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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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得以促進人民道德的權威本源，是皇帝。
因此，在歐洲，如果你破壞和取消了對上帝存在的信仰，維持民衆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困難的。
同樣，在中國，如果你攻擊皇帝，取消了人民對皇帝的尊崇，你就等于破壞了中國人民的道德賴以存在的整個結構——事實上，你破壞了中國的宗教——它不是超越塵世的神教，而是一種人間宗教，一種以中華帝國大清王朝為天堂，以皇帝為上帝——或曰上帝之代理人的宗教。
一旦破壞了這種宗教，你在中國要保持民衆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認為在中國對皇帝的忠誠是一種宗教，可以說，它是儒家國教（Statereligion）的基石，應與歐洲的教會宗教（Churchreligion）區别開來。
正如在歐洲，殉道者因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萬死不辭一樣，在中國，殉道者則甯願身受萬死，也不放棄對于君主——天子或天使的忠誠。
這一點從中國曆史上可以得到證明。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的統治之下，民衆連一般的道德水準也不可能維持了。
然而人們會說，在中國，我們發生過許多次以改朝換代告終的革命，中國人都并沒有因此淪喪道德。
但是，在中國，每一次導緻了改朝換代的革命，始終都存在兩個條件。
其一，革命為人民（people）發動，而不像現在這場革命那樣為群氓發動。
孟子說：“得乎邱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顯而易見，在目前的這場騷亂中，普通國民（邱民）始終沒有參加革命，而且公開反對革命。
另一個條件是，那個成功地變作最高統治者的人，必須具備能激發憧憬并赢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質。
而袁世凱的所作所為，表明他連一般的道德品質、一般的廉恥和責任感都不具備，甚至連小偷和賭徒也不如。
袁世凱奉命出山保衛大清，可他出山後，不是像一個有廉恥心的人那樣去盡職盡責，而先是恭順地屈從于革命黨，然後使出百般狡計，使其統率的士兵墜失忠君之心，并擁兵自立，逼迫皇帝退位，最後成為民國總統。
在所有這一切過程當中，一個具有最起碼常識的普通人，也無法将此種行為與廉恥和責任的最基本原則（即名分原則，忠義觀念）調和起來。
然而，最令人奇怪的還在于，袁世凱自始至終從沒有進行過拒絕屈從的努力，哪怕是裝模作樣的努力的也沒有過。
這樣一種人，怎能博得他統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喪失了一切廉恥和責任感。
這，就是我認為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統治下，中國民衆即便連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個原因。
而失去了民衆的一般道德，又怎能進行統治，遑論所謂“文明”了。
外國人欣賞袁世凱，認為他是一個挽救了中國目前局勢而沒有導緻流血的大政治家。
殊不知他不過僅為了一時的需要而規避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無政府混亂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到了未來。
的确，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麼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将比人民流血還要壞上萬倍——他不僅毀棄了中華民族的廉恥和責任感，而且毀棄了中華民族的政教和文明。
大清王朝不僅是中國權威尊崇的象征和旗幟，而且是中國政教和中國文明目标的象征與旗幟。
這面旗幟交托給了袁世凱，但他卻像一個懦夫和賣國賊一樣，以“挽救這面旗幟的布料”為借口，不得不将大清抛棄。
然而，負責保護這面旗幟的官員的責任并不僅僅在于挽救這面旗幟的布料，不在于那些花費了許多金錢的物質，他的責任在于捍衛那為之戰鬥的目标——那無價的道德利益，而旗幟的布料隻不過是其載體罷了。
對于像袁世凱這般行事的官員，每個有廉恥感的人都會認為他是一個懦夫和叛徒。
我的許多外國朋友笑話我，認為我對滿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誠不僅是對我世代受恩于她的王朝的忠誠，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
因此，在歐洲，如果你破壞和取消了對上帝存在的信仰，維持民衆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困難的。
同樣，在中國，如果你攻擊皇帝，取消了人民對皇帝的尊崇，你就等于破壞了中國人民的道德賴以存在的整個結構——事實上，你破壞了中國的宗教——它不是超越塵世的神教，而是一種人間宗教，一種以中華帝國大清王朝為天堂，以皇帝為上帝——或曰上帝之代理人的宗教。
一旦破壞了這種宗教，你在中國要保持民衆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認為在中國對皇帝的忠誠是一種宗教，可以說，它是儒家國教（Statereligion）的基石，應與歐洲的教會宗教（Churchreligion）區别開來。
正如在歐洲，殉道者因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萬死不辭一樣，在中國，殉道者則甯願身受萬死，也不放棄對于君主——天子或天使的忠誠。
這一點從中國曆史上可以得到證明。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的統治之下，民衆連一般的道德水準也不可能維持了。
然而人們會說，在中國，我們發生過許多次以改朝換代告終的革命，中國人都并沒有因此淪喪道德。
但是，在中國，每一次導緻了改朝換代的革命，始終都存在兩個條件。
其一，革命為人民（people）發動，而不像現在這場革命那樣為群氓發動。
孟子說：“得乎邱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顯而易見，在目前的這場騷亂中，普通國民（邱民）始終沒有參加革命，而且公開反對革命。
另一個條件是，那個成功地變作最高統治者的人，必須具備能激發憧憬并赢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質。
而袁世凱的所作所為，表明他連一般的道德品質、一般的廉恥和責任感都不具備，甚至連小偷和賭徒也不如。
袁世凱奉命出山保衛大清，可他出山後，不是像一個有廉恥心的人那樣去盡職盡責，而先是恭順地屈從于革命黨，然後使出百般狡計，使其統率的士兵墜失忠君之心，并擁兵自立，逼迫皇帝退位，最後成為民國總統。
在所有這一切過程當中，一個具有最起碼常識的普通人，也無法将此種行為與廉恥和責任的最基本原則（即名分原則，忠義觀念）調和起來。
然而，最令人奇怪的還在于，袁世凱自始至終從沒有進行過拒絕屈從的努力，哪怕是裝模作樣的努力的也沒有過。
這樣一種人，怎能博得他統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喪失了一切廉恥和責任感。
這，就是我認為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統治下，中國民衆即便連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個原因。
而失去了民衆的一般道德，又怎能進行統治，遑論所謂“文明”了。
外國人欣賞袁世凱，認為他是一個挽救了中國目前局勢而沒有導緻流血的大政治家。
殊不知他不過僅為了一時的需要而規避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無政府混亂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到了未來。
的确，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麼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将比人民流血還要壞上萬倍——他不僅毀棄了中華民族的廉恥和責任感，而且毀棄了中華民族的政教和文明。
大清王朝不僅是中國權威尊崇的象征和旗幟，而且是中國政教和中國文明目标的象征與旗幟。
這面旗幟交托給了袁世凱，但他卻像一個懦夫和賣國賊一樣，以“挽救這面旗幟的布料”為借口，不得不将大清抛棄。
然而，負責保護這面旗幟的官員的責任并不僅僅在于挽救這面旗幟的布料，不在于那些花費了許多金錢的物質，他的責任在于捍衛那為之戰鬥的目标——那無價的道德利益，而旗幟的布料隻不過是其載體罷了。
對于像袁世凱這般行事的官員，每個有廉恥感的人都會認為他是一個懦夫和叛徒。
我的許多外國朋友笑話我，認為我對滿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誠不僅是對我世代受恩于她的王朝的忠誠，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