殺掉了，但《紅樓夢》在寫作手法和風格上與《金瓶梅》不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小說。
它描寫了明朝末年的社會狀況，比左拉的任何一部小說都更有力度。
《紅樓夢》所描寫的是沒有高尚理想的社會生活；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除了吃、喝、穿戴、互相調情之外，沒有一點正經事情——所有這一切，都隻是略施淡墨，描個輪廓而已：那些違反了第七條戒律（指基督教中上帝予摩西“十誡”中的第七條，即“不可奸淫”）的無味細節，隻是一筆帶過，并未大加渲染。
不過，《紅樓夢》盡管算不上是寫實主義小說，但它所反映的滿洲貴族中上層人物堕落的程度已經很是驚人了。
從小說裡所描寫的一件小事便可見一斑。
書中的角色之一（焦大）在談及這個滿洲貴族大家族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整個王府内外，也隻有府前那兩隻石獅子是幹淨的了。
” 的确，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前，正如我在本文開頭所說過的，由于丢掉了尚武精神和高貴品質，丢失了高尚理想，結果，堕落了的滿洲貴族，無法給予國民所期望的高貴引導——正是這一切，造成了卑鄙無恥的浪費性消費，最終招緻了那場太平天國大叛亂的災難和激變。
如果說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前，中國的滿洲貴族實在犯下了大罪，那麼，他們在太平天國叛亂中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那些頭紮紅巾的狂熱的叛亂分子，突如其來、氣勢洶洶地殺入那些無憂無慮、盡情享福、腐化堕落、享有各種特權的滿洲顯貴駐防的城市。
正如那位希伯萊預言家所說的：“地獄已因此自動擴大，并張開了它那無邊無涯的大嘴，他們的盛名，他們的民衆，他們的榮耀，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得不落入那張巨嘴之中。
”事實上，太平天國叛亂剛剛爆發的，時候，駐防在不同城市的許多滿族顯貴，幾乎全部喪命：老人青年、男孩、婦女、女孩、嬰兒——統統被狂怒的太平軍趕盡殺絕。
所有滿人和站在滿人一邊的漢人，都被稱之為“妖”或“閻羅”，必須加以斬殺。
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統治權，也從滿洲貴族手中落入到中産階級儒生手裡。
由于喪失了在國家政治中的主動權，中國的滿洲貴族便無力發揮他們在社會組織或社會秩序中的應有作用——激勵和引導中國人民去過一種高尚的國民生活。
既然無力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麼他們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簡而言之，如不列颠貴族組成了英國上議院一樣，享有特權的中國滿洲貴族也構成了一個異乎尋常的中國“上議院”。
因此，除非從外部來人，或從他們内部出現強有力的成員，着手改造滿洲貴族，給其體内注入新的生命力，我們中國的“上議院”，猶如英國的上議院一樣，将不得不被廢除。
但緊接着，我們就會陷入兩難境地，如果我們按照中國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打算做的那樣，學英國的激進黨和社會主義者，把上議院解散——那麼我們就會喪失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國家便會失去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的集結點與重振的依托。
眼下，馬修·阿諾德對他那個時代英國貴族的看法，用在中國的滿洲貴族身上也是合适的。
他說：“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還有人像我們上流社會一般英國人這樣，對于世界的現實變化如此的無知、遲鈍，糊裡糊塗。
他既無思想，也沒有我們中産階級的那種嚴肅認真态度。
正如我常說的，這種嚴肅認真态度，可能是本階級得以拯救的偉大力量。
唉，當聽到貴族階級中一個年輕富豪興緻勃發，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态度對财富和物質享受大唱贊歌時，我們勤勞的中産階級中人，即便庸俗透頂，以其良心所在，也會吓得倒退幾步。
” 說起我們的滿洲貴族缺乏智識，任何一個與北京漢人稱之的滿族大爺的人因公打過交道者，都能告訴你這麼一個頭戴藍頂子或紅頂子的白癡，他會毫無理由地與你辯論不休，糾纏沒完，“而根本不懂什麼叫交涉或辯論，一直到你覺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氣瘋，被迫犯下謀殺之罪，因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個面無血色、兩眼無神、絮絮叨叨的白癡給憋死”。
不過，目前在中國，滿洲貴族最大的缺點，還在于他們缺乏嚴肅認真的态度。
現任攝政王是個例外，在我看來，他倒是有點過于嚴肅認真的毛病。
我在北京見過的大多數滿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們不僅沒有意識到當今國事的嚴重，也沒有意識到在國家财産方面他們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險性。
正如拿破侖說起上個世紀的法國頑固派那樣，現在中國的滿洲貴族自太平天國叛亂以來，甚至于義和團災變之後，雖然吃盡了苦頭，卻絲毫也沒有接受教訓。
他們所剩下的惟一一樣東西就是驕傲——那種門第高貴、身無分文的蘇格蘭少女的驕傲。
當然，我以上所說也有許多例外。
目前的滿洲貴族中，像鐵良等人，便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中國的滿洲貴族最傑出的道德品質，那種或許可以拯救自身的偉大力量——是他們的純樸和耿直（gui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滿人雖然有許多缺點，但仍然是一個不狡詐的民族，一個具有偉大的質樸心靈的民族，其結果是生活簡樸，清風可操。
現任外務部侍郎聯芳曾留學法國，在李鴻章手下供職多年。
