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内的性欲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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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走入了惡魔道，恐非《金瓶梅》作者始料所及了。
這一類小書，在印刷術昌明的今日，流傳于市井甚盛；他們當然不配稱為性欲描寫的文學，并且亦不足為變态性欲研究者的材料。
其中有《肉蒲團》一書，意境稍勝，其宗旨在喚醒世人斬絕愛欲，所謂“須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有實濟”，所以特地描寫淫亵之事，引人入勝，而後下當頭棒喝。
但是此書不多的篇幅仍舊自始至終幾乎全是描寫性交，不曾于性交之外，另寫社會現象；這便是一個極大的缺點，很減低了它的價值的。
五在中國的性欲小說裡，很顯明的表現出幾種怪異的特點：一是根原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補術。
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機能的科學的意義，看見兩性交媾而能生子，覺得是神秘不可思議的怪事，因而對于生殖器有一種神奇的迷信；這在原始時代并不為奇；但是中國卻在文化昌明以後，還保存着這種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補術”的荒謬觀念。
所謂黃帝禦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讕言，遂成為采補術的曆史的根據。
幾乎中國曆史裡無一時代沒有這等采補術的妖言在社會上或明或暗的流傳。
漢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補術的創造者與宣傳者。
他們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為男女的精液是一種最神奇的寶貝，妄想在性交時吸取對方的精液以自滋補，甚至可以長生不老；他們——方士們，造作這些奴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
但采補術還帶有神秘性，傳授者難掩其僞，學習者苦于渺茫無速效；于是有依據了采補術的原理，想直接應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說出來。
《野叟曝言》中謂李又全飲男子精液後即能壯陽縱欲，明代方士以處女月經煉紅鉛，都是例證。
此可名為采補術的平凡化。
然而愈加醜惡不近情理了。
大概在古代的性欲小說内，多寫左道的神秘的采補術，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說内卻隻有飲人精液一類的平凡的采補術了。
二是色情狂——幾乎每一段性欲描寫是帶着色情狂的氣氛的。
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種，而在中國性欲小說内所習見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為愉快的一種。
《金瓶梅》寫西門慶喜于性交時在女子身上“燒香”，以為愉快。
而最蘊藉的性欲描寫，也往往說到女性的痛苦，襯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報主義。
描寫極穢亵的事，偏要頂了塊極堂皇的招牌——勸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報主義。
好淫者必得奇禍，是一切性欲小說的信條——不問作者是否出于誠意。
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禍”而作性欲描寫的小說，自然是一樁有意義的事。
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會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報”為懲戒，卻是不妥。
因為果報主義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縛人心，果報主義就失了效用。
那時候，勸善的書反成了誘惡。
上舉三項，勉強可以包括中國性欲小說的一般面目了。
就我所知，這三者确可算是中國性欲小說特具的特點。
色情狂的描寫，固然在各國性欲文學内多常見之，然如中國性欲小說之無往而非色情狂——無色情狂即無性欲描寫——卻也是獨特的。
至于采補術與果報主義，不用說，可稱為“國粹”。
又如繪聲繪影的性交描寫則我已說過，竟是中國的特産。
所以我們不能不說中國文學内的性欲描寫是自始就走進了惡魔道，使中國沒有正當的性欲描寫的文學。
我們要知道性欲描寫的目的在表現病的性欲——這是一種社會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
要表現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寫性交，尤不該描寫“房術”。
不幸中國的小說家卻錯認描寫“房術”是性欲描寫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來方士們采補術的妖言，彌漫于社會，結果遂産生了現有的性欲小說。
無論如何擡出勸善的招牌，給以描寫世情的解釋，叫人家不當他們是淫書，然而這些粗魯的露骨的性交描寫是隻能引人到不正當的性的觀念上，決不能啟發一毫文學意味的。
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中國社會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觀念，實在應該是那些性欲小說負責的。
