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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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伊尹。
對亡者紀念，提起來是光華燦爛，想起來是傷感凄涼。
人都說陶淵明沖淡，自餘觀之，他亦有其傷感、悲哀、憤慨。
抒情詩中不有傷感氣氛幾不可能，如吃河豚須去毒，但去毒太淨就不香了。
抒情詩中之傷感蓋即如煙、酒、河豚之毒，去之則不美。
陶公《飲酒二十首》，除一點哲理外，仍不外傷感、悲哀、憤慨。
“閑居寡歡”，“比夜已長”，人最怕的是無聊寂寞，此蓋一事之兩面：工作若為其興趣所在，如此亦不感到寂寞無聊。
陶既不能為生活而奔波，又找不到有興趣所在之工作；若能有朋友說說還好，但一個人思想愈深、感覺愈敏、情感愈真，愈不易得到一知心之友，這樣高人不易得。
有某人求餘贈言，餘問：“說假的說真格的？”答：“當然說真的。
”餘曰：“你出若不能做一個宋江，就做一個喽啰。
”而苦的是一般有思想、有感覺、有性情的人，他既不能跟人跑，也找不到人跟他跑。
從前以為陶必有與常人不同處，但今覺其似與老杜一鼻孔出氣。
他心中時而是烏鴉的狂噪，時而是小鳥的歌唱；時而松弛，時而緊張。
但以之評其詩則不可，他詩還沒有這麼大差異，隻是時而嚴肅，時而随便；時而高興，時而頹唐；時而松弛，時而緊張。
對别人詩，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的喜歡，有的不喜歡。
而對淵明，沒人說不好。
他的詩中能說某幾篇最好，不能說某篇不好。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
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
故老贈餘酒，乃言飲得仙。
試酌百情遠，重觞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俛四十年。
形骸久已化，心在複何言。
此陶公《連雨獨飲》，敢情陶在飲酒時有此種趣味，蓋真得酒中趣者。
這就是藝術家和哲學家和宗教家不同處。
我們的苦惱皆從塵俗中來，而飲酒可擺脫——“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哉”，或本作“幾”，此不好解。
老杜寫高了興，有時來一句，什麼也不是，可是是老杜。
陶似不應有此種句。
陶舉重若輕；老杜倒能舉重，而不能若輕；白樂天不能舉重，臉紅脖粗真洩氣。
（白樂天寫詩讨懶，老杜便不然。
）若老杜寫“飲得仙”，則“字向紙上皆軒昂”（韓愈《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餘雖說為人生而藝術，但當創作、欣賞到極得意處，便忘了人生，隻想它是文藝不是？是美不是？中國人說文人“玩物喪志”（《尚書·旅獒》），而西洋說文人“不道德”。
有人說不對，是“無道德”。
無道德是零“0”，不道德是負“—”，二者不同。
這縱不是強辯，也是詭辯，如此豈非說文學與道德不相幹？（但尚不敢如此說。
）酒不見得好，但要喝就喝出個味兒；人生不見得都是好的，但既生活就要觀察、就要嘗出個滋味來。
此與宗教家、科學家之要消滅世界上某種事物不同。
客觀去看，文學不但允許一部分罪惡存在，而且還要去觀察、欣賞、享受它。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比那無聊文人飲酒看花還不道德，它之存在，便因其得到其中意、味、趣。
“月黑殺人地”、“飲中仙”，宗教不承認，而文學承認。
笑可以解紛。
笑是松懈，不嚴肅，不緊張。
嚴肅縱不完全緊張，也是一部分緊張。
注釋 [1]此詩草稿曾寄給周汝昌，為一組絕句之一，但首句為“溪流活活出新源”，當為修改稿。
此課堂所講是草稿。
[2]“技近乎道”，莊子無是說，疑為依據《莊子》有關技、道言論提煉而得。
《莊子·養生主》有言：“道也，進乎技矣。
”《莊子·天地》有言：“故通于天者，道也；順于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義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 [3]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我也如此想。
” 五、陶詩之平淡 陶詩之不好讀，即因其人不好懂。
陶之前有曹，之後有杜，對曹、杜覺得沒什麼難懂，而對陶則不然。
陶詩比之杜詩總顯得平淡了，如泉水與濃酒。
濃酒刺激雖大，而一會兒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
陶詩若比之曹詩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陶詩“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四十二章經》），之所以“中邊皆甜”，即因平淡而有韻味，平凡而又神秘。
