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五章
關燈
小
中
大
武是怕犯錯誤而不敢搞。
田海民一個人表示最好由社員自己讨論決定搞不搞——他的意見另外四個不予理睬，等于沒說。
但是，雙水村第一生産隊的正副隊長孫少安和田福高，卻沒把大隊黨支部的決定當一回事，吵鬧着要在一隊搞生産責任組了！本來他們去年就要搞，後來被上級領導壓制了。
現在既然上面說能搞。
大隊黨支部怎麼可能再壓住呢？ 哈呀，孫少安這小子公然不服從大隊黨支部的決定，簡直無法無天了！ 可是，在耕翻麥地前，田福堂眼睜睜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隊“亂”了…… 那些天裡，整個田家圪崂處在一種紛亂的激動之中，在田福堂的記憶裡，這情景隻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時出現過。
看吧，天一黑，人們把飯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響，就紛紛湧到一隊的飼養室，吵嚷大半個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來。
正式分組的那晚上，副隊長田福高終究是同族人，專意客氣上門來把田福堂也請去了。
福堂盡管一肚子不舒服，也隻好一臉喪氣去了飼養室。
他不去不行，因為他自己也是一隊的成員。
田福堂壓抑不住痛苦，一開始就極沒修養地和隊長孫少安沒頭沒腦混吵了一架，然後甩手走了。
是的，他太痛苦了。
當年搞合作化時，他曾懷着多麼熱烈的感情把這些左鄰右舍攏合在一起；他做夢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大家又散夥了。
随着集體的散夥，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他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
但他也沒有能力拒擋這個潮流。
是的，盡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圪崂的生産責任組照樣劃分開了！ 當然，一隊也總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讓他加入到某個責任組去。
可責任組又是自願結合，沒有哪個組願意要黨支書！要田書記等于要一個負擔——他常不是開會，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勞動不了幾天。
啊啊！以前人們誰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地步！ 誰也沒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兒子潤生也來參加會。
他父親甩手走後，這個瘦弱的青年沒有走。
他最後看沒有人願意要他爸，就把孫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邊，懇求說：“我們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個組呢？你們不要計較我爸，他年紀大了，又是老腦筋。
你們就把我看成是我們家的主事人。
我爸氣管有病，勞動可能不行。
但我自己不教書了，準備到責任組勞動呀……” 孫少安和田海民有點驚訝地聽完潤生的話。
他們沒注意到這個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經成了一個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走上了嚴峻的生活舞台。
在這個誠懇的青年面前，兩個已經成熟的莊稼人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此刻，他們大概就能想起，當年的某個時候，他們就是這樣有了成人的參與意識，莊嚴地面對着生活的挑戰。
這樣的青年理所應當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勸說海民将潤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組裡。
海民同意了。
不管怎樣，不能把支書丢下不管；再說，潤生這麼懇求，他不好傷這娃娃的臉——自家吃虧就吃虧吧！ 海民雖然同意了，但說他還要和他爸和組裡其他幾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攤上沒人要的還有我們的玉亭同志。
不過，他即是純粹的累贅，少安也不會把二爸拒之門外的——他隻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組内。
玉亭也知道這一點，于是就放心地攻擊這“資本主義複辟行為”——他知道侄兒最終還得要他。
在短短的幾天之内，雙水村的第一生産隊就化成了十幾個責任組。
一般一個組四五戶人家。
都是自願結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親近的門中人在一塊。
生産隊的土地、牲畜和農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組戶數、勞力和人口分配開來，實行以組核算。
在飼養室田萬江老漢的窯洞裡各組組長象占蔔般緊張地抓完紙蛋後，衆人就先後拿起繩索丈量麥地了。
麥地一分開，馬上又分秋田。
秋田在分配時，另外考慮了各塊地今年莊稼的長勢。
牲畜由幹棚圈方面的困難，這半年仍将由田萬江統一喂養——萬江老漢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辦教師的位置上，參予所有責任組的分配……雙水村一隊的責任制組并不是個例外。
與此同時，黃原各地的農村生産責任制都鋪排開了。
當然，地、縣、社、隊各級領導，既有積極支持和投身于這變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處在不理解甚至反對的狀态中。
有的同一級領導中，往往給下級發出了相互矛盾或對立的指示。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黃原行署号召全區推行生産責任制的同時，地委管轄的《黃原報》卻接二連三發表評論員文章，對責任制橫挑鼻子豎挑眼。
這是一個混亂的非常時期。
群衆中廣泛流傳的幾句順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勢：上面放，下面望，中間有些頂門杠！ 正因為這樣，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區出現了各種生産方式并存的局面。
情況真是五花八門！比如石圪節公社東拉河流域的四個村莊，罐子村全村實行了生産責任組；雙水村半個村實行了生産責任組；下山村幹脆包産到戶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圪節大隊
