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滿洲貴族重新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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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們能夠克己，因而也就擺脫了索爾茲伯裡勳爵和榮祿特有的弱點：極端的急躁和任性。
鐵良，和蘭斯東勳爵一樣，以沉着冷靜著稱，在革命和國家劇變的時代，這是一種偉大而可貴的品質。
借用一句俾斯麥的隐喻來說，如果榮祿和索爾茲伯裡勳爵是看上去像鋼的塗色石膏，那麼鐵良和蘭斯東勳爵則是水泥——堅硬的水泥。
進一步說，在革命和“開放”的時代，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樣的人——擁有極端虛僞的理想主義，變成了“毒氣”；像慶王和巴爾福先生那樣帶有極端物質實利主義傾向的人，則變成了“泥漿”。
而像鐵良和蘭斯東這樣的人，由于連何為理想主義與物質實利主義也一概不知，僅僅具有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便成了又硬又純的水泥。
對于奠基房子來說，水泥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材料，它能用來抵擋暴風雨和洪水的沖擊，保證房屋不緻于整個兒地坍塌。
然而，當環境迫使你不得不改變和擴建房屋的時候，那房中用水泥制成的東西不僅沒有用，而且肯定還難以處理，妨礙你行事。
要是趕上一場地震，那就連房子帶房中的一切，都要一并遭殃。
我隐喻的話就此打住。
在一個國家，像中國的滿人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這樣的人，他們固執，卻有強烈的廉恥感和責任感；刻闆僵硬，但确實正直誠實；酷愛秩序，勇武有氣節（moralhardiness），又具有高傲的抵抗力量；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還沉着冷靜。
即使天塌下來，砸在身上， 他也絕不動搖，毫無恐懼。
這樣的人，在社會劇變和國家動蕩時期，就抵抗和防止急劇的社會堕落、國民道德總體的敗壞，以及社會與文明的徹底崩潰這一消極防禦目的而言，是極為可貴的。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種人極端虛假的理想主義沒能起到防止作用。
中國的慶王和英國的貝爾福先生那種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隻能幫倒忙，将局面弄得更糟。
事實上，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這樣的人是現代清教徒：此種人，中國的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而不是像“談起來就害怕”的英國人斯特德先生，漢口的楊格非牧師、甚至于張之洞大人這種人——才是現代文明真正的清教徒。
但是，這些現代清教徒是心中沒有神的清教徒。
無論如何，他們的神，我說過，跟《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神差不多。
現代清教徒，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那樣的人，他們心中的神是——榮譽和責任。
他們不知道也不承認《新約》裡的神：愛和仁慈。
當仁慈之神向現代清教徒請求以更真确的道德法律，一個比講榮譽和責任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的法律：“寬恕罪犯，體諒作惡和違法的人，乃至對不人道的人也以人道相待”——當仁慈之神請求按此種法律行事的時候，現代清教徒卻回答說：“我們的神是一個要求絕對忠實和崇敬的神，我們必須公正無私。
”甚至于愛神——我們見到的那些面容蒼白、雙眼倦怠，兩頰凹陷的滿族婦女——懇請于他們時，也是徒勞。
當愛神如此請求的時候，現代清教徒用緩和而冷酷的聲音回答道： 我不能愛你這麼深，親愛的， 我對榮譽也不曾如此厚愛。
就這樣，現代清教徒決定參加公平競争了。
中國的鐵良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給中國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蘭斯東勳爵則要在英國繼續建造無畏戰艦。