一切韻味皆從平淡中來。
曹、杜詩其中有句，縱不緻搖頭亦不能點頭，漠然而已。
平淡而有韻味，平凡而又神秘，此蓋為文學最高境界。
陶詩蓋做到此地步了。
激昂慷慨，深刻了，好吧？激昂慷慨恐怕還是“客氣”（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蓋“主氣”），如啤酒、汽水之冒沫。
人日日在空氣中，而從不感覺其存在，它“冒沫”嗎？不。
魚生于水，而人遊泳縱好亦是“客氣”，客氣不能持久。
熱烈，深刻了，不得了吧？而這也不可靠，至少是反常。
常、非常、反常，三者中後二者往往相近為一。
無論多麼非常、反常的，總有個“常”在；而且非常、反常不可為法。
熱烈是非常，到某種時間、某種場合，對某事物熱烈。
熱烈是一種消耗，這種情感平常禁不起，蓋亦不能持久。
至于深刻，我們頂愛譏笑人浮淺、不深刻，其實自己想一想，這種深刻也是不正常的。
在困苦、艱難、變亂、壓迫甚至摧殘之下，這人才能深刻。
就如同平地之樹木與山間之松柏，人謂山間畸形之松曰“奇古”，曰“偃蓋”，其實因平地之樹木得地利，根直下故枝亦直上；山中樹木根不得直下，故枝亦不能正常發育，且因山風勁烈之摧折，故形成此非常之形。
知此為不自然，即知文人之深刻亦為不自然也，是受了摧殘壓迫。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
其實造時勢是英雄，英雄亦還為時勢所造。
一切熱烈、深刻之人亦皆為時勢所造。
曹公太偉大了，杜工部亦然。
李義山詩美，黃山谷詩苦。
在我們讀山谷詩時，總覺與之不相近。
陶公沒受過摧殘壓迫嗎？受過。
而讀起來總覺得不如曹、杜之熱烈、深刻。
此為先天抑人力修養？蓋二者兼而有之。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飲酒二十首》其五） 千古名句，也是千古的謎。
究為何意，無人懂。
悠然的是什麼？若作見雞說雞、見狗說狗，豈非小兒？更非淵明。
可以說是把小我沒入大自然之内了。
人或以為此句乃擡頭而見南山就寫出來，其實絕不然，絕非偶然興到、機緣湊泊之作。
人與南山平時已物我兩忘，精神融洽，有平時醞釀的功夫，适于此時一發之耳。
素日已得其神理，偶然一發，此蓋其醞釀之功也。
人着急是沒用的，着急對事實蓋沒有多大幫助。
我們把事情看得平淡一點，這并不是殘忍。
要說殘忍，還有比天地更殘忍的嗎？而人以為是平常。
什麼是平常？看慣了就平常。
如劊子手殺人亦然。
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雲馬腫背。
把事情該看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一切不得不然之事亦皆自然而然，在環境條件下也就自然而然如此了。
我們傷感悲哀，是因我們看到其不得不然，而不知其自然而然。
知其為不得不然，但并非麻木懈怠，不嚴肅，而是我們的感情經過理智的整理了。
陶蓋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
[1] 古今哲人會批評生活，了解生活，認識生活，但這種人在世上對生活是一個旁觀者，不能深入生活核心，是一個最不會生活的人。
這一點文學家、藝術家亦然。
這樣說對之并非輕視。
一個哲學家往往是詩人，此等人無論在何種社會狀況下總歸是有閑階級。
而真正活在生活的核心的人是無閑的。
人世一切學問皆從看、見得來，尤其是見（見解、真知灼見）。
禅宗好問“你見了什麼”，“看”是第一步，“見”是觀察的結果、觀察的所得。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
哲學家也許看到生活核心，然絕未生活到生活的核心。
一個哲人、詩人，至少在他創作時是旁觀者，也許當他未創作前是一個活在生活核心者，但到他寫時，便已撤出到人生陣線之外了。
觀察人生、批評人生（“批評”不如改為“說明”），批評是有是非善惡之見。
而中國詩沒有，不但無善惡，且無喜樂，這是頂好的修養，也許是中國的中庸吧。
所以中國士大夫階級都會這一手（涵養，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過涵養結果成橡皮國民了，如阿Q然。
但那是流弊。
應該不是無是非、無善惡之見，是不生是非善惡之見；不是無喜怒哀樂之情，是不發喜怒哀樂之情。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庸》一章）喜怒哀樂發就完了嗎？不，那不是藝術。
魯迅先生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華蓋集·忽然想到（五）》）那是近代思想。
他不是不懂中庸，懂得很深而反說，他有他的意思。
人做到“和”已不易，而中國人所謂“道”、所謂“聖”是“未發謂之中”，既能“中”，那麼“發”之自然“和”。
魯迅說“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可沒說亂說、亂笑、亂哭、亂怒、亂罵、亂打呀！ 詩人情感要熱烈，感覺要銳敏，此乃餘前數年思想，因情不熱、感不敏則成常人矣。
