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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現實。
可以說沒有例外，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作者都激烈地反對和議，力主恢複中原，對于收複失地有着高度的勝利信心。
貫穿辛棄疾、陸遊一生的詞以及陳亮、劉過的某些作品，都鮮明地标志着他們拯救祖國、消滅敵人的崇高志願。
陳亮的《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中表現出的抗敵必勝的昂揚氣概，不可能不是來自于人民大衆不屈不撓的對敵鬥争精神的鼓舞。
我們認為辛派詞氣勢磅礴的豪放精神及其所表現的積極浪漫主義色彩，正是植基于和人民大衆基本上一緻的愛國思想和勝利信心上，因此它不是故作豪語的無根幻想，也不是單純的形式和風格的獨創，而是具有深厚的現實基礎和思想内容的。
但是由于世界觀的矛盾，他們某些作品也帶來了消極因素。
以辛棄疾為例，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個成員，他在反對當權派主和的鬥争中，在表現了頑強性的同時，也表現出軟弱的矛盾思想。
這是他的閑适情調和沉郁詞風形成的根源。
辛派的另一特征，在于他們着重用詞來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不顧傳統的清規戒律，大力沖破一切詞法和音律的嚴格限制。
這一革新的倡導者本是蘇轼，辛棄疾繼續發揚蘇轼“以詩為詞”的革新精神，進一步“以文為詞”。
他以縱橫馳騁的才力、自由放肆的散文化的筆調，發而為詞，無不可運用的題材，無不可描繪的事物，無不可表達的意境，詞的内容和範圍就更加擴大了。
他不是不講詞法，而是不遵守一成不變的詞法。
他的表現手法豐富多彩，組織結構上的變化特别多。
範開《稼軒詞序》說： 其詞之為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随所變态，無非可觀。
這一段說明是符合實際的。
辛棄疾掌握詞彙的豐富，也不是其他詞人可比的。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指出他所用的語言，涉及《論語》《孟子》《詩小序》《莊子》《離騷》《史記》《漢書》《世說新語》《文選》、李杜詩等。
即此可見他不同于格律詞人周邦彥輩隻管“融化詩句”入詞，而是廣泛地從古人詩文裡選擇詞語，大量使用散文化的句子入詞，不論用之于發議論或抒情都很準确、生動、自然（用俚語白描，也是他所擅長的）。
有時發議論過多，作品的韻味便不免相對地減少；有時用典過多，不免流于晦澀難懂；這都是不必為辛詞諱言的缺點。
但總的說來，他用典使事的目的，不在于把詞句裝潢得更典雅富麗些，而是藉以表達較為複雜、深厚的意義。
以他的名作《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為例，組織在詞裡的有孫權、劉裕、劉義隆、廉頗等一連串的曆史人物。
對這些曆史人物的褒貶，反映出作者堅持恢複中原失地的雄心大志，反對冒進的謀國忠誠及其懷才不遇的抑塞心情。
如果不用這些典實，恐怕很難把這首詞中複雜、曲折的題意如此完密地表達出來。
陳亮、劉過以及此後時期的劉克莊，都和辛棄疾采取一緻的态度，發揮了“以文為詞”、充實作品内容的作用。
辛棄疾一生貢獻了大量的、豐富多彩的、傑出的愛國主義詞作，雄視當代，成為詞壇的權威和典範。
和他唱和的詞友韓元吉、楊炎正、陳亮、劉過等形成有力的羽翼。
影響所及，即風格迥不相同的姜夔也寫過效稼軒體的詞。
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斷加深，辛派的影響也就繼續發展。
南宋後期詞人嶽珂、黃機、戴複古、劉克莊、陳經國、方嶽、李昴英、文及翁、文天祥、劉辰翁、蔣捷、鄧剡、汪元量等，盡管他們的成就有高下之别，風格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是一脈相承，遵循着辛派的創作道路的。
其中劉克莊和劉辰翁“撫時感事”的作品較多，造詣亦高，成為辛派的後勁。
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在詞裡形成一支波瀾壯闊的主流，這是一面，已如上述。
與此相反，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極思想和個人享樂思想，在詞壇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現實、偏重格律的逆流，這又是一面。
南宋朝廷長期由主和派當權，對強敵不惜屈膝投降，對愛國志士和抗金部隊則摧殘、殺戮不遺餘力，造成士氣極度消沉。
同時，從南渡第一個皇帝開始，便極力提倡享樂、淫靡的風氣，以麻醉人民、粉飾太平。
康與之渡江之初，本有幾分感慨，後來迎合上層統治者的心理，以善于阿谀，粉飾“中興”，成為宮廷所賞識的無聊的應制詞人。
