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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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會造成在同路人之間所常有的那類争端。
如果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事情，那就要好得多。
财産應該是私有的；但是應該以仁愛來這樣教導人民，從而使得财産的使用大部分能成為公共的。
仁愛與慷慨都是德行，但是沒有私有制，它們便是不可能的。
最後他又告訴我們說，如果柏拉圖的計劃是好計劃，那末早就會有别人想到過這些了。
①我并不同意柏拉圖，但是如果有任何東西能使我同意柏拉圖的話，那就是亞裡士多德反對柏拉圖的論據了。
①請參看雪梨·史密斯作品中的傻子的演說：“如果這個提議是健全的，薩克遜人會把它放過去嗎？丹麥人會對于它熟視無睹嗎？它會逃得過諾曼人的智慧嗎？”（引文隻根據我的記憶） 在談到奴隸制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亞裡士多德不是一個信仰平等的人。
縱使承認了奴隸與婦女的服從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應該不應該平等，還仍然是個問題。
他說有些人認為這是可以願望的，根據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關鍵都在于财産的規定。
他反對這種論證說，最大的罪行乃是由于過多而不是由于缺匮；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要躲避凍餒才變成為一個暴君的。
當一個政府的目的在于整個集體的好處時，它就是一個好政府；當它隻顧及自身時，它就是一個壞政府。
有三種政府是好的：即，君主制、貴族制和立憲政府（或者共和制）；有三種政府是壞的：即，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
還有許多種混合的中間形式。
并且還須指出，好政府和壞政府是被當權者的道德品質所規定的，而不是被憲法的形式所規定的。
可是，這隻有部分的真确性。
貴族制就是有德的人的統治，寡頭制就是富人的統治，而亞裡士多德并不認為德行與财富是嚴格的同義語。
亞裡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學說所主張的乃是，适度的資産才最能夠與德行結合在一起：“人類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貨才能獲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無論是存在于快樂，還是存在于德行，還是兼存于這兩者，往往總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靈上與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養卻隻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們的身上才能夠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得無用的身外财貨卻缺少高尚品質的人們的身上找到的”（1323a與b）。
因此最好的人的統治（貴族制）與最富的人的統治（寡頭制）二者之間是有區别的，因為最好的人往往隻有适度的财富。
民主制與共和制之間——除了政府的倫理差異而外——也是有區别的，因為亞裡士多德所稱之為“共和制”的，保留着有某種寡頭制的成份在内（1293b）。
但是君主制與僭主制之間的唯一區别則隻是倫理的。
他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别寡頭制與民主制：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制，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裡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主制。
君主制比貴族制更好，貴族制比共和制更好。
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頭制更壞，寡頭制就比民主制更壞。
亞裡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種有限度的為民主制進行辯護；因為絕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許是最好的。
希臘人的民主概念在許多方面要比我們的更極端得多；例如亞裡士多德說，選舉行政官的辦法是寡頭制的，而用抽簽來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
在極端的民主制裡公民大會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并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
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簽選出來的大量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于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右。
所以當他批評民主制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所指的乃是這種東西。
亞裡士多德對于革命的原因曾有長篇的讨論。
在希臘，革命的頻繁就象已往在拉丁美洲一樣，所以亞裡士多德有着豐富的經驗可以引征。
革命主要的原因，則是寡頭派與民主派的沖突。
亞裡士多德說民主制産生于一種信念，即同等自由的人們應當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寡頭制則産生于一種事實，即在某些方面優異的人要求得過多。
兩者都有一種正義，但都不是最好的一種。
“因此隻要兩黨在政府中的地位與他們所預想的觀念不相符，他們就會掀起革命”（1301a）。
民主的政府比寡頭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為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
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夥們。
他告訴我們說，在有些城邦裡寡頭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人民之敵，我要竭盡全力設法來對他們加以一切的傷害”。
