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工作中的神經症障礙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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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症一般情況下會帶來痛苦，尤其會導緻工作中的困難，但是痛苦難道不是藝術創作必不可少的條件嗎？大多數藝術家不是患有神經症嗎？如果讓一位藝術家接受分析，他的創造力不是反而會削減甚至是破壞嗎？&rdquo如果我們把這些問題分開來看，并審視其中所涉及的因素，那我們至少會有所了解。
首先，個體所具備的天賦與神經症沒有什麼關系，對此幾乎沒有人懷疑。
最近的教育事業已經表明：隻要給予适當的鼓勵，大多數人能繪畫，但即使這樣，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倫勃朗（Rembrandt）或雷諾阿（Renoir）。
這并不是說隻要有足夠的天賦就總會展現出來。
就像這些實驗所表明的，神經症毫無疑問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阻礙天賦的展示。
一個人自我意識的程度越低，所受的威脅越少，他就越不會試圖順從他人的期望，越不需要事事正确或完美，也就越能更好地展現自己的天賦。
此外，分析經驗也更為詳細地表明，神經症因素可能會阻礙創造性工作。
迄今為止，對藝術創作的關注不是對既定天賦（即在某一特定環境中的藝術表現能力）的重要性及價值的看法不明，就是低估這種重要性和價值。
不過，這裡又出現了第二個問題：就算天賦本身與神經症不相幹，難道藝術家的創造力也不與某些神經症狀況緊密相連嗎？要想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要更為确切地弄清究竟是哪些神經症狀況有利于藝術工作。
自謙傾向占據上風很明顯就是不利的。
實際上，具有這些傾向的人對這個方面往往沒有絲毫的興趣。
他們完全清楚329&mdash&mdash在他們的骨子裡&mdash&mdash他們的神經症已經剪斷了自己的翅膀，使他們不敢表現自己。
隻有擴張性驅力處于上風的人以及放棄型中表現出反叛傾向的人，才會害怕在分析中失去創造性工作的能力。
他們真正害怕的究竟是什麼呢？用我的術語來說：他們覺得，盡管對控制的需要可能是神經症的，但正是這些驅力給了他們創造的勇氣和熱情，使得他們能夠克服其中所涉及的一切困難。
或者，他們覺得，隻有完全擺脫與他人的聯系，不受他人期望的幹擾，自己才能有所創作。
他們（在無意識之中）害怕，一旦這種覺得自己像神一樣的控制感稍微有一絲動搖，自己便會深陷于自我懷疑和自我輕視之中。
或者，就反叛者來說，他們往往覺得自己不僅會陷入自我懷疑之中，而且還會成為順從的自動化機器，從而喪失自己的創造能力。
這些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所害怕的其他極端情況在他們身上也存在&mdash&mdash從其現實可能性這個意義上來說。
不過，這些害怕都是基于錯誤的推理。
在許多患者身上，每一次當他們仍深陷于神經症沖突之中，以至于隻能&ldquo非此即彼&rdquo地考慮事情，并且無法想出真正可以解決這些沖突的方法時，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在這些極端之間來回擺動。
倘若分析的進展相當順利，能讓他們獲益，那麼，他們必定将會看到并體驗到自我輕視或順從傾向，但毫無疑問不會永遠保留這些态度。
他們将會克服這兩種極端中的強迫性成分。
在這一點上，又引發了更為深入的争論，這種争論比其他的更富思想性，也更為重要：假定分析能解決神經症沖突，并使個體更加幸福，那它不會同時因為消除了過多的内心緊張而使他僅僅滿足于存在（being）從而失去創造的内心沖動嗎？這種争論可能具有兩大意義，而且這兩種意義都不能輕易忽略。
它包含了一種普遍的觀點：藝術家需要内心的緊張，甚至是痛苦，才能激發出創作的沖動。
我不知道一般情況下是否真的如此330&mdash&mdash但是，即便是如此，難道所有的痛苦都必須來自神經症沖突嗎？在我看來，即使沒有這些神經症沖突，生活中也有足夠多的痛苦。
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就更是如此了，因為他不僅對于美麗與和諧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性，而且對于不和諧及痛苦亦是如此，除此之外，他還具有更強的體驗情感的能力。
此外，該争論還包含這樣一個具體的論點：神經症沖突可能是一種生産力。
我們之所以要認真對待這一論點，其原因在于我們在夢中的經曆。
我們知道，在夢中，我們的無意識想象可以解決當時困擾我們的内心沖突。
夢中使用的意象是如此濃縮、如此相關，如此簡明扼要地表現了本質，以至于在這些方面它們與藝術創造相似。
