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革命的開端與第一波農民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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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有識之士一直谏言，要對國王的财務進行一番整頓。
稅收的分配已經挑戰了公正和常識：挑戰了公正，是因為一個人越富裕，須繳納的稅就越低；挑戰了常識，是因為政府要鼓勵農業繁榮，卻給農民造成了沉重負擔，使農民無法儲蓄。
沒有儲蓄，也就沒有投入農業開發的資本，也就沒有農業的進步。
這類問題幾乎不會讓王室的财務官寝食難安，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不得不考慮：他們必須弄到足夠的錢來應付不斷增長的公共财政支出。
随着王權的擴張，官僚機構、騎警隊和警察也要随之擴張。
而且，由于物價持續上漲，預算也要不斷跟進。
最後，路易十六幹預了美國獨立戰争，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就算所有的大臣都精打細算，也難以應付越來越龐大的開支。
對舊制度來說，不幸的是，當時的法國人不願意相信這類事情：正如他們的祖先一樣，他們抱怨宮廷的奢侈浪費，抱怨官吏隊伍越來越人浮于事，抱怨貴族貪得無厭。
顯然，路易十六本可以在某些項目上省着點花：宮廷花錢如流水，白養着無數的閑官。
至于軍隊，付給軍官們的報酬堪比整個部隊的開銷。
但是，如果不與全體貴族公開協商，就不能合法地削減開支，而這不亞于一場王室革命。
曾經躍躍欲試的大臣，無一功成身退。
其他大臣隻好東挪西借，苦苦支撐。
最終，到了1787年，信用也破産了，卡洛納（Calonne）估計，除了征收能帶來高收益的新稅，财政已經窮途末路。
[14]然而，連蠢貨都知道，不堪重負的民衆身上已經榨不出什麼油水了。
卡洛納決不蠢，他很聰明，他提議特權階層也必須繳納一種新的&ldquo土地捐稅&rdquo。
這一舉措确實妙！這樣一來，雖然富人多交些稅，但窮人也少交不了。
但是，總稅賦的分配依然很荒謬，受益的隻有國庫。
特權階層被召集到&ldquo顯貴會議&rdquo上來接受咨詢（但與會者都是國王欽點的），他們可找到了捍衛&ldquo公共利益&rdquo的機會，結果就是卡洛納被罷免了。
他的繼任者布裡埃納（Brienne）重新撿起了這個方案，各地的高等法院卻執意不肯讓步。
他們要求召開三級會議，隻有三級會議有權追加新稅。
國王終于屈服了：自1614年以來，法國第一次召開三級會議。
與此同時，在布裡埃納組建不久的省級大會的問題上，也開始了另一場類似的沖突。
所謂的省級大會隻是個虛名，實際上還是按照總督轄區召集的，它們的主要缺陷也在于要經過國王任命。
貴族到處都在要求重建舊式的省級三級會議，其代表像全國三級會議一樣由三個等級選舉産生。
1788年7月在多菲内三級會議自發地召開了。
國王讓步了：他向多菲内、弗朗什&mdash孔泰、普羅旺斯和其他幾個省授權進行選舉。
因此，夏多布裡昂（Châteaubriand）說：&ldquo對法國舊制度的緻命一擊，是由士紳階級做出的。
貴族開始了革命，而平民完成了革命。
&rdquo 大革命最初完全起因于貴族，這一點迄今被許多研究者忽略，它其實解釋了第三等級的激烈反應，滋生了特權階層陰謀反對革命的陰謀論，如果沒有這種陰謀論，大恐慌就不好理解了。
然而，貴族究竟想要什麼呢？他們想要重新恢複對國家的控制：貴族同路易十六的沖突，其實是卡佩王朝以來貴族與王室一系列争權奪利的最終階段。