他本有機會像李鴻章手下的“暴發戶”們那樣大撈一把——然而現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國留過洋的人當中最貧寒最清廉的一個了。
還有一個錫良，即現在的東三省總督。
他是從小知縣做起，最後升任大總督的。
其生活也很清寒，是個廉潔的人。
說實話，要是不怕把這篇文章寫得太長，我本可以再舉出官場内外我所認識的許多滿人貴族的名字，他們心地質樸，舉止優雅，并有法國人所謂“發自内心的得體的禮貌”（1apoutesseducoeur）。
他們都是真正的君予一旦知道怎麼辦，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盡職盡責，一旦聽到召喚便不惜為了君國的榮譽獻出生命。
在此，我還想再提一下滿洲婦女，特别是較為貧寒的滿洲家庭裡的那些婦女，她們靠朝廷補貼的微薄俸銀為生，自己過着克己、半饑半飽的生活，像奴隸一樣做苦工，努力成為一個賢淑之婦，去盡自己對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責任。
總而言之，公平合理地觀察中國目前的種種混亂和頹敗狀況，我必須指出，那種最好的材料，憑借它可以産生出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種真正的新中國的最好材料——将仍然要在中國的滿洲貴族中去找。
的确，正如馬修·阿諾德所說的，處在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擴展新時代，所有習慣于墨守陳規，對事物的變遷流轉、對一切人類制度不可避免的暫時性缺乏認識的貴族，都是最容易陷入不知所措、無可奈何的困境之中的，實際上，在“開放”的新時代，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
不幸得很，中國的滿洲貴族，跟所有的貴族一樣厭惡智識修養，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
話又說回來，雖說滿洲貴族沒有思想和不懂得思想，他們卻有其某種可貴的東西，如沒有這種東西不僅一種新的好的事物秩序，甚至舊秩序，舊秩序中的最佳之物，中國文明中的精華也勢必遭到破壞和毀滅。
一言以蔽之，滿洲貴族有“氣節”。
這種道德品質在中國的任何階級中，至少在我們庸俗的中産階級儒生中是不易找到的。
中國的儒生，我們庸俗的中産階級，在此我可以指出，除了少數幾個人例外，如現任兩江總督，福州海戰中的主角張佩倫的侄兒，他雖然還年輕，難以成為牛津運動的實際成員，卻是一個受到過牛津運動精神熏陶的人——目前中國儒生的庸俗與醜惡的特征，從上海的中文報紙上随處可見，順便補充一句，他們在張園的“各種表演”就更為庸俗不堪了。
這些儒生已經是徹底喪失了道德，除了虛榮和狂妄之外，毫無品行可言。
而中國的民衆，即辛勤工作的階層，的确，他們的道德至今也沒有受到太大損害。
但中國的民衆沒有政權，慶幸的是他們目前還沒有掌權，因為在中國，民衆的真實偉大的道德力量盡管強大，卻是一種粗陋、殘暴的力量，它沒有滿洲貴族道德力量的高尚與優雅。
因此，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于維護它的“否決”權，正如在太平天國叛亂和義和團暴亂中一樣——那種否決權隻能成為一種可怕的破壞力量。
簡而言之，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個新中國賴以建立的惟一基礎和基石，是滿洲貴族。
但正如我所說過的，滿洲貴族，這個中國的“上議院”必須革新。
不僅中國，還有英格蘭，目前亟需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貴族。
中國的滿洲貴族，正如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時代的英國貴族一樣，我以為直到今天，他們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
不過，滿洲貴族缺乏一個領袖——一個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來領導他們。
我們的滿洲貴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鐵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現任攝政王——正如我在後文要說明的，他是一個和鐵良一樣純潔而高尚、并且受到過牛津運動精神熏陶的人。
所有這些人，隻能夠維護——且他們正盡最大的努力在維護——舊的秩序，使中國文明的精華免于破壞和毀滅。
至于“開放”的積極工作——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創建一個新中國——滿洲貴族，正如我所說過的，還缺乏一個領袖——一個有思想且能夠理解思想的人去領導他們。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貴族找到了他們的領袖，即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此人的優勢在于，他既不屬于庸俗的中産階級，也不屬于野蠻的貴族階級。
因此，滿洲貴族将可能從一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中找到他們的領袖，一方面，他沒有受到過分的教育，沒有中國儒生那種自大和不切實際的迂腐；另一方面，他又沒有滿洲貴族的傲慢和階級偏見。
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對古老的中國文明中的道德價值和美的觀念有真正認識，又具備說明和理解現代歐洲文明中擴展和進步思想能力的人。
如果滿洲貴族有了這樣的領袖，外國人又能接受忠告，把一些真正有智識修養、除了懂外交和寫新聞專電技術之類文明之物，還懂得文明問題的人派到中國來做外交官，如果這些外交官對于我所描述的那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不僅不加幹涉，給予放手處理一切權力，甚且以他們的德望來支持他——那麼，中國真正的改革，那為了新中國的改革才有希望。
這個新中國，不單屬于中國人，也屬于文明和全人類。
世紀的秩序将重新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