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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氣息的歌詞一概否定掉，即李清照、辛棄疾諸人所喜用的生動活潑的語言也不登姜派的“大雅之堂”了。
不過，他們作詞嚴肅認真，反對遊戲态度和油滑腔調，不寫淫詞穢語，比那些輕靡浮豔的形式主義作家，也還算是略勝一籌的。
由于姜派詞人精通音樂，偏重詞的格律，詞的思想内容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甚至很大程度的忽視和閹割。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稱姜夔的詞：“小序甚可觀，苦與詞複。
”我們認為，這是由于繁瑣的清規戒律限制了詞的意境，表達不完全，反而不如小序寫得自然而有意趣。
對于他們的詞最具有束縛力的是音律。
張炎《詞源·音譜》說：“詞以協律為先。
”他認為周邦彥是最懂得音律的詞人，“而于音譜，且間有未諧”。
他記述他的父親張樞“每一作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随即改正”。
張樞有一次發現自己詞裡“瑣窗深”的“深”字不協，改為“幽”字又不協，最後改為“明”字歌之始協。
按“幽”“明”二義恰恰相反，作者為了協律竟随便亂用，可見他們對于詞的内容意義是如何的不重視。
此外他們講究句法、字面，都流于形式化。
張炎《詞源·字面》說： 句法中有字面。
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煉，字字推敲。
沈義父、張炎都認為好的字面應當從唐人詩句中來，而且應當從李賀、李商隐、溫庭筠等晚唐人詩句中來。
如姜夔《揚州慢》後段所用“杜郎俊賞”“豆蔻”“青樓夢”“二十四橋”，都是杜牧和他的詩裡的典故。
這就把用典使事的範圍弄得很狹隘，較之蘇辛詞從各個角度選用多種多樣的詞彙，反映極其廣闊的生活知識面，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南宋亡國前後的詞壇，顯著地反映了辛派和姜派詞人兩種不同的傾向。
以文天祥、劉辰翁為代表的辛派，用粗豪的筆調，寫激昂的心情，淋漓肆放，慷慨悲歌，主題鮮明。
張炎、王沂孫、周密另一群詞人便不是如此，他們的詞以渾雅、空靈、含蓄而不激烈見長，筆調委婉曲折，感情低徊掩抑，意義隐晦難明。
如張炎的《月下笛》，題序說是動了“黍離之感”，可是詞裡抒發的卻是個人身世之感、凄涼哀怨之情，隻是字裡行間隐約地含有“故國之思”。
王沂孫的某些詞，通過詠物、寄友來寫自己的凄楚幽怨，雖然也可能有所寄托，卻非常含糊暧昧（張惠言《詞選》說他“詠物諸篇并有君國之憂”）。
這種詞風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的。
張炎他們這一群南宋遺民具有一定的愛國思想，但在宋亡以後，對（作為當時民族敵人的）新王朝不是抱着最堅決的反抗的态度，從而影響了他們不能運用明快的表現方法，而隻能對現實采取曲折迂回的反映。
這樣，作者能夠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充其量也隻是消極低沉的亡國的哀音。
四 現存宋詞的總集，通行較早的是明朝人毛晉編的《宋六十名家詞》。
清朝康熙年間，沈辰垣等彙編了一部以宋詞為主的《曆代詩餘》。
此後王鵬運的《四印齋所刻詞》輯錄宋詞三十八家，朱孝臧的《村叢書》輯錄宋詞一百一十二家。
近人趙萬裡的《校輯宋金元人詞》對于宋詞别集續有增補。
搜集最稱完備的是唐圭璋編的《全宋詞》，他在《緣起》裡說：“所輯詞人已逾千家，篇章已逾兩萬。
”這一大堆豐富的宋詞遺産是精華和糟粕雜陳着的，因此如何在宋詞裡面精選一本對于我們有益的讀本，實在是當前一項相當重要的工作任務。
清朝文人對于宋詞有重北宋和重南宋兩種主要不同的觀點。
朱彜尊編《詞綜》，以南宋的姜夔、張炎為主；張惠言編《詞選》，以北宋的秦觀為主，兼及蘇、辛。
晚近朱孝臧編《宋詞三百首》，他選詞的标準接近朱彜尊，不同于張惠言。
這三種詞選都曾經是一時的權威著作，從今天來看，距離我們的要求都已經很遠。
即以《宋詞三百首》來說，其中偏重形式藝術的詞作占壓倒的比重，所選吳文英的詞有二十五首之多，首屈一指，其次是周邦彥、姜夔的詞。
此外如陸遊的詞反而比範成大的詞選得少，文天祥的詞和民間詞都沒有入選。
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和蘇轼的《念奴嬌》（“大江東去”）之類的名作都在摒棄之列。
