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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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乃贈以斯坦因及伯希和在敦煌所得的《流沙墜蕳》影印本，所以《流沙墜蕳考釋》也在同年刊行，第一卷、第三卷署先生名，第二卷署羅振玉名。
這是先生以古史學者知名于國際學術界之始。
先生研究甲骨文，除與認識羅振玉、劉鹗有關外，哈同與先生的關系也應該在此提及。
這位猶太籍的巨商，愛好古玩珍物，所以與珠寶商姬覺彌頗有往還。
後來這兩家關系更日益密切，情若通家，民國五年，張勳複辟失敗，遺老猬集滬濱，姬覺彌雖是一個商人，但頗想附弄風雅，以文飾他的鄙陋，供養着一大批遺老。
同時他又信佛，嘗迎名山大廟僧衆設壇講經，并刊行《頻伽精舍大藏經》八千餘卷。
這類事情攪膩了，他又捐資集漢學家宣講小學，更創辦“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宭”，聘鄒景叔（安）及先生為教授。
先生自辛亥渡日，轉瞬已過了六個年頭。
客居異域，當然不免有對故國的懷想，所以欣然應聘歸國。
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宭的學生幾同哈同家奴，本談不上學術的研究；但先生卻得利用這個環境，對古史作更深邃的探求。
《殷虛書契後編》就是在這一年出版的。
劉鹗所藏的龜片，十九雖已歸羅，但他的家屬還保有一部分。
後來這一部分為哈同所收買。
先生又将這一部分材料加以整理，于民國八年刊刻《戬壽堂所藏殷契文字》、《戬壽堂所藏殷契文字考釋》。
前者用姬佛佗（即覺彌）的名義，後者則由先生自己署名。
自民國五年至民國十二年，先生四十三歲至五十歲，這八年是先生學術生涯中的黃金時代。
哈同供給先生一個便于研究學術的環境（哈同私人藏書之富，在中國實無其匹。
《四庫全書》，哈同那裡都有全抄本）。
而先生自己也正年富力強，生活的安定，使先生不緻為瑣屑而勞心，因得緻其全力于甲骨文金文古史的探讨。
故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一階段最為輝煌。
重要著作多刊行于此時，古史論文的結集——《觀堂集林》的出版，結束了這一階段的學術生涯。
到民國十二年，這時“五四”的狂潮已經過去。
為着适應新形勢下文化建設的要求，學術界喊出“整理國故”的口号，國内北京大學研究院成立後，以先生的古史研究，久已獲國際聲譽，拟聘往講學，但因為北大在“五四”時，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革命空氣一向濃厚，先生忠于清室，不願應聘，僅僅答應了擔任校外的特約通信導師。
不久，蟄居故宮稱制自娛的溥儀，忽召先生入南書房行走。
先生自省以諸生蒙特達之知，驚為殊恩曠典，急束裝北上，這一幕悲喜劇，使先生再到北平，而終于在北平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翌年，溥儀為馮玉祥驅逐出宮，出走天津，先生失職。
同年，國立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
這以前，清華是留美生的預備學校，因此校中風氣受西洋習慣感染特甚不免有過當的地方，曾惹起社會上一班的不滿的批評，就是當日清華的學生中，也有不以本校的作風為然的。
記得張蔭麟君曾對我感慨地談起：“我們同學進城，别人都拿特别的眼光看待，仿佛誰額角上刻了‘國文不通’四個大字似的。
”這雖不過說笑，卻也暴露了部分的真象，指出弊病的所在。
适校方受當時新學術趨尚的影響，決定停止留美部招生，創設大學部，并成立研究院，校風為之一變。
時梁任公先生在野，從事學術工作，執教于南開、東南兩大學。
清華研究院院務本是請梁任公先生主持的。
梁先生雖應約前來，同時卻深自謙抑，向校方推薦先生為首席導師，自願退居先生之後。
這兒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原來，梁先生因為曾贊襄段祺瑞馬廠起義之役，素為遺老們所切齒，羅振玉嫉視他更甚。
先生是遺老群中的一個，與羅私交又頗密切。
這事既由梁先生推薦，羅因力阻實現。
先生頗感進退為難。
正當躊躇未決的時候，梁先生轉托莊士敦（一個中國籍的英國人，溥儀的英文教師）代為在溥儀面前疏通，結果經溥儀贊同，當某次先生上天津去請“聖安”的時候，面谕講學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辭等語。
于是先生乃“奉旨講學”，應聘遷居清華園，羅振玉無話可說，隻好擱在心裡不樂意了。
先生應聘的第二年春間，研究所正式開學。
這時的盛況是使人回憶的：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導師及講師的有陳寅恪先生和趙元任先生及李濟、馬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
陳先生那時曾經寫過一副開玩笑的對聯給我們，文曰：“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這是暗指梁、王二先生以嘲弄我們的。
