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滿洲貴族重新掌權
關燈
小
中
大
冷酷無情地擊倒了——不久，他們就拒絕再戰。
然後，他們掏出手帕，揩幹額上的汗珠說：“好一個野蠻的東西！與這種絕對無法理解的野蠻東西作戰是毫無益處的。
罷了，罷了，如果我們要滅亡，就滅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後，我們都難免一死，遲死早死又有什麼關系呢？此時此刻，我們還不如将這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生活盡量過好。
” 由此，我們就能夠了解像中國的慶王、英國的羅伯特·沃波爾爵士和貝爾福先生那樣的人怎麼變成悲觀主義者，然後又由悲觀主義者變成犬儒主義者的了。
羅伯特·沃波爾爵士的犬儒主義使他容忍和庇護“假公濟私”；貝爾福先生的犬儒主義使他能容忍約瑟夫·張伯倫先生，并培植和保護在南非的賽西爾·羅德斯（CecilRhodes）和傑米遜（Jamieson）博士；中國慶王的犬儒主義則竟使他說：“我死之後，即便天塌下來我也不管”，并對袁世凱及其廣東朋友所送的禮物和銀票來者不拒。
因此，我們發現，我所謂“一個人或民族抱有悲觀主義，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确切标志”一說完全正确。
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樣智識修養膚淺不深的人，他們具有不完善、不正确的思想，一旦面臨革命和“開放”時代的新現實，他們就變成了極端理想主義者，或者像拿破侖所說的空想主義者（idealogues），從極端理想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又變成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而耶稣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不過是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别名和僞裝形式罷了。
另一方面，像慶王和貝爾福先生這樣的人，他們甚至連膚淺的智識修養也沒有，沒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變成了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那樣的中産階級代表，其高貴的天性使他們擺脫了其錯誤的人生觀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即虛僞的理想主義的結果。
同樣，慶王和貝爾福先生那樣的貴族階級代表，其英雄主義和高貴品格也使他們擺脫了其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所造成的後果，即那極端物質實利主義的結果。
因此，盡管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在理論上都是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但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所信奉的卻與其持論不同，他們過着一種正直無私的高尚生活。
同樣，盡管慶王和貝爾福先生在理論上均為極端的物質實利主義者，并且最終變成了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但在實際生活中，貝爾福先生是一位溫和的悲觀厭世者，慶王則是一位好心腸的玩世不恭者。
我相信，在英國，貝爾福先生是他的朋友們所尊敬的人物。
而中國的慶王，我在北京時就曾聽說，他受到仆人和随從們的敬重。
但是，在這裡，我認為有必要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樣的人，盡管其錯誤的人生觀對他們自己的道德生活傷害不大；同樣，慶王那樣以犬儒方式供養自己及其家屬的惡習，容忍張伯倫的貝爾福先生和賽西爾·沃波爾那類人的惡習——對他們自身的高貴氣質也沒有太大的玷污，事實上，就貝爾福先生來說，他那種态度甚至還可能給他的高貴品質增光——然而，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錯誤的人生觀，以及慶王和貝爾福先生的惡習，最終将對世界——對于世界文明，産生無窮的危害。
