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風雨

關燈
,老向與望雲諸兄也都來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

    馮先生和朋友們都歡迎我們到千家街去。

    那裡,地方也很清靜,而且有個相當大的院子。

    何容與老向打算編個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幫他們一點忙。

    于是我就由雲架橋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長沙去的事。

    流亡中,本來是到處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這麼在武昌住下去。

     四略談三鎮 把個小一點的南京,和一個小一點的上海,搬攏在一處,放在江的兩岸,便是武漢。

    武昌很靜,而且容易認識&mdash&mdash有那條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難迷失了方向。

    漢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樣的嘈雜混亂,而沒有上海的忙中有靜,和上海的那點文化事業與氣氛。

    它純粹的是個商埠,在北平,濟南,青島住慣了,我連上海都不大喜歡,更不用說漢口了。

     在今天想起來,漢口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任何印象。

    雖然武昌的黃鶴樓是那麼奇醜的東西,雖然武昌也沒有多少美麗的地方,可是我到底還沒完全忘記了它。

    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蕩船,在華中大學的校園裡散步,都使我感到舒适高興。

     特别值得留戀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

    這是老字号。

    掌櫃與多數的夥計都是河北人。

    我們認了鄉親。

    每次路過那裡,我都得到最親熱的招呼,而他們的馳名的二鍋頭與碧醇是永遠管我喝夠的。

     漢陽雖然又小又髒,卻有古迹:歸元寺、鹦鹉洲、琴台、魯肅墓,都在那裡。

    這些古迹,除了歸元寺還整齊,其他的都破爛不堪,使人看了傷心。

     漢陽的兵工廠是有曆史的。

    它給武漢三鎮招來不少次的空襲,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彈。

     武漢的天氣也不令人喜愛。

    冬天很冷,有時候下很厚的雪。

    夏天極熱,使人無處躲藏。

    武昌,因為空曠一些,還有時候來一陣風。

    漢口,整個的像個大火爐子。

    樹木很少,屋子緊接着屋子,除了街道沒有空地。

    毒花花的陽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

     越熱,蚊子越多。

    在千家街的一間屋子裡,我曾在傍晚的時候,守着一大扇玻璃窗。

    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擊落了幾百架小飛機。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

    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灑了雄黃;雖然不準知道,這是否确能避除毒蟲,可是有了這點設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穩一些。

    有一天,一撕一個的小的郵卷,哼,裡面跳出一條蜈蚣來! 提到飲食,武漢并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

    除了珍珠丸子一類的幾種蒸菜而外,烹調的風格都近似江蘇館子的&mdash&mdash什麼菜都加點燴粉與糖,既不特别的好吃,也不太難吃。

    至于燒賣裡面放糯米,真是與北方老粗故意為難了! 五寫鼓詞 當我還在濟南的時候,因時局的緊張,與宣傳的重要,我已經想利用民間的文藝形式。

    我曾随着熱心宣傳抗戰的青年們去看白雲鵬與張小軒兩先生,讨論鼓書的作法。

     在漢口,我遇見了富少舫(山藥旦)先生,董蓮枝女士,和她的丈夫鄭先生。

    這三位,都能讀書寫字,他們的愛國心也自然比一般的藝員更豐富。

    他們的眼睛不完全看着生意。

    隻要有人供給他們新詞兒,他們就肯下工夫去琢磨腔調,去背誦,去演唱,即使因此而影響到生意(都市中有閑的人們,既不喜新詞兒,又不喜接受宣傳),他們也不管。

    他們以為能在生意之外,多盡些宣傳的責任,是他們的光榮。

     和他們認識之後,我便開始寫鼓詞。

     這時候,馮先生正請幾位畫家給畫大張的抗戰宣傳畫,以便放在街上,照着&ldquo拉大片&rdquo&mdash&mdash一名西湖景&mdash&mdash的辦法,教民衆們看。

    這需要一些韻語,去說明圖畫,我也就照着&ldquo看了一篇又一篇,十冬臘月好冷天&rdquo的套子,給每張作一首歌兒。

     在戰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

    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

    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隻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

    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争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于抗敵;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

    既願以筆代槍,那就寫什麼都好;我不應因寫了鼓詞與小曲而覺得有失身分。

     在馮先生那裡,還來了三位避難的唱河南墜子的。

    他們都是男人,都會拉會唱。

    他們都是在河南鄉間的集市上唱書的,所以他們需要長的歌詞,一段至少也得夠唱半天的。

    我向他們領教了墜子的句法,就開始寫一大段抗戰的故事,一共寫了三千多句。

    他們都是河南人,所以在他們的書詞裡有好多好多河南土語。

    他們的用韻也以鄉音為準,譬如&ldquo叔&rdquo可以押&ldquo樓&rdquo,因為他們的&ldquo叔&rdquo讀如北平的&ldquo熟&rdquo。

