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王靜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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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狩野直喜
一
王靜安君于遙地去世，作為友人之一，我真是不堪哀悼之情。
有關他純粹學術上的功績，可能還有講述的機會。
這兒先談他與我的相識相處，順便會涉及他的學問，但那不是主要的話題，這是要先說一下的。
二 我初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大概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到中國留學，在上海淹留的時候，我的友人藤田博士（現東京大學教授藤田豐八君）正好在羅叔韫君總理的東文學社任教，那是一所用日本語教授學問的學校。
藤田博士說他教的學生裡有某生，頭腦極明晰，善讀日本文，英語程度也很高，而且對研究西洋哲學有興趣，他的前途真是引人注目。
和中國現在的情況一樣，我留學的時候，或許是因為當時風氣，中國青年中的志學者，大都對政治學、經濟學有興趣，所謂有志新學而嘗試研究西洋哲學的，非常罕見。
藤田博士給某生極高的評價，說了一大堆推賞他的話，可是我始終沒見到他。
這位某生，就是王靜安君。
以後張謇先生在通州辦了學校，我的老友某先生在該學校教日文，聽說王靜安君也到通州當了翻譯或助教。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明治四十三年（？）左右吧，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在敦煌發現的遺書，除了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斯坦因帶走的以外，都在前清朝廷的學部裡保管着，我與我們京都大學的内藤（虎次郎）、小川（琢治）、濱田（耕作）、富岡（謙藏），奉命去北京出差，作一些調查。
當時羅叔韫君是京師大學堂的農科大學長，前面提到的藤田博士也在那裡任教，他們為我們的遺書調查提供了許多方便，王靜安君也在農科大學當職員，挺熱情地招待我們。
當時我打算研究元雜劇，在京都大學也已經開始講授這門課，恰巧王靜安君與我相似，也作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著述《曲錄》和《戲曲考原》。
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機會面會王君，聽了他關于元雜劇研究的談話，覺得非常有意義。
當時《大阪朝日新聞》計劃南極探險，整個社會都很關注。
小川博士每一次見到中國人的時候就讨論南極北極的問題，我則跟王君一直談中國戲曲的南曲北曲。
所以我們呆在北京的時候，有些中國朋友對比南北極與南北曲兩個話題[2]，他們似乎把這事看成一個笑話。
三 王靜安君的學問範圍是宏大的，不隻是以元雜劇研究為自己的專業。
也許我的看法有錯誤，我以為王君學術研究的變遷是，在東文學社念書以及僑居上海的時候，他可能以西洋哲學為主，介紹了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書，在這樣的哲學背景下批評《紅樓夢》，創造了非常新式的學風，打破了已經僵化的傳統中國學的研究方法，嘗試打開一個新天地。
研究叔本華并用之批評《紅樓夢》，中國文學者采用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情。
根據王君的看法，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以詩文為中心而忽視了戲曲小說類，這種偏見是全然的謬見，戲曲小說也有跟詩文一樣的重要性，實際上他公開這樣說，也是這麼寫的。
正如他說的那樣，就元朝文學而言，詩人、文章家可能遠不如雜劇的作者。
所以，正是王君開拓了從前中國學者不大重視的方面的研究。
現今的中國新學者都講究中國俗文學的研究，不能不說有賴于王君。
王君十幾年以前在這方面就已着先鞭。
四 此後，清朝大革命爆發了，王靜安君帶着他的家族，與羅叔韫君一起搬到京都，滞留了五六年。
其間，與我常常來往。
我覺得來京都以後，王君的學問有一些變化。
也就是說，他好像重新轉向研究中國的經學，要樹立新的見地。
可能他想改革中國經學研究。
比方說，聊天的時候我偶爾提到西洋哲學，王君苦笑說他不懂，總是逃避這個話題。
以後他擴展了元雜劇研究，寫了《宋元戲曲史》，可是對他來說，寫這本書已完全屬于消遣。
此前他說過，雜劇的研究以他的《宋元戲曲史》為終結，以後再也不研究了。
那麼在京都的時候，他的學問研究的本領在哪些方面呢？當時他精細地重讀《十三經注疏》、《前後漢書》、《三國志》等等，在京都他有很多自由的時間供他精讀。
我想不為特别具體的目的而讀書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可是沒有很多的時間就不可能這樣做。
或許這是上天給他的一個好運。
王君在京都的時候，與羅叔韫君朝夕相處。
衆所周知，羅君在小學、金石文學方面是冠絕一世的學者，而且藏書豐富。
他跟羅君整天讨論學術上的問題，對文字、考古開始發生很大的興趣，另一方面，他研究經學。