近日則覺得除此之外，詩人尚應有“詩心”。
“詩心”二字含義甚寬，如科學家之謂宇宙，佛家之謂道。
有詩心亦有二條件，一要恬靜（恬靜與熱烈非二事，盡管熱烈，同時也盡管恬靜），一要寬裕。
這樣寫出作品才能活潑潑的。
感覺銳敏固能使詩心活潑潑的，而又必須恬靜寬裕才能“心”轉“物”成詩。
老杜詩好而有的躁，即因感覺太銳敏（不讓蚊子踢一腳）。
陶淵明則不然。
二人皆寫貧病，杜寫得熱烈銳敏，陶則恬靜中熱烈，如其《拟古詩九首》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
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
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
先巢固尚在，相将還舊居。
自從分别來，門庭日荒蕪。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歡喜與凄涼并成一個，在此心境中寫出的詩。
陶寫詩總不失其平衡，恬靜中極熱烈。
末二句“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與燕子談心，凄涼已極而不失其恬靜者，即因音節關系。
音節與詩之情緒甚相關。
陶詩音節和平中正，老杜絕不成。
至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倦夜》）二句，乃杜詩中最好的，不多見，雖不能說老杜詩之神品，而亦為極精緻者。
若心躁不但不能“神”，連“精”都做不到。
或謂陶淵明乃隐逸詩人。
此不足以盡括淵明。
餘所見淵明是積極的、進取的，如其《詠荊轲》之“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淩厲越萬裡，逶迤過千城”，“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馀情”，枝節固非全體，而不能說枝節不屬全體。
或曰陶淵明詩沖淡、恬淡（沖：和；恬：安靜），恬淡偏于消極，而陶是積極的。
如其《榮木》末章雲： 先師遺訓，餘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我名車，策我名骥；千裡雖遙，孰敢不至！ 其《榮木·自序》又雲： 榮木，念将老也。
日月推遷，已複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故陶詩之沖淡，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為白，簡單而神秘。
中國真是一個神秘的民族，神秘到自己不知其神秘了。
說中國人愛和平，而中國的内戰最多。
神秘。
中國文學是簡單而又神秘，然所謂簡單非淺薄，所謂神秘非艱深。
中國文學對“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傳·系辭》），而又非“習矣而不察焉”（《孟子·盡心上》），“習矣而不察焉”是根本不明白。
吾人所追求者為刀之刃、錐之穎，略差即非。
注釋 [1]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此語亦極為深入有得。
” 六、《飲酒二十首》 陶公《飲酒二十首》，第一首“衰榮無定在”，為二十首之總起，述飲酒之故：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甯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
達人解其會，逝将不複疑。
忽與一觞酒，日夕歡相持。
其意若歎：世事多變化，不若酒中之有真味也。
人世無常（此“常”與前所雲之“常”［平常］不同，此“常”是永恒），除哲學、文學、藝術外，在人世中最易得到的是酒，雖不見得從中能得到永恒，而至少可忘掉無常。
詩必使空想與實際合二為一，否則不會親切有味。
故幻想必要使之與經驗合二為一。
經驗若能成為智慧則益佳。
陶詩耐看耐讀，即能将經驗變為智慧。
老杜詩嗡嗡地響，陶則不然。
陶詩如鐵煉鋼，真是智慧，似不使力而颠撲不破。
陶集中不好者少，如其“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甯似東陵時”，好！ 英唯美派詩人沃爾特·佩特（W.Pater）說喜歡碧玉般燃燒着的火焰，雖燃燒而是沉靜的。
老杜是大塊的煤，而尚嫌句法有點作态、拿捏，山東人叫作“作勢”。
西洋總使點勁，中國似自然而然。
陶淵明更自然，陶詩尚樸，更自然，毫無作态。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說理，是散文，而寫成詩了。
深刻、嚴肅，而表現得自在。
陶淵明真好，而其好處尚不在乎此。
《飲酒二十首》第一首言“衰榮”，第二首言“善惡”： 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