據說，貴族激烈批評君主專制，希望強迫國王頒布憲法，規定，未經三級會議同意，國王再無權制定法律和征稅。
這是事實。
但是，貴族也希望三級會議繼續被劃分為三個等級，每個等級都有發言權，這樣教士和貴族合起來可以占多數。
有人甚至主張，每個等級都應該擁有否決權，因為害怕教士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反對貴族，而第三等級的構成決定他們絕不會動用這種否決權。
還有一種主張，就是讓省級三級會議選舉全國三級會議的代表，其中第三等級由享有特權的市政當局的特派員來代表，這些市政當局的官員都是些捐官，通常是些新興貴族或者希望成為貴族的人。
高級教士和布列塔尼貴族從來不曾出現在凡爾賽，因為國王拒絕屈服于這一要求。
出于同樣的原因，普羅旺斯的大多數貴族也不參加選舉。
如果國王當初聽取了這些意見，那麼第三等級的代表資格很大程度上将由貴族指定，正如英格蘭的下院一樣。
有人大肆強調教士和貴族主動為公共财政支出做出的貢獻。
但是，我們不能誇大其詞：事實上，這兩個階層隻有一小部分人真誠地打算這樣做，另有少部分人覺得，讓他們像平民一樣納稅，是對他們的侮辱。
在阿朗松，特權階層在陳情書中拒絕寫入主動放棄稅收豁免權的條款，這不是唯一的例子。
其他地區的陳情書中，特權階層隻承諾共同減少債務、消除赤字，或者明确提出，他們會單獨進行繳納。
就連最慷慨的貴族，即同意像其他等級一樣納稅的人，也隻是止步于此。
一想到在一個國家裡全體公民擁有相同權利，他們就心驚膽戰。
他們希望保留自己的榮譽特權和爵位，更重要的是，保留封建奴役。
貴族自覺他們才是國家的主人，要發起令人生畏的反撲。
在舊制度行将終結之際，從時人的通信中可以找到許多關于這種心态的痕迹。
1767年，羅昂-沙博（Rohan-Chabot）寫信給某個雅爾納克（Jarnac）當地的居民（後者的一個親戚似乎卷入了反對公共面包房烤爐的騷動）說：&ldquo你嶽父生下來就是我父親的附庸，說附庸都算擡舉他了，附庸這個詞是留給貴族出身的人的，可以說，他是我在雅爾納克莊園裡的食客和仆役。
沒有國
稅收的分配已經挑戰了公正和常識：挑戰了公正，是因為一個人越富裕，須繳納的稅就越低；挑戰了常識，是因為政府要鼓勵農業繁榮，卻給農民造成了沉重負擔，使農民無法儲蓄。
沒有儲蓄，也就沒有投入農業開發的資本，也就沒有農業的進步。
這類問題幾乎不會讓王室的财務官寝食難安，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不得不考慮：他們必須弄到足夠的錢來應付不斷增長的公共财政支出。
随着王權的擴張，官僚機構、騎警隊和警察也要随之擴張。
而且，由于物價持續上漲，預算也要不斷跟進。
最後，路易十六幹預了美國獨立戰争，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就算所有的大臣都精打細算，也難以應付越來越龐大的開支。
對舊制度來說，不幸的是，當時的法國人不願意相信這類事情：正如他們的祖先一樣，他們抱怨宮廷的奢侈浪費，抱怨官吏隊伍越來越人浮于事，抱怨貴族貪得無厭。
顯然，路易十六本可以在某些項目上省着點花：宮廷花錢如流水，白養着無數的閑官。
至于軍隊，付給軍官們的報酬堪比整個部隊的開銷。
但是，如果不與全體貴族公開協商，就不能合法地削減開支，而這不亞于一場王室革命。
曾經躍躍欲試的大臣，無一功成身退。
其他大臣隻好東挪西借，苦苦支撐。
最終，到了1787年，信用也破産了，卡洛納（Calonne）估計，除了征收能帶來高收益的新稅，财政已經窮途末路。
[14]然而，連蠢貨都知道，不堪重負的民衆身上已經榨不出什麼油水了。
卡洛納決不蠢，他很聰明，他提議特權階層也必須繳納一種新的&ldquo土地捐稅&rdquo。
