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風雨
關燈
小
中
大
誰。
趕到我們偶然都喝醉了的時候，才忘了這互不侵犯協定，而一齊吵嚷一回。
我開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學大鼓書。
好幾個月，才學會了一段《白帝城》，腔調都摹拟劉（寶全）派。
學會了這麼幾句，寫鼓詞就略有把握了。
幾年中，我寫了許多段，可是隻有幾段被富先生們采用了： 《新拴娃娃》（内容是救濟難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歎》（内容是掃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禮》（内容是贊美重慶），富貴花小姐唱。
《王小趕驢》（内容是鄉民抗敵），董蓮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時常在陪都演唱。
其中以《王小趕驢》為最弱，因為董女士是唱山東犁铧大鼓的，腔調太緩慢，表現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調。
于此，知内容與形式必求一緻，否則勞而無功。
我也開始寫舊劇劇本&mdash&mdash用舊劇的形式寫抗戰的故事。
這沒有多大的成功。
我隻聽說有一兩出曾在某地表演過，我可是沒親眼看到。
舊劇，因為是戲劇，比鼓詞難寫多了。
最不好辦的是教現代的人穿行頭，走台步；不如此吧，便失去舊劇之美；按葫蘆挖瓢吧，又使人看着不舒服；穿時裝而且歌且舞吧，又像文明戲。
沒辦法！ 這時候，我還為《抗到底》寫長篇小說&mdash&mdash《蛻》。
這篇東西沒能寫成。
《抗到底》後來停刊了，我就沒再往下寫。
轉過年來，二十八年之春，我開始學寫話劇劇本。
對戲劇，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曉得小說與劇本有什麼分别。
不過，和戲劇界的朋友有了來往，看他們寫劇，導劇，演劇，很好玩，我也就見獵心喜，決定瞎碰一碰。
好在，什麼事情莫不是由試驗而走到成功呢。
我開始寫《殘霧》。
初夏，&ldquo文協&rdquo得到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的資助，派出去戰地訪問團，以王禮錫先生為團長，宋之的先生為副團長，率領羅烽，白朗，葛一虹等十來位先生，到華北戰地去訪問抗戰将士。
同時，慰勞總會組織南北兩慰勞團，函請&ldquo文協&rdquo派員參加。
理事會決議：推舉姚蓬子，陸晶清兩先生參加南團，我自己參加北團。
這是在五三、五四敵機狂炸重慶以後。
重慶的房子，除了大機關與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篾為牆，上敷泥土，因為冬天不很冷，又沒有大風，所以這種簡單、單薄的建築滿可以将就。
力氣大的人，一拳能把牆砸個大洞。
假若魯智深來到重慶，他會天天闖禍的。
這種房子蓋得又密密相連，一失火就燒一大片。
火災是重慶的罪孽之一。
日本人曉得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燒彈&mdash&mdash不為炸軍事目标，而是蓄意要毀滅重慶，造成恐怖。
前幾天，我在公共防空洞裡幾乎憋死。
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氣不夠用了。
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裡，所以沒受到什麼委屈。
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準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機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遊逛呢。
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
我在夜裡跑到馮先生那裡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
徹夜，人們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經過這個大難，&ldquo文協&rdquo會所暫時移到南溫泉去，和張恨水先生為鄰。
我也去住了幾天。
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籌備慰勞團與訪問團出發的事情。
我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準備遠行。
此後，我老穿着這樣的衣服。
下過幾次水以後，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個清道夫。
吳組缃先生管我的這種服裝叫作斯文掃地的衣服。
&ldquo文協&rdquo當然不會給我盤纏錢，我便提了個小鋪蓋卷，帶了自己的幾塊錢，北去遠征。
在起身以前，我寫完了《殘霧》。
沒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發表。
我走了半年。
等我回來，《殘霧》已上演過了，很成功。
導演是馬彥祥先生，演員有舒繡文，吳茵，孫堅白，周伯勳諸位先生。
可惜，我沒有看見。
慰勞團先到西安，而後繞過潼關，到洛陽。
由洛陽到襄樊老河口，而後出武關再到西安。
由西安奔蘭州，到由蘭州榆林，而後到青海，綏遠，甯夏，興集，一共走了五個多月，兩萬多裡。
這次長征的所見所聞，都記在《劍北篇》裡&mdash&mdash一部沒有寫完，而且不大像樣的，長詩。
在陝州，我幾乎被炸死。
在興集，我差一點被山洪沖了走。