與此同時，中國的滿族婦女那蒼白的面容越來越蒼白，兩頰陷得越來越深；而在英國，要求女人參政的婦女則尖聲叫喊着與警察搏鬥，到頭來，不是自身的女人味消失殆盡，就是一命嗚呼。
現代清教徒們就這樣公平競争下去，直到總有一天；現代歐洲将會聽到一聲大叫，就像兩千年前在古代歐洲所聽到的那樣，當時，他們把《猶大書》中那個拿撒勒的聖人釘在十字架上——叫喊着：“潘神死了！”簡而言之，跟古代清教徒一樣，現代清教徒，比如鐵良和蘭斯東勳爵這種人，他們太過剛直耿介，太有道德，因而不可能去冒一個不道德的險，因而也就無法維護道德和文明于不堕。
因此，對于那種積極的“開放”和重建工作，那種開闊心胸便于了解在實踐中所遇到的新時代的各種新情況，并懂得如何處理這些新情況的積極工作，像中國的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這樣的人，當然是毫無用處的。
不僅如此，甚至于讓他們去做那種激勵工作，正如我所說過的，那種滿洲貴族在中國社會組織結構中所肩負的特殊任務，他們也難以勝任。
因為他們太過剛直刻闆了。
他們品質高貴，就像是一朵美麗的花，一朵晚秋的菊花，生長在陰冷的寒空下，沐浴不到陽光——太冷，太無光澤和缺乏熱度，萬不能打動人的心靈、溫暖他們的情懷，點燃他們的激情。
要想激勵民族擴展工作——達到激勵的目标，就必須以激情去點燃一個民族的火熱之心，從而實現靈魂的擴展，使之能夠容忍和接受新的觀念。
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的是那些品德高貴的男人和女人具有愛心，具有強烈的激情，他們熱情奔放，可以發狂，像中國的端王及其拳民，或者英國那些主張婦女參政、實實在在與警察搏鬥的女人一樣。
正如我的一個蘇格蘭女朋友最近來信所說的：“她們主要不是為自己着想，而是為了她們那更貧苦和不堪折磨的姐妹們。
”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 如果說鐵良是目前中國的滿洲貴族中最堅強和最好的典型，那麼端方便是最軟弱和最壞的典型。
端方是中國的羅斯伯裡勳爵。
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同中國的端方一樣，又跟著名的或聲名狼藉的白金漢公爵韋利爾斯屬于同一類人。
這位白金漢公爵，就是德賴登諷刺詩裡的那個齊木裡（zimri）：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個人，而是全人類的縮影。
的确，德賴登對軟弱、輕浮、不忠不實、聰明過人的白金漢公爵的無情描繪，盡管時間和社會狀況可能不無差異，但卻同樣可以用在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和中國的滿人端方這兩個現代名人身上。
因此，我毫不客氣地将德賴登那首令人歎賞的妙詩，全文抄錄在此：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個人，而是全人類的縮影。
他固執已見，所見總是荒謬， 他什麼都做過，沒有一事能夠持久； 然而，月亮輪回一遍之間， 他卻成了化學家、提琴師、政治家和小醜。
責罵和頌揚是他的經常論斷， 為要顯示高明，他總是走上極端。
揮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無事不賞，唯有棄他一事除外。
傻瓜騙他，他知情為時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卻騙走他的财産。
離開宮庭他自嘲不斷，然後組建政黨 将心自寬，但主席職位從來與他無關。
威廉·約翰遜·科裡，羅斯伯裡勳爵在伊頓公學的教師，談起年輕的達爾門尼（羅斯伯裡在公學時的名字）時所說的話，也完全符合滿人端方。
威廉·科裡說羅斯伯裡“不願手掌上染上灰塵”。
然而，一個不願讓手掌沾上灰塵的人，生活在無政府混亂時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進步，赢來地位、榮譽、名望和顯達，不去辛勤工作和奮鬥，不去拼搏到“手指關節失去血色”——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不變的操守的。
孔子說：“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 滿人端方，很年輕時就當上了部堂衙門的主事，屬于北京有名的“公子哥兒”。
大約20年前的北京，有三個衙門主事以放蕩、奢侈聞名。
直到今天，北京妓院的那些老鸨還記得并時常談起“大榮”、“小那”和“端老四”。
“大榮”是榮铨，庚子暴亂時期任浙江按察使，被公使團列上黑名單，遭到流放。
“小那”就是那桐，即現在北京外務部的尚書。
最後那個“端老四”，就是現在的端方，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治所在天津）。