因為耶稣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使一個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則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識生活，而沒有真正的智識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孔子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見《中庸》第四章） 英國人有個“霸王”蘭斯東，中國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鐵良。
鐵良是中國的改良派和革命黨的絆腳石（betenoire），蘭斯東勳爵則成為英國激進黨和社會主義者的嫌惡對象。
中國的革命黨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滿人鐵良，猶如英國人有足夠的理由憎惡蘭斯東“霸王”。
因為蘭斯東和鐵良這種人不僅是“霸王”，而且是煞星——一個上帝派來的可怕煞星，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無賴”，打擊亂臣和賊子，消滅一切混亂與無政府狀态。
事實上，這兩個人，是那歐洲必定要來的、甚至中國也可能要來的超人同類，除非歐洲人和我們中國人馬上改弦更張，那個超人将會攜帶比俾斯麥首相的“鐵血”政策更為可怕的東西來，不僅報複性地“改造”我們，而且殘害和醜化我們及其全部文明——将文明中的所有精華，包括其香甜之處、美麗之處乃至聰慧之處，統統糟塌得面目全非。
現代歐洲人，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
大約兩千年前，我們中國人就在本國與這個極其駭人的超人面孔打過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國的文人學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栗。
他在中國，人稱秦始皇——就是那個修築長城的皇帝。
與這種超人相比，英國的蘭斯東和中國的鐵良隻能算是其虛弱的代表，真正強有力的象征人物是中國那個著名的皇帝。
這種即将來到歐洲也可能來到中國的恐怖超人——他代表着“在公理通行之前，隻有依靠強權”之主張。
他是《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神，也是現代那些沒有思想的英國人的神。
希臘人稱之為公正的審判官或報應女神，羅馬人則稱之為彼拉多，他不知真理為何物，把拿撒勒的聖人（指耶稣）與強盜巴拿巴不加分别地一并釘到十字架上。
現代歐洲人稱這一超人為“警察”。
這個歐洲“警察”現在也到了中國。
除非歐洲人不再做食肉野獸，而我們中國人既拒絕變做食肉野獸，又拒絕變成沒有思想的英國人——這一“警察”、這一主張“公理通行之前，隻有依靠強權”的“警察”的勢力，就會不斷膨脹，直到他變成那種可怕至極的超人。
終有一天，他會毀滅全部人類文明，毀滅人類文明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而留下一片荒漠并稱之為“秩序”為止。
生活在革命的混亂時代和社會變革時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識修養的人，要想不變成喪失理智的瘋子，或不變成使他人喪失理智的無政府主義者，存在以下三種方式：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類人，正如我們看到的，其學問或智識高于簡單智識或常識，他們使自己免于瘋狂，靠的是抛棄常識、變成極端虛僞的理想主義者，即變成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所謂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就是通過一種虛假的極端理想主義，一方面以宗教熱忱的形式出現，另一方面又以熱烈虛假的愛國主義相标榜的人。
他們那自欺欺人的實踐，實際上已經毀了自己的道德品質，但他們還在诓騙自己，以為由此保住自身高貴的品格。
再一種方式，就是中國的慶王和英國的貝爾福先生所代表的。
他們的常識遠遠超過了學識，生活在亂世之中，他們使自己免于瘋狂，靠的是置學識乃至高貴品格——置“道德法律”于不顧，變成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他們是抛棄和扭曲了智識的人；至于犬儒主義者，則是在抛棄了高貴品格之後，又抛棄了“道德法律”的人。
但是，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當其實際上抛棄高貴品格——抛棄道德法律的時候，卻認為他們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貴品質，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那樣是自欺欺人。
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坦白地說：“如何進退，需要三思。