這些危險與興奮，都記在《劍北篇》裡，即不多贅。
王禮錫先生死在了洛陽，這是文藝界極大的一個損失！ 九由川到滇 從二十九年起，大家開始感覺到生活的壓迫。
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
我隻好經常穿着斯文掃地的衣服了。
我的香煙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産的卷煙&mdash&mdash也可美其名曰雪茄。
别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随着香煙而降格。
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
有時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炸重慶，有時候隻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
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轟炸壓迫政府投降。
這是個夢想。
中國人絕不是幾個或幾千個炸彈所能吓倒的。
雖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裡我沒法子寫作。
于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ldquo上我這兒來吧，城裡沒法子寫東西呀！&rdquo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裡。
園裡隻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
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種的鳥兒為我&mdash&mdash也許為它們自己&mdash&mdash唱歌。
我在這裡寫《劍北篇》。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
我們就寫了《國家至上》。
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
他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
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
有朋友，就不怕窮。
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趕寫《面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
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
貧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頭暈&mdash&mdash一低頭就天旋地轉，隻好靜卧。
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
病一到，即須卧倒，工作完全停頓！着急，但毫無辦法。
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
我不否認。
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适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玑的東西來呢？ 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
我先到歌樂山，後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
這時候，羅莘田先生來到重慶。
因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先生，梅先生聽到我的病與生活狀況，決定約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
昆明的天氣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願意去。
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機，三個鐘頭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像北平。
不過，論天氣，論風景，論建築，昆明比成都還更好。
我喜歡那比什刹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明湖&mdash&mdash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萬壽山下的人造的那個。
土是紅的，松是綠的，天是藍的，昆明的城外到處像油畫。
更使我高興的，是遇見那麼多的老朋友。
楊今甫大哥的背有點駝了，卻還是那樣風流儒雅。
他請不起我吃飯，可是也還烤幾罐土茶，圍着炭盆，一談就和我談幾點鐘。
羅膺中兄也顯着老，而且極窮，但是也還給我包餃子，煮俄國菜湯吃。
鄭毅生，陳雪屏，馮友蘭，馮至，陳夢家，沈從文，章川島，段喆人，聞一多，蕭滌非，彭嘯鹹，查良钊徐旭生，錢端升諸先生都見到，或約我吃飯，或陪我遊山逛景。
這真是快樂的日子。
在城中，我講演了六次；雖然沒有什麼好聽，聽衆倒還不少。
在城中住膩，便同莘田下鄉。
