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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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轉化為奴隸就是正當的。

    這仿佛是足以為古往今來任何的征服者作辯護了;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自己天生來就應當是被統治的,所以對于自然意圖的唯一證據就必須從戰争的結果來推斷。

    因此每一場戰争裡的勝利者就都是對的,被征服者就都是錯的。

    這倒很能自圓其說。

     其次就是關于貿易的讨論,這一讨論深刻地影響了經院學者們的善惡論。

    每件事物都有兩種用途,一種是正當的,另一種是不正當的;例如一雙鞋可以用來穿,這就是它的正當的用途,或者可以用來交換,這就是它的不正當的用途。

    因此一個必須靠賣鞋為生的鞋匠的身分就有些下賤了。

    亞裡士多德告訴我們說,零售并不是發财緻富的藝術中的一個自然部分(1257a)。

    發财緻富的自然方式是巧妙的經營房産與地産。

    以這種方式所能得到的财富是有限度的,但是由貿易而得到的東西則是沒有限度的。

    貿易必須和錢打交道,但是财富并不在于獲得貨币。

    由貿易而獲得的财富很正當地是要被人憎恨的,因為它是不自然的。

    “最可憎恨的一種,而且是最有理由被憎恨的,就是高利貸;高利貸是從錢的本身裡而不是從錢的自然對象裡獲利的。

    因為錢本是為了用于交換的,而不是要靠利息來增殖的。

    ……在一切發财緻富的方式之中,高利貸是最不自然的”(1258)。

     這種教誡産生了什麼結果,你不妨去看陶奈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

    但是雖說他講的曆史是可信的,然而他的叙述卻有一種袒護前資本主義的偏見。

     “高利貸”是指一切有利息的貸款,而不象現在那樣僅僅是指以過高的利率貸款。

    從古希臘時代直到今天,人類——或者說至少是經濟上更為發展的那一部分人類——一直是分裂為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債務人始終不贊成利息,而債權人則始終贊成它。

    在大多的時候地主都是債務人,而從事商業的人則都是債權人。

    哲學家們的見解除了少數例外,都是吻合于自己階級的金錢利益的。

    希臘哲學家都是屬于占有土地的階級或者是被這個階級所雇用的,所以他們不贊成利息。

    中世紀的哲學家都是教士,而教會的财産主要的是土地,所以他們看不出有理由要修改亞裡士多德的意見。

    他們之反對高利貸更因反猶太主義而得到加強,因為大部分流動資金都是猶太人的。

    僧侶們與貴族們是有争執的,并且有時候還非常之尖銳,但是他們可以聯合起來反對萬惡的猶太人,——猶太人曾以貸款的辦法幫他們渡過了壞年成,并認為自己應該得到自己節儉的某種報酬。

     随着宗教改革,情形便起了變化。

    許多熱誠的新教徒都是經營企業的。

    對于他們來說,貸款謀利乃是最重要的事。

    因此首先是加爾文,後來是其他新教的神職人員,都承認利息。

    最後天主教會也就不得不步其後塵,因為古老的禁例已經不适于近代的世界了。

    哲學家們的收入現在都得自大學的資金,所以自從他們不再是教士,因而不再與土地占有相聯系之後,也都一直是贊成利息的。

    每一個階段都曾有過豐富的理論論據在支持着經濟上對自己有利的意見。

     柏拉圖的烏托邦被亞裡士多德根據種種理由而加以批判。

    首先是非常有趣的闡述,說它把太多的統一性賦予國家,把國家弄成了一個個體。

    其次就是那種反對柏拉圖所提議的廢除家庭的論證,這是每個讀者自然而然會想得到的。

    柏拉圖認為隻消把“兒子”這個頭銜加給所有可能構成親子關系的同樣年紀的人,一個人對于全體人民也就獲得了目前人們對他們自己真正的兒子所具有的那種感情。

    至于“父親”這個頭銜,也同樣如此。

    反之,亞裡士多德卻說,凡是對最大多數的人所共同的東西便最不為人所關心,如果“兒子們”對于許多“父親們”都是共同的,那麼他們就會共同地受人忽視;做一個實際上的表兄弟要比做一個柏拉圖意義上的“兒子”還要好得多;柏拉圖的計劃會使得愛情化成水的。

    然後就是一種奇異的論證說,既然禁絕情欲是一種德行,那麼要求有一種消滅這種德行以及與此相關的罪惡的社會制度就是很可惋惜的事情了(1263b)。

    于是他就問道,如果婦女是公共的,那麼由誰來管家呢?我從前寫過一篇文章題名為“建築與社會制度”,在這篇文章裡我曾指出一切想把共産主義和廢除家庭這兩者結合在一起的人,也必定要提倡人數衆多的、有着公共廚房、餐廳和托兒所的公社家庭。

    這種制度可以描叙為是一種僧院,隻是不須要獨身罷了。

    對于實現柏拉圖的計劃來說,這一點是具有根本意義的,并且這一點比起柏拉圖所推薦的其他許多事情來,絕不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柏拉圖的共産主義困惱了亞裡士多德。

    他說,那會使人憤恨懶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