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積善雲有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易傳》有雲：“積善之家必有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文言》）《書經》有雲：“滿招損，謙受益。
”（《大禹谟》）為世人立法，不得不有“報”，儒、佛皆然，耶教天堂、地獄亦然。
無論哲學、宗教皆講“報”，而在世法，有時證明“報”是不可靠的，因善有時惡報，惡有時善報。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不可能，不可靠，就不可信。
但難道因此就不做好人嗎？還要做。
無所為（去聲）而為（平聲），這是最高的境界，但也就是最苦的境界。
人吃苦希望甜來，但甜不一定來，而且還一定不來；但還要吃苦，這便是熱烈、深刻。
但陶寫來還是平淡。
無論多餓，無論遇見多愛吃的東西，也還要一口口慢慢吃；人說話、作文也還要一句句慢慢說，不必激昂慷慨說，不也可以說出來嗎？ 伯夷、叔齊，該說夷、齊，而陶詩說“夷叔”，“夷叔在西山”，沒關系。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固”即“素貧賤”之“素”，就是為吃苦而吃苦。
“道”，用此字者甚多，往平實說，實即生活下去之态度與方式，此即道。
（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商人之道。
） 《飲酒二十首》之第三首：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
一生複能幾，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首句首字“道”緊接前首之“固窮節”，此“固窮節”蓋即其“道”。
“向千載”，向，近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惜其情”，舊注：“惜情以為别用，不用之于道也。
”餘以為此注不甚佳，但另外又無更佳之講法。
“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道，在我；名，在人。
而古今人多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
衣求舒适，而人穿衣求别人看。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指“不飲酒”。
而“顧名”，即不求其在我而求其在人。
現在唱戲老求别人叫好，所以
對亡者紀念，提起來是光華燦爛，想起來是傷感凄涼。
人都說陶淵明沖淡，自餘觀之，他亦有其傷感、悲哀、憤慨。
抒情詩中不有傷感氣氛幾不可能，如吃河豚須去毒，但去毒太淨就不香了。
抒情詩中之傷感蓋即如煙、酒、河豚之毒，去之則不美。
陶公《飲酒二十首》，除一點哲理外，仍不外傷感、悲哀、憤慨。
“閑居寡歡”，“比夜已長”，人最怕的是無聊寂寞，此蓋一事之兩面：工作若為其興趣所在，如此亦不感到寂寞無聊。
陶既不能為生活而奔波，又找不到有興趣所在之工作；若能有朋友說說還好，但一個人思想愈深、感覺愈敏、情感愈真，愈不易得到一知心之友，這樣高人不易得。
有某人求餘贈言，餘問：“說假的說真格的？”答：“當然說真的。
”餘曰：“你出若不能做一個宋江，就做一個喽啰。
”而苦的是一般有思想、有感覺、有性情的人，他既不能跟人跑，也找不到人跟他跑。
從前以為陶必有與常人不同處，但今覺其似與老杜一鼻孔出氣。
他心中時而是烏鴉的狂噪，時而是小鳥的歌唱；時而松弛，時而緊張。
但以之評其詩則不可，他詩還沒有這麼大差異，隻是時而嚴肅，時而随便；時而高興，時而頹唐；時而松弛，時而緊張。
對别人詩，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有的喜歡，有的不喜歡。
而對淵明，沒人說不好。
他的詩中能說某幾篇最好，不能說某篇不好。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
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
故老贈餘酒，乃言飲得仙。
試酌百情遠，重觞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俛四十年。
形骸久已化，心在複何言。
此陶公《連雨獨飲》，敢情陶在飲酒時有此種趣味，蓋真得酒中趣者。
這就是藝術家和哲學家和宗教家不同處。
我們的苦惱皆從塵俗中來，而飲酒可擺脫——“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哉”，或本作“幾”，此不好解。
老杜寫高了興，有時來一句，什麼也不是，可是是老杜。
陶似不應有此種句。
