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所謂正義就是為我們的目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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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曼教授在本市的大學教授刑法。
他有一副典型的德國人長相，身軀肥胖，金發碧眼，臉上有幾道打架留下的傷疤，脖子像牛一樣粗壯，面部仔細地剃過，泛着火腿一樣粉紅的光。
希特勒上台的時候他四十歲，隻在一些二流的大學擔任過助教。
這倒不是因為他的學問不好，而更多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職業生涯一直不是特别上心。
哈伯曼博士是個徹頭徹尾的德意志民族黨人，熱愛魏瑪共和國。
他甯願躲在一個小地方，閑暇時看看書，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罵罵政府，也不願意在柏林這樣的大城市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成天和當官的打交道。
就這樣，在1935年初，他被本市的大學聘為全職教授。
一個有一半猶太血統的教授被解雇，留下一個空缺，而哈伯曼欣然接受了這個位置。
在學生們看來，這項任命從各方面來看并不像原來設想的那麼糟糕。
這所大學位于迷宮一樣環繞着集市廣場的街道後面。
學校的每一間教室都可以看到校園中間的噴泉，即使關上窗戶也能聽到噴泉發出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聲音。
不過即使沒有這首催眠曲，課堂上沒完沒了地講授納粹所謂的&ldquo生活哲學&rdquo也足以讓大部分學生進入夢鄉。
哈伯曼教授是僅有的幾個例外之一，他在每節課上都能變出一兩樣新鮮内容，讓學生們覺得上他的課還是值得不睡覺和認真聽講的。
比如他會說：&ldquo先生們，我現在講一個案例。
&rdquo然後他會叙述一件謀殺案，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生了謀殺，都有些什麼事實。
什麼人因為什麼原因成了犯罪嫌疑人。
沒有人在謀殺現場被捉住。
所有的證據都是間接的，但是間接的證據并不能證實一項合理的懷疑。
&ldquo檢方請求法庭判處被起訴的嫌疑人死刑，嫌疑人利紹爾是猶太人，住的地方離犯罪現場不遠，而他不能提供不在現場的證明。
現在，先生們，遵從你們的誓言，你們會不會确認指控和判處嫌疑人死刑？&rdquo 學生們緊張地思索着。
這是授課而不是讨論，所以學生們不一定非要回答這個問題，而是由哈伯曼自己給出答案。
教授提高了聲音，連那些被噴泉聲催眠了的學生都猛地驚醒了。
&ldquo先生們！&rdquo他說，淺色的眼睛中閃動着兩團憤怒的火光，這使他看上去像一個卡爾梅克人（居住在俄羅斯境内的蒙古人種），而完全不像一個中規中矩的受過擊劍訓練（德國學校裡的基本軍事訓練）的日耳曼畢業生。
&ldquo先生們，就這個案例而言&mdash&mdash我希望你們記下筆記，這類案例在我們的法律界非常典型&mdash&mdash在這個案例裡，如果誰想要在間接證據之外尋找其他證據，誰就是一個大傻瓜！這樣做不僅是徒勞的，也是非法的。
問題在于，在這樣的案例中我們到底應該關心什麼？&rdquo 教授此時眼睛盯着一個坐在前排低着頭在本子上畫小人兒的學生。
&ldquo我們隻關心我們所說的&lsquo健康的人民的直覺&rsquo。
就是根據這個，而沒有任何其他依據，我們的檢察官提出了他的判決請求。
這個案子應該如何判難道不是一眼就能看出來嗎？發生了謀殺案，必須找到兇手，法律必須作出判決。
一個猶太人碰巧涉入其中，無法自證清白。
古老的羅馬法規定的隻要存在對被告指控的合理的懷疑則被告無罪的原則已經不再适用。
新的德國法律當涉及捍衛國家價值觀的時候是鐵面無情的。
先生們，你們将為一個完美的法律系統服務，這個系統和正确的生活哲學、國家社會主義關于正義的定義及其重要性，以及由此産生的情感力量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這個案例對于你們來說很容易，而且必須很容易，這就是堅持有罪判決。
你們的陳述，先生們，必須讓每一個陪審團的成員覺得判定被告無罪是他們的恥辱。