因此，一個極具天賦的藝術家，如果掌握了自己的表達方式并能應用于作品之中，那麼，為什麼他就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詩歌、繪畫或作曲呢？我個人傾向于認為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下面這些情況，從而對這一假設做出限制。
在夢中，一個人可以獲得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法。
這些方法可能是建設性的，也可能是神經症的，兩者之間的可能性範圍極為廣泛。
這一事實對于藝術創作的價值來說也并非毫不相關。
我們可以說，即使一位藝術家隻能很好地使用其特定的神經症解決方法，他也能産生強烈的共鳴，因為還有許多其他人也傾向于采用這同一種解決方法。
但我想知道，比如，達利（Dali）的畫和薩特的小說的一般有效性會不會因此&mdash&mdash盡管他們具有高超的藝術能力和敏銳的心理領會力&mdash&mdash而減弱呢？為了避免誤解，我得說明一下：我并不是說任何戲劇或小說都不應該表現神經症問題。
相反，在某個時期，當大部分人受到這些問題的折磨時，藝術表現能幫助很多人意識到其存在及意義，并幫助他們弄清楚這些問題。
當然，我也并不是說任何涉及心理問題的戲劇或小說，其結局都應該是大團圓。
例如，《推銷員之死》（DeathofaSalesman）的結尾就不是美滿的結局。
但是，這并不會讓我們感到迷惑不解。
它不僅控訴了一個社會和一種生活方式，而且，331它還清楚地描述了一個深陷于想象之中卻不去解決自己的問題（從自戀型解決方法的意義上說）的人必然會遭遇的下場。
如果我們不了解作者的立場，或者不了解作者是否在表述或宣稱某一種神經症解決方法是唯一的解決方法，那我們就無法理解這位作者的某件藝術作品。
從剛才所提及的考慮中，我們或許還可以找到另一個有關問題的答案。
由于神經症沖突或者他們的神經症解決方法可能會麻痹或損害藝術創造性，因此，我們肯定也可以說它們同時也能引發藝術創造性。
也許迄今為止大部分這樣的沖突和解決方法對藝術工作産生了一種不利的影響。
但是，我們該如何界定哪些沖突能為藝術家提供建設性動力，而哪些沖突會扼殺或削減藝術家的能力（或者損害其作品的價值）呢？這種界定僅僅取決于一個量的因素嗎？我們當然不能說藝術家的沖突越多，對他的工作就越好。
是不是有一些沖突會有利于他的工作，但太多沖突就沒有好處了呢？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界定&ldquo一些&rdquo和&ldquo太多&rdquo呢？ 顯然，當根據量來考慮時，我們會不着邊際。
有關建設性的神經症解決方法及其含義的思考指向了另一個方向。
不管藝術家沖突的性質任何，他都不能迷失在這些沖突之中。
他身上肯定存在某種非常有建設性的東西，能激發他掙脫這些沖突并對它們采取一種立場的願望。
不過，這等于是說不管他的沖突如何，他的真實自我都必須活躍到足以發揮作用。
從這些考慮中可以看出，人們通常所堅信的神經症對于藝術創造而言的價值其實并不存在。
剩下唯一有可能發生的是：藝術家的神經症沖突可能有助于激發他進行創造工作的動機。
而且，他的沖突以及他尋求擺脫這些沖突的方式可能是他創造的主題。
例如，就像一位畫家會表達他對某個山景的個人體驗一樣，他也會表達自己内心掙紮的個人體驗。
但是，隻有當他的真實自我還活躍，還能給予他深刻的個人體驗、332自發的欲望以及将其表達出來的能力時，他才能進行創作。
不過，正是這些能力，會因為他與自我的疏離而使他有陷入神經症的危險。
在這裡，我們逐漸看清了這種觀點的錯誤所在&mdash&mdash認為神經症沖突是藝術家不可或缺的推動力。
沖突最多隻能暫時性地激發動機，但創造沖動本身和創造力隻能來自他自我實現的欲望以及服務于自我實現的精力。
如果這些精力從用于簡單而直接地體驗生活被轉移去證明什麼東西&mdash&mdash證明他不是他自己&mdash&mdash那麼，他的創造力必定會受損。
相反，如果在分析中藝術家的自我實現欲望（即他的自我實現驅力）得到了解放，那麼他便會重獲其創造性。
如果認識到了這種驅力的力量，那麼，有關神經症對于藝術家之價值的所有争論從一開始就不會出現。
因此，藝術家不是因為有了神經症才能創作，而是盡管有神經症，但還是能夠進行創作。
&ldquo藝術的自發性&hellip&hellip乃是個人的創造性，是自我的表達。
&rdquo[4] *** 注釋： [1]本章部分段落摘自1948年發表在《美國精神分析雜志》（AmericanJournalofPsychoanalysis）上的一篇論文《工作中的抑制》（InhibitionsinWork）。
[2]在《工作中的抑制》一文中引用這兩個例子時，我僅提到了因未能達到預期的優秀而産生的反應。
[3]參見本書第十一章&mdash&mdash放棄。
[4]JohnMacmurray,ReasonandEmotion,FaberandFaber,Ltd.,London,1935.