”他們用莎士比亞筆下鮑西亞（Portia）的話來為自己開脫：“如果行善與知道何為善行一樣的容易，那麼小教堂就變成大教堂了，窮人的陋居就變成王子的宮殿了。
”然而，伏爾泰也說過：“膽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
” 最後一種方式，可以英國的蘭斯東勳爵和中國的滿人鐵良為代表。
他們既無常識又無學識，隻有英雄主義和高貴品格——這樣一種人生活在亂世，要使自己免于瘋狂，靠的是變成白癡。
他們成了盲目巨人。
有力量卻沒有眼睛——沒有一絲一毫的智慧。
但他們是道德上的巨人，他們所擁有的力量是。
一種“真正”的力量，一種道德力量。
人們指責卡萊爾，說他不道德，因為他崇拜強力，殊不知所有“真正”的力量都是道德的——是一種道德力量。
所有真正的力量都具有建設性，因而是道德的。
而假的或虛僞的力量，雖貌似強大或自以為強大，其實虛弱不堪，就像那“看上去像鋼的塗色石膏”一樣——一旦付諸檢驗，會立馬露陷。
它具有破壞性，因而是不道德的。
所有真正的力量之所以具有建設性，是因為它總是力求建立秩序，即使在進行破壞的時候也是如此——因為必要的破壞正是為了建設——所有真正的力量所從事的破壞，都隻是為了建設——為了建立秩序。
盲目的力量——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那樣的人的無知無識的力量——是一種巨大的真正的道德力量，因為他們能夠克己。
孔子的一個弟子曾請教他何為真正的道德生活（仁），孔子回答說，就是“克已複禮”。
因此，中國的端王及其拳民，以及英國那些鼓吹婦女參政的女人們所具有的那種狂熱或高貴的瘋狂，雖然是真實的力量，卻并非是健全可靠的力量，“因為他們不能充分地克制自己”。
在此，我可以順便說一說，北京和外地的那些貧苦的滿族家庭婦女——還可捎上日本婦女——所有這些高貴的婦女，處于無政府混亂時代，為了盡力保持她們的高貴品質，甚至比英格蘭那些主張婦女參政的婦女遭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
但是我們中國的婦女，特别是滿族婦女和日本婦女，卻沒有尖聲叫喊去跟警察搏鬥。
她們隻是以蒼白的面容、倦怠的雙眼和凹陷的兩頰做無聲的抗議。
當一個生人從旁經過并試圖與她們搭話的時候，這些蒼白的面孔因太疲倦而失去驕傲，因太悲哀而不再美妙，她們以無聲的尊貴移開目光，轉身走開： 她轉身凝視地上， 面容絲毫不為埃利阿斯的話所打動， 俨然一塊堅硬的燧石或馬爾佩斯山上的大理石。
任何一個想要了解中國義和團運動狂熱風暴的英國人，都應該到北京或南京貧苦的滿族聚居區去走一走，看看那裡本該成為最優秀的高貴婦女們所遭受到的摧殘，如果他有些頭腦，起碼還有一點點高尚的人性，那麼，他就會自愧無顔，悔不該講些什麼漢人或滿人窮兇極惡、如魔鬼般無情之類混活了。
簡而言之，這些漢族和滿族婦女，還有日本婦女，由于她們确實堅強，具有真正的道德力量，擁有孔子所講的古代自尊的人們那種克己和沉靜，所以，她們比英格蘭那些尖聲叫喊并與警察搏鬥的現代婦女、那些即使和她們遭受到同樣的苦難也必定沒有她們堅強的婦女更有自制力。
言歸正傳。
雖然滿人鐵良像蘭斯東勳爵一樣，沒有榮祿和索爾茲伯裡勳爵的“氣魄”，但由
然後，他們掏出手帕，揩幹額上的汗珠說：“好一個野蠻的東西！與這種絕對無法理解的野蠻東西作戰是毫無益處的。
罷了，罷了，如果我們要滅亡，就滅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後，我們都難免一死，遲死早死又有什麼關系呢？此時此刻，我們還不如将這個無望世界上的無望生活盡量過好。
” 由此，我們就能夠了解像中國的慶王、英國的羅伯特·沃波爾爵士和貝爾福先生那樣的人怎麼變成悲觀主義者，然後又由悲觀主義者變成犬儒主義者的了。
羅伯特·沃波爾爵士的犬儒主義使他容忍和庇護“假公濟私”；貝爾福先生的犬儒主義使他能容忍約瑟夫·張伯倫先生，并培植和保護在南非的賽西爾·羅德斯（CecilRhodes）和傑米遜（Jamieson）博士；中國慶王的犬儒主義則竟使他說：“我死之後，即便天塌下來我也不管”，并對袁世凱及其廣東朋友所送的禮物和銀票來者不拒。
因此，我們發現，我所謂“一個人或民族抱有悲觀主義，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确切标志”一說完全正确。
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樣智識修養膚淺不深的人，他們具有不完善、不正确的思想，一旦面臨革命和“開放”時代的新現實，他們就變成了極端理想主義者，或者像拿破侖所說的空想主義者（idealogues），從極端理想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又變成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而耶稣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不過是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别名和僞裝形式罷了。