平常每一個禮拜在水木清華廳上，總有一次師生同樂的晚會舉行。
談論完畢，餘興節目舉行時，梁先生喜唱《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先生往往誦八股文助興，如今，聲音好像仍在耳邊，而先生卻已
這是先生以古史學者知名于國際學術界之始。
先生研究甲骨文，除與認識羅振玉、劉鹗有關外，哈同與先生的關系也應該在此提及。
這位猶太籍的巨商，愛好古玩珍物，所以與珠寶商姬覺彌頗有往還。
後來這兩家關系更日益密切，情若通家，民國五年，張勳複辟失敗，遺老猬集滬濱，姬覺彌雖是一個商人，但頗想附弄風雅，以文飾他的鄙陋，供養着一大批遺老。
同時他又信佛，嘗迎名山大廟僧衆設壇講經，并刊行《頻伽精舍大藏經》八千餘卷。
這類事情攪膩了，他又捐資集漢學家宣講小學，更創辦“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宭”，聘鄒景叔（安）及先生為教授。
先生自辛亥渡日，轉瞬已過了六個年頭。
客居異域，當然不免有對故國的懷想，所以欣然應聘歸國。
倉聖明智大學及廣倉學宭的學生幾同哈同家奴，本談不上學術的研究；但先生卻得利用這個環境，對古史作更深邃的探求。
《殷虛書契後編》就是在這一年出版的。
劉鹗所藏的龜片，十九雖已歸羅，但他的家屬還保有一部分。
後來這一部分為哈同所收買。
先生又将這一部分材料加以整理，于民國八年刊刻《戬壽堂所藏殷契文字》、《戬壽堂所藏殷契文字考釋》。
前者用姬佛佗（即覺彌）的名義，後者則由先生自己署名。
自民國五年至民國十二年，先生四十三歲至五十歲，這八年是先生學術生涯中的黃金時代。
哈同供給先生一個便于研究學術的環境（哈同私人藏書之富，在中國實無其匹。
《四庫全書》，哈同那裡都有全抄本）。
而先生自己也正年富力強，生活的安定，使先生不緻為瑣屑而勞心，因得緻其全力于甲骨文金文古史的探讨。
故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一階段最為輝煌。
重要著作多刊行于此時，古史論文的結集——《觀堂集林》的出版，結束了這一階段的學術生涯。
到民國十二年，這時“五四”的狂潮已經過去。
為着适應新形勢下文化建設的要求，學術界喊出“整理國故”的口号，國内北京大學研究院成立後，以先生的古史研究，久已獲國際聲譽，拟聘往講學，但因為北大在“五四”時，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革命空氣一向濃厚，先生忠于清室，不願應聘，僅僅答應了擔任校外的特約通信導師。
不久，蟄居故宮稱制自娛的溥儀，忽召先生入南書房行走。
先生自省以諸生蒙特達之知，驚為殊恩曠典，急束裝北上，這一幕悲喜劇，使先生再到北平，而終于在北平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翌年，溥儀為馮玉祥驅逐出宮，出走天津，先生失職。
同年，國立清華大學創辦研究院。
這以前，清華是留美生的預備學校，因此校中風氣受西洋習慣感染特甚不免有過當的地方，曾惹起社會上一班的不滿的批評，就是當日清華的學生中，也有不以本校的作風為然的。
記得張蔭麟君曾對我感慨地談起：“我們同學進城，别人都拿特别的眼光看待，仿佛誰額角上刻了‘國文不通’四個大字似的。
”這雖不過說笑，卻也暴露了部分的真象，指出弊病的所在。
适校方受當時新學術趨尚的影響，決定停止留美部招生，創設大學部，并成立研究院，校風為之一變。
時梁任公先生在野，從事學術工作，執教于南開、東南兩大學。
清華研究院院務本是請梁任公先生主持的。
梁先生雖應約前來，同時卻深自謙抑，向校方推薦先生為首席導師，自願退居先生之後。
這兒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原來，梁先生因為曾贊襄段祺瑞馬廠起義之役，素為遺老們所切齒，羅振玉嫉視他更甚。
先生是遺老群中的一個，與羅私交又頗密切。
這事既由梁先生推薦，羅因力阻實現。
先生頗感進退為難。
正當躊躇未決的時候，梁先生轉托莊士敦（一個中國籍的英國人，溥儀的英文教師）代為在溥儀面前疏通，結果經溥儀贊同，當某次先生上天津去請“聖安”的時候，面谕講學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辭等語。
于是先生乃“奉旨講學”，應聘遷居清華園，羅振玉無話可說，隻好擱在心裡不樂意了。
先生應聘的第二年春間，研究所正式開學。
這時的盛況是使人回憶的：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導師及講師的有陳寅恪先生和趙元任先生及李濟、馬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
陳先生那時曾經寫過一副開玩笑的對聯給我們，文曰：“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這是暗指梁、王二先生以嘲弄我們的。
平常每一個禮拜在水木清華廳上，總有一次師生同樂的晚會舉行。
談論完畢，餘興節目舉行時，梁先生喜唱《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先生往往誦八股文助興，如今，聲音好像仍在耳邊，而先生卻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