首先，個體所具備的天賦與神經症沒有什麼關系，對此幾乎沒有人懷疑。
最近的教育事業已經表明：隻要給予适當的鼓勵，大多數人能繪畫，但即使這樣，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倫勃朗（Rembrandt）或雷諾阿（Renoir）。
這并不是說隻要有足夠的天賦就總會展現出來。
就像這些實驗所表明的，神經症毫無疑問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阻礙天賦的展示。
一個人自我意識的程度越低，所受的威脅越少，他就越不會試圖順從他人的期望，越不需要事事正确或完美，也就越能更好地展現自己的天賦。
此外，分析經驗也更為詳細地表明，神經症因素可能會阻礙創造性工作。
迄今為止，對藝術創作的關注不是對既定天賦（即在某一特定環境中的藝術表現能力）的重要性及價值的看法不明，就是低估這種重要性和價值。
不過，這裡又出現了第二個問題：就算天賦本身與神經症不相幹，難道藝術家的創造力也不與某些神經症狀況緊密相連嗎？要想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要更為确切地弄清究竟是哪些神經症狀況有利于藝術工作。
自謙傾向占據上風很明顯就是不利的。
實際上，具有這些傾向的人對這個方面往往沒有絲毫的興趣。
他們完全清楚329&mdash&mdash在他們的骨子裡&mdash&mdash他們的神經症已經剪斷了自己的翅膀，使他們不敢表現自己。
隻有擴張性驅力處于上風的人以及放棄型中表現出反叛傾向的人，才會害怕在分析中失去創造性工作的能力。
他們真正害怕的究竟是什麼呢？用我的術語來說：他們覺得，盡管對控制的需要可能是神經症的，但正是這些驅力給了他們創造的勇氣和熱情，使得他們能夠克服其中所涉及的一切困難。
或者，他們覺得，隻有完全擺脫與他人的聯系，不受他人期望的幹擾，自己才能有所創作。
他們（在無意識之中）害怕，一旦這種覺得自己像神一樣的控制感稍微有一絲動搖，自己便會深陷于自我懷疑和自我輕視之中。
或者，就反叛者來說，他們往往覺得自己不僅會陷入自我懷疑之中，而且還會成為順從的自動化機器，從而喪失自己的創造能力。
這些害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所害怕的其他極端情況在他們身上也存在&mdash&mdash從其現實可能性這個意義上來說。
不過，這些害怕都是基于錯誤的推理。
在許多患者身上，每一次當他們仍深陷于神經症沖突之中，以至于隻能&ldquo非此即彼&rdquo地考慮事情，并且無法想出真正可以解決這些沖突的方法時，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在這些極端之間來回擺動。
倘若分析的進展相當順利，能讓他們獲益，那麼，他們必定将會看到并體驗到自我輕視或順從傾向，但毫無疑問不會永遠保留這些态度。
他們将會克服這兩種極端中的強迫性成分。
在這一點上，又引發了更為深入的争論，這種争論比其他的更富思想性，也更為重要：假定分析能解決神經症沖突，并使個體更加幸福，那它不會同時因為消除了過多的内心緊張而使他僅僅滿足于存在（being）從而失去創造的内心沖動嗎？這種争論可能具有兩大意義，而且這兩種意義都不能輕易忽略。
它包含了一種普遍的觀點：藝術家需要内心的緊張，甚至是痛苦，才能激發出創作的沖動。
我不知道一般情況下是否真的如此330&mdash&mdash但是，即便是如此，難道所有的痛苦都必須來自神經症沖突嗎？在我看來，即使沒有這些神經症沖突，生活中也有足夠多的痛苦。
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就更是如此了，因為他不僅對于美麗與和諧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性，而且對于不和諧及痛苦亦是如此，除此之外，他還具有更強的體驗情感的能力。
此外，該争論還包含這樣一個具體的論點：神經症沖突可能是一種生産力。
我們之所以要認真對待這一論點，其原因在于我們在夢中的經曆。
我們知道，在夢中，我們的無意識想象可以解決當時困擾我們的内心沖突。
夢中使用的意象是如此濃縮、如此相關，如此簡明扼要地表現了本質，以至于在這些方面它們與藝術創造相似。
因此，一個極具天賦的藝術家，如果掌握了自己的表達方式并能應用于作品之中，那麼，為什麼他就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詩歌、繪畫或作曲呢？我個人傾向于認為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下面這些情況，從而對這一假設做出限制。
