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殷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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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考古學調查也是有力的判斷材料，而比起殷來，周代記錄的數量則多出許多。
不過，殷墟中發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沒有報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類的陵墓被發掘出來。
在這樣的條件下比較殷和周，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這種比較是追溯中國曆史時極為重要的一點。
被看做是近代中國最優秀的國學大師的王國維（1877—1927），認為中國文化的源流在于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沒有傳到後世。
從進化論的原則來看，技術這類事物總是新時代的要比舊時代的更加優秀才對。
然而，隻要是和青銅器相關，殷代在鑄造技術和藝術性上都遙遙領先，而周代青銅器反倒是後退了。
除了技術和藝術性的問題之外，還必須考慮精力的投入程度。
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靈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制作祭祀用的工具上。
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靈，《詩經》中也有稱贊文王和武王的内容。
不過，周人對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
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絕對的、不可變更的。
傳達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師，殷王也是巫師的首領。
與此相對，周王作為現實生活領導的一面更為濃厚。
身為農務長官的始祖向周邊民族傳授農耕技術的神話，也表明了這一點。
再比較一下狩獵和農耕吧。
對于狩獵，收獲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
而農耕，隻要人們足夠勤勞，努力擴大耕地面積，并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豐收。
農業性質的思考是要尊重人類自身的努力。
周代的人們也占蔔，但并沒有用占蔔來決定所有事情。
他們認為，人類的力量總能在某種程度上左右将來。
對上天和祖神，人們抱有誠意尊崇就可以了。
尊崇也就是禮拜、獻供、奏樂等，換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師”。
如果說殷是神聖王朝，那麼周就是禮樂王朝。
周王除了是祖傳的農業指導，還有禮樂指導的性質。
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邊，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來，人們用禮樂在神人之間設置了距離。
這個世界是人類居住的地方，沒有神的迹象。
農民本來就是現實主義的，擁有現實性格的周人，沒有殷人那樣奔放的想象力，設計青銅器時也就不會産生躍動的思維。
殷和周在種族上的關系，至今仍沒有搞清楚。
二者的民族性格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這也不能說明他們在種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
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創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應該認為屬于同一系列。
然後，再比較殷周最重要的奴隸問題。
中國的奴隸制社會終結于殷，從周開始進入封建制社會，這一說法占有有力的證據，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樣，認為周代仍然是奴隸制社會。
奴隸雖然一直存在，但隻有當奴隸是生産主力時，才是所謂的奴隸制社會。
如果奴隸制社會終結，那就是曆史的大轉變。
殷和周可能在種族、語言方面屬于同一系列，但卻是不同體制的團體。
按考古學用語來說，殷文化被稱作小屯文化。
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遺物層上是龍山文化的遺物層，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遺物層。
在黃河中下遊，小屯文化層的上方還疊加了周的遺物層。
不過，周的領地陝西省各地在龍山文化遺物層之上疊加的是周文化的遺物層。
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說法一直未被接受。
在殷以奴隸的勞動力作為主要生産手段的時候，地處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經創造出分配土地并以年貢維持政權的制度了。
周戰勝殷不僅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體制壓倒其他體制的範例。
在這場不同體制團體之間的争鬥中，因殷的敗北，殷連同其體制都灰飛煙滅。
王國維說，周文化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
周以後政權雖屢屢交替，但體制沒有什麼大的變動。
如果是這樣，殷文化僅僅是浮在橫跨三千年的中國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沒有植根。
這種解釋正确與否，有很大的問題。
也有人認同郭沫若的看法，認為殷周基本上屬于同一體制的政權，其根據也不能被一概否定。
視殷周交替為體制大革命的人們，所持證據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較少。
20世紀50年代發掘出的周代古墓約有160座，但有殉葬的隻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過6人。
針對于此，殷周同質論者提出了反對意見，說發現的周代古墓中沒有王陵級别的。
如果發掘周代王陵，不能說沒有發現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
《詩經》中也有講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發抖的内容，不過，用奴隸充當犧牲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
至于給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動辄幾百頭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記錄中隻有數頭。
民謠給人的印象也是在傳頌活着的喜悅和對生命的愛惜。