陶舉重若輕；老杜倒能舉重，而不能若輕；白樂天不能舉重，臉紅脖粗真洩氣。
（白樂天寫詩讨懶，老杜便不然。
）若老杜寫“飲得仙”，則“字向紙上皆軒昂”（韓愈《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餘雖說為人生而藝術，但當創作、欣賞到極得意處，便忘了人生，隻想它是文藝不是？是美不是？中國人說文人“玩物喪志”（《尚書·旅獒》），而西洋說文人“不道德”。
有人說不對，是“無道德”。
無道德是零“0”，不道德是負“—”，二者不同。
這縱不是強辯，也是詭辯，如此豈非說文學與道德不相幹？（但尚不敢如此說。
）酒不見得好，但要喝就喝出個味兒；人生不見得都是好的，但既生活就要觀察、就要嘗出個滋味來。
此與宗教家、科學家之要消滅世界上某種事物不同。
客觀去看，文學不但允許一部分罪惡存在，而且還要去觀察、欣賞、享受它。
“月黑殺人地，風高放火天”，比那無聊文人飲酒看花還不道德，它之存在，便因其得到其中意、味、趣。
“月黑殺人地”、“飲中仙”，宗教不承認，而文學承認。
笑可以解紛。
笑是松懈，不嚴肅，不緊張。
嚴肅縱不完全緊張，也是一部分緊張。
注釋 [1]此詩草稿曾寄給周汝昌，為一組絕句之一，但首句為“溪流活活出新源”，當為修改稿。
此課堂所講是草稿。
[2]“技近乎道”，莊子無是說，疑為依據《莊子》有關技、道言論提煉而得。
《莊子·養生主》有言：“道也，進乎技矣。
”《莊子·天地》有言：“故通于天者，道也；順于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義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 [3]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我也如此想。
” 五、陶詩之平淡 陶詩之不好讀，即因其人不好懂。
陶之前有曹，之後有杜，對曹、杜覺得沒什麼難懂，而對陶則不然。
陶詩比之杜詩總顯得平淡了，如泉水與濃酒。
濃酒刺激雖大，而一會兒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
陶詩若比之曹詩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陶詩“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四十二章經》），之所以“中邊皆甜”，即因平淡而有韻味，平凡而又神秘。
一切韻味皆從平淡中來。
曹、杜詩其中有句，縱不緻搖頭亦不能點頭，漠然而已。
平淡而有韻味，平凡而又神秘，此蓋為文學最高境界。
陶詩蓋做到此地步了。
激昂慷慨，深刻了，好吧？激昂慷慨恐怕還是“客氣”（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蓋“主氣”），如啤酒、汽水之冒沫。
人日日在空氣中，而從不感覺其存在，它“冒沫”嗎？不。
魚生于水，而人遊泳縱好亦是“客氣”，客氣不能持久。
熱烈，深刻了，不得了吧？而這也不可靠，至少是反常。
常、非常、反常，三者中後二者往往相近為一。
無論多麼非常、反常的，總有個“常”在；而且非常、反常不可為法。
熱烈是非常，到某種時間、某種場合，對某事物熱烈。
熱烈是一種消耗，這種情感平常禁不起，蓋亦不能持久。
至于深刻，我們頂愛譏笑人浮淺、不深刻，其實自己想一想，這種深刻也是不正常的。
在困苦、艱難、變亂、壓迫甚至摧殘之下，這人才能深刻。
就如同平地之樹木與山間之松柏，人謂山間畸形之松曰“奇古”，曰“偃蓋”，其實因平地之樹木得地利，根直下故枝亦直上；山中樹木根不得直下，故枝亦不能正常發育，且因山風勁烈之摧折，故形成此非常之形。
知此為不自然，即知文人之深刻亦為不自然也，是受了摧殘壓迫。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
其實造時勢是英雄，英雄亦還為時勢所造。
一切熱烈、深刻之人亦皆為時勢所造。
曹公太偉大了，杜工部亦然。
李義山詩美，黃山谷詩苦。
在我們讀山谷詩時，總覺與之不相近。
陶公沒受過摧殘壓迫嗎？受過。
而讀起來總覺得不如曹、杜之熱烈、深刻。
此為先天抑人力修養？蓋二者兼而有之。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飲酒二十首》其五） 千古名句，也是千古的謎。
究為何意，無人懂。
悠然的是什麼？若作見雞說雞、見狗說狗，豈非小兒？更非淵明。
可以說是把小我沒入大自然之内了。
人或以為此句乃擡頭而見南山就寫出來，其實絕不然，絕非偶然興到、機緣湊泊之作。
人與南山平時已物我兩忘，精神融洽，有平時醞釀的功夫，适于此時一發之耳。
素日已得其神理，偶然一發，此蓋其醞釀之功也。
人着急是沒用的，着急對事實蓋沒有多大幫助。
我們把事情看得平淡一點，這并不是殘忍。
要說殘忍，還有比天地更殘忍的嗎？而人以為是平常。
什麼是平常？看慣了就平常。
如劊子手殺人亦然。
少所見，多所怪——見駱駝雲馬腫背。
把事情該看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一切不得不然之事亦皆自然而然，在環境條件下也就自然而然如此了。