在夢中，一個人可以獲得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法。
這些方法可能是建設性的，也可能是神經症的，兩者之間的可能性範圍極為廣泛。
這一事實對于藝術創作的價值來說也并非毫不相關。
我們可以說，即使一位藝術家隻能很好地使用其特定的神經症解決方法，他也能産生強烈的共鳴，因為還有許多其他人也傾向于采用這同一種解決方法。
但我想知道，比如，達利（Dali）的畫和薩特的小說的一般有效性會不會因此&mdash&mdash盡管他們具有高超的藝術能力和敏銳的心理領會力&mdash&mdash而減弱呢？為了避免誤解，我得說明一下：我并不是說任何戲劇或小說都不應該表現神經症問題。
相反，在某個時期，當大部分人受到這些問題的折磨時，藝術表現能幫助很多人意識到其存在及意義，并幫助他們弄清楚這些問題。
當然，我也并不是說任何涉及心理問題的戲劇或小說，其結局都應該是大團圓。
例如，《推銷員之死》（DeathofaSalesman）的結尾就不是美滿的結局。
但是，這并不會讓我們感到迷惑不解。
它不僅控訴了一個社會和一種生活方式，而且，331它還清楚地描述了一個深陷于想象之中卻不去解決自己的問題（從自戀型解決方法的意義上說）的人必然會遭遇的下場。
如果我們不了解作者的立場，或者不了解作者是否在表述或宣稱某一種神經症解決方法是唯一的解決方法，那我們就無法理解這位作者的某件藝術作品。
從剛才所提及的考慮中，我們或許還可以找到另一個有關問題的答案。
由于神經症沖突或者他們的神經症解決方法可能會麻痹或損害藝術創造性，因此，我們肯定也可以說它們同時也能引發藝術創造性。
也許迄今為止大部分這樣的沖突和解決方法對藝術工作産生了一種不利的影響。
但是，我們該如何界定哪些沖突能為藝術家提供建設性動力，而哪些沖突會扼殺或削減藝術家的能力（或者損害其作品的價值）呢？這種界定僅僅取決于一個量的因素嗎？我們當然不能說藝術家的沖突越多，對他的工作就越好。
是不是有一些沖突會有利于他的工作，但太多沖突就沒有好處了呢？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界定&ldquo一些&rdquo和&ldquo太多&rdquo呢？ 顯然，當根據量來考慮時，我們會不着邊際。
有關建設性的神經症解決方法及其含義的思考指向了另一個方向。
不管藝術家沖突的性質任何，他都不能迷失在這些沖突之中。
他身上肯定存在某種非常有建設性的東西，能激發他掙脫這些沖突并對它們采取一種立場的願望。
不過，這等于是說不管他的沖突如何，他的真實自我都必須活躍到足以發揮作用。
從這些考慮中可以看出，人們通常所堅信的神經症對于藝術創造而言的價值其實并不存在。
剩下唯一有可能發生的是：藝術家的神經症沖突可能有助于激發他進行創造工作的動機。
而且，他的沖突以及他尋求擺脫這些沖突的方式可能是他創造的主題。
例如，就像一位畫家會表達他對某個山景的個人體驗一樣，他也會表達自己内心掙紮的個人體驗。
但是，隻有當他的真實自我還活躍，還能給予他深刻的個人體驗、332自發的欲望以及将其表達出來的能力時，他才能進行創作。
不過，正是這些能力，會因為他與自我的疏離而使他有陷入神經症的危險。
在這裡，我們逐漸看清了這種觀點的錯誤所在&mdash&mdash認為神經症沖突是藝術家不可或缺的推動力。
沖突最多隻能暫時性地激發動機，但創造沖動本身和創造力隻能來自他自我實現的欲望以及服務于自我實現的精力。
如果這些精力從用于簡單而直接地體驗生活被轉移去證明什麼東西&mdash&mdash證明他不是他自己&mdash&mdash那麼，他的創造力必定會受損。
相反，如果在分析中藝術家的自我實現欲望（即他的自我實現驅力）得到了解放，那麼他便會重獲其創造性。
如果認識到了這種驅力的力量，那麼，有關神經症對于藝術家之價值的所有争論從一開始就不會出現。
因此，藝術家不是因為有了神經症才能創作，而是盡管有神經症，但還是能夠進行創作。
&ldquo藝術的自發性&hellip&hellip乃是個人的創造性，是自我的表達。
&rdquo[4] *** 注釋： [1]本章部分段落摘自1948年發表在《美國精神分析雜志》（AmericanJournalofPsychoanalysis）上的一篇論文《工作中的抑制》（InhibitionsinWork）。
[2]在《工作中的抑制》一文中引用這兩個例子時，我僅提到了因未能達到預期的優秀而産生的反應。
[3]參見本書第十一章&mdash&mdash放棄。
[4]JohnMacmurray,ReasonandEmotion,FaberandFaber,Ltd.,London,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