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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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議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
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
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
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于岡陵，河海之于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
《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兇”，此蓋聖人之事也。
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兇苟不足以合于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于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
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拟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為天下法也。
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
”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聖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複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聖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
遺逸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
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
”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
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
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
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
豈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
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
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于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于伊尹不弊時也。
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
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将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
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贽而見者十人，還贽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馀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馀人。
”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于天下也，初若無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
故三代之制，立庠于黨，立序于遂，立學于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
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
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
荀卿生于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贽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
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
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
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夫君子之不驕，雖暗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
荀卿生于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于君則憂君之憂，食于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
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堯以為憂，故禹于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
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于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
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
蓋生于禹
”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
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
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
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于岡陵，河海之于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
《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兇”，此蓋聖人之事也。
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兇苟不足以合于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于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
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拟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為天下法也。
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
”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聖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複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聖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
遺逸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
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
”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
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
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
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
豈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
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
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于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于伊尹不弊時也。
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
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将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
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贽而見者十人，還贽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馀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馀人。
”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于天下也，初若無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
故三代之制，立庠于黨，立序于遂，立學于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
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
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
荀卿生于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贽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
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
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
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夫君子之不驕，雖暗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
荀卿生于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于君則憂君之憂，食于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
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堯以為憂，故禹于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
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于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
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
蓋生于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