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中外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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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論屬于物質文化或精神文化中的文物或習俗，都兼收并蓄，藉以豐富中國文化的内容。
故從第七世紀以來的長安城便已幾乎成為一個國際的都會，各種各樣的人民，各種各樣的建築、服飾、飲食品、語言、遊戲和宗教，都可以在長安城中看到。
一、建築方面&mdash&mdash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的一些與宗教有關的建築物，如大同和龍門的石窟雕刻上所表現的宮室構造，受有印度的影響很深。
到唐帝國建立之後，其建築物又大量地吸取西亞某些國家的作風。
例如，唐玄宗曾起涼殿，“四隅積水成簾飛灑”。
雖在盛暑，“座内含凍”。
又如，因能謹事李林甫且深為玄宗所寵信而作了京兆尹的王煇的宅内，也建有“自雨亭子”，“檐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兩事俱見《唐語林》）。
這樣的建築物首先是由西亞的拂菻國（東羅馬帝國）創造成功的，《舊唐書》的《拂菻傳》中說：“至于盛暑之節，人厭嚣熱，乃引水潛流上遍于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
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如此。
”因知唐玄宗的涼殿和王煇的“自雨亭子”，必即是從拂菻國學來的。
二、服飾方面&mdash&mdash唐代的所謂“法服”，其作法和式樣即多參“戎狄”之制。
長安在當時既為一國際都市，故市民服飾在太宗時代即已“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大唐新語》從善門）。
曾經被太宗一度立為太子，後來又被廢為庶人的李承乾，其平常最喜愛的遊戲竟是： 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彩為舞衣，尋橦跳劍，鼓鼙聲通晝夜不絕（以上指其模仿西域裝飾），&hellip&hellip 又好突厥言及所服。
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發，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系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
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号哭剺面，奔馬環臨之。
忽複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發委身思摩當一&lsquo設&rsquo，顧不快耶？”（《新唐書·承乾傳》） 在唐高祖和太宗的時代，宮人或王公貴族之家，騎馬的多着“羃煔”。
高宗以後則多用帷帽，帽為皮制，四周垂網，網長隻拖到頸以下，已較為淺露。
到唐玄宗即位之後，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帽”，靓裝露面，無複障蔽。
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又絕不行用了。
“俄又露髻馳騁，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貫矣。
&hellip&hellip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範陽羯胡之亂，兆于好尚遠矣”（以上皆據《舊唐書·輿服志》）。
三、飲食品方面&mdash&mdash《舊唐書·輿服志》說，開元以來，“貴人禦馔盡供胡食”，此所謂“胡食”的種類，包括有“全煣、燒餅、胡餅、搭納”之類（見慧琳《一切經音義》三七，《陀羅尼集》第十二），事實上，在唐玄宗一代，不但貴人喜歡“胡食”，在一般社會人群中，“胡食”也已很普遍流行了，故在安史起兵玄宗逃亡之際，在鹹陽的集賢宮無物可吃，楊國忠乃“自市胡餅以獻”。
龜茲的蒲桃酒在漢魏時即已向中國貢獻。
在640年唐破高昌之後，得高昌所産“馬乳蒲桃”，并學會其地的制造蒲桃酒之法，唐太宗更親自加以“損益”，造成八種名色的蒲桃酒，于是“京師始識其味”。
另外則從波斯傳來的三勒漿（用诃黎勒等三種果實所釀成之酒）及龍膏酒等，也都在長安釀造，成為當時的名酒。
長安西市及城東曲江一帶，俱多“胡姬”出售“胡酒”之酒肆，蒲桃美酒夜光杯，充滿了“異國情調”，成為一般學士大夫們如李白等人的歡遊買醉之所。
四、樂舞方面&mdash&mdash唐在開國之初沿用周齊隋的九部樂，天竺、龜茲、安國、疏勒、康國即各為其中之一部。
其樂府伶工亦多來自西域的世代以此為業的專家，如米氏、曹氏、康氏、安氏等。
唐高祖傾心“胡樂”，樂工白明達（龜茲人）、安叱奴（安國人）等且均以此而得高官。
太宗時滅高昌，得其樂部，遂把九部樂增益為十部。
玄宗時複把十部中分為坐部和立部，兩部皆以琵琶為主要樂器。
其後坐部轉盛，“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見元稹《立部伎詩注》），胡樂、雅樂地位之高低竟至如斯之懸殊。