另一方面，像慶王和貝爾福先生這樣的人，他們甚至連膚淺的智識修養也沒有，沒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變成了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那樣的中産階級代表，其高貴的天性使他們擺脫了其錯誤的人生觀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即虛僞的理想主義的結果。
同樣，慶王和貝爾福先生那樣的貴族階級代表，其英雄主義和高貴品格也使他們擺脫了其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所造成的後果，即那極端物質實利主義的結果。
因此，盡管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在理論上都是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但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所信奉的卻與其持論不同，他們過着一種正直無私的高尚生活。
同樣，盡管慶王和貝爾福先生在理論上均為極端的物質實利主義者，并且最終變成了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但在實際生活中，貝爾福先生是一位溫和的悲觀厭世者，慶王則是一位好心腸的玩世不恭者。
我相信，在英國，貝爾福先生是他的朋友們所尊敬的人物。
而中國的慶王，我在北京時就曾聽說，他受到仆人和随從們的敬重。
但是，在這裡，我認為有必要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這樣的人，盡管其錯誤的人生觀對他們自己的道德生活傷害不大；同樣，慶王那樣以犬儒方式供養自己及其家屬的惡習，容忍張伯倫的貝爾福先生和賽西爾·沃波爾那類人的惡習——對他們自身的高貴氣質也沒有太大的玷污，事實上，就貝爾福先生來說，他那種态度甚至還可能給他的高貴品質增光——然而，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錯誤的人生觀，以及慶王和貝爾福先生的惡習，最終将對世界——對于世界文明，産生無窮的危害。
因為耶稣會教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使一個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觀主義和犬儒主義則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識生活，而沒有真正的智識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孔子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見《中庸》第四章） 英國人有個“霸王”蘭斯東，中國人也有自己的“霸王”鐵良。
鐵良是中國的改良派和革命黨的絆腳石（betenoire），蘭斯東勳爵則成為英國激進黨和社會主義者的嫌惡對象。
中國的革命黨人有充分的理由痛恨滿人鐵良，猶如英國人有足夠的理由憎惡蘭斯東“霸王”。
因為蘭斯東和鐵良這種人不僅是“霸王”，而且是煞星——一個上帝派來的可怕煞星，其特殊使命是“逮捕流氓和無賴”，打擊亂臣和賊子，消滅一切混亂與無政府狀态。
事實上，這兩個人，是那歐洲必定要來的、甚至中國也可能要來的超人同類，除非歐洲人和我們中國人馬上改弦更張，那個超人将會攜帶比俾斯麥首相的“鐵血”政策更為可怕的東西來，不僅報複性地“改造”我們，而且殘害和醜化我們及其全部文明——将文明中的所有精華，包括其香甜之處、美麗之處乃至聰慧之處，統統糟塌得面目全非。
現代歐洲人，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可怕超人真正令人恐怖的面孔。
大約兩千年前，我們中國人就在本國與這個極其駭人的超人面孔打過了照面，直到今天，中國的文人學士一想起他的名字，就不寒而栗。
他在中國，人稱秦始皇——就是那個修築長城的皇帝。
與這種超人相比，英國的蘭斯東和中國的鐵良隻能算是其虛弱的代表，真正強有力的象征人物是中國那個著名的皇帝。
這種即将來到歐洲也可能來到中國的恐怖超人——他代表着“在公理通行之前，隻有依靠強權”之主張。
他是《舊約聖經》中猶太人的神，也是現代那些沒有思想的英國人的神。
希臘人稱之為公正的審判官或報應女神，羅馬人則稱之為彼拉多，他不知真理為何物，把拿撒勒的聖人（指耶稣）與強盜巴拿巴不加分别地一并釘到十字架上。
現代歐洲人稱這一超人為“警察”。
這個歐洲“警察”現在也到了中國。
除非歐洲人不再做食肉野獸，而我們中國人既拒絕變做食肉野獸，又拒絕變成沒有思想的英國人——這一“警察”、這一主張“公理通行之前，隻有依靠強權”的“警察”的勢力，就會不斷膨脹，直到他變成那種可怕至極的超人。
