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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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近250年來，中國在滿人統治下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國家，一個真正如花一樣的國度。
而當太平天國叛亂平息之後，以儒士為主的中産階級開始在中國掌權，這個國家的高層職位也逐漸被庸俗的市儈占據了。
辜鴻銘先生在他的書中引述過一個身上帶有貴族氣質的英國人所描繪的一幅關于廣州城和部分裸露無掩的廣東百姓的圖景，那是李鴻章掌權之下的中國的圖景——一個粗俗、醜陋的中國。
順便說一句，正是為了反對這種粗俗醜惡的中國，中國那些保持着傳統精神的士大夫們才奮起抗争，發起了中國的“牛津運動”。
如果說李鴻章統治下的中國變得粗俗醜陋——那麼現在，在袁世凱統治之下，包括孫逸仙（即孫中山）和美國人荷馬李（HomerLee）的群氓們大權在握，不受限制的時候，我們中國又将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忽然想到這一點。
歌德說：“壓抑我們的是什麼？——庸俗”。
庸俗，中國所有的那些低級、庸陋、粗俗、卑鄙和可恥的東西，現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機會和充分的“自由”，可以發展自己了。
簡而言之，庸俗将成為新中國的理想。
更為糟糕的是，我們将不僅擁有中國自身的庸俗，還将擁有來自歐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聲警告人們，必須防治“盎格魯-撒克遜傳染病”。
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為貴族化的茶園小坐，看到了“新中國”——一夥剪了辮子的中國人，談吐粗俗，舉止嚣張，騷動狂亂，吵吵嚷嚷，其厚顔無恥實在無法形容。
當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領悟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義。
現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為袁世凱統治下的“年輕中國”通過剪辮而最終“融入”了歐洲文明這一事實而興奮不已。
這些上當的人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年輕中國”所“融入”的完全不是什麼歐洲文明，隻不過是上海的歐洲文明——歌德稱之為“盎格魯-撒克遜傳染病”，即一種歐洲文明肌體内正在滋長的疾病而已。
想一想，一旦四萬萬中國人都染上這種盎格魯-撒克遜流行病，“融入”這種上海的歐洲文明，都變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園所見到的那些剪了辮子的中國人那樣庸俗透頂，卑鄙至極和騷動不安的人，那将給世界文明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後果。
而且，請記住，這些新式的鄙俗和滿身騷亂精神的中國人已經學會了使用炸彈。
人們談論着袁世凱統治下的新中國，依我看，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黃禍”。
“Vo1kerEuropa’s，bewahreteureheiligstenGefiter！”（歐洲人，保住你們最神聖的天良！） 現在，在上海，當我與歐洲人，甚至那些有教養的歐洲人談起上述這些觀點時，他們都稱我為“理想主義者”。
但這些現實主義者們忘記了一件事，在我看來，當今的時事評論家和政客們完全忘記了一個極為簡單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個法國作家所說的那樣：“一切文明和統治賴以存在的最終基礎，在于民衆的一般道德和他們在公共事務中能在何種程度上正直行事。
” 中國的舊式政體，讓我在此指出，盡管有種種缺陷，它仍然在民衆之中維持了一般的道德水準。
這一點，從歐洲傳教士及其信徒——包括歐美諸國男人、婦女和孩子——能穿過幅員遼闊的帝國遊曆而不出大的危險這一事實，便能得到證明。
至于人們在公共事務中能否正直行事，我們也能從這樣一個事實中得到證實：舊式政體下的中華帝國政府盡管财政極端困乏，仍然能夠定期支付庚子賠款。
而現在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統治之下，一切都将不成為可能了。
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
其一，在歐洲，國家和教會是兩個分離的機構，而在中國則合二為一。
在歐洲，教會負責維持人民的道德，國家則主要負責維持秩序。
而在中國，國家既要負責維持人民的道德，又要負責維持秩序，二者兼管。
