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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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忠誠。

    辜鴻銘先生在他的《中國的牛津運動》中試圖告訴人們的,就是我們為了這一目标——中國文明、中國政教、那種名譽和責任宗教的目标,來反對現代歐洲文明,反對那種利欲宗教。

    為了實現這一目标,中國人正在做孤注一擲的奮鬥。

    這個故事的寓意,現在能見到的真理,包含在這樣一句話中:“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财神。

    ”張之洞大人告訴我們并教導文人學士們說:我們能夠而且應該調和。

    現在這種局面,就是我們調和的結果。

    辜鴻銘先生在此書中寫道:“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所采用的調和辦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導緻了耶稣會教義的産生,在政治上則導緻了那個被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東西;——“在中國,張之洞向儒生和統治階層所傳授的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當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如他純潔的人所采納,諸如被袁世凱這種天生的卑鄙無恥之徒所采納的時候,它對中國所産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鴻章的庸俗和腐敗所産生的危害還要大。

    ” 正是張之洞大人所傳授的這種耶稣會教義的作用,使得整個中國的儒生們在革命者和袁世凱面前,其忠誠與抵抗能力瞬間土崩瓦解,令人費解。

     事實上,正是這種耶稣會教義,使得中國的儒生們在袁世凱屈從于群氓、逼迫皇帝宣布退位并成為民國總統後,當袁世凱欺騙他們說他仍然忠于皇上時,儒生們竟然信以為真。

    最後,也正是這種耶稣會教義的陰險狡詐精神——即那種隻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的精神——甚至使得那些有教養的外國人,對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即袁世凱的所做所為連盜賊也不如的事實視而不見。

     愛默生在《英國人的性格》一書中談到英國人實事求是,憎惡兩面讨好、見風使舵、見機行事的機會主義者時說到,“牛津那些激進的暴民追随在托利黨人埃爾登(E1don)勳爵之後,大聲叫喊着:‘老埃爾登在,為他喝彩:他從不叛賣!”’接着,他又提到英國人給予路易·拿破侖的榮譽并對此加以注解,說道:“我相信,當倫敦的貴族和平民在這個成功的小偷面前,像一個那不勒斯下等人那樣卑躬曲膝的時候,我有幸結識的英國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會以此為然。

    然而,盡管這種行為令人作嘔,作為國家,怎樣才能采取一系列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來加以抵制呢?政府總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誠實的代理人,對于國家就如同對于個人一樣有害。

    ” 如果像我所說,中國革命以袁世凱當上民國總統而告終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那麼,我以為,若是外國列強找不到抵制袁世凱及其民國的辦法,邁出承認它的令人作嘔的一步,那将是一場更大的災難,它不僅危害中國,而且危及全世界。

    有一個故事,講一個西班牙貴族,當他受命接納一個身居高位的臭名昭著的賣國賊時,說道:“我完全服從命令,然後便焚毀自己的家園。

    ”如果外國列強承認袁世凱,那麼,中國人就将同那個西班牙人一樣,暫時接納他,但随後必定焚毀自己的家園,在焚毀自己家園的同時,也會将大火引向全世界。

     最後,讓我再一次強調中國共和主義意味着無神論的事實。

    當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公開宣布無神論,并制定理性女神(GoddessofReason)的法令時,所有的歐洲人都渴望見到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黃金時代的到來。

    然而,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随之而來的不是黃金時代,而是動搖整個歐洲王權的“恐怖統治”。

    現在在中國,袁世凱的喉舌不僅無恥地宣稱共和政體是最好的統治形式,而且實際上宣稱共和國對于中國人民來說,就等于是無神論的代詞。

    所有歐美人都希望看到一個改良、進步和繁榮的新中國,但在我看來,袁世凱及其共和國在中國存在的直接後果,甚至于比法國的“恐怖統治”還要可怕——它必将迫使歐美諸國非常嚴肅地反省他們對待中國及其文明的方式。

     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