這三個年輕的滿洲貴族，入仕都很早，可謂少年得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氣概——北京的長者們對他們的看法，與威廉·科裡對羅斯伯裡勳爵的評論頗為一緻，都認為他們“有些不祥的鬼聰明，卻不乏風趣”。
簡而言之，端方，正如我所說過的，入仕之初，屬于北京“花花公子”中的佼佼者。
作為花花公子，不能也不必有什麼原則或宗教信仰，對于所有的花花公子，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或者是巴黎或倫敦的也好——除了信奉人人都必須投機鑽營，知道利益所在之外，他們沒有任何原則。
再者，所有花花公子，除了信仰“享樂宗教”之外，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然而，帶着享樂的念頭加上時髦的原則去投機，一般說來都好景不長。
除非一個人碰巧特别幸運，像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那樣，娶個百萬富翁的女兒——享樂的信仰，我說過，一般說來，很快就會以破産告終，不僅身體玩完，品德喪盡，名譽掃地，而且還會出現現代人特别是現代花花公子最為害怕的情況，它比赴湯蹈火還要可怕，那就是因負債累累而完蛋。
與此相應，我們發現，端方，那個北京最放蕩的花花公子，那個衙門中年輕的滿人主事，抱定享樂主義，盡情奢靡不幾年之後，大約在中日甲午戰争時期，即便實際上沒有破産，實踐上也是負債累累了。
于是，破産的端方，那個年輕的滿洲貴族，有了倫敦或巴黎的花花貴公子們在同樣處境中的表現；盡力出賣或典當自己作為一個貴族的名望，實際上，就是把自己在北京名公子中作為佼佼者的身份轉換成現金。
換言之，為了現金或騙取現金還債，端方與那些金融界人士——銀行家和買辦們拉上了關系，交上了朋友。
這些人，對像他這樣的貴族兼名公子當然另眼相看，他們将其不僅當成一件難得的裝飾品，而且視作一件有商業價值的寶貝。
于是，端方成了天津彙豐銀行買辦、臭名昭著的吳調卿那類人的贊助者和知心朋友。
實際上，端方在天津還真的開辦過銀行，或者把他的名義借給這些銀行。
我可以順便提一下，在義和團之亂爆發後，這些銀行倒閉了，端方那時正在署理湖北巡撫，他厚顔無恥地拒絕償還債務。
當他的債權人把他的負債票出賣給一個在天津的美國公民時，他便求助于美國駐華公使康格先生，讓他阻止那個美國人幹預此事。
但是，中日甲午戰争之後，端方發現，與天津的買辦和李鴻章豢養的德國猶太狗拉關系的騙錢術已然過時，他找到了更好的擺脫負債困境的出路。
因為這時候李鴻章已經垮台，康有為和其他中國激進黨人正以暴烈和兇猛的雅各賓主義勃然而興。
端方，這個破了産的滿洲貴族，還有那個從朝鮮回國的破了産的“暴發戶”袁世凱，與激進派和雅各賓黨人攜起手來，共同擁護康有為的變法事業。
作為回報，在已故光緒
鐵良，和蘭斯東勳爵一樣，以沉着冷靜著稱，在革命和國家劇變的時代，這是一種偉大而可貴的品質。
借用一句俾斯麥的隐喻來說，如果榮祿和索爾茲伯裡勳爵是看上去像鋼的塗色石膏，那麼鐵良和蘭斯東勳爵則是水泥——堅硬的水泥。
進一步說，在革命和“開放”的時代，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樣的人——擁有極端虛僞的理想主義，變成了“毒氣”；像慶王和巴爾福先生那樣帶有極端物質實利主義傾向的人，則變成了“泥漿”。
而像鐵良和蘭斯東這樣的人，由于連何為理想主義與物質實利主義也一概不知，僅僅具有英雄主義和高貴品質，便成了又硬又純的水泥。
對于奠基房子來說，水泥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材料，它能用來抵擋暴風雨和洪水的沖擊，保證房屋不緻于整個兒地坍塌。
然而，當環境迫使你不得不改變和擴建房屋的時候，那房中用水泥制成的東西不僅沒有用，而且肯定還難以處理，妨礙你行事。
要是趕上一場地震，那就連房子帶房中的一切，都要一并遭殃。
我隐喻的話就此打住。
在一個國家，像中國的滿人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這樣的人，他們固執，卻有強烈的廉恥感和責任感；刻闆僵硬，但确實正直誠實；酷愛秩序，勇武有氣節（moralhardiness），又具有高傲的抵抗力量；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還沉着冷靜。
即使天塌下來，砸在身上， 他也絕不動搖，毫無恐懼。
這樣的人，在社會劇變和國家動蕩時期，就抵抗和防止急劇的社會堕落、國民道德總體的敗壞，以及社會與文明的徹底崩潰這一消極防禦目的而言，是極為可貴的。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種人極端虛假的理想主義沒能起到防止作用。
