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十九世紀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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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精神生活比以前任何時代的精神生活都要複雜。

    這是由于幾種原因。

    第一,有關的地區比已往大了;美國和俄國作出重要貢獻,歐洲比以前多注意到了古代和近代的印度哲學。

    第二,從十七世紀以來一向是新事物主要源泉的科學,取得新的勝利,特别是在地質學、生物學和有機化學方面。

    第三,機器生産深深地改變了社會結構,使人類對自己在關于自然環境方面的能力,有了一種新概念。

    第四,針對思想、政治和經濟中的傳統體系,在哲學上和政治上出現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對向來看成是颠撲不破的許多信念和制度的攻擊。

    這種反抗有兩個迥然不同的形式,一個是浪漫主義的,一個是理性主義的。

    (我是按廣義使用這兩個詞的)。

    浪漫主義的反抗從拜倫、叔本華和尼采演變到墨索裡尼與希特勒;理性主義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時代的法國哲學家,稍有緩和後,傳給英國的哲學上的急進派,然後在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産生蘇俄這個結果。

     德國在知識上的優勢是一個從康德開始的新因素。

    萊布尼茲雖然是德國人,差不多總是用拉丁文或法文著述,他在自己的哲學上簡直沒受到德國什麼影響。

    反之,康德以後的德國唯心論也正如後來的德國哲學,深受德國曆史的影響;德國哲學思想中的許多仿佛奇特的東西,反映出一個由于曆史的偶然事件而被剝奪了它那份當然勢力的精悍民族的心境。

    德意志曾經賴神聖羅馬帝國取得了國際地位,但是神聖羅馬皇帝逐漸控制不住他的名義上的臣屬。

    最後一個有力的皇帝是查理五世,他的勢力有賴于他在西班牙和低地帶①的領地。

    宗教改革運動和三十年戰争破壞了德國統一的殘局,留下來許多仰承法國鼻息的弱小公國。

    十八世紀時,隻有一個德意志國家普魯士抵抗法國人獲得了成功;弗裡德裡希号稱“大王”,就是為這個緣故。

    但是普魯士本身也沒能夠抵擋住拿破侖,耶拿之戰一敗塗地。

    普魯士在俾斯麥之下的複興,顯得是恢複阿拉利克、查理曼和巴巴羅撒的英雄的過去。

    (對德國人來說,查理曼是德國人,不是法國人。

    )俾斯麥說:“我們不要到卡諾薩②去”,這流露出他的曆史觀念。

     ①“低地帶”指萊因河、馬斯河及些耳德河下流的地方,中古時分為許多小國;相當于現在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一帶。

    ——譯者 ②卡諾薩(Canossa)在意大利北部,為公元1077年神聖羅馬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格雷高裡七世要求悔過時受屈辱的地方。

    (參看本書上冊第507頁)。

    後來“卡諾薩”就成了俗權屈服于天主教會的代稱。

    ——譯者 不過,普魯士雖然在政治方面占優勢,在文化上卻不及西德意志大部分地區先進;這說明為什麼有許多德國名人,包括歌德在内,不以拿破侖在耶拿的勝利為恨。

    十九世紀初,德國在文化上和經濟上呈現異常的參差錯雜。

    東普魯士還殘存着農奴制;農村貴族大多浸沉在鄉陋愚昧當中,勞動者連最初步的教育也沒有。

    反之,西德意志在古代一部分曾經隸屬于羅馬;從十七世紀以來,一直處在法國的勢力之下;它被法國革命軍占領過,獲得了和法國的制度同樣自由主義的制度。

    邦主們當中有些人很聰慧,他們在自己的宮廷裡模仿文藝複興時代的邦主,作藝術與科學的獎勵者;最著名的例子是魏瑪,魏瑪大公即歌德的恩主。

    邦主們當然大部分都反對德意志統一,因為這會破壞他們的獨立。

    所以他們是反愛國的,依附于他們的那些名士有許多人也如此,在他們的心目中,拿破侖是傳布比德意志文化高超的文化的使者。

     十九世紀當中,新教德意志的文化逐漸日益普魯士化。

    弗裡德裡希大王是個自由思想家和法國哲學的崇拜者,他曾殚精竭力把柏林建成為一個文化中心;柏林科學院有一個知名的法國人穆伯杜依①作終身院長,可是他不幸成了伏爾泰死命嘲笑的犧牲品。

    弗裡德裡希的種種努力和當時其他開明專制君主的努力一樣,不包括經濟上或政治上的改革;實際的成績無非是集合了一幫雇來捧場的知識分子。

    他死之後,文化人大部分又是在西德意志才找得到了。

     ①穆伯杜依(PierreLouisMoreaudeMaupertuis,1698—1759),法國數學家,天文學家。

    ——譯者 德國哲學比德國文學及藝術跟普魯士的關系要深。

    康德是弗裡德裡希大王的臣民;費希特和黑格爾是柏林大學的教授。

    康德幾乎沒受到普魯士什麼影響;确實,他為了他的自由主義的神學,和普魯士政府還起了糾紛。

    但是費希特和黑格爾都是普魯士的哲學喉舌,對準備後來德國人的愛國精神與普魯士崇拜合一作出了很大貢獻。

    在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