提着小包，順着河堤慢慢的走，風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點像北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仿佛是置身于一種晴朗的夢境，江南與北方混在一起而還很調諧的，隻有在夢中才會偶爾看到的境界。
在鄉下，我寫完了《大地龍蛇》劇本。
這是受東方文化協會的委托，而始終未曾演出過的，不怎麼高明的一本劇本。
認識一位新朋友&mdash&mdash查阜西先生。
這是個最爽直，熱情，多才多藝的朋友。
他聽我有願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馬上決定陪我去。
幾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們坐兩部運貨到畹汀的卡車的高等黃魚。
所謂高等黃魚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錢，第二坐司機台，第三司機師倒還請我們吃酒吃煙&mdash&mdash這當然不在協定之内，而是在路上他們自動這樣作的。
兩位司機師都是北方人。
在開車之前他們就請我們吃了一桌酒席！後來，有一位摔死在瀾滄江上，我寫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們沒有停住，馬上奔了喜洲鎮去。
大理沒有什麼可看的，不過有一條長街，許多賣大理石的鋪子而已。
它的城外，有蒼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
到喜洲鎮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圖畫中。
喜洲鎮，雖然是個小鎮子，卻有宮殿似的建築，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
華中大學由武昌移到這裡來，我又找到遊澤丞教授。
他和包漠莊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們遊山泛水。
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而且在趕集的時候，能看到許多夷民。
極高興的玩了幾天，吃了不知多少條魚，喝了許多的酒，看了些古迹，并對學生們講演了兩三次，我們依依不舍的道謝告辭。
在回程中，我們住在了下關等車。
在等車之際，有好幾位回教朋友來看我，因為他們演過《國家至上》。
查阜西先生這回大顯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車，一天便可以趕到昆明。
在昆明過了八月節，我飛回了重慶來。
十寫與遊 這時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報館。
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面寫文章，一面辦理&ldquo文協&rdquo的事。
&ldquo文協&rdquo也找到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價像發瘋似的往上漲。
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難。
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裡都是空空的。
&ldquo文協&rdquo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着冷落。
可是，在重慶的幾個人照常的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
辦事很困難，隻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
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
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
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ldquo打擺子&rdquo（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過，頭暈并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
隻要能掙紮着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
就
趕到我們偶然都喝醉了的時候，才忘了這互不侵犯協定，而一齊吵嚷一回。
我開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學大鼓書。
好幾個月，才學會了一段《白帝城》，腔調都摹拟劉（寶全）派。
學會了這麼幾句，寫鼓詞就略有把握了。
幾年中，我寫了許多段，可是隻有幾段被富先生們采用了： 《新拴娃娃》（内容是救濟難童），富先生唱。
《文盲自歎》（内容是掃除文盲），富先生唱。
《陪都巡禮》（内容是贊美重慶），富貴花小姐唱。
《王小趕驢》（内容是鄉民抗敵），董蓮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時常在陪都演唱。
其中以《王小趕驢》為最弱，因為董女士是唱山東犁铧大鼓的，腔調太緩慢，表現不出激昂慷慨的情調。
于此，知内容與形式必求一緻，否則勞而無功。
我也開始寫舊劇劇本&mdash&mdash用舊劇的形式寫抗戰的故事。
這沒有多大的成功。
我隻聽說有一兩出曾在某地表演過，我可是沒親眼看到。
舊劇，因為是戲劇，比鼓詞難寫多了。
最不好辦的是教現代的人穿行頭，走台步；不如此吧，便失去舊劇之美；按葫蘆挖瓢吧，又使人看着不舒服；穿時裝而且歌且舞吧，又像文明戲。