這兩方面的研究，我以為後來成為他的《觀堂集林》裡論文的淵源。
這次他投湖殉節，各種報紙都談及他金石文字方面的巨大成績，就這點而言，我覺得可能羅君給他的影響是極大的。
五 作為一個學者，王君偉大卓越之處，我
有關他純粹學術上的功績，可能還有講述的機會。
這兒先談他與我的相識相處，順便會涉及他的學問，但那不是主要的話題，這是要先說一下的。
二 我初次聽到他的名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大概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到中國留學，在上海淹留的時候，我的友人藤田博士（現東京大學教授藤田豐八君）正好在羅叔韫君總理的東文學社任教，那是一所用日本語教授學問的學校。
藤田博士說他教的學生裡有某生，頭腦極明晰，善讀日本文，英語程度也很高，而且對研究西洋哲學有興趣，他的前途真是引人注目。
和中國現在的情況一樣，我留學的時候，或許是因為當時風氣，中國青年中的志學者，大都對政治學、經濟學有興趣，所謂有志新學而嘗試研究西洋哲學的，非常罕見。
藤田博士給某生極高的評價，說了一大堆推賞他的話，可是我始終沒見到他。
這位某生，就是王靜安君。
以後張謇先生在通州辦了學校，我的老友某先生在該學校教日文，聽說王靜安君也到通州當了翻譯或助教。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可能明治四十三年（？）左右吧，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在敦煌發現的遺書，除了法國的伯希和、英國的斯坦因帶走的以外，都在前清朝廷的學部裡保管着，我與我們京都大學的内藤（虎次郎）、小川（琢治）、濱田（耕作）、富岡（謙藏），奉命去北京出差，作一些調查。
當時羅叔韫君是京師大學堂的農科大學長，前面提到的藤田博士也在那裡任教，他們為我們的遺書調查提供了許多方便，王靜安君也在農科大學當職員，挺熱情地招待我們。
當時我打算研究元雜劇，在京都大學也已經開始講授這門課，恰巧王靜安君與我相似，也作了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著述《曲錄》和《戲曲考原》。
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機會面會王君，聽了他關于元雜劇研究的談話，覺得非常有意義。
當時《大阪朝日新聞》計劃南極探險，整個社會都很關注。
小川博士每一次見到中國人的時候就讨論南極北極的問題，我則跟王君一直談中國戲曲的南曲北曲。
所以我們呆在北京的時候，有些中國朋友對比南北極與南北曲兩個話題[2]，他們似乎把這事看成一個笑話。
三 王靜安君的學問範圍是宏大的，不隻是以元雜劇研究為自己的專業。
也許我的看法有錯誤，我以為王君學術研究的變遷是，在東文學社念書以及僑居上海的時候，他可能以西洋哲學為主，介紹了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哲學書，在這樣的哲學背景下批評《紅樓夢》，創造了非常新式的學風，打破了已經僵化的傳統中國學的研究方法，嘗試打開一個新天地。
研究叔本華并用之批評《紅樓夢》，中國文學者采用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情。
根據王君的看法，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以詩文為中心而忽視了戲曲小說類，這種偏見是全然的謬見，戲曲小說也有跟詩文一樣的重要性，實際上他公開這樣說，也是這麼寫的。
正如他說的那樣，就元朝文學而言，詩人、文章家可能遠不如雜劇的作者。
所以，正是王君開拓了從前中國學者不大重視的方面的研究。
現今的中國新學者都講究中國俗文學的研究，不能不說有賴于王君。
王君十幾年以前在這方面就已着先鞭。
四 此後，清朝大革命爆發了，王靜安君帶着他的家族，與羅叔韫君一起搬到京都，滞留了五六年。
其間，與我常常來往。
我覺得來京都以後，王君的學問有一些變化。
也就是說，他好像重新轉向研究中國的經學，要樹立新的見地。
可能他想改革中國經學研究。
比方說，聊天的時候我偶爾提到西洋哲學，王君苦笑說他不懂，總是逃避這個話題。
以後他擴展了元雜劇研究，寫了《宋元戲曲史》，可是對他來說，寫這本書已完全屬于消遣。
此前他說過，雜劇的研究以他的《宋元戲曲史》為終結，以後再也不研究了。
那麼在京都的時候，他的學問研究的本領在哪些方面呢？當時他精細地重讀《十三經注疏》、《前後漢書》、《三國志》等等，在京都他有很多自由的時間供他精讀。
我想不為特别具體的目的而讀書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可是沒有很多的時間就不可能這樣做。
或許這是上天給他的一個好運。
王君在京都的時候，與羅叔韫君朝夕相處。
衆所周知，羅君在小學、金石文學方面是冠絕一世的學者，而且藏書豐富。
他跟羅君整天讨論學術上的問題，對文字、考古開始發生很大的興趣，另一方面，他研究經學。
這兩方面的研究，我以為後來成為他的《觀堂集林》裡論文的淵源。
這次他投湖殉節，各種報紙都談及他金石文字方面的巨大成績，就這點而言，我覺得可能羅君給他的影響是極大的。
五 作為一個學者，王君偉大卓越之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