通過可怖的巫師們進行交流、看不見摸不着、充斥了這個世界的神靈們都離開了，人們唱起了人類的歌聲，開始了自己的生活，神靈的時代轉變成了人類的時代。
盡管是同一種族，神靈時代的人屬于高度的感覺主義，而人文時代的人就變得現實主義。
在青銅器的制作中也反映出這一點。
殷周同種族異體制這一說法更為妥當，而這也應該是古代學在今後發展中要重視的問題。
不過，殷墟中發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沒有報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類的陵墓被發掘出來。
在這樣的條件下比較殷和周，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這種比較是追溯中國曆史時極為重要的一點。
被看做是近代中國最優秀的國學大師的王國維（1877—1927），認為中國文化的源流在于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沒有傳到後世。
從進化論的原則來看，技術這類事物總是新時代的要比舊時代的更加優秀才對。
然而，隻要是和青銅器相關，殷代在鑄造技術和藝術性上都遙遙領先，而周代青銅器反倒是後退了。
除了技術和藝術性的問題之外，還必須考慮精力的投入程度。
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靈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制作祭祀用的工具上。
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靈，《詩經》中也有稱贊文王和武王的内容。
不過，周人對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
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絕對的、不可變更的。
傳達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師，殷王也是巫師的首領。
與此相對，周王作為現實生活領導的一面更為濃厚。
身為農務長官的始祖向周邊民族傳授農耕技術的神話，也表明了這一點。
再比較一下狩獵和農耕吧。
對于狩獵，收獲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
而農耕，隻要人們足夠勤勞，努力擴大耕地面積，并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豐收。
農業性質的思考是要尊重人類自身的努力。
周代的人們也占蔔，但并沒有用占蔔來決定所有事情。
他們認為，人類的力量總能在某種程度上左右将來。
對上天和祖神，人們抱有誠意尊崇就可以了。
尊崇也就是禮拜、獻供、奏樂等，換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師”。
如果說殷是神聖王朝，那麼周就是禮樂王朝。
周王除了是祖傳的農業指導，還有禮樂指導的性質。
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邊，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來，人們用禮樂在神人之間設置了距離。
這個世界是人類居住的地方，沒有神的迹象。
農民本來就是現實主義的，擁有現實性格的周人，沒有殷人那樣奔放的想象力，設計青銅器時也就不會産生躍動的思維。
殷和周在種族上的關系，至今仍沒有搞清楚。
二者的民族性格雖然有很大的不同，但這也不能說明他們在種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
至少在語言層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創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應該認為屬于同一系列。
然後，再比較殷周最重要的奴隸問題。
中國的奴隸制社會終結于殷，從周開始進入封建制社會，這一說法占有有力的證據，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樣，認為周代仍然是奴隸制社會。
奴隸雖然一直存在，但隻有當奴隸是生産主力時，才是所謂的奴隸制社會。
如果奴隸制社會終結，那就是曆史的大轉變。
殷和周可能在種族、語言方面屬于同一系列，但卻是不同體制的團體。
按考古學用語來說，殷文化被稱作小屯文化。
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遺物層上是龍山文化的遺物層，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遺物層。
在黃河中下遊，小屯文化層的上方還疊加了周的遺物層。
不過，周的領地陝西省各地在龍山文化遺物層之上疊加的是周文化的遺物層。
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說法一直未被接受。
在殷以奴隸的勞動力作為主要生産手段的時候，地處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經創造出分配土地并以年貢維持政權的制度了。
周戰勝殷不僅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體制壓倒其他體制的範例。
在這場不同體制團體之間的争鬥中，因殷的敗北，殷連同其體制都灰飛煙滅。
王國維說，周文化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
周以後政權雖屢屢交替，但體制沒有什麼大的變動。
如果是這樣，殷文化僅僅是浮在橫跨三千年的中國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沒有植根。
這種解釋正确與否，有很大的問題。
也有人認同郭沫若的看法，認為殷周基本上屬于同一體制的政權，其根據也不能被一概否定。
視殷周交替為體制大革命的人們，所持證據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較少。
20世紀50年代發掘出的周代古墓約有160座，但有殉葬的隻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過6人。
針對于此，殷周同質論者提出了反對意見，說發現的周代古墓中沒有王陵級别的。
如果發掘周代王陵，不能說沒有發現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
《詩經》中也有講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發抖的内容，不過，用奴隸充當犧牲的事情再也沒有發生。
至于給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動辄幾百頭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記錄中隻有數頭。
民謠給人的印象也是在傳頌活着的喜悅和對生命的愛惜。
通過可怖的巫師們進行交流、看不見摸不着、充斥了這個世界的神靈們都離開了，人們唱起了人類的歌聲，開始了自己的生活，神靈的時代轉變成了人類的時代。
盡管是同一種族，神靈時代的人屬于高度的感覺主義，而人文時代的人就變得現實主義。
在青銅器的制作中也反映出這一點。
殷周同種族異體制這一說法更為妥當，而這也應該是古代學在今後發展中要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