今天的反動派可就沒有這麼坦白了。
防止革命所必須的三件事情就是：政府的宣傳教育，尊重法律（哪怕是在最
如果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事情，那就要好得多。
财産應該是私有的；但是應該以仁愛來這樣教導人民，從而使得财産的使用大部分能成為公共的。
仁愛與慷慨都是德行，但是沒有私有制，它們便是不可能的。
最後他又告訴我們說，如果柏拉圖的計劃是好計劃，那末早就會有别人想到過這些了。
①我并不同意柏拉圖，但是如果有任何東西能使我同意柏拉圖的話，那就是亞裡士多德反對柏拉圖的論據了。
①請參看雪梨·史密斯作品中的傻子的演說：“如果這個提議是健全的，薩克遜人會把它放過去嗎？丹麥人會對于它熟視無睹嗎？它會逃得過諾曼人的智慧嗎？”（引文隻根據我的記憶） 在談到奴隸制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亞裡士多德不是一個信仰平等的人。
縱使承認了奴隸與婦女的服從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應該不應該平等，還仍然是個問題。
他說有些人認為這是可以願望的，根據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關鍵都在于财産的規定。
他反對這種論證說，最大的罪行乃是由于過多而不是由于缺匮；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要躲避凍餒才變成為一個暴君的。
當一個政府的目的在于整個集體的好處時，它就是一個好政府；當它隻顧及自身時，它就是一個壞政府。
有三種政府是好的：即，君主制、貴族制和立憲政府（或者共和制）；有三種政府是壞的：即，僭主制、寡頭制和民主制。
還有許多種混合的中間形式。
并且還須指出，好政府和壞政府是被當權者的道德品質所規定的，而不是被憲法的形式所規定的。
可是，這隻有部分的真确性。
貴族制就是有德的人的統治，寡頭制就是富人的統治，而亞裡士多德并不認為德行與财富是嚴格的同義語。
亞裡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學說所主張的乃是，适度的資産才最能夠與德行結合在一起：“人類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貨才能獲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無論是存在于快樂，還是存在于德行，還是兼存于這兩者，往往總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靈上與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養卻隻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們的身上才能夠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得無用的身外财貨卻缺少高尚品質的人們的身上找到的”（1323a與b）。
因此最好的人的統治（貴族制）與最富的人的統治（寡頭制）二者之間是有區别的，因為最好的人往往隻有适度的财富。
民主制與共和制之間——除了政府的倫理差異而外——也是有區别的，因為亞裡士多德所稱之為“共和制”的，保留着有某種寡頭制的成份在内（1293b）。
但是君主制與僭主制之間的唯一區别則隻是倫理的。
他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别寡頭制與民主制：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制，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裡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主制。
君主制比貴族制更好，貴族制比共和制更好。
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頭制更壞，寡頭制就比民主制更壞。
亞裡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種有限度的為民主制進行辯護；因為絕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許是最好的。
希臘人的民主概念在許多方面要比我們的更極端得多；例如亞裡士多德說，選舉行政官的辦法是寡頭制的，而用抽簽來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
在極端的民主制裡公民大會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并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
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簽選出來的大量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于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右。
所以當他批評民主制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所指的乃是這種東西。
亞裡士多德對于革命的原因曾有長篇的讨論。
在希臘，革命的頻繁就象已往在拉丁美洲一樣，所以亞裡士多德有着豐富的經驗可以引征。
革命主要的原因，則是寡頭派與民主派的沖突。
亞裡士多德說民主制産生于一種信念，即同等自由的人們應當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寡頭制則産生于一種事實，即在某些方面優異的人要求得過多。
兩者都有一種正義，但都不是最好的一種。
“因此隻要兩黨在政府中的地位與他們所預想的觀念不相符，他們就會掀起革命”（1301a）。
民主的政府比寡頭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為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
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夥們。
他告訴我們說，在有些城邦裡寡頭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人民之敵，我要竭盡全力設法來對他們加以一切的傷害”。
今天的反動派可就沒有這麼坦白了。
防止革命所必須的三件事情就是：政府的宣傳教育，尊重法律（哪怕是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