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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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容易作到。
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
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洩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裡。
他們&mdash&mdash像馮乃超和孔羅荪幾位先生&mdash&mdash決定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離開武漢。
于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幾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
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mdash&mdash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
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
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複刊。
這個變動的痕迹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mdash&mdash雖然是土紙&mdash&mdash也極缺乏。
因此，在&ldquo文協&rdquo的周年紀念日起，會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
後來，又改成了月刊。
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
會中經費支绌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
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
它是&ldquo文協&rdquo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
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
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萬份以上。
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
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複刊後，隻能行銷于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幾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
于是，每期隻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
&ldquo文協&rdquo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于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後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ldquo文協&rdquo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與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
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幾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
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勝利，也并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叙述&ldquo文協&rdquo會刊的曆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
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讨論，并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
它是文，也是史。
它将成為将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
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着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着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
那真是快活的日子。
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讨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
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ldquo清茶恭候&rdquo也作不到呀。
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
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
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着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于抗戰。
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于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産生了新的風格。
文藝工作者隻能負讨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
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
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隻好寫出民衆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
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ldquo七七&rdquo周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将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闆刻出，好和《孟姜女》與《歎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
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mdash&mdash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準否大量的印，準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
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隻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
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
士兵們無可如何，隻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閑書。
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
我們确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
于是，大家隻好幹着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八入川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
遇到夜襲，我們必定&ldquo登高一望&rdquo。
探照燈把黑暗劃開，幾條銀光在天上尋找。
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幾乎是透明的敵機。
而後，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着開了火。
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與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
看着敵機被我機打傷，曳着黑煙逃竄，走着走着，一團紅光，敵機打幾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麼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機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機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的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兇了，而且沒有了空戰。
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着豎着，上下與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撐住，頂上堆着沙包。
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
敵機到了。
