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個兒的世界 ◎李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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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薩克·巴别爾（1894-1940）出生于敖德薩一個猶太商人家庭。
顯然，早年的生活環境給他的人生奠定了一種複雜的文化背景。
敖德薩是著名港口城市，地處黑海西北岸，今屬烏克蘭，舊時是沙俄帝國的南方重鎮。
那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地界，混居着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和猶太人。
一九〇五年，敖德薩發生大規模排猶事件，上千名猶太人死于非命，未滿十歲的巴别爾親眼目睹那些血淋淋的場面，終身留下了夢魇般的記憶。
他十八歲寫的處女作《老施勞埃密的故事》就反映了對猶太人的命運的思索，講述一個猶太老人因拒絕改信基督教而自殺的故事。
巴别爾天分甚高，自幼學習英語、法語和德語，還在家庭逼迫下學習希伯來語和猶太典籍。
像許多猶太家庭的孩子一樣，其求學經曆顯見是在為日後經商做準備，中學讀的是商業學校，大學則進入基輔金融與商業學院。
可是，對于這種命運的安排巴别爾早已蓄意颠覆，他很早就對文學表現出極度熱情，中學的一位法國教師引導他走入缪斯的世界。
他喜歡蘭波的詩歌，熟讀莫泊桑、福樓拜和拉伯雷，還嘗試用法語寫作。
一九一六年（巴别爾的《自傳》裡說是一九一五年），年輕的巴别爾冒險前往彼得堡，他不是投奔革命（革命尚未到來，列甯還宅于蘇黎世寫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去投奔文學，尋找自己的人文理想。
然而，巴别爾的文學之旅也像革命者的地下工作一樣，幾乎就是一篇驚心動魄的故事。
當時沙皇政府嚴禁猶太人和“叛逆者”、“心懷不滿者”進入首都，他用僞造的護照假冒立陶宛人騙過了沿途關卡。
多年後，他将自己那段身涉險境的真實經曆寫進了小說《道路》和《開端》裡邊。
可是，彼得堡并未向他敞開文學的大門，他所有的投稿都被拒之門外，那些文學編輯都勸他去找家商鋪做夥計。
直到找到了高爾基，其文學命運終于出現了轉機。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在高爾基主編的《編年史》雜志上發表了幾個短篇小說。
可是，這也讓他惹上了麻煩，他的小說《浴室之窗》被沙皇政府報刊檢察官指控為“淫穢之作”，這使他面臨一場可怕的刑事訴訟。
幸運的是，就在這時候發生了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動亂的局勢使他躲過了一劫。
高爾基十分欣賞巴别爾的寫作才華，但建議他在成為作家之前，“到人間去”深入生活。
他聽從了這個建議，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整整七年裡他離開了文學圈子，沉潛于生活的風浪之中。
十月革命前他在羅馬尼亞前線服役，之後在肅反委員會（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員會做過短期翻譯工作，旋即又去武裝征糧隊工作。
他跟尤登尼奇的軍隊打過仗，還作為戰地記者跟随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進軍波蘭。
一九二〇年六月，俄波戰争的升級（布爾什維克軍隊開始對波蘭軍隊反擊）是巴别爾一生中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後他根據當時的随軍日記寫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紅色騎兵軍》。
由于巴别爾罹難于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壯歲之年早早撒手人寰，他給世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紅色騎兵軍》、《敖德薩的故事》兩部小說集，以及生前未收入集子的三四十個短篇小說，還有就是《晚霞》和《瑪麗雅》兩部劇本。
其實，僅以《紅色騎兵軍》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巴别爾的大師地位。
一九二六年，《紅色騎兵軍》剛剛出版，高爾基就對法國作家馬爾羅介紹說，巴别爾是俄羅斯當代最卓越的作家。
愛倫堡在回憶錄裡提到，一九三〇年蘇聯《新世界》雜志曾向許多外國作家征詢對蘇聯文學的意見，大多數來信都将巴别爾列為蘇聯作家中的第一号人物（《人·歲月·生活》第三部），而這種評價也主要源自對《紅色騎兵軍》的激賞。