每一個陪審團成員必須明白，他們駁回對被告的指控是危險的，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他的家庭！&rdquo 那個坐在前排的學生&ldquo啪&rdquo的一聲把鉛筆放回桌子上。
哈伯曼看見他盡力控制自己不要大聲笑出來，但他還是轉過頭對着其他人發出一聲短促的笑聲，班上的其他人開始跺腳，這是學生們慣常表達叫好的方式。
很明顯，哈伯曼教授站在納粹當局的對立面，而班上的同學站在他的一邊。
教授繼續說道：&ldquo先生們，你們必須把自己腦子裡早先形成的對于&lsquo客觀正義&rsquo和&lsquo自然正義&rsquo的信條徹底清除掉。
最近我們的司法部長弗蘭克博士對此有令人驚歎的論點：&lsquo主宰我國法院并擴展至其他一切領域的必須是國家的自我拯救和自證清白的意志。
&rsquo你們當中可能有人反對這個說法，你們可能要問：&lsquo怎麼才能相信國家确實知道什麼東西可以使它獲得拯救呢？&rsquo先生們，這是一個徹頭徹尾愚蠢的問題。
我很高興司法部長代替我給出了答案。
&lsquo隻有國家社會黨才能确定什麼最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
在法律和公正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黨的決定和意見就是德國司法系統一切理論和實踐最權威的來源。
我國司法體系的任何設想都必須時刻遵從我們的世界哲學，我們必須反對過分的客觀主義！&rsquo&rdquo[1] 哈伯曼又看了一眼那個前排的學生：&ldquo現在你們明白了，先生們，我警告你們放棄過時的和反德國的&lsquo自然正義&rsquo是多麼的正确。
在&lsquo過分的客觀主義&rsquo和&lsquo我們的世界哲學&rsquo之外是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世界哲學才是至高無上的，&lsquo客觀公正&rsquo根本算不了什麼。
但是我注意到&mdash&mdash&rdquo教授打斷了自己，熱切地望着他面前幾位學生的臉，好像要努力讀出他們腦子裡在想什麼。
&ldquo&mdash&mdash我注意到你們的眼睛裡又有了新的疑問，你們似乎要問：&lsquo如果這個世界哲學是随時變化的，而且是随着政治需要和政治形勢而不斷改變的，那我們怎麼能把它當作法律系統的基礎呢？這個拯救國家的意志難道不正是要讓這個世界哲學随時随地順應元首的意志嗎？
他有一副典型的德國人長相，身軀肥胖，金發碧眼，臉上有幾道打架留下的傷疤，脖子像牛一樣粗壯，面部仔細地剃過，泛着火腿一樣粉紅的光。
希特勒上台的時候他四十歲，隻在一些二流的大學擔任過助教。
這倒不是因為他的學問不好，而更多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職業生涯一直不是特别上心。
哈伯曼博士是個徹頭徹尾的德意志民族黨人，熱愛魏瑪共和國。
他甯願躲在一個小地方，閑暇時看看書，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罵罵政府，也不願意在柏林這樣的大城市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成天和當官的打交道。
就這樣，在1935年初，他被本市的大學聘為全職教授。
一個有一半猶太血統的教授被解雇，留下一個空缺，而哈伯曼欣然接受了這個位置。
在學生們看來，這項任命從各方面來看并不像原來設想的那麼糟糕。
這所大學位于迷宮一樣環繞着集市廣場的街道後面。
學校的每一間教室都可以看到校園中間的噴泉，即使關上窗戶也能聽到噴泉發出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聲音。
不過即使沒有這首催眠曲，課堂上沒完沒了地講授納粹所謂的&ldquo生活哲學&rdquo也足以讓大部分學生進入夢鄉。
哈伯曼教授是僅有的幾個例外之一，他在每節課上都能變出一兩樣新鮮内容，讓學生們覺得上他的課還是值得不睡覺和認真聽講的。
比如他會說：&ldquo先生們，我現在講一個案例。
&rdquo然後他會叙述一件謀殺案，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發生了謀殺，都有些什麼事實。
什麼人因為什麼原因成了犯罪嫌疑人。
沒有人在謀殺現場被捉住。
所有的證據都是間接的，但是間接的證據并不能證實一項合理的懷疑。
