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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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家糊口的不易衆所周知，尤其對依靠國家撥給的微薄薪水度日的教師而言更是辛苦，因此這也成為我們許多教授放棄研究工作、從事其他更為有利可圖的副業的借口。
“科學事業和家庭，是無法兼顧的。
”他們斷言，“因為一位教授如果從事研究工作的話，就要全身心地投入進去。
”他們還補充道：“也不可能請别人來幫你分擔。
因此學者必須在他的精神家園和實際家庭之間，以及他的思想和他的孩子們之間做出選擇。
” 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誇大其詞的話也有一些真實之處。
家庭負擔和瑣事确實讓學者們分心，很難專注于研究。
因此，世間最為理想的大學，恐怕就得由修道院的僧侶來組建，以便把全部生活奉獻給科學研究，當然也不能讓宗教信仰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
人無完人，我們也無法把自己的全部熱情平分成兩半，一半給科學，另一半給家庭。
向往天堂的人，較少關心塵世的俗務。
心理學家更重視心智和思想，而不是大腦本身。
沉浸于享受物質樂趣的人，會嘲笑微生物的低等，因為它們隻能過極為簡單的生活。
對精神不朽的追求，減少了我們對現世榮譽的興趣。
榮譽！多麼浮誇的幻象，它卻可以驅使人們移山填海，讓人類更接近真理和美德。
愛國主義和對榮譽的熱愛是無法解釋的兩種奇怪的感情。
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僧侶般的苦修生活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犧牲。
著名的亞曆山大裡亞學派可能達到了将理想與生活緊密結合的境界，不過這個學派的那些著名的幾何學者和天文學家無疑都已經結婚了。
對他們來說，如果女人是邪惡的化身之一，那麼至少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邪惡。
科學史上的苦修者為數不多，他們完全獻身于人類福祉，就像鳥類學标本中那些極不尋常的美麗點綴一樣難得。
此外，為了吸引追随者而苛求自己，甚至成為某種殉道者，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人們有自我犧牲的權利，但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别人。
我認為這個問題也需要國家的力量來解決，可以把它純粹看作經濟方面的問題。
國家的神聖責任就是保證科學家既可以順利地進行研究工作，又可以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使他們免于無謂的痛苦犧牲。
科學家也應該像公民們依賴公共福利那樣有所依靠，以便滿足各種生活需要。
比西班牙發達的國家中，人人都明白國家的強盛離不開科學的繁榮這個道理，因此這一經濟問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德國和英國甚至做得更好，他們的教授和實驗人員享受着優厚的待遇和舒适的工作環境，學術專家的署名對于科學書籍和支票簿來說，其權威和效力是不相上下的。
在這些令人愉快的國家裡，李比希寫給格布哈特的話總會實現：“把你的目标定得高一點兒，最後榮譽和财富都會自動來到你面前，無須費力尋找它們。
” 雖然西班牙的财力遠不如這些國家，但我們一直在努力追趕。
我早就指出，應該感謝政府的首創精神，改善了研究者的物質條件，為學者提供了相應的研究環境，再加上他們自身的努力，西班牙的科學狀況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雖然我是西班牙最不值得稱道的教授，但也有責任出來說明一個事實，否則就是忘恩負義了。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西班牙政府的慷慨。
1900年，巴黎的國際醫學會議把莫斯科獎頒發給了我——一位西班牙人——單就被世界從默默無聞的角落裡發現這一點，對我來說就已很滿足了，何況還得到了一間專門供我使用、配備精良的實驗室。
後來世界上的幾個主要科學組織都多次授予我各種榮譽，随後我又極為幸運地獲得兩個獎：亥姆霍茲獎（1905）、諾貝爾獎（1906）。