而中國之所以全發生那樣的性欲小說，平原因亦不外乎：（一）禁欲主義的反動。
（二）性教育的不發達。
後者尤為根本原因。
曆來好房術的帝皇推波助瀾所造成的惡風氣，如明末，亦無非是性教育不講究的社會内的必然現象罷了。
這一類小書，在印刷術昌明的今日，流傳于市井甚盛；他們當然不配稱為性欲描寫的文學，并且亦不足為變态性欲研究者的材料。
其中有《肉蒲團》一書，意境稍勝，其宗旨在喚醒世人斬絕愛欲，所謂“須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有實濟”，所以特地描寫淫亵之事，引人入勝，而後下當頭棒喝。
但是此書不多的篇幅仍舊自始至終幾乎全是描寫性交，不曾于性交之外，另寫社會現象；這便是一個極大的缺點，很減低了它的價值的。
五在中國的性欲小說裡，很顯明的表現出幾種怪異的特點：一是根原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補術。
原始人不明白生殖機能的科學的意義，看見兩性交媾而能生子，覺得是神秘不可思議的怪事，因而對于生殖器有一種神奇的迷信；這在原始時代并不為奇；但是中國卻在文化昌明以後，還保存着這種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補術”的荒謬觀念。
所謂黃帝禦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讕言，遂成為采補術的曆史的根據。
幾乎中國曆史裡無一時代沒有這等采補術的妖言在社會上或明或暗的流傳。
漢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補術的創造者與宣傳者。
他們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為男女的精液是一種最神奇的寶貝，妄想在性交時吸取對方的精液以自滋補，甚至可以長生不老；他們——方士們，造作這些奴言，一半固在衒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
但采補術還帶有神秘性，傳授者難掩其僞，學習者苦于渺茫無速效；于是有依據了采補術的原理，想直接應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說出來。
《野叟曝言》中謂李又全飲男子精液後即能壯陽縱欲，明代方士以處女月經煉紅鉛，都是例證。
此可名為采補術的平凡化。
然而愈加醜惡不近情理了。
大概在古代的性欲小說内，多寫左道的神秘的采補術，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說内卻隻有飲人精液一類的平凡的采補術了。
二是色情狂——幾乎每一段性欲描寫是帶着色情狂的氣氛的。
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種，而在中國性欲小說内所習見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為愉快的一種。
《金瓶梅》寫西門慶喜于性交時在女子身上“燒香”，以為愉快。
而最蘊藉的性欲描寫，也往往說到女性的痛苦，襯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報主義。
描寫極穢亵的事，偏要頂了塊極堂皇的招牌——勸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報主義。
好淫者必得奇禍，是一切性欲小說的信條——不問作者是否出于誠意。
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禍”而作性欲描寫的小說，自然是一樁有意義的事。
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會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果報”為懲戒，卻是不妥。
因為果報主義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縛人心，果報主義就失了效用。
那時候，勸善的書反成了誘惡。
上舉三項，勉強可以包括中國性欲小說的一般面目了。
就我所知，這三者确可算是中國性欲小說特具的特點。
色情狂的描寫，固然在各國性欲文學内多常見之，然如中國性欲小說之無往而非色情狂——無色情狂即無性欲描寫——卻也是獨特的。
至于采補術與果報主義，不用說，可稱為“國粹”。
又如繪聲繪影的性交描寫則我已說過，竟是中國的特産。
所以我們不能不說中國文學内的性欲描寫是自始就走進了惡魔道，使中國沒有正當的性欲描寫的文學。
我們要知道性欲描寫的目的在表現病的性欲——這是一種社會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
要表現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寫性交，尤不該描寫“房術”。
不幸中國的小說家卻錯認描寫“房術”是性欲描寫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來方士們采補術的妖言，彌漫于社會，結果遂産生了現有的性欲小說。
無論如何擡出勸善的招牌，給以描寫世情的解釋，叫人家不當他們是淫書，然而這些粗魯的露骨的性交描寫是隻能引人到不正當的性的觀念上，決不能啟發一毫文學意味的。
在這一點上，我們覺得中國社會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觀念，實在應該是那些性欲小說負責的。
而中國之所以全發生那樣的性欲小說，平原因亦不外乎：（一）禁欲主義的反動。
（二）性教育的不發達。
後者尤為根本原因。
曆來好房術的帝皇推波助瀾所造成的惡風氣，如明末，亦無非是性教育不講究的社會内的必然現象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