沒辦法！ 這時候，我還為《抗到底》寫長篇小說&mdash&mdash《蛻》。
這篇東西沒能寫成。
《抗到底》後來停刊了，我就沒再往下寫。
轉過年來，二十八年之春，我開始學寫話劇劇本。
對戲劇，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曉得小說與劇本有什麼分别。
不過，和戲劇界的朋友有了來往，看他們寫劇，導劇，演劇，很好玩，我也就見獵心喜，決定瞎碰一碰。
好在，什麼事情莫不是由試驗而走到成功呢。
我開始寫《殘霧》。
初夏，&ldquo文協&rdquo得到戰地黨政工作委員會的資助，派出去戰地訪問團，以王禮錫先生為團長，宋之的先生為副團長，率領羅烽，白朗，葛一虹等十來位先生，到華北戰地去訪問抗戰将士。
同時，慰勞總會組織南北兩慰勞團，函請&ldquo文協&rdquo派員參加。
理事會決議：推舉姚蓬子，陸晶清兩先生參加南團，我自己參加北團。
這是在五三、五四敵機狂炸重慶以後。
重慶的房子，除了大機關與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篾為牆，上敷泥土，因為冬天不很冷，又沒有大風，所以這種簡單、單薄的建築滿可以将就。
力氣大的人，一拳能把牆砸個大洞。
假若魯智深來到重慶，他會天天闖禍的。
這種房子蓋得又密密相連，一失火就燒一大片。
火災是重慶的罪孽之一。
日本人曉得這情形，所以五三、五四都投的是燃燒彈&mdash&mdash不為炸軍事目标，而是蓄意要毀滅重慶，造成恐怖。
前幾天，我在公共防空洞裡幾乎憋死。
人多，天熱，空襲的時間長，洞中的空氣不夠用了。
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會裡，所以沒受到什麼委屈。
五四最糟，警報器因發生障礙，不十分響；沒有人準知道是否有了空襲，所以敵機到了頭上，人們還在街上遊逛呢。
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
我在夜裡跑到馮先生那裡去，因為青年會附近全是火場，我怕被火圍住。
徹夜，人們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經過這個大難，&ldquo文協&rdquo會所暫時移到南溫泉去，和張恨水先生為鄰。
我也去住了幾天。
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籌備慰勞團與訪問團出發的事情。
我買了兩身灰布的中山裝，準備遠行。
此後，我老穿着這樣的衣服。
下過幾次水以後，衣服灰不灰，藍不藍，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個清道夫。
吳組缃先生管我的這種服裝叫作斯文掃地的衣服。
&ldquo文協&rdquo當然不會給我盤纏錢，我便提了個小鋪蓋卷，帶了自己的幾塊錢，北去遠征。
在起身以前，我寫完了《殘霧》。
沒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發表。
我走了半年。
等我回來，《殘霧》已上演過了，很成功。
導演是馬彥祥先生，演員有舒繡文，吳茵，孫堅白，周伯勳諸位先生。
可惜，我沒有看見。
慰勞團先到西安，而後繞過潼關，到洛陽。
由洛陽到襄樊老河口，而後出武關再到西安。
由西安奔蘭州，到由蘭州榆林，而後到青海，綏遠，甯夏，興集，一共走了五個多月，兩萬多裡。
這次長征的所見所聞，都記在《劍北篇》裡&mdash&mdash一部沒有寫完，而且不大像樣的，長詩。
在陝州，我幾乎被炸死。
在興集，我差一點被山洪沖了走。
這些危險與興奮，都記在《劍北篇》裡，即不多贅。
王禮錫先生死在了洛陽，這是文藝界極大的一個損失！ 九由川到滇 從二十九年起，大家開始感覺到生活的壓迫。
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
我隻好經常穿着斯文掃地的衣服了。
我的香煙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産的卷煙&mdash&mdash也可美其名曰雪茄。
别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随着香煙而降格。
生活不單困苦，而且也不安定。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年，日本費盡心機，用各種花樣來轟炸。
有時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飛機來炸重慶，有時候隻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兩架，自曉至夜的施行疲勞轟炸，有時候單單在人們要睡覺，或睡的正香甜的時候，來搗亂。
日本人大概是想以轟炸壓迫政府投降。
這是個夢想。
中國人絕不是幾個或幾千個炸彈所能吓倒的。
雖然如此，我在夏天可必須離開重慶，因為在防空洞裡我沒法子寫作。
于是，一到霧季過去，我就須預備下鄉，而馮先生總派人來迎接：&ldquo上我這兒來吧，城裡沒法子寫東西呀！&rdquo二十九年夏天，我住在陳家橋馮公館的花園裡。
園裡隻有兩間茅屋，歸我獨住。
屋外有很多的樹木，樹上時時有各種的鳥兒為我&mdash&mdash也許為它們自己&mdash&mdash唱歌。
我在這裡寫《劍北篇》。
霧季又到，回教協會邀我和宋之的先生合寫以回教為主題的話劇。
我們就寫了《國家至上》。
這劇本，在重慶，成都，昆明，大理，香港，桂林，蘭州，恩施，都上演過。
他是抗戰文藝中一個成功的作品。
因寫這劇本，我結識了許多回教的朋友。
有朋友，就不怕窮。
我窮，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
二十九年冬，因趕寫《面子問題》劇本，我開始患頭暈。
生活苦了，營養不足，又加上愛喝兩杯酒，遂患貧血。