《教坊記》謂“唐高宗曉聲律，聞風葉鳥聲，皆蹈以應節，嘗晨坐聞莺啭，命樂工白明達寫之為《春莺啭》，後亦以為舞曲”。
據後來張祜在《春莺啭》詩中所描寫的，知道唐玄宗和楊貴妃也極欣賞此種舞曲： 興慶池南
故從第七世紀以來的長安城便已幾乎成為一個國際的都會，各種各樣的人民，各種各樣的建築、服飾、飲食品、語言、遊戲和宗教，都可以在長安城中看到。
一、建築方面&mdash&mdash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的一些與宗教有關的建築物，如大同和龍門的石窟雕刻上所表現的宮室構造，受有印度的影響很深。
到唐帝國建立之後，其建築物又大量地吸取西亞某些國家的作風。
例如，唐玄宗曾起涼殿，“四隅積水成簾飛灑”。
雖在盛暑，“座内含凍”。
又如，因能謹事李林甫且深為玄宗所寵信而作了京兆尹的王煇的宅内，也建有“自雨亭子”，“檐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兩事俱見《唐語林》）。
這樣的建築物首先是由西亞的拂菻國（東羅馬帝國）創造成功的，《舊唐書》的《拂菻傳》中說：“至于盛暑之節，人厭嚣熱，乃引水潛流上遍于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
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如此。
”因知唐玄宗的涼殿和王煇的“自雨亭子”，必即是從拂菻國學來的。
二、服飾方面&mdash&mdash唐代的所謂“法服”，其作法和式樣即多參“戎狄”之制。
長安在當時既為一國際都市，故市民服飾在太宗時代即已“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大唐新語》從善門）。
曾經被太宗一度立為太子，後來又被廢為庶人的李承乾，其平常最喜愛的遊戲竟是： 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彩為舞衣，尋橦跳劍，鼓鼙聲通晝夜不絕（以上指其模仿西域裝飾），&hellip&hellip 又好突厥言及所服。
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發，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系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
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号哭剺面，奔馬環臨之。
忽複起曰：“使我有天下，将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發委身思摩當一&lsquo設&rsquo，顧不快耶？”（《新唐書·承乾傳》） 在唐高祖和太宗的時代，宮人或王公貴族之家，騎馬的多着“羃煔”。
高宗以後則多用帷帽，帽為皮制，四周垂網，網長隻拖到頸以下，已較為淺露。
到唐玄宗即位之後，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帽”，靓裝露面，無複障蔽。
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又絕不行用了。
“俄又露髻馳騁，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貫矣。
&hellip&hellip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範陽羯胡之亂，兆于好尚遠矣”（以上皆據《舊唐書·輿服志》）。
三、飲食品方面&mdash&mdash《舊唐書·輿服志》說，開元以來，“貴人禦馔盡供胡食”，此所謂“胡食”的種類，包括有“全煣、燒餅、胡餅、搭納”之類（見慧琳《一切經音義》三七，《陀羅尼集》第十二），事實上，在唐玄宗一代，不但貴人喜歡“胡食”，在一般社會人群中，“胡食”也已很普遍流行了，故在安史起兵玄宗逃亡之際，在鹹陽的集賢宮無物可吃，楊國忠乃“自市胡餅以獻”。
龜茲的蒲桃酒在漢魏時即已向中國貢獻。
在640年唐破高昌之後，得高昌所産“馬乳蒲桃”，并學會其地的制造蒲桃酒之法，唐太宗更親自加以“損益”，造成八種名色的蒲桃酒，于是“京師始識其味”。
另外則從波斯傳來的三勒漿（用诃黎勒等三種果實所釀成之酒）及龍膏酒等，也都在長安釀造，成為當時的名酒。
長安西市及城東曲江一帶，俱多“胡姬”出售“胡酒”之酒肆，蒲桃美酒夜光杯，充滿了“異國情調”，成為一般學士大夫們如李白等人的歡遊買醉之所。
四、樂舞方面&mdash&mdash唐在開國之初沿用周齊隋的九部樂，天竺、龜茲、安國、疏勒、康國即各為其中之一部。
其樂府伶工亦多來自西域的世代以此為業的專家，如米氏、曹氏、康氏、安氏等。
唐高祖傾心“胡樂”，樂工白明達（龜茲人）、安叱奴（安國人）等且均以此而得高官。
太宗時滅高昌，得其樂部，遂把九部樂增益為十部。
玄宗時複把十部中分為坐部和立部，兩部皆以琵琶為主要樂器。
其後坐部轉盛，“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見元稹《立部伎詩注》），胡樂、雅樂地位之高低竟至如斯之懸殊。
《教坊記》謂“唐高宗曉聲律，聞風葉鳥聲，皆蹈以應節，嘗晨坐聞莺啭，命樂工白明達寫之為《春莺啭》，後亦以為舞曲”。
據後來張祜在《春莺啭》詩中所描寫的，知道唐玄宗和楊貴妃也極欣賞此種舞曲： 興慶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