我們傷感悲哀，是因我們看到其不得不然，而不知其自然而然。
知其為不得不然，但并非麻木懈怠，不嚴肅，而是我們的感情經過理智的整理了。
陶蓋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
[1] 古今哲人會批評生活，了解生活，認識生活，但這種人在世上對生活是一個旁觀者，不能深入生活核心，是一個最不會生活的人。
這一點文學家、藝術家亦然。
這樣說對之并非輕視。
一個哲學家往往是詩人，此等人無論在何種社會狀況下總歸是有閑階級。
而真正活在生活的核心的人是無閑的。
人世一切學問皆從看、見得來，尤其是見（見解、真知灼見）。
禅宗好問“你見了什麼”，“看”是第一步，“見”是觀察的結果、觀察的所得。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
哲學家也許看到生活核心，然絕未生活到生活的核心。
一個哲人、詩人，至少在他創作時是旁觀者，也許當他未創作前是一個活在生活核心者，但到他寫時，便已撤出到人生陣線之外了。
觀察人生、批評人生（“批評”不如改為“說明”），批評是有是非善惡之見。
而中國詩沒有，不但無善惡，且無喜樂，這是頂好的修養，也許是中國的中庸吧。
所以中國士大夫階級都會這一手（涵養，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過涵養結果成橡皮國民了，如阿Q然。
但那是流弊。
應該不是無是非、無善惡之見，是不生是非善惡之見；不是無喜怒哀樂之情，是不發喜怒哀樂之情。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庸》一章）喜怒哀樂發就完了嗎？不，那不是藝術。
魯迅先生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華蓋集·忽然想到（五）》）那是近代思想。
他不是不懂中庸，懂得很深而反說，他有他的意思。
人做到“和”已不易，而中國人所謂“道”、所謂“聖”是“未發謂之中”，既能“中”，那麼“發”之自然“和”。
魯迅說“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可沒說亂說、亂笑、亂哭、亂怒、亂罵、亂打呀！ 詩人情感要熱烈，感覺要銳敏，此乃餘前數年思想，因情不熱、感不敏則成常人矣。
近日則覺得除此之外，詩人尚應有“詩心”。
“詩心”二字含義甚寬，如科學家之謂宇宙，佛家之謂道。
有詩心亦有二條件，一要恬靜（恬靜與熱烈非二事，盡管熱烈，同時也盡管恬靜），一要寬裕。
這樣寫出作品才能活潑潑的。
感覺銳敏固能使詩心活潑潑的，而又必須恬靜寬裕才能“心”轉“物”成詩。
老杜詩好而有的躁，即因感覺太銳敏（不讓蚊子踢一腳）。
陶淵明則不然。
二人皆寫貧病，杜寫得熱烈銳敏，陶則恬靜中熱烈，如其《拟古詩九首》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
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
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
先巢固尚在，相将還舊居。
自從分别來，門庭日荒蕪。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歡喜與凄涼并成一個，在此心境中寫出的詩。
陶寫詩總不失其平衡，恬靜中極熱烈。
末二句“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與燕子談心，凄涼已極而不失其恬靜者，即因音節關系。
音節與詩之情緒甚相關。
陶詩音節和平中正，老杜絕不成。
至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倦夜》）二句，乃杜詩中最好的，不多見，雖不能說老杜詩之神品，而亦為極精緻者。
若心躁不但不能“神”，連“精”都做不到。
或謂陶淵明乃隐逸詩人。
此不足以盡括淵明。
餘所見淵明是積極的、進取的，如其《詠荊轲》之“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淩厲越萬裡，逶迤過千城”，“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馀情”，枝節固非全體，而不能說枝節不屬全體。
或曰陶淵明詩沖淡、恬淡（沖：和；恬：安靜），恬淡偏于消極，而陶是積極的。
如其《榮木》末章雲： 先師遺訓，餘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脂我名車，策我名骥；千裡雖遙，孰敢不至！ 其《榮木·自序》又雲： 榮木，念将老也。
日月推遷，已複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故陶詩之沖淡，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為白，簡單而神秘。