    我是北平人,隻會用北平的俗語;于是,我雖力求通俗,可是有許多用語與詞彙不是他們所能了解的。

    由這點經驗,我曉得了通俗文藝若失去它的地方性,無論在言語上,還是在趣味上,它就必定也失去它的活躍與感動力。

    因此,我覺得民間的精神食糧,應當用一個地方的言語寫下來,而後由各地方去翻譯成各地方的土語;它的故事與趣味也照各地方的所需,酌量增減改動,才能保存它的文藝性。

    反之,若僅用死闆的,沒有生氣的官話寫出,則盡管各地方的人可以勉強聽懂,也不會有多大的感動力量。

     這三千多句長的一段韻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

    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墜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誦得飛熟,并且上了弦闆。

    說不定,他們會真在民間去唱過呢&mdash&mdash他們在武漢危急的時候,返回了故鄉。

     六組織&ldquo文協&rdquo 文人們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漢。

    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

    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愛到上海去,所以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戲劇界的名家,我簡直一個也不熟識。

    現在,我有機會和他們見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艾蕪,魯彥,郁達夫,諸位先生,都遇到了。

    此外,還遇到戲劇界的陽翰笙,宋之的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導演與名藝員。

     朋友們見面,不約而同的都想組織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團結到一處,共同努力于抗敵的文藝。

    我不是好事喜動的人,可是大家既約我參加,我也不便辭謝。

    于是,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

     籌備得相當的快。

    到轉過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會便開成了。

    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吊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

    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并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

    就憑着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

     這是,一點也不誇大,曆史上少見的一件事。

    誰曾見過幾百位寫家坐在一處,沒有一點成見與隔膜,而都想攜起手來,立定了腳步,集中了力量,勇敢的,親熱的,一心一德的,成為筆的鐵軍呢? 大會是在商會裡開的,連寫家帶來賓到了七八百人。

    主席是邵力子先生。

    這位老先生是&ldquo文協&rdquo首次大會的主席,也是後來曆屆年會的主席。

    上午在商會開會。

    中午在普海春聚餐;飯後即在普海春繼續開會,讨論會章并選舉理事。

    真熱鬧,也真熱烈。

    有的人登在凳子上宣傳大會的宣言,有的人朗讀緻外國作家的英文與法文信。

    可是警報器響了,空襲!誰也沒有動,還照舊的開會。

    普海春不在租界,我們不管。

    一個炸彈就可以打死大一半的中國作家,我們不管。

     緊急警報!我們還是不動。

    高射炮響了。

    聽到了敵機的聲音。

    我們還繼續開會。

    投彈了。

    二十七架敵機,炸漢陽。

     解除警報,我們正在選舉。

    五點多鐘散會,可是被推為檢票&mdash&mdash我也是一個&mdash&mdash及監票的,還須繼續工作。

    我們一直幹到深夜。

    選舉的結果,正是大家所期望的&mdash&mdash不分黨派,不管對文藝的主張如何,而隻管團結與抗戰。

    就我所記得的,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胡風,馮乃超,郁達夫,姚蓬子,樓适夷,王平陵,陳西滢,張恨水,老向,諸位先生都當選。

    隻就這幾位說,就可以看出他們代表的方面有多麼廣,而絕對沒有一點誰要包辦與把持的痕迹。

     第一次理事會是在馮先生那裡開的。

    會裡沒有錢,無法預備茶飯,所以大家硬派馮先生請客。

    馮先生非常的高興,給大家預備了頂豐富,頂實惠的飲食。

    理事都到會,沒有請假的。

    開會的時候,張善子畫師&ldquo聞風而至&rdquo,願作會員。

    大家告訴他:&ldquo這是文藝界協會,不是美術協會。

    &rdquo可是,他卻另有個解釋:&ldquo文藝就是文與藝術。

    &rdquo雖然這是個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絕他,他就作了&ldquo文協&rdquo的會員。

     後來,善子先生給我畫了一張頂精緻的扇面&mdash&mdash秋山上立着一隻工筆的黑虎。

    為這個扇面,我特意過江到榮寶齋,花了五元錢,配了一副扇骨。

    榮寶齋的人們也承認那是傑作。

    那一面,我求豐子恺給寫了字。

    可惜,第一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車上,使我心中難過了好幾天。

     我被推舉為常務理事,并須擔任總務組組長。

    我願作常務理事,而力辭總務組組長。

    &ldquo文協&rdquo的組織裡,沒有會長或理事長。

    在拟定章程的時候,大家願意教它顯出點民主的精神,所以隻規定了常務理事分擔各組組長,而不願有個總頭目。

    因此,總務組組長,事實上,就是對外的代表,和理事長差不多。

    我不願負起這個重任。

    我知道自己在文藝界的資望既不夠,而且沒有辦事的能力。

     可是,大家無論如何不準我推辭,甚至有人聲明,假若我辭總務,他們也就不幹了。

    為怕弄成僵局,我隻好點了頭。

     七抗戰文藝 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别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

    &ldquo文協&rdquo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ldquo文協&rdquo的&ldquo打炮&rdquo工作是刊行會刊。

    這又作得很快。

    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

    這個日子選得好。

    &ldquo五四&rdquo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

    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

    不行,這太緊促。

    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

    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羅荪,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mdash&mdash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

    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提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ldquo文協&rdquo的一面鮮明的旗幟。

    消極的,它要盡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

    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