周密《武林舊事》載宋孝宗淳熙年間，太學生俞國寶在西湖題了一首《風入松》，反映貴族官僚們流連景色、醉生夢死的生活，皇帝看見了竟認為“此詞甚好”。
一般士大夫也都恬然不以這種荒嬉的生活為恥。
所以南宋末年詞人文及翁在《賀新郎》（西湖有感）裡感慨地指出：“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籠罩在這種糜爛生活裡的詞風，必然滋長着形式主義的傾向。
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是依附于統治階級、以清客身份出現的詞人。
他們承襲周邦彥的詞風，刻意追求形式，講究詞法，雕琢字面，推敲聲韻，在南宋後期形成一個以格律為主的宗派。
姜夔在其中是首屈一指的。
屬于姜派的詞人，史、吳而外，還有高觀國、張輯、盧祖臯、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等。
張炎是宋元之間的著名詞人，他努力為姜派的格律論做宣揚工作，在文學史上和姜夔并稱。
姜派詞人的基本傾向，遠離當代形勢的要求，因此他們創作的圈子便顯得很狹隘，隻為上層社會服務。
他們崇尚雅詞，反對俚詞，把詞作為反映士大夫階層閑逸、風雅生活的工具。
陳郁《藏一話腴》稱姜夔： 襟懷灑落，如晉宋間人。
意到語工，不期高遠而自高遠。
戈載《宋七家詞選》把他捧得更高： 白石之詞，清氣盤空，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
其高遠峭拔之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詞中之聖也。
這些詞話家所稱許的“高遠”，顯然是指遠離現實的一種境界。
姜夔那種孤芳自賞的雅人風度，沉醉聲樂的閑逸生涯，大大地妨礙着他的作品的社會傾向性。
試以《齊天樂》為例。
他在題序裡說：“蟋蟀，中都呼為促織，好鬥。
好事者或以三二十萬錢緻一枚，镂象齒為樓觀以貯之。
”這是揭露官僚地主階級的荒淫生活、用來寫新樂府的好題材，可是在他的詞裡完全撇開這個意義，隻抒寫一片難以指實的凄涼的怨情。
他們的語言文字也力求典雅，排斥俚俗。
沈義父《樂府指迷》把雅、俗區别得很嚴格，他特别稱許“無一點市井氣”的詞人，要求“下字欲其雅”，反對用人所共曉的一般語言。
他說： 煉句下語，最是緊要。
如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如詠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台”“灞岸”等字。
這樣一來，不僅把柳永那種俚俗而具有
可以說沒有例外，他們之中的每一個作者都激烈地反對和議，力主恢複中原，對于收複失地有着高度的勝利信心。
貫穿辛棄疾、陸遊一生的詞以及陳亮、劉過的某些作品，都鮮明地标志着他們拯救祖國、消滅敵人的崇高志願。
陳亮的《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中表現出的抗敵必勝的昂揚氣概，不可能不是來自于人民大衆不屈不撓的對敵鬥争精神的鼓舞。
我們認為辛派詞氣勢磅礴的豪放精神及其所表現的積極浪漫主義色彩，正是植基于和人民大衆基本上一緻的愛國思想和勝利信心上，因此它不是故作豪語的無根幻想，也不是單純的形式和風格的獨創，而是具有深厚的現實基礎和思想内容的。
但是由于世界觀的矛盾，他們某些作品也帶來了消極因素。
以辛棄疾為例，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個成員，他在反對當權派主和的鬥争中，在表現了頑強性的同時，也表現出軟弱的矛盾思想。
這是他的閑适情調和沉郁詞風形成的根源。
辛派的另一特征，在于他們着重用詞來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不顧傳統的清規戒律，大力沖破一切詞法和音律的嚴格限制。
這一革新的倡導者本是蘇轼，辛棄疾繼續發揚蘇轼“以詩為詞”的革新精神，進一步“以文為詞”。
他以縱橫馳騁的才力、自由放肆的散文化的筆調，發而為詞，無不可運用的題材，無不可描繪的事物，無不可表達的意境，詞的内容和範圍就更加擴大了。
他不是不講詞法，而是不遵守一成不變的詞法。
他的表現手法豐富多彩，組織結構上的變化特别多。
範開《稼軒詞序》說： 其詞之為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随所變态，無非可觀。
這一段說明是符合實際的。
辛棄疾掌握詞彙的豐富，也不是其他詞人可比的。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指出他所用的語言，涉及《論語》《孟子》《詩小序》《莊子》《離騷》《史記》《漢書》《世說新語》《文選》、李杜詩等。
即此可見他不同于格律詞人周邦彥輩隻管“融化詩句”入詞，而是廣泛地從古人詩文裡選擇詞語，大量使用散文化的句子入詞，不論用之于發議論或抒情都很準确、生動、自然（用俚語白描，也是他所擅長的）。
有時發議論過多，作品的韻味便不免相對地減少；有時用典過多，不免流于晦澀難懂；這都是不必為辛詞諱言的缺點。