中國的慶王和英國的貝爾福先生那種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隻能幫倒忙，将局面弄得更糟。
事實上，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這樣的人是現代清教徒：此種人，中國的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而不是像“談起來就害怕”的英國人斯特德先生，漢口的楊格非牧師、甚至于張之洞大人這種人——才是現代文明真正的清教徒。
但是，這些現代清教徒是心中沒有神的清教徒。
無論如何，他們的神，我說過，跟《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神差不多。
現代清教徒，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那樣的人，他們心中的神是——榮譽和責任。
他們不知道也不承認《新約》裡的神：愛和仁慈。
當仁慈之神向現代清教徒請求以更真确的道德法律，一個比講榮譽和責任的法庭更高的法庭的法律：“寬恕罪犯，體諒作惡和違法的人，乃至對不人道的人也以人道相待”——當仁慈之神請求按此種法律行事的時候，現代清教徒卻回答說：“我們的神是一個要求絕對忠實和崇敬的神，我們必須公正無私。
”甚至于愛神——我們見到的那些面容蒼白、雙眼倦怠，兩頰凹陷的滿族婦女——懇請于他們時，也是徒勞。
當愛神如此請求的時候，現代清教徒用緩和而冷酷的聲音回答道： 我不能愛你這麼深，親愛的， 我對榮譽也不曾如此厚愛。
就這樣，現代清教徒決定參加公平競争了。
中國的鐵良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給中國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蘭斯東勳爵則要在英國繼續建造無畏戰艦。
與此同時，中國的滿族婦女那蒼白的面容越來越蒼白，兩頰陷得越來越深；而在英國，要求女人參政的婦女則尖聲叫喊着與警察搏鬥，到頭來，不是自身的女人味消失殆盡，就是一命嗚呼。
現代清教徒們就這樣公平競争下去，直到總有一天；現代歐洲将會聽到一聲大叫，就像兩千年前在古代歐洲所聽到的那樣，當時，他們把《猶大書》中那個拿撒勒的聖人釘在十字架上——叫喊着：“潘神死了！”簡而言之，跟古代清教徒一樣，現代清教徒，比如鐵良和蘭斯東勳爵這種人，他們太過剛直耿介，太有道德，因而不可能去冒一個不道德的險，因而也就無法維護道德和文明于不堕。
因此，對于那種積極的“開放”和重建工作，那種開闊心胸便于了解在實踐中所遇到的新時代的各種新情況，并懂得如何處理這些新情況的積極工作，像中國的鐵良和英國的蘭斯東勳爵這樣的人，當然是毫無用處的。
不僅如此，甚至于讓他們去做那種激勵工作，正如我所說過的，那種滿洲貴族在中國社會組織結構中所肩負的特殊任務，他們也難以勝任。
因為他們太過剛直刻闆了。
他們品質高貴，就像是一朵美麗的花，一朵晚秋的菊花，生長在陰冷的寒空下，沐浴不到陽光——太冷，太無光澤和缺乏熱度，萬不能打動人的心靈、溫暖他們的情懷，點燃他們的激情。
要想激勵民族擴展工作——達到激勵的目标，就必須以激情去點燃一個民族的火熱之心，從而實現靈魂的擴展，使之能夠容忍和接受新的觀念。
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的是那些品德高貴的男人和女人具有愛心，具有強烈的激情，他們熱情奔放，可以發狂，像中國的端王及其拳民，或者英國那些主張婦女參政、實實在在與警察搏鬥的女人一樣。
正如我的一個蘇格蘭女朋友最近來信所說的：“她們主要不是為自己着想，而是為了她們那更貧苦和不堪折磨的姐妹們。
”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 如果說鐵良是目前中國的滿洲貴族中最堅強和最好的典型，那麼端方便是最軟弱和最壞的典型。
端方是中國的羅斯伯裡勳爵。
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同中國的端方一樣，又跟著名的或聲名狼藉的白金漢公爵韋利爾斯屬于同一類人。
這位白金漢公爵，就是德賴登諷刺詩裡的那個齊木裡（zimri）：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個人，而是全人類的縮影。
的确，德賴登對軟弱、輕浮、不忠不實、聰明過人的白金漢公爵的無情描繪，盡管時間和社會狀況可能不無差異，但卻同樣可以用在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和中國的滿人端方這兩個現代名人身上。
因此，我毫不客氣地将德賴登那首令人歎賞的妙詩，全文抄錄在此： 他如此多能，仿佛不是 一個人，而是全人類的縮影。
