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務性工作與研究工作是可以兼顧的

我們幾乎沒有必要特地說明擁有自己的職務和同時進行研究工作并不互相排斥——它們反而可以互為補充、互相啟發。對那些熱愛觀察的人來說，職業實踐的經曆是實驗室工作的最佳輔助。實踐可以提供研究的資料，作為交換，實驗室工作為實踐提供理論框架和解決方法。假設一位醫學家擁有行醫的典型實踐經驗，我們相信，如果沒有在私人或者公共實驗室中借助顯微鏡和化學技術解決門診病例中碰到的難題，他就不會盡善盡美地做好本職工作。如果他宣稱自己沒有時間，這種事情應該由各種專家（分别對血液、尿液、腫瘤、細菌等進行分析）在顯微鏡實驗室或者化學實驗室裡面研究的話，就無疑是一種推卸責任的行為，并應該感到羞恥。這些實驗室當然可以提供極為有利的協助作用，但是，隻有當研究者兼備專業技術知識和門診知識的時候才能物盡其用，發揮最大的功效。

    我們當然不會否認分工的好處，但是也應該承認把某門學科分割得過于精細甚至支離破碎，未嘗不是一種弊端，會引發很多問題。問題之一是，某些不可再分的部分被強行分解了——如将那些内部存在邏輯上的互相關聯的整體思維，分割成一條條單獨的想法。試想，實驗數據和醫學判斷如果完全分離的話，一定無法互相參照，得出正确的結論。

    說得更具體一些，如果醫生試圖解釋自己行醫過程中遇到的某些實際問題，就必須掌握一定的實驗技術和分析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更進一步，讓他在不放棄行醫的同時，進行原創性的科學研究又有什麼壞處呢？國外的許多執業醫師已經通過自己的實例證明了這一點的可能性和實用性，操作起來也毫無困難。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職業責任和實際問題的壓力轉化為動力，同時為一些高尚的目的所驅使，最終成功地在私人實驗室的幫助下攻克了醫學難題，給他們自己也給國家帶來了榮耀。

    在這些難以計數的例子中，我們不妨看看某些傑出人物是怎麼做的。魏爾肖在法蘭克福（Frankfurt）行醫的時候，就寫出了有關細胞病理學的經典著作；羅伯特·科赫在波茨坦（Potsdam）從事醫生職業時，以其通過大量的觀察實驗得來的豐碩的研究成果為細菌學注入了新生命；還有法蘭克福那一群出色的神經科醫生，如魏格特（Weigert）、埃爾利希（Ehrlich）和埃丁格（Edinger），都憑借研究工作為組織學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