這些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我們根據思想性和藝術性統一的原則來評選宋詞，便不能不定出新的标準。
這個選本是以蘇轼、辛棄疾為首的豪放派作為骨幹，重點選錄南宋愛國詞人的優秀作品，同時也照顧到其他風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窺見宋詞豐富多彩的全貌。
宋朝的民間詞流傳不多，好些無名氏的作品都不一定就是民間詞，這裡也選錄了其中一些優秀的篇什。
為了使讀者比較全面地認識蘇、辛兩大詞人的精神面貌，我們選錄的幅度特别放寬一些。
當然，他們的作品也必須首先經過批判，區别其精華和糟粕，然後才談得上吸收和借鑒。
至于晏殊、歐陽修一派的詞，周邦彥、姜夔、王沂孫、張炎一派的詞，我們指出其脫離現實的作風及其在文學史上所起的不良的影響，完全是必要的；但是這不等于說他們的作品便沒有任何可取之處，适當地選擇若幹思想内容無害、在藝術上達到一定水平的作品，作為寫作技術上的借鑒，這也是不為無益的。
作品原文，各本多有異同，真僞難以辨别。
本書不作繁瑣的校勘，所錄不主一家，擇善而從。
其中一部分值得參考的異文，都擇要在注釋裡注明。
前人緻力于詞的注釋，成果不如他們的緻力于詩，這方面的參考資料比較缺乏。
同時，對于初學者來說，詞意的疏通還有其特殊的困難。
本書的注釋力求完備，并着重于詞句的串解方面。
某些詞句的解釋有紛歧的處所，必要時提出不同的說法，以資參考。
為了查對的便利，詞中用典，一律注明來源。
有些詞語的來源由于類書辭典征引不實或原書現在無法查考者，都盡可能予以改正。
南宋詞人的詠物，多化用古人語句，如史達祖《绮羅香》詠“春雨”、王沂孫《齊天樂》詠“蟬”、張炎《解連環》詠“孤雁”之類，其出處雖不一定有何等意義，實有注明的必要。
還有某些詞句，作者未必有意用典，如晏殊《山亭柳》裡的“家住西秦”、無名氏《九張機》裡的“相對浴紅衣”之類，但既有出處，仍為注明。
凡屬複出的注文，為了節省篇幅，都采取“見前”的辦法，不再重注。
宋人詞多有本事流傳，為讀者所樂聞。
但這些本事往往出自筆記雜錄，未必都真實可靠。
凡屬符合作品的實際、可以說明問題的，适當選錄一些作為參考。
本書在選注過程中，曾參考夏承焘、鄧廣銘、唐圭璋、馬茂元諸氏的著作或意見，使我獲益不少，并此緻謝。
編者限于水平，錯誤、不妥的處所必然很多，衷心盼望讀者予以批評和指教。
胡雲翼 1961年1月25日于上海
不過，他們作詞嚴肅認真，反對遊戲态度和油滑腔調，不寫淫詞穢語，比那些輕靡浮豔的形式主義作家，也還算是略勝一籌的。
由于姜派詞人精通音樂，偏重詞的格律，詞的思想内容往往受到一定程度甚至很大程度的忽視和閹割。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稱姜夔的詞：“小序甚可觀，苦與詞複。
”我們認為，這是由于繁瑣的清規戒律限制了詞的意境，表達不完全，反而不如小序寫得自然而有意趣。
對于他們的詞最具有束縛力的是音律。
張炎《詞源·音譜》說：“詞以協律為先。
”他認為周邦彥是最懂得音律的詞人，“而于音譜，且間有未諧”。
他記述他的父親張樞“每一作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随即改正”。
張樞有一次發現自己詞裡“瑣窗深”的“深”字不協，改為“幽”字又不協，最後改為“明”字歌之始協。
按“幽”“明”二義恰恰相反，作者為了協律竟随便亂用，可見他們對于詞的内容意義是如何的不重視。
此外他們講究句法、字面，都流于形式化。
張炎《詞源·字面》說： 句法中有字面。
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煉，字字推敲。
沈義父、張炎都認為好的字面應當從唐人詩句中來，而且應當從李賀、李商隐、溫庭筠等晚唐人詩句中來。
如姜夔《揚州慢》後段所用“杜郎俊賞”“豆蔻”“青樓夢”“二十四橋”，都是杜牧和他的詩裡的典故。
這就把用典使事的範圍弄得很狹隘，較之蘇辛詞從各個角度選用多種多樣的詞彙，反映極其廣闊的生活知識面，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南宋亡國前後的詞壇，顯著地反映了辛派和姜派詞人兩種不同的傾向。
以文天祥、劉辰翁為代表的辛派，用粗豪的筆調，寫激昂的心情，淋漓肆放，慷慨悲歌，主題鮮明。
張炎、王沂孫、周密另一群詞人便不是如此，他們的詞以渾雅、空靈、含蓄而不激烈見長，筆調委婉曲折，感情低徊掩抑，意義隐晦難明。