歐洲的教會得以促進人民道德的權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國
簡而言之，近250年來，中國在滿人統治下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國家，一個真正如花一樣的國度。
而當太平天國叛亂平息之後，以儒士為主的中産階級開始在中國掌權，這個國家的高層職位也逐漸被庸俗的市儈占據了。
辜鴻銘先生在他的書中引述過一個身上帶有貴族氣質的英國人所描繪的一幅關于廣州城和部分裸露無掩的廣東百姓的圖景，那是李鴻章掌權之下的中國的圖景——一個粗俗、醜陋的中國。
順便說一句，正是為了反對這種粗俗醜惡的中國，中國那些保持着傳統精神的士大夫們才奮起抗争，發起了中國的“牛津運動”。
如果說李鴻章統治下的中國變得粗俗醜陋——那麼現在，在袁世凱統治之下，包括孫逸仙（即孫中山）和美國人荷馬李（HomerLee）的群氓們大權在握，不受限制的時候，我們中國又将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忽然想到這一點。
歌德說：“壓抑我們的是什麼？——庸俗”。
庸俗，中國所有的那些低級、庸陋、粗俗、卑鄙和可恥的東西，現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機會和充分的“自由”，可以發展自己了。
簡而言之，庸俗将成為新中國的理想。
更為糟糕的是，我們将不僅擁有中國自身的庸俗，還将擁有來自歐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聲警告人們，必須防治“盎格魯-撒克遜傳染病”。
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為貴族化的茶園小坐，看到了“新中國”——一夥剪了辮子的中國人，談吐粗俗，舉止嚣張，騷動狂亂，吵吵嚷嚷，其厚顔無恥實在無法形容。
當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領悟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義。
現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為袁世凱統治下的“年輕中國”通過剪辮而最終“融入”了歐洲文明這一事實而興奮不已。
這些上當的人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年輕中國”所“融入”的完全不是什麼歐洲文明，隻不過是上海的歐洲文明——歌德稱之為“盎格魯-撒克遜傳染病”，即一種歐洲文明肌體内正在滋長的疾病而已。
想一想，一旦四萬萬中國人都染上這種盎格魯-撒克遜流行病，“融入”這種上海的歐洲文明，都變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園所見到的那些剪了辮子的中國人那樣庸俗透頂，卑鄙至極和騷動不安的人，那将給世界文明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後果。
而且，請記住，這些新式的鄙俗和滿身騷亂精神的中國人已經學會了使用炸彈。
人們談論着袁世凱統治下的新中國，依我看，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黃禍”。
“Vo1kerEuropa’s，bewahreteureheiligstenGefiter！”（歐洲人，保住你們最神聖的天良！） 現在，在上海，當我與歐洲人，甚至那些有教養的歐洲人談起上述這些觀點時，他們都稱我為“理想主義者”。
但這些現實主義者們忘記了一件事，在我看來，當今的時事評論家和政客們完全忘記了一個極為簡單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個法國作家所說的那樣：“一切文明和統治賴以存在的最終基礎，在于民衆的一般道德和他們在公共事務中能在何種程度上正直行事。
” 中國的舊式政體，讓我在此指出，盡管有種種缺陷，它仍然在民衆之中維持了一般的道德水準。
這一點，從歐洲傳教士及其信徒——包括歐美諸國男人、婦女和孩子——能穿過幅員遼闊的帝國遊曆而不出大的危險這一事實，便能得到證明。
至于人們在公共事務中能否正直行事，我們也能從這樣一個事實中得到證實：舊式政體下的中華帝國政府盡管财政極端困乏，仍然能夠定期支付庚子賠款。
而現在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統治之下，一切都将不成為可能了。
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
其一，在歐洲，國家和教會是兩個分離的機構，而在中國則合二為一。
在歐洲，教會負責維持人民的道德，國家則主要負責維持秩序。
而在中國，國家既要負責維持人民的道德，又要負責維持秩序，二者兼管。
歐洲的教會得以促進人民道德的權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