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唐代的文學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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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間的現實生活以及當時一切現實問題而寫的，這類作品的藝術造詣雖也極高，而用政治标準加以衡量，則不能不較杜甫略遜一籌。
故在第九世紀的元稹便曾這樣說過：“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詞，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籬，況堂奧乎？”（《元氏長慶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并序》）白居易也說：“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
至于貫穿今古，煂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
”（《白氏文集》卷二八《與元九書》）而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也把李白和晚唐的杜牧相提并論，以為他們兩人都是“平生志業無高論，末世篇章有逸才”。
（《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九《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杜甫（712&mdash770）&mdash&mdash字子美，河南鞏縣人，祖籍襄陽。
他的寫作态度嚴肅認真，其作品的風格和旨意，皆平實而深沉雄厚。
表現在他的詩歌當中的，不是虛幻的夢想，不是神仙的境界，而是實在的人生。
凡是當時人民所感受到的痛苦（例如戰禍），凡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所感到的悲哀，所發生的希望，以及在當時社會上所存在的現實問題，全都是他的詩筆所要抒寫描繪或暴露的對象。
對于當時的政治措施和社會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他也都在詩歌當中表示出他的意見和态度，予以諷刺或直接提出批評或彈劾。
所以，他雖是第八世紀的詩人，卻已抱有近代人道主義的思想了。
在他的作品當中既然充滿了憂時憂世的政治憤慨，既然充滿了民間疾苦的描述，對于苦難中的人民既然具有博大寬厚的同情，這也就是說，他的詩歌是富有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不論拿藝術标準衡量，或拿政治标準衡量，都是可以給予很高的評價的。
例如，在楊國忠發動了對南诏戰役之時，分道捕人，連枷送赴軍所，使關東關中各地為之騷動不安，杜甫就在《兵車行》一詩中把這一情況記述下來。
其另一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更明白直截地對當時政治上的黑暗而予以揭發。
其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句，成為千古傳誦的佳句。
3．中唐時期的重要代表作家&mdash&mdash白居易 白居易（772&mdash846）&mdash&mdash字樂天，太原人。
生于杜甫死後第三年。
他受杜甫的影響很大。
在其《與元九書》中論李、杜的優劣，以為在李白的詩中風雅比興十不得一，而在杜詩中則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便為李詩之所不能有。
從這段議論中也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對于寫作詩歌的态度及其努力的目标之所在。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很明确地說道：“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又提出他的文學主張說：“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
” 白詩中最合于他自己所說的這些條件的，是他自稱為諷谕詩的新樂府若幹篇。
這些詩篇，是他用《詩經》、古樂府詩以及杜詩的體制對當日民間口頭流行的歌謠俗曲加以改造而成功的。
篇無定句，句無定字。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谕；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
”總而言之，他的這一部分詩篇，乃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氏文集》卷三《新樂府并序》）。
《新豐折臂翁》、《山陰道》、《道州民》等，即都是他的新樂府當中的篇章。
白詩在當時即已發生了極大影響，此從他的《與元九書》中可以看出： 再來長安，軍使高霞寓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hellip&hellip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
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
（《白氏文集》卷二八《與元九書》） 從元稹為白詩所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出： 二十年間，禁省、觀
故在第九世紀的元稹便曾這樣說過：“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
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詞，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籬，況堂奧乎？”（《元氏長慶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并序》）白居易也說：“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
至于貫穿今古，煂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
”（《白氏文集》卷二八《與元九書》）而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也把李白和晚唐的杜牧相提并論，以為他們兩人都是“平生志業無高論，末世篇章有逸才”。
（《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九《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杜甫（712&mdash770）&mdash&mdash字子美，河南鞏縣人，祖籍襄陽。
他的寫作态度嚴肅認真，其作品的風格和旨意，皆平實而深沉雄厚。
表現在他的詩歌當中的，不是虛幻的夢想，不是神仙的境界，而是實在的人生。
凡是當時人民所感受到的痛苦（例如戰禍），凡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所感到的悲哀，所發生的希望，以及在當時社會上所存在的現實問題，全都是他的詩筆所要抒寫描繪或暴露的對象。
對于當時的政治措施和社會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他也都在詩歌當中表示出他的意見和态度，予以諷刺或直接提出批評或彈劾。
所以，他雖是第八世紀的詩人，卻已抱有近代人道主義的思想了。
在他的作品當中既然充滿了憂時憂世的政治憤慨，既然充滿了民間疾苦的描述，對于苦難中的人民既然具有博大寬厚的同情，這也就是說，他的詩歌是富有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不論拿藝術标準衡量，或拿政治标準衡量，都是可以給予很高的評價的。
例如，在楊國忠發動了對南诏戰役之時，分道捕人，連枷送赴軍所，使關東關中各地為之騷動不安，杜甫就在《兵車行》一詩中把這一情況記述下來。
其另一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更明白直截地對當時政治上的黑暗而予以揭發。
其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句，成為千古傳誦的佳句。
3．中唐時期的重要代表作家&mdash&mdash白居易 白居易（772&mdash846）&mdash&mdash字樂天，太原人。
生于杜甫死後第三年。
他受杜甫的影響很大。
在其《與元九書》中論李、杜的優劣，以為在李白的詩中風雅比興十不得一，而在杜詩中則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便為李詩之所不能有。
從這段議論中也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對于寫作詩歌的态度及其努力的目标之所在。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很明确地說道：“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又提出他的文學主張說：“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
” 白詩中最合于他自己所說的這些條件的，是他自稱為諷谕詩的新樂府若幹篇。
這些詩篇，是他用《詩經》、古樂府詩以及杜詩的體制對當日民間口頭流行的歌謠俗曲加以改造而成功的。
篇無定句，句無定字。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谕；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
”總而言之，他的這一部分詩篇，乃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氏文集》卷三《新樂府并序》）。
《新豐折臂翁》、《山陰道》、《道州民》等，即都是他的新樂府當中的篇章。
白詩在當時即已發生了極大影響，此從他的《與元九書》中可以看出： 再來長安，軍使高霞寓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
&hellip&hellip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
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
（《白氏文集》卷二八《與元九書》） 從元稹為白詩所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出： 二十年間，禁省、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