中國真是一個神秘的民族，神秘到自己不知其神秘了。
說中國人愛和平，而中國的内戰最多。
神秘。
中國文學是簡單而又神秘，然所謂簡單非淺薄，所謂神秘非艱深。
中國文學對“神秘”二字是“日用而不知”（《易傳·系辭》），而又非“習矣而不察焉”（《孟子·盡心上》），“習矣而不察焉”是根本不明白。
吾人所追求者為刀之刃、錐之穎，略差即非。
注釋 [1]葉嘉瑩此處有按語：“此語亦極為深入有得。
” 六、《飲酒二十首》 陶公《飲酒二十首》，第一首“衰榮無定在”，為二十首之總起，述飲酒之故：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甯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
達人解其會，逝将不複疑。
忽與一觞酒，日夕歡相持。
其意若歎：世事多變化，不若酒中之有真味也。
人世無常（此“常”與前所雲之“常”［平常］不同，此“常”是永恒），除哲學、文學、藝術外，在人世中最易得到的是酒，雖不見得從中能得到永恒，而至少可忘掉無常。
詩必使空想與實際合二為一，否則不會親切有味。
故幻想必要使之與經驗合二為一。
經驗若能成為智慧則益佳。
陶詩耐看耐讀，即能将經驗變為智慧。
老杜詩嗡嗡地響，陶則不然。
陶詩如鐵煉鋼，真是智慧，似不使力而颠撲不破。
陶集中不好者少，如其“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甯似東陵時”，好！ 英唯美派詩人沃爾特·佩特（W.Pater）說喜歡碧玉般燃燒着的火焰，雖燃燒而是沉靜的。
老杜是大塊的煤，而尚嫌句法有點作态、拿捏，山東人叫作“作勢”。
西洋總使點勁，中國似自然而然。
陶淵明更自然，陶詩尚樸，更自然，毫無作态。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說理，是散文，而寫成詩了。
深刻、嚴肅，而表現得自在。
陶淵明真好，而其好處尚不在乎此。
《飲酒二十首》第一首言“衰榮”，第二首言“善惡”： 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
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積善雲有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易傳》有雲：“積善之家必有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文言》）《書經》有雲：“滿招損，謙受益。
”（《大禹谟》）為世人立法，不得不有“報”，儒、佛皆然，耶教天堂、地獄亦然。
無論哲學、宗教皆講“報”，而在世法，有時證明“報”是不可靠的，因善有時惡報，惡有時善報。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不可能，不可靠，就不可信。
但難道因此就不做好人嗎？還要做。
無所為（去聲）而為（平聲），這是最高的境界，但也就是最苦的境界。
人吃苦希望甜來，但甜不一定來，而且還一定不來；但還要吃苦，這便是熱烈、深刻。
但陶寫來還是平淡。
無論多餓，無論遇見多愛吃的東西，也還要一口口慢慢吃；人說話、作文也還要一句句慢慢說，不必激昂慷慨說，不也可以說出來嗎？ 伯夷、叔齊，該說夷、齊，而陶詩說“夷叔”，“夷叔在西山”，沒關系。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固”即“素貧賤”之“素”，就是為吃苦而吃苦。
“道”，用此字者甚多，往平實說，實即生活下去之态度與方式，此即道。
（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商人之道。
） 《飲酒二十首》之第三首：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
一生複能幾，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首句首字“道”緊接前首之“固窮節”，此“固窮節”蓋即其“道”。
“向千載”，向，近也。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惜其情”，舊注：“惜情以為别用，不用之于道也。
”餘以為此注不甚佳，但另外又無更佳之講法。
“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道，在我；名，在人。
而古今人多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
衣求舒适，而人穿衣求别人看。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指“不飲酒”。
而“顧名”，即不求其在我而求其在人。
現在唱戲老求别人叫好，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