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想王靜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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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也真是有曆史了。
神田先生尊祖是特别講究拓本的人，為拓本事我拜訪過神田先生家，在那兒認識了神田先生，那時我二十二三歲。
我和鈴木先生認識是大正三年，他帶我去洛西松尾的古墓。
先生好像忘了此事，但我前天找着了當時的日記。
二、上海時代 神田：大正五年王先生回上海。
鈴木先生在中國留學時曾去過上海，我想與會者中鈴木先生大概是最早見到上海時的王先生吧，鈴木先生有沒有什麼回憶？大正十一年我去拜訪時他住在吳興裡。
鈴木：我留學時與他見過幾次。
有一次我從上海去甯波範氏天一閣，範氏的書庫不算嚴格意義上的“校倉造”[3]，但書放在二樓。
是否讓日本人看書，得由親屬會議決定，結果我沒能進去。
随後我踏訪王陽明遺迹，并順訪蘇州的孔子廟回上海。
之後見到王先生。
森：他在上海時幹什麼呢？ 神田：大概他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編纂學術叢編或藝術叢編——即猶太人哈同出資的那個雜志。
——随後是諸如整理蔣孟頻〈蘋〉家藏書之類的事。
森：沒講過課嗎？ 神田：可能沒有吧。
鈴木：我曾陪他訪問過沈子培。
神田：當時沈子培批評他人的詩，用的全是别名，我搞不清誰是誰，王先生一一為我指明這人是誰，那人是誰。
鈴木：沈子培的詩非常難懂，連詩題也不容易搞明白。
神田：橋川先生對上海時的王先生能說點什麼嗎？ 橋川：對上海時的王先生我一無所知。
神田：大正十一年我去上海時，他正在作蔣汝藻的藏書目錄。
把我帶去介紹給蔣氏的正是王先生，王先生的《觀堂集林》也是由蔣先生出資出版的，我差不多每天去蔣先生家。
王先生有時在自己家裡招待我，王先生家很小，連便所都沒有，有一次我想借用便所，他指着院子說“請便”，把我吓了一大跳。
之後不久，北京清廷招他為南書房行走，他就赴任北京了。
北京時的情況橋川先生知道得很詳細，那麼就請橋川先生談談吧。
三、北京時代 内藤：您什麼時候去的北京？ 橋川：大約是大正十二年，我在北京順天時報社，同社以戲劇通著名的辻聽花氏說，“王出齒”[4]來了，你要不要見見他。
這是我初次見到王國維先生，當時王先生說，蘇州時的辻聽花氏是總打着領帶的國士型紳士，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他非常吃驚。
聽說，辻聽花氏晚年那麼瘋瘋癫癫地過日子，是因為他夫人去世了。
我問辻聽花氏是怎麼認識王先生的，他說在蘇州時，羅振玉、藤田劍峰諸先生在師範學校等地的時候，他的講義稿是由王先生翻譯的，那時起就叫他“王出齒”。
從辻聽花氏介紹認識，一直到去世，我和王先生始終有往來。
最後他在萬壽山辭世的四五天前我還見過他。
神田：他當南書房行走後住在北京的什麼地方？ 橋川：在東闆橋，離北京大學很近。
以後從那兒搬到清華大學。
神田：起先他當南書房行走，後馮玉祥軍隊進京，宣統帝出走，王先生這才進了清華大學。
橋川：王先生說，當時他不能去北京的研究所，又不能像他希望的參加日方的文化事業，結果是進了清華大學，甚至他談到了清華大學的待遇。
内藤：王先生沒能參加文化事業的原因是什麼？ 橋川：起先柯邵〈劭〉忞先生任總裁，狩野先生非常放心。
狩野先生非常賣力地推薦說，如果将王國維先生排除在外，這一事業肯定會失敗。
結果是柯先生手下書記之類的都加入了，而最終把王先生排除在外。
狩野先生後來一直為此遺憾。
神田：您說過，在王先生去世前幾天還見到他，那時有什麼異狀？ 橋川：早先，馮玉祥軍進北京，宣統帝退出宮中，移到醇親王府。
我聽到急報，早上八點左右趕到王府，陳寶琛、朱益藩他們在門外轉來轉去，進到裡面隻見宣統帝張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對面王先生一個人跪在那兒哭。
當時我也很年輕，後來見到王先生時大放厥詞說重臣這種東西一旦到了緊急的時候就沒什麼用了，先生大有同感，之後我們就非常親近了。
王先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有一次我介紹一個日本人來，那人說他想研究中國的中古史，王先生突然不高興了，一聲不吭，後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所說的中國中古史是什麼玩意兒。
也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我帶一位日本來的老先生去看他，他感情激動，迥異平時，我問他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他說他家一個孩子剛剛病逝。