終有一天，他會毀滅全部人類文明，毀滅人類文明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而留下一片荒漠并稱之為“秩序”為止。
生活在革命的混亂時代和社會變革時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識修養的人，要想不變成喪失理智的瘋子，或不變成使他人喪失理智的無政府主義者，存在以下三種方式：像紐曼博士和張之洞那類人，正如我們看到的，其學問或智識高于簡單智識或常識，他們使自己免于瘋狂，靠的是抛棄常識、變成極端虛僞的理想主義者，即變成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所謂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就是通過一種虛假的極端理想主義，一方面以宗教熱忱的形式出現，另一方面又以熱烈虛假的愛國主義相标榜的人。
他們那自欺欺人的實踐，實際上已經毀了自己的道德品質，但他們還在诓騙自己，以為由此保住自身高貴的品格。
再一種方式，就是中國的慶王和英國的貝爾福先生所代表的。
他們的常識遠遠超過了學識，生活在亂世之中，他們使自己免于瘋狂，靠的是置學識乃至高貴品格——置“道德法律”于不顧，變成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他們是抛棄和扭曲了智識的人；至于犬儒主義者，則是在抛棄了高貴品格之後，又抛棄了“道德法律”的人。
但是，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當其實際上抛棄高貴品格——抛棄道德法律的時候，卻認為他們正以其坦率在挽救自己的高貴品質，挽救道德法律，而不像耶稣會士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那樣是自欺欺人。
悲觀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坦白地說：“如何進退，需要三思。
”他們用莎士比亞筆下鮑西亞（Portia）的話來為自己開脫：“如果行善與知道何為善行一樣的容易，那麼小教堂就變成大教堂了，窮人的陋居就變成王子的宮殿了。
”然而，伏爾泰也說過：“膽怯是所有好人的不幸。
” 最後一種方式，可以英國的蘭斯東勳爵和中國的滿人鐵良為代表。
他們既無常識又無學識，隻有英雄主義和高貴品格——這樣一種人生活在亂世，要使自己免于瘋狂，靠的是變成白癡。
他們成了盲目巨人。
有力量卻沒有眼睛——沒有一絲一毫的智慧。
但他們是道德上的巨人，他們所擁有的力量是。
一種“真正”的力量，一種道德力量。
人們指責卡萊爾，說他不道德，因為他崇拜強力，殊不知所有“真正”的力量都是道德的——是一種道德力量。
所有真正的力量都具有建設性，因而是道德的。
而假的或虛僞的力量，雖貌似強大或自以為強大，其實虛弱不堪，就像那“看上去像鋼的塗色石膏”一樣——一旦付諸檢驗，會立馬露陷。
它具有破壞性，因而是不道德的。
所有真正的力量之所以具有建設性，是因為它總是力求建立秩序，即使在進行破壞的時候也是如此——因為必要的破壞正是為了建設——所有真正的力量所從事的破壞，都隻是為了建設——為了建立秩序。
盲目的力量——像蘭斯東勳爵和滿人鐵良那樣的人的無知無識的力量——是一種巨大的真正的道德力量，因為他們能夠克己。
孔子的一個弟子曾請教他何為真正的道德生活（仁），孔子回答說，就是“克已複禮”。
因此，中國的端王及其拳民，以及英國那些鼓吹婦女參政的女人們所具有的那種狂熱或高貴的瘋狂，雖然是真實的力量，卻并非是健全可靠的力量，“因為他們不能充分地克制自己”。
在此，我可以順便說一說，北京和外地的那些貧苦的滿族家庭婦女——還可捎上日本婦女——所有這些高貴的婦女，處于無政府混亂時代，為了盡力保持她們的高貴品質，甚至比英格蘭那些主張婦女參政的婦女遭受到更加殘酷的迫害。
但是我們中國的婦女，特别是滿族婦女和日本婦女，卻沒有尖聲叫喊去跟警察搏鬥。
她們隻是以蒼白的面容、倦怠的雙眼和凹陷的兩頰做無聲的抗議。
當一個生人從旁經過并試圖與她們搭話的時候，這些蒼白的面孔因太疲倦而失去驕傲，因太悲哀而不再美妙，她們以無聲的尊貴移開目光，轉身走開： 她轉身凝視地上， 面容絲毫不為埃利阿斯的話所打動， 俨然一塊堅硬的燧石或馬爾佩斯山上的大理石。
任何一個想要了解中國義和團運動狂熱風暴的英國人，都應該到北京或南京貧苦的滿族聚居區去走一走，看看那裡本該成為最優秀的高貴婦女們所遭受到的摧殘，如果他有些頭腦，起碼還有一點點高尚的人性，那麼，他就會自愧無顔，悔不該講些什麼漢人或滿人窮兇極惡、如魔鬼般無情之類混活了。
簡而言之，這些漢族和滿族婦女，還有日本婦女，由于她們确實堅強，具有真正的道德力量，擁有孔子所講的古代自尊的人們那種克己和沉靜，所以，她們比英格蘭那些尖聲叫喊并與警察搏鬥的現代婦女、那些即使和她們遭受到同樣的苦難也必定沒有她們堅強的婦女更有自制力。
言歸正傳。
雖然滿人鐵良像蘭斯東勳爵一樣，沒有榮祿和索爾茲伯裡勳爵的“氣魄”，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