&ldquo檢方請求法庭判處被起訴的嫌疑人死刑，嫌疑人利紹爾是猶太人，住的地方離犯罪現場不遠，而他不能提供不在現場的證明。
現在，先生們，遵從你們的誓言，你們會不會确認指控和判處嫌疑人死刑？&rdquo 學生們緊張地思索着。
這是授課而不是讨論，所以學生們不一定非要回答這個問題，而是由哈伯曼自己給出答案。
教授提高了聲音，連那些被噴泉聲催眠了的學生都猛地驚醒了。
&ldquo先生們！&rdquo他說，淺色的眼睛中閃動着兩團憤怒的火光，這使他看上去像一個卡爾梅克人（居住在俄羅斯境内的蒙古人種），而完全不像一個中規中矩的受過擊劍訓練（德國學校裡的基本軍事訓練）的日耳曼畢業生。
&ldquo先生們，就這個案例而言&mdash&mdash我希望你們記下筆記，這類案例在我們的法律界非常典型&mdash&mdash在這個案例裡，如果誰想要在間接證據之外尋找其他證據，誰就是一個大傻瓜！這樣做不僅是徒勞的，也是非法的。
問題在于，在這樣的案例中我們到底應該關心什麼？&rdquo 教授此時眼睛盯着一個坐在前排低着頭在本子上畫小人兒的學生。
&ldquo我們隻關心我們所說的&lsquo健康的人民的直覺&rsquo。
就是根據這個，而沒有任何其他依據，我們的檢察官提出了他的判決請求。
這個案子應該如何判難道不是一眼就能看出來嗎？發生了謀殺案，必須找到兇手，法律必須作出判決。
一個猶太人碰巧涉入其中，無法自證清白。
古老的羅馬法規定的隻要存在對被告指控的合理的懷疑則被告無罪的原則已經不再适用。
新的德國法律當涉及捍衛國家價值觀的時候是鐵面無情的。
先生們，你們将為一個完美的法律系統服務，這個系統和正确的生活哲學、國家社會主義關于正義的定義及其重要性，以及由此産生的情感力量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這個案例對于你們來說很容易，而且必須很容易，這就是堅持有罪判決。
你們的陳述，先生們，必須讓每一個陪審團的成員覺得判定被告無罪是他們的恥辱。
每一個陪審團成員必須明白，他們駁回對被告的指控是危險的，不僅對他本人，而且對他的家庭！&rdquo 那個坐在前排的學生&ldquo啪&rdquo的一聲把鉛筆放回桌子上。
哈伯曼看見他盡力控制自己不要大聲笑出來，但他還是轉過頭對着其他人發出一聲短促的笑聲，班上的其他人開始跺腳，這是學生們慣常表達叫好的方式。
很明顯，哈伯曼教授站在納粹當局的對立面，而班上的同學站在他的一邊。
教授繼續說道：&ldquo先生們，你們必須把自己腦子裡早先形成的對于&lsquo客觀正義&rsquo和&lsquo自然正義&rsquo的信條徹底清除掉。
最近我們的司法部長弗蘭克博士對此有令人驚歎的論點：&lsquo主宰我國法院并擴展至其他一切領域的必須是國家的自我拯救和自證清白的意志。
&rsquo你們當中可能有人反對這個說法，你們可能要問：&lsquo怎麼才能相信國家确實知道什麼東西可以使它獲得拯救呢？&rsquo先生們，這是一個徹頭徹尾愚蠢的問題。
我很高興司法部長代替我給出了答案。
&lsquo隻有國家社會黨才能确定什麼最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
在法律和公正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黨的決定和意見就是德國司法系統一切理論和實踐最權威的來源。
我國司法體系的任何設想都必須時刻遵從我們的世界哲學，我們必須反對過分的客觀主義！&rsquo&rdquo[1] 哈伯曼又看了一眼那個前排的學生：&ldquo現在你們明白了，先生們，我警告你們放棄過時的和反德國的&lsquo自然正義&rsquo是多麼的正确。
在&lsquo過分的客觀主義&rsquo和&lsquo我們的世界哲學&rsquo之外是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世界哲學才是至高無上的，&lsquo客觀公正&rsquo根本算不了什麼。
但是我注意到&mdash&mdash&rdquo教授打斷了自己，熱切地望着他面前幾位學生的臉，好像要努力讀出他們腦子裡在想什麼。
&ldquo&mdash&mdash我注意到你們的眼睛裡又有了新的疑問，你們似乎要問：&lsquo如果這個世界哲學是随時變化的，而且是随着政治需要和政治形勢而不斷改變的，那我們怎麼能把它當作法律系統的基礎呢？這個拯救國家的意志難道不正是要讓這個世界哲學随時随地順應元首的意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