他對馮玉祥非常憎惡，搜集了“二馬”（即“馮”）的左一個右一個的壞話，送來要登在報紙上，要是沒登載的話，他還會寫信來催促說：“前天我要辻聽花登載，怎麼還沒載呢？”事情就是這樣！他死前我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馮玉祥已經
神田先生尊祖是特别講究拓本的人，為拓本事我拜訪過神田先生家，在那兒認識了神田先生，那時我二十二三歲。
我和鈴木先生認識是大正三年，他帶我去洛西松尾的古墓。
先生好像忘了此事，但我前天找着了當時的日記。
二、上海時代 神田：大正五年王先生回上海。
鈴木先生在中國留學時曾去過上海，我想與會者中鈴木先生大概是最早見到上海時的王先生吧，鈴木先生有沒有什麼回憶？大正十一年我去拜訪時他住在吳興裡。
鈴木：我留學時與他見過幾次。
有一次我從上海去甯波範氏天一閣，範氏的書庫不算嚴格意義上的“校倉造”[3]，但書放在二樓。
是否讓日本人看書，得由親屬會議決定，結果我沒能進去。
随後我踏訪王陽明遺迹，并順訪蘇州的孔子廟回上海。
之後見到王先生。
森：他在上海時幹什麼呢？ 神田：大概他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編纂學術叢編或藝術叢編——即猶太人哈同出資的那個雜志。
——随後是諸如整理蔣孟頻〈蘋〉家藏書之類的事。
森：沒講過課嗎？ 神田：可能沒有吧。
鈴木：我曾陪他訪問過沈子培。
神田：當時沈子培批評他人的詩，用的全是别名，我搞不清誰是誰，王先生一一為我指明這人是誰，那人是誰。
鈴木：沈子培的詩非常難懂，連詩題也不容易搞明白。
神田：橋川先生對上海時的王先生能說點什麼嗎？ 橋川：對上海時的王先生我一無所知。
神田：大正十一年我去上海時，他正在作蔣汝藻的藏書目錄。
把我帶去介紹給蔣氏的正是王先生，王先生的《觀堂集林》也是由蔣先生出資出版的，我差不多每天去蔣先生家。
王先生有時在自己家裡招待我，王先生家很小，連便所都沒有，有一次我想借用便所，他指着院子說“請便”，把我吓了一大跳。
之後不久，北京清廷招他為南書房行走，他就赴任北京了。
北京時的情況橋川先生知道得很詳細，那麼就請橋川先生談談吧。
三、北京時代 内藤：您什麼時候去的北京？ 橋川：大約是大正十二年，我在北京順天時報社，同社以戲劇通著名的辻聽花氏說，“王出齒”[4]來了，你要不要見見他。
這是我初次見到王國維先生，當時王先生說，蘇州時的辻聽花氏是總打着領帶的國士型紳士，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他非常吃驚。
聽說，辻聽花氏晚年那麼瘋瘋癫癫地過日子，是因為他夫人去世了。
我問辻聽花氏是怎麼認識王先生的，他說在蘇州時，羅振玉、藤田劍峰諸先生在師範學校等地的時候，他的講義稿是由王先生翻譯的，那時起就叫他“王出齒”。
從辻聽花氏介紹認識，一直到去世，我和王先生始終有往來。
最後他在萬壽山辭世的四五天前我還見過他。
神田：他當南書房行走後住在北京的什麼地方？ 橋川：在東闆橋，離北京大學很近。
以後從那兒搬到清華大學。
神田：起先他當南書房行走，後馮玉祥軍隊進京，宣統帝出走，王先生這才進了清華大學。
橋川：王先生說，當時他不能去北京的研究所，又不能像他希望的參加日方的文化事業，結果是進了清華大學，甚至他談到了清華大學的待遇。
内藤：王先生沒能參加文化事業的原因是什麼？ 橋川：起先柯邵〈劭〉忞先生任總裁，狩野先生非常放心。
狩野先生非常賣力地推薦說，如果将王國維先生排除在外，這一事業肯定會失敗。
結果是柯先生手下書記之類的都加入了，而最終把王先生排除在外。
狩野先生後來一直為此遺憾。
神田：您說過，在王先生去世前幾天還見到他，那時有什麼異狀？ 橋川：早先，馮玉祥軍進北京，宣統帝退出宮中，移到醇親王府。
我聽到急報，早上八點左右趕到王府，陳寶琛、朱益藩他們在門外轉來轉去，進到裡面隻見宣統帝張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對面王先生一個人跪在那兒哭。
當時我也很年輕，後來見到王先生時大放厥詞說重臣這種東西一旦到了緊急的時候就沒什麼用了，先生大有同感，之後我們就非常親近了。
王先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有一次我介紹一個日本人來，那人說他想研究中國的中古史，王先生突然不高興了，一聲不吭，後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所說的中國中古史是什麼玩意兒。
也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我帶一位日本來的老先生去看他，他感情激動，迥異平時，我問他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他說他家一個孩子剛剛病逝。
他對馮玉祥非常憎惡，搜集了“二馬”（即“馮”）的左一個右一個的壞話，送來要登在報紙上，要是沒登載的話，他還會寫信來催促說：“前天我要辻聽花登載，怎麼還沒載呢？”事情就是這樣！他死前我最後一次見他的時候，馮玉祥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