這些成就讓我想起西班牙政府對科學的支持，國家在科學發展方面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幸運的是，不止我一人有這種經曆，我們國家到國外科學界的學者都被國家授予榮譽和獎項。
所以那些自私的人，他們永遠把獎勵放在成就前面，會認為如今在我們國家科學成了一種劃算的買賣。
“科學事業和家庭，是無法兼顧的。
”他們斷言，“因為一位教授如果從事研究工作的話，就要全身心地投入進去。
”他們還補充道：“也不可能請别人來幫你分擔。
因此學者必須在他的精神家園和實際家庭之間，以及他的思想和他的孩子們之間做出選擇。
” 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誇大其詞的話也有一些真實之處。
家庭負擔和瑣事确實讓學者們分心，很難專注于研究。
因此，世間最為理想的大學，恐怕就得由修道院的僧侶來組建，以便把全部生活奉獻給科學研究，當然也不能讓宗教信仰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
人無完人，我們也無法把自己的全部熱情平分成兩半，一半給科學，另一半給家庭。
向往天堂的人，較少關心塵世的俗務。
心理學家更重視心智和思想，而不是大腦本身。
沉浸于享受物質樂趣的人，會嘲笑微生物的低等，因為它們隻能過極為簡單的生活。
對精神不朽的追求，減少了我們對現世榮譽的興趣。
榮譽！多麼浮誇的幻象，它卻可以驅使人們移山填海，讓人類更接近真理和美德。
愛國主義和對榮譽的熱愛是無法解釋的兩種奇怪的感情。
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僧侶般的苦修生活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犧牲。
著名的亞曆山大裡亞學派可能達到了将理想與生活緊密結合的境界，不過這個學派的那些著名的幾何學者和天文學家無疑都已經結婚了。
對他們來說，如果女人是邪惡的化身之一，那麼至少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邪惡。
科學史上的苦修者為數不多，他們完全獻身于人類福祉，就像鳥類學标本中那些極不尋常的美麗點綴一樣難得。
此外，為了吸引追随者而苛求自己，甚至成為某種殉道者，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人們有自我犧牲的權利，但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别人。
我認為這個問題也需要國家的力量來解決，可以把它純粹看作經濟方面的問題。
國家的神聖責任就是保證科學家既可以順利地進行研究工作，又可以享受舒适的家庭生活，使他們免于無謂的痛苦犧牲。
科學家也應該像公民們依賴公共福利那樣有所依靠，以便滿足各種生活需要。
比西班牙發達的國家中，人人都明白國家的強盛離不開科學的繁榮這個道理，因此這一經濟問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德國和英國甚至做得更好，他們的教授和實驗人員享受着優厚的待遇和舒适的工作環境，學術專家的署名對于科學書籍和支票簿來說，其權威和效力是不相上下的。
在這些令人愉快的國家裡，李比希寫給格布哈特的話總會實現：“把你的目标定得高一點兒，最後榮譽和财富都會自動來到你面前，無須費力尋找它們。
” 雖然西班牙的财力遠不如這些國家，但我們一直在努力追趕。
我早就指出，應該感謝政府的首創精神，改善了研究者的物質條件，為學者提供了相應的研究環境，再加上他們自身的努力，西班牙的科學狀況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雖然我是西班牙最不值得稱道的教授，但也有責任出來說明一個事實，否則就是忘恩負義了。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西班牙政府的慷慨。
1900年，巴黎的國際醫學會議把莫斯科獎頒發給了我——一位西班牙人——單就被世界從默默無聞的角落裡發現這一點，對我來說就已很滿足了，何況還得到了一間專門供我使用、配備精良的實驗室。
後來世界上的幾個主要科學組織都多次授予我各種榮譽，随後我又極為幸運地獲得兩個獎：亥姆霍茲獎（1905）、諾貝爾獎（1906）。
這些成就讓我想起西班牙政府對科學的支持，國家在科學發展方面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幸運的是，不止我一人有這種經曆，我們國家到國外科學界的學者都被國家授予榮譽和獎項。
所以那些自私的人，他們永遠把獎勵放在成就前面，會認為如今在我們國家科學成了一種劃算的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