如張炎的《月下笛》，題序說是動了“黍離之感”，可是詞裡抒發的卻是個人身世之感、凄涼哀怨之情，隻是字裡行間隐約地含有“故國之思”。
王沂孫的某些詞，通過詠物、寄友來寫自己的凄楚幽怨，雖然也可能有所寄托，卻非常含糊暧昧（張惠言《詞選》說他“詠物諸篇并有君國之憂”）。
這種詞風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的。
張炎他們這一群南宋遺民具有一定的愛國思想，但在宋亡以後，對（作為當時民族敵人的）新王朝不是抱着最堅決的反抗的态度，從而影響了他們不能運用明快的表現方法，而隻能對現實采取曲折迂回的反映。
這樣，作者能夠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充其量也隻是消極低沉的亡國的哀音。
四 現存宋詞的總集，通行較早的是明朝人毛晉編的《宋六十名家詞》。
清朝康熙年間，沈辰垣等彙編了一部以宋詞為主的《曆代詩餘》。
此後王鵬運的《四印齋所刻詞》輯錄宋詞三十八家，朱孝臧的《村叢書》輯錄宋詞一百一十二家。
近人趙萬裡的《校輯宋金元人詞》對于宋詞别集續有增補。
搜集最稱完備的是唐圭璋編的《全宋詞》，他在《緣起》裡說：“所輯詞人已逾千家，篇章已逾兩萬。
”這一大堆豐富的宋詞遺産是精華和糟粕雜陳着的，因此如何在宋詞裡面精選一本對于我們有益的讀本，實在是當前一項相當重要的工作任務。
清朝文人對于宋詞有重北宋和重南宋兩種主要不同的觀點。
朱彜尊編《詞綜》，以南宋的姜夔、張炎為主；張惠言編《詞選》，以北宋的秦觀為主，兼及蘇、辛。
晚近朱孝臧編《宋詞三百首》，他選詞的标準接近朱彜尊，不同于張惠言。
這三種詞選都曾經是一時的權威著作，從今天來看，距離我們的要求都已經很遠。
即以《宋詞三百首》來說，其中偏重形式藝術的詞作占壓倒的比重，所選吳文英的詞有二十五首之多，首屈一指，其次是周邦彥、姜夔的詞。
此外如陸遊的詞反而比範成大的詞選得少，文天祥的詞和民間詞都沒有入選。
範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和蘇轼的《念奴嬌》（“大江東去”）之類的名作都在摒棄之列。
這些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我們根據思想性和藝術性統一的原則來評選宋詞，便不能不定出新的标準。
這個選本是以蘇轼、辛棄疾為首的豪放派作為骨幹，重點選錄南宋愛國詞人的優秀作品，同時也照顧到其他風格流派的代表作，藉以窺見宋詞豐富多彩的全貌。
宋朝的民間詞流傳不多，好些無名氏的作品都不一定就是民間詞，這裡也選錄了其中一些優秀的篇什。
為了使讀者比較全面地認識蘇、辛兩大詞人的精神面貌，我們選錄的幅度特别放寬一些。
當然，他們的作品也必須首先經過批判，區别其精華和糟粕，然後才談得上吸收和借鑒。
至于晏殊、歐陽修一派的詞，周邦彥、姜夔、王沂孫、張炎一派的詞，我們指出其脫離現實的作風及其在文學史上所起的不良的影響，完全是必要的；但是這不等于說他們的作品便沒有任何可取之處，适當地選擇若幹思想内容無害、在藝術上達到一定水平的作品，作為寫作技術上的借鑒，這也是不為無益的。
作品原文，各本多有異同，真僞難以辨别。
本書不作繁瑣的校勘，所錄不主一家，擇善而從。
其中一部分值得參考的異文，都擇要在注釋裡注明。
前人緻力于詞的注釋，成果不如他們的緻力于詩，這方面的參考資料比較缺乏。
同時，對于初學者來說，詞意的疏通還有其特殊的困難。
本書的注釋力求完備，并着重于詞句的串解方面。
某些詞句的解釋有紛歧的處所，必要時提出不同的說法，以資參考。
為了查對的便利，詞中用典，一律注明來源。
有些詞語的來源由于類書辭典征引不實或原書現在無法查考者，都盡可能予以改正。
南宋詞人的詠物，多化用古人語句，如史達祖《绮羅香》詠“春雨”、王沂孫《齊天樂》詠“蟬”、張炎《解連環》詠“孤雁”之類，其出處雖不一定有何等意義，實有注明的必要。
還有某些詞句，作者未必有意用典，如晏殊《山亭柳》裡的“家住西秦”、無名氏《九張機》裡的“相對浴紅衣”之類，但既有出處，仍為注明。
凡屬複出的注文，為了節省篇幅，都采取“見前”的辦法，不再重注。
宋人詞多有本事流傳，為讀者所樂聞。
但這些本事往往出自筆記雜錄，未必都真實可靠。
凡屬符合作品的實際、可以說明問題的，适當選錄一些作為參考。
本書在選注過程中，曾參考夏承焘、鄧廣銘、唐圭璋、馬茂元諸氏的著作或意見，使我獲益不少，并此緻謝。
編者限于水平，錯誤、不妥的處所必然很多，衷心盼望讀者予以批評和指教。
胡雲翼 1961年1月25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