田海民一個人表示最好由社員自己讨論決定搞不搞——他的意見另外四個不予理睬，等于沒說。
但是，雙水村第一生産隊的正副隊長孫少安和田福高，卻沒把大隊黨支部的決定當一回事，吵鬧着要在一隊搞生産責任組了！本來他們去年就要搞，後來被上級領導壓制了。
現在既然上面說能搞。
大隊黨支部怎麼可能再壓住呢？ 哈呀，孫少安這小子公然不服從大隊黨支部的決定，簡直無法無天了！ 可是，在耕翻麥地前，田福堂眼睜睜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隊“亂”了…… 那些天裡，整個田家圪崂處在一種紛亂的激動之中，在田福堂的記憶裡，這情景隻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時出現過。
看吧，天一黑，人們把飯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響，就紛紛湧到一隊的飼養室，吵嚷大半個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來。
正式分組的那晚上，副隊長田福高終究是同族人，專意客氣上門來把田福堂也請去了。
福堂盡管一肚子不舒服，也隻好一臉喪氣去了飼養室。
他不去不行，因為他自己也是一隊的成員。
田福堂壓抑不住痛苦，一開始就極沒修養地和隊長孫少安沒頭沒腦混吵了一架，然後甩手走了。
是的，他太痛苦了。
當年搞合作化時，他曾懷着多麼熱烈的感情把這些左鄰右舍攏合在一起；他做夢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大家又散夥了。
随着集體的散夥，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他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
但他也沒有能力拒擋這個潮流。
是的，盡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圪崂的生産責任組照樣劃分開了！ 當然，一隊也總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讓他加入到某個責任組去。
可責任組又是自願結合，沒有哪個組願意要黨支書！要田書記等于要一個負擔——他常不是開會，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勞動不了幾天。
啊啊！以前人們誰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地步！ 誰也沒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兒子潤生也來參加會。
他父親甩手走後，這個瘦弱的青年沒有走。
他最後看沒有人願意要他爸，就把孫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邊，懇求說：“我們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個組呢？你們不要計較我爸，他年紀大了，又是老腦筋。
你們就把我看成是我們家的主事人。
我爸氣管有病，勞動可能不行。
但我自己不教書了，準備到責任組勞動呀……” 孫少安和田海民有點驚訝地聽完潤生的話。
他們沒注意到這個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經成了一個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這樣不知不覺地走上了嚴峻的生活舞台。
在這個誠懇的青年面前，兩個已經成熟的莊稼人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此刻，他們大概就能想起，當年的某個時候，他們就是這樣有了成人的參與意識，莊嚴地面對着生活的挑戰。
這樣的青年理所應當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勸說海民将潤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組裡。
海民同意了。
不管怎樣，不能把支書丢下不管；再說，潤生這麼懇求，他不好傷這娃娃的臉——自家吃虧就吃虧吧！ 海民雖然同意了，但說他還要和他爸和組裡其他幾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攤上沒人要的還有我們的玉亭同志。
不過，他即是純粹的累贅，少安也不會把二爸拒之門外的——他隻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組内。
玉亭也知道這一點，于是就放心地攻擊這“資本主義複辟行為”——他知道侄兒最終還得要他。
在短短的幾天之内，雙水村的第一生産隊就化成了十幾個責任組。
一般一個組四五戶人家。
都是自願結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親近的門中人在一塊。
生産隊的土地、牲畜和農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組戶數、勞力和人口分配開來，實行以組核算。
在飼養室田萬江老漢的窯洞裡各組組長象占蔔般緊張地抓完紙蛋後，衆人就先後拿起繩索丈量麥地了。
麥地一分開，馬上又分秋田。
秋田在分配時，另外考慮了各塊地今年莊稼的長勢。
牲畜由幹棚圈方面的困難，這半年仍将由田萬江統一喂養——萬江老漢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辦教師的位置上，參予所有責任組的分配……雙水村一隊的責任制組并不是個例外。
與此同時，黃原各地的農村生産責任制都鋪排開了。
當然，地、縣、社、隊各級領導，既有積極支持和投身于這變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處在不理解甚至反對的狀态中。
有的同一級領導中，往往給下級發出了相互矛盾或對立的指示。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黃原行署号召全區推行生産責任制的同時，地委管轄的《黃原報》卻接二連三發表評論員文章，對責任制橫挑鼻子豎挑眼。
這是一個混亂的非常時期。
群衆中廣泛流傳的幾句順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勢：上面放，下面望，中間有些頂門杠！ 正因為這樣，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區出現了各種生産方式并存的局面。
情況真是五花八門！比如石圪節公社東拉河流域的四個村莊，罐子村全村實行了生産責任組；雙水村半個村實行了生産責任組；下山村幹脆包産到戶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圪節大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