他固執已見，所見總是荒謬， 他什麼都做過，沒有一事能夠持久； 然而，月亮輪回一遍之間， 他卻成了化學家、提琴師、政治家和小醜。
責罵和頌揚是他的經常論斷， 為要顯示高明，他總是走上極端。
揮金如土，是他特有的能耐， 無事不賞，唯有棄他一事除外。
傻瓜騙他，他知情為時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卻騙走他的财産。
離開宮庭他自嘲不斷，然後組建政黨 将心自寬，但主席職位從來與他無關。
威廉·約翰遜·科裡，羅斯伯裡勳爵在伊頓公學的教師，談起年輕的達爾門尼（羅斯伯裡在公學時的名字）時所說的話，也完全符合滿人端方。
威廉·科裡說羅斯伯裡“不願手掌上染上灰塵”。
然而，一個不願讓手掌沾上灰塵的人，生活在無政府混亂時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進步，赢來地位、榮譽、名望和顯達，不去辛勤工作和奮鬥，不去拼搏到“手指關節失去血色”——這樣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不變的操守的。
孔子說：“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 滿人端方，很年輕時就當上了部堂衙門的主事，屬于北京有名的“公子哥兒”。
大約20年前的北京，有三個衙門主事以放蕩、奢侈聞名。
直到今天，北京妓院的那些老鸨還記得并時常談起“大榮”、“小那”和“端老四”。
“大榮”是榮铨，庚子暴亂時期任浙江按察使，被公使團列上黑名單，遭到流放。
“小那”就是那桐，即現在北京外務部的尚書。
最後那個“端老四”，就是現在的端方，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治所在天津）。
這三個年輕的滿洲貴族，入仕都很早，可謂少年得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氣概——北京的長者們對他們的看法，與威廉·科裡對羅斯伯裡勳爵的評論頗為一緻，都認為他們“有些不祥的鬼聰明，卻不乏風趣”。
簡而言之，端方，正如我所說過的，入仕之初，屬于北京“花花公子”中的佼佼者。
作為花花公子，不能也不必有什麼原則或宗教信仰，對于所有的花花公子，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或者是巴黎或倫敦的也好——除了信奉人人都必須投機鑽營，知道利益所在之外，他們沒有任何原則。
再者，所有花花公子，除了信仰“享樂宗教”之外，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然而，帶着享樂的念頭加上時髦的原則去投機，一般說來都好景不長。
除非一個人碰巧特别幸運，像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那樣，娶個百萬富翁的女兒——享樂的信仰，我說過，一般說來，很快就會以破産告終，不僅身體玩完，品德喪盡，名譽掃地，而且還會出現現代人特别是現代花花公子最為害怕的情況，它比赴湯蹈火還要可怕，那就是因負債累累而完蛋。
與此相應，我們發現，端方，那個北京最放蕩的花花公子，那個衙門中年輕的滿人主事，抱定享樂主義，盡情奢靡不幾年之後，大約在中日甲午戰争時期，即便實際上沒有破産，實踐上也是負債累累了。
于是，破産的端方，那個年輕的滿洲貴族，有了倫敦或巴黎的花花貴公子們在同樣處境中的表現；盡力出賣或典當自己作為一個貴族的名望，實際上，就是把自己在北京名公子中作為佼佼者的身份轉換成現金。
換言之，為了現金或騙取現金還債，端方與那些金融界人士——銀行家和買辦們拉上了關系，交上了朋友。
這些人，對像他這樣的貴族兼名公子當然另眼相看，他們将其不僅當成一件難得的裝飾品，而且視作一件有商業價值的寶貝。
于是，端方成了天津彙豐銀行買辦、臭名昭著的吳調卿那類人的贊助者和知心朋友。
實際上，端方在天津還真的開辦過銀行，或者把他的名義借給這些銀行。
我可以順便提一下，在義和團之亂爆發後，這些銀行倒閉了，端方那時正在署理湖北巡撫，他厚顔無恥地拒絕償還債務。
當他的債權人把他的負債票出賣給一個在天津的美國公民時，他便求助于美國駐華公使康格先生，讓他阻止那個美國人幹預此事。
但是，中日甲午戰争之後，端方發現，與天津的買辦和李鴻章豢養的德國猶太狗拉關系的騙錢術已然過時，他找到了更好的擺脫負債困境的出路。
因為這時候李鴻章已經垮台，康有為和其他中國激進黨人正以暴烈和兇猛的雅各賓主義勃然而興。
端方，這個破了産的滿洲貴族，還有那個從朝鮮回國的破了産的“暴發戶”袁世凱，與激進派和雅各賓黨人攜起手來，共同擁護康有為的變法事業。
作為回報，在已故光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