但總的說來，他用典使事的目的，不在于把詞句裝潢得更典雅富麗些，而是藉以表達較為複雜、深厚的意義。
以他的名作《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為例，組織在詞裡的有孫權、劉裕、劉義隆、廉頗等一連串的曆史人物。
對這些曆史人物的褒貶，反映出作者堅持恢複中原失地的雄心大志，反對冒進的謀國忠誠及其懷才不遇的抑塞心情。
如果不用這些典實，恐怕很難把這首詞中複雜、曲折的題意如此完密地表達出來。
陳亮、劉過以及此後時期的劉克莊，都和辛棄疾采取一緻的态度，發揮了“以文為詞”、充實作品内容的作用。
辛棄疾一生貢獻了大量的、豐富多彩的、傑出的愛國主義詞作，雄視當代，成為詞壇的權威和典範。
和他唱和的詞友韓元吉、楊炎正、陳亮、劉過等形成有力的羽翼。
影響所及，即風格迥不相同的姜夔也寫過效稼軒體的詞。
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斷加深，辛派的影響也就繼續發展。
南宋後期詞人嶽珂、黃機、戴複古、劉克莊、陳經國、方嶽、李昴英、文及翁、文天祥、劉辰翁、蔣捷、鄧剡、汪元量等，盡管他們的成就有高下之别，風格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是一脈相承，遵循着辛派的創作道路的。
其中劉克莊和劉辰翁“撫時感事”的作品較多，造詣亦高，成為辛派的後勁。
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在詞裡形成一支波瀾壯闊的主流，這是一面，已如上述。
與此相反，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極思想和個人享樂思想，在詞壇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現實、偏重格律的逆流，這又是一面。
南宋朝廷長期由主和派當權，對強敵不惜屈膝投降，對愛國志士和抗金部隊則摧殘、殺戮不遺餘力，造成士氣極度消沉。
同時，從南渡第一個皇帝開始，便極力提倡享樂、淫靡的風氣，以麻醉人民、粉飾太平。
康與之渡江之初，本有幾分感慨，後來迎合上層統治者的心理，以善于阿谀，粉飾“中興”，成為宮廷所賞識的無聊的應制詞人。
周密《武林舊事》載宋孝宗淳熙年間，太學生俞國寶在西湖題了一首《風入松》，反映貴族官僚們流連景色、醉生夢死的生活，皇帝看見了竟認為“此詞甚好”。
一般士大夫也都恬然不以這種荒嬉的生活為恥。
所以南宋末年詞人文及翁在《賀新郎》（西湖有感）裡感慨地指出：“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籠罩在這種糜爛生活裡的詞風，必然滋長着形式主義的傾向。
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等是依附于統治階級、以清客身份出現的詞人。
他們承襲周邦彥的詞風，刻意追求形式，講究詞法，雕琢字面，推敲聲韻，在南宋後期形成一個以格律為主的宗派。
姜夔在其中是首屈一指的。
屬于姜派的詞人，史、吳而外，還有高觀國、張輯、盧祖臯、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等。
張炎是宋元之間的著名詞人，他努力為姜派的格律論做宣揚工作，在文學史上和姜夔并稱。
姜派詞人的基本傾向，遠離當代形勢的要求，因此他們創作的圈子便顯得很狹隘，隻為上層社會服務。
他們崇尚雅詞，反對俚詞，把詞作為反映士大夫階層閑逸、風雅生活的工具。
陳郁《藏一話腴》稱姜夔： 襟懷灑落，如晉宋間人。
意到語工，不期高遠而自高遠。
戈載《宋七家詞選》把他捧得更高： 白石之詞，清氣盤空，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
其高遠峭拔之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詞中之聖也。
這些詞話家所稱許的“高遠”，顯然是指遠離現實的一種境界。
姜夔那種孤芳自賞的雅人風度，沉醉聲樂的閑逸生涯，大大地妨礙着他的作品的社會傾向性。
試以《齊天樂》為例。
他在題序裡說：“蟋蟀，中都呼為促織，好鬥。
好事者或以三二十萬錢緻一枚，镂象齒為樓觀以貯之。
”這是揭露官僚地主階級的荒淫生活、用來寫新樂府的好題材，可是在他的詞裡完全撇開這個意義，隻抒寫一片難以指實的凄涼的怨情。
他們的語言文字也力求典雅，排斥俚俗。
沈義父《樂府指迷》把雅、俗區别得很嚴格，他特别稱許“無一點市井氣”的詞人，要求“下字欲其雅”，反對用人所共曉的一般語言。
他說： 煉句下語，最是緊要。
如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如詠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台”“灞岸”等字。
這樣一來，不僅把柳永那種俚俗而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