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盧梭錯誤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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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全部活動轉移并集中在這個目标上，并竭力避開可能誘使人離開這個目标的一切東西。
因此，共産主義生理學家們不是給人無力的安慰，不是使人把精力浪費在迷信活動上，不是把人的思想引導到或消耗在含糊的和假想的領域，也不是循着幻想和失望的道路把人引到痛苦的現實中，而是善于賦予人一切精神力量。
一切希望所具備的能力，同時鮮明生動地和無可置疑地向人證明：人所尋求的、仿佛經常避開他的那種幸福，聖經時代中的奶和蜜汁橫流的那種樂土，實際上就在人間，在人所能及的範圍内，甚至就在他的手邊。
①我把人以外的一切東西都叫做外部世界。
——原注 至于防止和消滅禍害并使壓迫者、堕落者和惡人變得博愛和有理性的辦法，他們提出以下兩點： 一、以頑強的、堅決的、無往不勝的反抗來對抗犯罪行為或不正義的行為。
二、而他們認為，有一種可以獲得這種結果的崇高的、強有力的可靠辦法，這種辦法不求助于其他一切，而從人的心中消除憂慮和不安的陰影；這種辦法就是在社會生活中使個人的生活甜蜜和幸福，并形成這樣的社會風氣，即每個人隻有對一切人表現得仁慈、寬宏、友愛、熱心，才能獲得尊敬、名譽、安全和幸福！ 由此可見，共産主義生理學家們之所以把自己的推動力和反應力放在現世，而不是放在什麼别的地方，是因為他們深信，那種顯得模糊和遙遠的希望或恐懼幾乎永遠不能充分抑制和完全消滅人的不良傾向的。
的确，經驗證明，對劊子手的恐懼比對地獄的恐懼更能防止兇殺行為和犯罪行為的發生；對平等的愛和幸福感比進天堂的希望會造就出更多的慈善家！ 某些平等主義哲學家、甚至共産主義哲學家（馬布利、羅伯斯比爾、邦納羅蒂），曾象盧梭一樣認為，無信仰或懷疑論必然會破壞整個社會秩序和一切道德。
激進黨的某些著名政論家（皮埃爾·勒魯、德·波特爾等先生）盡管證實懷疑論已成為普遍的、合理的、必然的東西，但也懷着大緻相同的心情。
在這些作家看來，這種憂慮似乎是嚴重的和令人不安的，這根本不值得驚奇，因為他們在作這樣的推論時，所指的是絕對的無信仰和懷疑論，這種陰郁而令人不安的懷疑論沒有任何補償地奪去了人的最後幻想。
他們盡管抱有善良的意圖，卻還沒有找到擺脫懷疑、競争、分散和無政府狀态的辦法！他們是這樣來表述自己的思想的： “生産時象競争者一樣，分配時象仇敵一樣，生活時象兄弟一樣。
”（蒲魯東） “我們在尋求未來的城市。
”（勒魯） “探索不為理性的權威鋪設道路，它便不能同秩序并存。
我們的論點就是這樣：隻有理性才能使我們避免探索的破壞。
從今以後，任何其他權威都是不可能的。
”（德·波特） 至于德·波特先生，他曾出色地發揮了自己的思想，且看：“我們否定了地獄、天堂和捏造出來的為神父所利用的上帝，這樣做得很對，因為這種欺騙是災難的無窮無盡的源泉；但是，我們并沒有提出什麼東西來代替他們。
謊言（有時是有益的）消滅後所遺留下來的空白，并沒有為一貫神聖的真理所填補；這是一件很大的壞事。
社會處于比以前更加槽糕的狀态中。
必須趕快宣布那些隻能被人類利用、并且為人類而利用的、非來自想象的、不供任何人思辨之用的東西。
如果過于遲緩，有什麼辦法能夠阻止富人愈來愈把窮人逼到痛苦和忍耐的極點呢？又有什麼辦法能使窮人不發怒，不強奪富人，甚至置富人于死地呢？至于我，我是看不出有什麼辦法的。
” 不過，這位比利時學者十分推崇我們的哲學原則，他隔了幾行字就接下去說：“我無須再來證明缺乏任何原則和任何共同的聯系的危險性。
至于由啟示或啟發而來的權威和基于信仰或習慣的權威的不足，我通過一個事實，即探索的存在就證明了這一點。
隻要有探索，就有懷疑，如果不靠信念，就不可能擺脫懷疑。
當不再有信仰的時候，就會近于否定，除非更接近知識。
如果人們不再信仰，就必須要有知識。
“不過，請人們正确理解我的意思。
“我想用以代替信教者的那些有學識的人，既不是什麼博士，也不是什麼學者，就是說，不是那些因為懂得一鱗半爪就自認為無所不知的人，①不是那些基本不受管理的人，而是那些已向自己并能向别人證明其可靠原則的人。