這一舉措确實妙！這樣一來，雖然富人多交些稅，但窮人也少交不了。
但是，總稅賦的分配依然很荒謬，受益的隻有國庫。
特權階層被召集到&ldquo顯貴會議&rdquo上來接受咨詢（但與會者都是國王欽點的），他們可找到了捍衛&ldquo公共利益&rdquo的機會，結果就是卡洛納被罷免了。
他的繼任者布裡埃納（Brienne）重新撿起了這個方案，各地的高等法院卻執意不肯讓步。
他們要求召開三級會議，隻有三級會議有權追加新稅。
國王終于屈服了：自1614年以來，法國第一次召開三級會議。
與此同時，在布裡埃納組建不久的省級大會的問題上，也開始了另一場類似的沖突。
所謂的省級大會隻是個虛名，實際上還是按照總督轄區召集的，它們的主要缺陷也在于要經過國王任命。
貴族到處都在要求重建舊式的省級三級會議，其代表像全國三級會議一樣由三個等級選舉産生。
1788年7月在多菲内三級會議自發地召開了。
國王讓步了：他向多菲内、弗朗什&mdash孔泰、普羅旺斯和其他幾個省授權進行選舉。
因此，夏多布裡昂（Châteaubriand）說：&ldquo對法國舊制度的緻命一擊，是由士紳階級做出的。
貴族開始了革命，而平民完成了革命。
&rdquo 大革命最初完全起因于貴族，這一點迄今被許多研究者忽略，它其實解釋了第三等級的激烈反應，滋生了特權階層陰謀反對革命的陰謀論，如果沒有這種陰謀論，大恐慌就不好理解了。
然而，貴族究竟想要什麼呢？他們想要重新恢複對國家的控制：貴族同路易十六的沖突，其實是卡佩王朝以來貴族與王室一系列争權奪利的最終階段。
據說，貴族激烈批評君主專制，希望強迫國王頒布憲法，規定，未經三級會議同意，國王再無權制定法律和征稅。
這是事實。
但是，貴族也希望三級會議繼續被劃分為三個等級，每個等級都有發言權，這樣教士和貴族合起來可以占多數。
有人甚至主張，每個等級都應該擁有否決權，因為害怕教士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反對貴族，而第三等級的構成決定他們絕不會動用這種否決權。
還有一種主張，就是讓省級三級會議選舉全國三級會議的代表，其中第三等級由享有特權的市政當局的特派員來代表，這些市政當局的官員都是些捐官，通常是些新興貴族或者希望成為貴族的人。
高級教士和布列塔尼貴族從來不曾出現在凡爾賽，因為國王拒絕屈服于這一要求。
出于同樣的原因，普羅旺斯的大多數貴族也不參加選舉。
如果國王當初聽取了這些意見，那麼第三等級的代表資格很大程度上将由貴族指定，正如英格蘭的下院一樣。
有人大肆強調教士和貴族主動為公共财政支出做出的貢獻。
但是，我們不能誇大其詞：事實上，這兩個階層隻有一小部分人真誠地打算這樣做，另有少部分人覺得，讓他們像平民一樣納稅，是對他們的侮辱。
在阿朗松，特權階層在陳情書中拒絕寫入主動放棄稅收豁免權的條款，這不是唯一的例子。
其他地區的陳情書中，特權階層隻承諾共同減少債務、消除赤字，或者明确提出，他們會單獨進行繳納。
就連最慷慨的貴族，即同意像其他等級一樣納稅的人，也隻是止步于此。
一想到在一個國家裡全體公民擁有相同權利，他們就心驚膽戰。
他們希望保留自己的榮譽特權和爵位，更重要的是，保留封建奴役。
貴族自覺他們才是國家的主人，要發起令人生畏的反撲。
在舊制度行将終結之際，從時人的通信中可以找到許多關于這種心态的痕迹。
1767年，羅昂-沙博（Rohan-Chabot）寫信給某個雅爾納克（Jarnac）當地的居民（後者的一個親戚似乎卷入了反對公共面包房烤爐的騷動）說：&ldquo你嶽父生下來就是我父親的附庸，說附庸都算擡舉他了，附庸這個詞是留給貴族出身的人的，可以說，他是我在雅爾納克莊園裡的食客和仆役。
沒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