一陣風，我們聽到了飛沙走石；緊跟着，我們的洞就像一隻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的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
離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
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
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
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濕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
武昌已經被炸得不像樣子了。
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
蛇山的山坡與山腳死了許多人。
因為我是&ldquo文協&rdquo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
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裡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
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ldquo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rdquo 這樣，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與肖伯青（&ldquo文協&rdquo的幹事），便帶着&ldquo文協&rdquo的印鑒與零碎東西，辭别了武漢。
隻有友人白君和馮先生派來的副官，來送行。
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
這是條設備齊全，而一切設備都不負責任的船。
艙門有門軸，而關不上門；電扇不會轉；衣鈎掉了半截；什麼東西都有，而全無用處。
開水是在大木桶裡。
我親眼看見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腳水用完，又倒在開水桶裡！我開始拉痢。
一位軍人，帶着緊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
船上不答應在那裡停泊。
他耽誤了軍機，就碰死在繞錨繩的鐵柱上！ 船隻到宜昌。
我們下了旅館。
我繼續拉痢。
天天有空襲。
在這裡，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熱鬧&mdash&mdash是熱鬧，不是緊張。
中國人仿佛不會緊張。
這也許就是日本人侵華失敗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國人的&ldquo從容不迫&rdquo的道理。
我們求一位黃老翁給我們買票。
他是一位極誠實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
他極願幫我們的忙，可是連他也不住的抓腦袋。
人多船少，他沒法子臨時給我們趕造出一隻船來。
等了一個星期，他算是給我們買到了鋪位&mdash&mdash在甲闆上。
我們不挑剔地方，隻要不叫我們浮着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
不要說甲闆上，連煙囪下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
開飯，晝夜的開飯。
茶役端着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
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着一排候補員呢！ 三峽有多麼值得看哪。
可是，看不見。
人太多了，若是都擁到船頭上去觀景，船必會插在江裡，永遠不再擡頭。
我隻能側目看下面，看到人頭&mdash&mdash頭發很黑&mdash&mdash在水裡打旋兒。
八月十四，我們到了重慶。
上了岸，我們一直奔了青年會去。
會中的黃次鹹與宋傑人兩先生都歡迎我們，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滿。
這時候重慶已經來了許多公務人員和避難的人，旅館都有人滿之患。
青年會宿舍呢，地方清靜，床鋪上沒有臭蟲，房價便宜，而且有已經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遠客滿。
我們下決心不去另找住處。
我們知道，在會裡&mdash&mdash那怕是地闆呢&mdash&mdash作候補，是最牢靠的辦法。
黃先生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教我們暫住在機器房内。
這是個收拾會中的器具的小機器房，很黑，響聲很大。
天氣還很熱。
重慶的熱是出名的。
我永遠沒睡過涼席，現在我沒法不去買一張了。
睡在涼席上，照舊汗出如雨。
牆，桌椅，到處是燙的；人仿佛是在爐裡。
隻有在一早四五點鐘的時候，稍微涼一下，其餘的時間全是在熱氣團裡。
城中樹少而坡多，頂着毒花花的太陽，一會兒一爬坡，實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東西可真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闆買一束鮮桂圓。
好吧，天雖熱，而物價低，生活容易，我們的心中涼爽了一點。
在青年會的小食堂裡，我們花一二十個銅闆就可以吃飽一頓。
&ldquo文協&rdquo的會友慢慢的都來到，我們在臨江門租到了會所，開始辦公。
我們的計劃對了。
不久，我們便由機器房裡移到樓下一間光線不很好的屋裡去。
過些日子，又移到對門光線較好的一間屋中。
最後，我們升到樓上去，屋子寬，光線好，開窗便看見大江與南山。
何容先生與我各據一床。
他編《抗到底》，我寫我的文章。
他每天是午前十一點左右才起來。
我呢，到十一點左右已寫完我一天該寫的一二千字。
寫完，我去吃午飯。
等我吃過午飯回來，他也出去吃東西，我正好睡午覺。
晚飯，我們倆在一塊兒吃。
晚間，我睡得很早，他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
我們，這樣，雖分住一間屋子，可是誰也不妨礙
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
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洩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裡。
他們&mdash&mdash像馮乃超和孔羅荪幾位先生&mdash&mdash決定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離開武漢。
于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幾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
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mdash&mdash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
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
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複刊。
這個變動的痕迹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mdash&mdash雖然是土紙&mdash&mdash也極缺乏。
因此，在&ldquo文協&rdquo的周年紀念日起，會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
後來，又改成了月刊。
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
會中經費支绌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
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
它是&ldquo文協&rdquo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
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
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萬份以上。
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
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複刊後，隻能行銷于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幾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
于是，每期隻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
&ldquo文協&rdquo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于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後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ldquo文協&rdquo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與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
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幾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
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勝利，也并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叙述&ldquo文協&rdquo會刊的曆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