這種人肯定是很容易接受管理的，因為他們本身會歡迎通過自由與平等來建立秩序的所有措施。
①我不來談德·波特先生在有學識的人與學者這兩個詞之間所作的細微的區别。
在我看來，這兩個詞是同義語；當然，
因此，共産主義生理學家們不是給人無力的安慰，不是使人把精力浪費在迷信活動上，不是把人的思想引導到或消耗在含糊的和假想的領域，也不是循着幻想和失望的道路把人引到痛苦的現實中，而是善于賦予人一切精神力量。
一切希望所具備的能力，同時鮮明生動地和無可置疑地向人證明：人所尋求的、仿佛經常避開他的那種幸福，聖經時代中的奶和蜜汁橫流的那種樂土，實際上就在人間，在人所能及的範圍内，甚至就在他的手邊。
①我把人以外的一切東西都叫做外部世界。
——原注 至于防止和消滅禍害并使壓迫者、堕落者和惡人變得博愛和有理性的辦法，他們提出以下兩點： 一、以頑強的、堅決的、無往不勝的反抗來對抗犯罪行為或不正義的行為。
二、而他們認為，有一種可以獲得這種結果的崇高的、強有力的可靠辦法，這種辦法不求助于其他一切，而從人的心中消除憂慮和不安的陰影；這種辦法就是在社會生活中使個人的生活甜蜜和幸福，并形成這樣的社會風氣，即每個人隻有對一切人表現得仁慈、寬宏、友愛、熱心，才能獲得尊敬、名譽、安全和幸福！ 由此可見，共産主義生理學家們之所以把自己的推動力和反應力放在現世，而不是放在什麼别的地方，是因為他們深信，那種顯得模糊和遙遠的希望或恐懼幾乎永遠不能充分抑制和完全消滅人的不良傾向的。
的确，經驗證明，對劊子手的恐懼比對地獄的恐懼更能防止兇殺行為和犯罪行為的發生；對平等的愛和幸福感比進天堂的希望會造就出更多的慈善家！ 某些平等主義哲學家、甚至共産主義哲學家（馬布利、羅伯斯比爾、邦納羅蒂），曾象盧梭一樣認為，無信仰或懷疑論必然會破壞整個社會秩序和一切道德。
激進黨的某些著名政論家（皮埃爾·勒魯、德·波特爾等先生）盡管證實懷疑論已成為普遍的、合理的、必然的東西，但也懷着大緻相同的心情。
在這些作家看來，這種憂慮似乎是嚴重的和令人不安的，這根本不值得驚奇，因為他們在作這樣的推論時，所指的是絕對的無信仰和懷疑論，這種陰郁而令人不安的懷疑論沒有任何補償地奪去了人的最後幻想。
他們盡管抱有善良的意圖，卻還沒有找到擺脫懷疑、競争、分散和無政府狀态的辦法！他們是這樣來表述自己的思想的： “生産時象競争者一樣，分配時象仇敵一樣，生活時象兄弟一樣。
”（蒲魯東） “我們在尋求未來的城市。
”（勒魯） “探索不為理性的權威鋪設道路，它便不能同秩序并存。
我們的論點就是這樣：隻有理性才能使我們避免探索的破壞。
從今以後，任何其他權威都是不可能的。
”（德·波特） 至于德·波特先生，他曾出色地發揮了自己的思想，且看：“我們否定了地獄、天堂和捏造出來的為神父所利用的上帝，這樣做得很對，因為這種欺騙是災難的無窮無盡的源泉；但是，我們并沒有提出什麼東西來代替他們。
謊言（有時是有益的）消滅後所遺留下來的空白，并沒有為一貫神聖的真理所填補；這是一件很大的壞事。
社會處于比以前更加槽糕的狀态中。
必須趕快宣布那些隻能被人類利用、并且為人類而利用的、非來自想象的、不供任何人思辨之用的東西。
如果過于遲緩，有什麼辦法能夠阻止富人愈來愈把窮人逼到痛苦和忍耐的極點呢？又有什麼辦法能使窮人不發怒，不強奪富人，甚至置富人于死地呢？至于我，我是看不出有什麼辦法的。
” 不過，這位比利時學者十分推崇我們的哲學原則，他隔了幾行字就接下去說：“我無須再來證明缺乏任何原則和任何共同的聯系的危險性。
至于由啟示或啟發而來的權威和基于信仰或習慣的權威的不足，我通過一個事實，即探索的存在就證明了這一點。
隻要有探索，就有懷疑，如果不靠信念，就不可能擺脫懷疑。
當不再有信仰的時候，就會近于否定，除非更接近知識。
如果人們不再信仰，就必須要有知識。
“不過，請人們正确理解我的意思。
“我想用以代替信教者的那些有學識的人，既不是什麼博士，也不是什麼學者，就是說，不是那些因為懂得一鱗半爪就自認為無所不知的人，①不是那些基本不受管理的人，而是那些已向自己并能向别人證明其可靠原則的人。
這種人肯定是很容易接受管理的，因為他們本身會歡迎通過自由與平等來建立秩序的所有措施。
①我不來談德·波特先生在有學識的人與學者這兩個詞之間所作的細微的區别。
在我看來，這兩個詞是同義語；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