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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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于法國象征派的。
但王獨清氏所作，還是拜倫式的雨果式的為多；就是他自認為仿象征派的詩，也似乎豪勝于幽，顯勝于晦。
穆木天氏托情于幽微遠渺之中，音節也頗求整齊，卻不緻力于表現色彩感。
馮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節，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詠的是頹廢、陰影、夢幻、仙鄉。
他詩中的色彩感是豐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
他譯過這一派的詩。
他也注重整齊的音節，但不是铿锵的而是輕清的；也找一點朦胧的氣氛，但讓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顔色，但不像馮乃超氏那樣濃。
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處。
姚蓬子氏也屬于這一派；他卻用自由詩體制。
在感覺的敏銳和情調的朦胧上，他有時超過别的幾個人。
——從李金發氏到此，寫的多一半是情詩。
他們和《詩镌》諸作者相同的是，都講究用比喻，幾乎當作詩的藝術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詠人道主義了。
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
1935年8月11日，寫畢于北平清華園。
附：編選凡例 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詩為主，也選叙事詩；拟作的歌謠不錄。
二、新詩别集很多，搜集完全，頗為困難。
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種（目另見，其中五種，詩文兼載），隻是就所能見到的憑主觀去取。
這其間自然免不了偏見，但總盼望取的是那些影響較廣或情景較新的。
其中也有兩家，是先在《詩》和《晨報詩镌》選了他們的詩，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别集，以其中的詩作于民國十七年以前的為準，不以集子出版的時日為準。
集子裡若有十六年以後作品，不錄。
如集中的詩全沒有年月，而從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确知其作于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選錄。
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詩中最早的，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是七年五月。
又《我的記憶》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這裡面的詩有民國十一年作的；而《我的記憶》一首作于十六年，足見其前各詩都是可選的。
又初版《志摩的詩》，從《現代評論》廣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
又《銀鈴》，十八年出，序中有“沉默已三年了”的話，因而推知那些詩作于十五六年的時候。
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說，裡面當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
又《花一般的罪惡》，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與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後《花一般的罪惡》一首見于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号）上，當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詩總集收《新詩年選》、《分類白話詩選》、《湖畔》、《雪朝》、《春的歌集》、《星海》六種。
《湖畔》以下三種是合集，非選本；《星海》兼載各種文字。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隻收《詩》和《晨報詩镌》。
又因田漢氏《江戶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國》曾選集中的詩，故錄二期。
六、作家以詩的時日為序。
别集以第一集中所記最早的時日為準。
不記時日的，以作序時日為準。
沒有序或有序而無時日的，設法查考；無從查考的，以集子出版時日為準。
總集如《年選》、《詩選》、《星海》，選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為準；但所錄的詩若在前，當以詩為準。
沒有集子而詩後記時日的，以所記為準；不記的以總集出版時日為準。
又，從《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選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無集的用别集例。
《詩》和《晨報詩镌》，用《年選》、《詩選》例。
——田漢氏所作，以《江戶之春》出版年（民國十一年）為準。
七、作家序列，照上條，在同年同月内，以有日數的居前；在同年内，以有月份的居前。
詩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詩話以引述為主；但所引述的大緻是編者所能相信的，刊于導言之後。
附言 編選時承周啟明先生惠借詩集多種，又承汪靜之先生寄來《湖畔》和《春的歌集》，趙家璧先生寄來《玄廬文存》和《分類白話詩選》，謹此緻謝！
但王獨清氏所作，還是拜倫式的雨果式的為多；就是他自認為仿象征派的詩，也似乎豪勝于幽，顯勝于晦。
穆木天氏托情于幽微遠渺之中，音節也頗求整齊，卻不緻力于表現色彩感。
馮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節，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詠的是頹廢、陰影、夢幻、仙鄉。
他詩中的色彩感是豐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
他譯過這一派的詩。
他也注重整齊的音節，但不是铿锵的而是輕清的；也找一點朦胧的氣氛，但讓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顔色，但不像馮乃超氏那樣濃。
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處。
姚蓬子氏也屬于這一派；他卻用自由詩體制。
在感覺的敏銳和情調的朦胧上，他有時超過别的幾個人。
——從李金發氏到此，寫的多一半是情詩。
他們和《詩镌》諸作者相同的是，都講究用比喻，幾乎當作詩的藝術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詠人道主義了。
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
1935年8月11日，寫畢于北平清華園。
附：編選凡例 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詩為主，也選叙事詩；拟作的歌謠不錄。
二、新詩别集很多，搜集完全，頗為困難。
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種（目另見，其中五種，詩文兼載），隻是就所能見到的憑主觀去取。
這其間自然免不了偏見，但總盼望取的是那些影響較廣或情景較新的。
其中也有兩家，是先在《詩》和《晨報詩镌》選了他們的詩，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别集，以其中的詩作于民國十七年以前的為準，不以集子出版的時日為準。
集子裡若有十六年以後作品，不錄。
如集中的詩全沒有年月，而從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确知其作于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選錄。
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詩中最早的，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是七年五月。
又《我的記憶》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這裡面的詩有民國十一年作的；而《我的記憶》一首作于十六年，足見其前各詩都是可選的。
又初版《志摩的詩》，從《現代評論》廣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
又《銀鈴》，十八年出，序中有“沉默已三年了”的話，因而推知那些詩作于十五六年的時候。
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說，裡面當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
又《花一般的罪惡》，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與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後《花一般的罪惡》一首見于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号）上，當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詩總集收《新詩年選》、《分類白話詩選》、《湖畔》、《雪朝》、《春的歌集》、《星海》六種。
《湖畔》以下三種是合集，非選本；《星海》兼載各種文字。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隻收《詩》和《晨報詩镌》。
又因田漢氏《江戶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國》曾選集中的詩，故錄二期。
六、作家以詩的時日為序。
别集以第一集中所記最早的時日為準。
不記時日的，以作序時日為準。
沒有序或有序而無時日的，設法查考；無從查考的，以集子出版時日為準。
總集如《年選》、《詩選》、《星海》，選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為準；但所錄的詩若在前，當以詩為準。
沒有集子而詩後記時日的，以所記為準；不記的以總集出版時日為準。
又，從《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選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無集的用别集例。
《詩》和《晨報詩镌》，用《年選》、《詩選》例。
——田漢氏所作，以《江戶之春》出版年（民國十一年）為準。
七、作家序列，照上條，在同年同月内，以有日數的居前；在同年内，以有月份的居前。
詩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詩話以引述為主；但所引述的大緻是編者所能相信的，刊于導言之後。
附言 編選時承周啟明先生惠借詩集多種，又承汪靜之先生寄來《湖畔》和《春的歌集》，趙家璧先生寄來《玄廬文存》和《分類白話詩選》，謹此緻謝！