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讨論，并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
它是文，也是史。
它将成為将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
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着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着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
那真是快活的日子。
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讨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
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ldquo清茶恭候&rdquo也作不到呀。
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
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
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着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于抗戰。
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于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産生了新的風格。
文藝工作者隻能負讨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
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
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隻好寫出民衆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
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ldquo七七&rdquo周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将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闆刻出，好和《孟姜女》與《歎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
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mdash&mdash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準否大量的印，準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
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隻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
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
士兵們無可如何，隻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三國演義》，與《施公案》一類的閑書。
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
我們确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
于是，大家隻好幹着急，而想不出辦法來。
八入川 在武漢，我們都不大知道怕空襲。
遇到夜襲，我們必定&ldquo登高一望&rdquo。
探照燈把黑暗劃開，幾條銀光在天上尋找。
找到了，它們交叉在一處，照住那銀亮的，幾乎是透明的敵機。
而後，紅的黃的曳光彈打上去，高射炮緊跟着開了火。
有聲有色，真是壯觀。
四月二十九與五月三十一日的兩次大空戰，我們都在高處看望。
看着敵機被我機打傷，曳着黑煙逃竄，走着走着，一團紅光，敵機打幾個翻身，落了下去；有多麼興奮，痛快呀！一架敵機差不多就在我們的頭上，被我們兩架驅逐機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窩的母雞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動那樣，老老實實的被擊落。
可是，一進七月，空襲更兇了，而且沒有了空戰。
在我的住處，有一個地洞，橫着豎着，上下與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撐住，頂上堆着沙包。
有一天，也就是下午兩三點鐘吧，空襲，我們入了這個地洞。
敵機到了。
一陣風，我們聽到了飛沙走石；緊跟着，我們的洞就像一隻小盒子被個巨人提起來，緊緊的亂搖似的，使我們眩暈。
離洞有三丈吧，落了顆五百磅的炸彈，碎片打過來，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
我們門外的一排貧民住房都被打垮，馬路上還有兩個大的彈坑。
我們沒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
再有空襲，我們就跑過鐵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
天熱，草厚，沒有風，等空襲解除了，我的襪子都被汗濕透。
不久，馮先生把我們送到漢口去。
武昌已經被炸得不像樣子了。
千家街的福音堂中了兩次彈。
蛇山的山坡與山腳死了許多人。
因為我是&ldquo文協&rdquo的總務主任，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不離開漢口。
我們還時常在友人家裡開晚會，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襲，我們煮一壺茶，滅去燈光，在黑暗中一直談到空襲解除。
邵先生勸我們快走，他的理由是：&ldquo到了最緊急的時候，你們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脫了！&rdquo 這樣，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與肖伯青（&ldquo文協&rdquo的幹事），便帶着&ldquo文協&rdquo的印鑒與零碎東西，辭别了武漢。
隻有友人白君和馮先生派來的副官，來送行。
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
這是條設備齊全，而一切設備都不負責任的船。
艙門有門軸，而關不上門；電扇不會轉；衣鈎掉了半截；什麼東西都有，而全無用處。
開水是在大木桶裡。
我親眼看見一位江北娘姨把洗腳水用完，又倒在開水桶裡！我開始拉痢。
一位軍人，帶着緊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
船上不答應在那裡停泊。
他耽誤了軍機，就碰死在繞錨繩的鐵柱上！ 船隻到宜昌。
我們下了旅館。
我繼續拉痢。
天天有空襲。
在這裡，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熱鬧&mdash&mdash是熱鬧，不是緊張。
中國人仿佛不會緊張。
這也許就是日本人侵華失敗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國人的&ldquo從容不迫&rdquo的道理。
我們求一位黃老翁給我們買票。
他是一位極誠實坦白的人，在民生公司作事多年。
他極願幫我們的忙，可是連他也不住的抓腦袋。
人多船少，他沒法子臨時給我們趕造出一隻船來。
等了一個星期，他算是給我們買到了鋪位&mdash&mdash在甲闆上。
我們不挑剔地方，隻要不叫我們浮着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
不要說甲闆上，連煙囪下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
開飯，晝夜的開飯。
茶役端着飯穿梭似的走，把腳上的泥垢全印在我們的被上枕上。
我必須到廁所去，但是在夜間三點鐘，廁所外邊還站着一排候補員呢！ 三峽有多麼值得看哪。
可是，看不見。
人太多了，若是都擁到船頭上去觀景，船必會插在江裡，永遠不再擡頭。
我隻能側目看下面，看到人頭&mdash&mdash頭發很黑&mdash&mdash在水裡打旋兒。
八月十四，我們到了重慶。
上了岸，我們一直奔了青年會去。
會中的黃次鹹與宋傑人兩先生都歡迎我們，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滿。
這時候重慶已經來了許多公務人員和避難的人，旅館都有人滿之患。
青年會宿舍呢，地方清靜，床鋪上沒有臭蟲，房價便宜，而且有已經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遠客滿。
我們下決心不去另找住處。
我們知道，在會裡&mdash&mdash那怕是地闆呢&mdash&mdash作候補，是最牢靠的辦法。
黃先生們想出來了一個辦法，教我們暫住在機器房内。
這是個收拾會中的器具的小機器房，很黑，響聲很大。
天氣還很熱。
重慶的熱是出名的。
我永遠沒睡過涼席，現在我沒法不去買一張了。
睡在涼席上，照舊汗出如雨。
牆，桌椅，到處是燙的；人仿佛是在爐裡。
隻有在一早四五點鐘的時候，稍微涼一下，其餘的時間全是在熱氣團裡。
城中樹少而坡多，頂着毒花花的太陽，一會兒一爬坡，實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東西可真便宜，一角錢買十個很大的燒餅，一個銅闆買一束鮮桂圓。
好吧，天雖熱，而物價低，生活容易，我們的心中涼爽了一點。
在青年會的小食堂裡，我們花一二十個銅闆就可以吃飽一頓。
&ldquo文協&rdquo的會友慢慢的都來到，我們在臨江門租到了會所，開始辦公。
我們的計劃對了。
不久，我們便由機器房裡移到樓下一間光線不很好的屋裡去。
過些日子，又移到對門光線較好的一間屋中。
最後，我們升到樓上去，屋子寬，光線好，開窗便看見大江與南山。
何容先生與我各據一床。
他編《抗到底》，我寫我的文章。
他每天是午前十一點左右才起來。
我呢，到十一點左右已寫完我一天該寫的一二千字。
寫完，我去吃午飯。
等我吃過午飯回來，他也出去吃東西，我正好睡午覺。
晚飯，我們倆在一塊兒吃。
晚間，我睡得很早，他開始工作，一直到深夜。
我們，這樣，雖分住一間屋子，可是誰也不妨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