讀《紅色騎兵軍》，讓人驚訝的首先是那副簡潔、洗練的筆墨。
“宅旁的教堂裡鐘聲亂鳴，打鐘人瘋了。
這是個布滿星鬥的七月之夜。
”如此幹淨而從容的語句，把整個叙述夯得結結實實。
不少評論者拿巴别爾跟海明威作比，滿世界
顯然，早年的生活環境給他的人生奠定了一種複雜的文化背景。
敖德薩是著名港口城市，地處黑海西北岸，今屬烏克蘭，舊時是沙俄帝國的南方重鎮。
那是一個五方雜處的地界，混居着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和猶太人。
一九〇五年，敖德薩發生大規模排猶事件，上千名猶太人死于非命，未滿十歲的巴别爾親眼目睹那些血淋淋的場面，終身留下了夢魇般的記憶。
他十八歲寫的處女作《老施勞埃密的故事》就反映了對猶太人的命運的思索，講述一個猶太老人因拒絕改信基督教而自殺的故事。
巴别爾天分甚高，自幼學習英語、法語和德語，還在家庭逼迫下學習希伯來語和猶太典籍。
像許多猶太家庭的孩子一樣，其求學經曆顯見是在為日後經商做準備，中學讀的是商業學校，大學則進入基輔金融與商業學院。
可是，對于這種命運的安排巴别爾早已蓄意颠覆，他很早就對文學表現出極度熱情，中學的一位法國教師引導他走入缪斯的世界。
他喜歡蘭波的詩歌，熟讀莫泊桑、福樓拜和拉伯雷，還嘗試用法語寫作。
一九一六年（巴别爾的《自傳》裡說是一九一五年），年輕的巴别爾冒險前往彼得堡，他不是投奔革命（革命尚未到來，列甯還宅于蘇黎世寫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是去投奔文學，尋找自己的人文理想。
然而，巴别爾的文學之旅也像革命者的地下工作一樣，幾乎就是一篇驚心動魄的故事。
當時沙皇政府嚴禁猶太人和“叛逆者”、“心懷不滿者”進入首都，他用僞造的護照假冒立陶宛人騙過了沿途關卡。
多年後，他将自己那段身涉險境的真實經曆寫進了小說《道路》和《開端》裡邊。
可是，彼得堡并未向他敞開文學的大門，他所有的投稿都被拒之門外，那些文學編輯都勸他去找家商鋪做夥計。
直到找到了高爾基，其文學命運終于出現了轉機。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在高爾基主編的《編年史》雜志上發表了幾個短篇小說。
可是，這也讓他惹上了麻煩，他的小說《浴室之窗》被沙皇政府報刊檢察官指控為“淫穢之作”，這使他面臨一場可怕的刑事訴訟。
幸運的是，就在這時候發生了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動亂的局勢使他躲過了一劫。
高爾基十分欣賞巴别爾的寫作才華，但建議他在成為作家之前，“到人間去”深入生活。
他聽從了這個建議，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整整七年裡他離開了文學圈子，沉潛于生活的風浪之中。
十月革命前他在羅馬尼亞前線服役，之後在肅反委員會（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員會做過短期翻譯工作，旋即又去武裝征糧隊工作。
他跟尤登尼奇的軍隊打過仗，還作為戰地記者跟随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進軍波蘭。
一九二〇年六月，俄波戰争的升級（布爾什維克軍隊開始對波蘭軍隊反擊）是巴别爾一生中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後他根據當時的随軍日記寫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紅色騎兵軍》。
由于巴别爾罹難于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壯歲之年早早撒手人寰，他給世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紅色騎兵軍》、《敖德薩的故事》兩部小說集，以及生前未收入集子的三四十個短篇小說，還有就是《晚霞》和《瑪麗雅》兩部劇本。
其實，僅以《紅色騎兵軍》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巴别爾的大師地位。
一九二六年，《紅色騎兵軍》剛剛出版，高爾基就對法國作家馬爾羅介紹說，巴别爾是俄羅斯當代最卓越的作家。
愛倫堡在回憶錄裡提到，一九三〇年蘇聯《新世界》雜志曾向許多外國作家征詢對蘇聯文學的意見，大多數來信都将巴别爾列為蘇聯作家中的第一号人物（《人·歲月·生活》第三部），而這種評價也主要源自對《紅色騎兵軍》的激賞。
讀《紅色騎兵軍》，讓人驚訝的首先是那副簡潔、洗練的筆墨。
“宅旁的教堂裡鐘聲亂鳴，打鐘人瘋了。
這是個布滿星鬥的七月之夜。
”如此幹淨而從容的語句，把整個叙述夯得結結實實。
不少評論者拿巴别爾跟海明威作比，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