貧血遇上努力工作，就害頭暈&mdash&mdash一低頭就天旋地轉，隻好靜卧。
這個病，至今還沒好，每年必犯一兩次。
病一到，即須卧倒，工作完全停頓！着急，但毫無辦法。
有人說，我的作品沒有戰前的那樣好了。
我不否認。
想想看，抗戰中，我是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處，沒有适當的飯食，而且時時有暈倒的危險，我怎能寫出字字珠玑的東西來呢？ 三十年夏，疲勞轟炸鬧了兩個星期。
我先到歌樂山，後到陳家橋去住，還是應馮先生之邀。
這時候，羅莘田先生來到重慶。
因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先生，梅先生聽到我的病與生活狀況，決定約我到昆明去住些日子。
昆明的天氣好，又有我許多老友，我很願意去。
在八月下旬，我同莘田搭機，三個鐘頭便到了昆明。
我很喜愛成都，因為它有許多地方像北平。
不過，論天氣，論風景，論建築，昆明比成都還更好。
我喜歡那比什刹海更美麗的翠湖，更喜歡昆明湖&mdash&mdash那真是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萬壽山下的人造的那個。
土是紅的，松是綠的，天是藍的，昆明的城外到處像油畫。
更使我高興的，是遇見那麼多的老朋友。
楊今甫大哥的背有點駝了，卻還是那樣風流儒雅。
他請不起我吃飯，可是也還烤幾罐土茶，圍着炭盆，一談就和我談幾點鐘。
羅膺中兄也顯着老，而且極窮，但是也還給我包餃子，煮俄國菜湯吃。
鄭毅生，陳雪屏，馮友蘭，馮至，陳夢家，沈從文，章川島，段喆人，聞一多，蕭滌非，彭嘯鹹，查良钊徐旭生，錢端升諸先生都見到，或約我吃飯，或陪我遊山逛景。
這真是快樂的日子。
在城中，我講演了六次；雖然沒有什麼好聽，聽衆倒還不少。
在城中住膩，便同莘田下鄉。
提着小包，順着河堤慢慢的走，風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點像北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仿佛是置身于一種晴朗的夢境，江南與北方混在一起而還很調諧的，隻有在夢中才會偶爾看到的境界。
在鄉下，我寫完了《大地龍蛇》劇本。
這是受東方文化協會的委托，而始終未曾演出過的，不怎麼高明的一本劇本。
認識一位新朋友&mdash&mdash查阜西先生。
這是個最爽直，熱情，多才多藝的朋友。
他聽我有願看看大理的意思，就馬上決定陪我去。
幾天的工夫，他便交涉好，我們坐兩部運貨到畹汀的卡車的高等黃魚。
所謂高等黃魚者，就是第一不要出錢，第二坐司機台，第三司機師倒還請我們吃酒吃煙&mdash&mdash這當然不在協定之内，而是在路上他們自動這樣作的。
兩位司機師都是北方人。
在開車之前他們就請我們吃了一桌酒席！後來，有一位摔死在瀾滄江上，我寫了一篇小文悼念他。
到大理，我們沒有停住，馬上奔了喜洲鎮去。
大理沒有什麼可看的，不過有一條長街，許多賣大理石的鋪子而已。
它的城外，有蒼山洱海，才是值得看的地方。
到喜洲鎮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圖畫中。
喜洲鎮，雖然是個小鎮子，卻有宮殿似的建築，小街左右都流着清清的活水。
華中大學由武昌移到這裡來，我又找到遊澤丞教授。
他和包漠莊教授，李何林教授，陪着我們遊山泛水。
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而且在趕集的時候，能看到許多夷民。
極高興的玩了幾天，吃了不知多少條魚，喝了許多的酒，看了些古迹，并對學生們講演了兩三次，我們依依不舍的道謝告辭。
在回程中，我們住在了下關等車。
在等車之際，有好幾位回教朋友來看我，因為他們演過《國家至上》。
查阜西先生這回大顯身手，居然借到了小汽車，一天便可以趕到昆明。
在昆明過了八月節，我飛回了重慶來。
十寫與遊 這時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報館。
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面寫文章，一面辦理&ldquo文協&rdquo的事。
&ldquo文協&rdquo也找到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價像發瘋似的往上漲。
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難。
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裡都是空空的。
&ldquo文協&rdquo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着冷落。
可是，在重慶的幾個人照常的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
辦事很困難，隻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
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
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
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ldquo打擺子&rdquo（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過，頭暈并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
隻要能掙紮着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